〔摘要〕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厘清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本文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新中国70年以来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目前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均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产业结构逐渐向更加均衡转变，但也陷入了产业结构“换挡升级”，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却“掉挡”的困境。本文研究有利于在总结新中国70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发现并改正中国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0）04-0030-09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应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经改革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中国已经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正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经济增长更加平稳，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化^[1]。但是，經济新常态也伴随一些新问题，如“产业结构空心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而全要素生产率却不高等问题。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单纯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缺乏质量与效率^[2]，很难继续。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从要素驱动向生产率转变^[3]。产业发展以经济动能转换为落脚点^[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效率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摆脱当前经济困境的必由之路^[5-6]。可见，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学术界对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首先，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产业多元化，应该在实现产业多元化的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调整，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7]。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而工业的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外部性要强于服务业。因此，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的时候，应该保持工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8]。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经济加速阶段能够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而在经济减速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让位于产业结构高级化^[9]。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工业化前期和后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0]，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通过影响经济波动的幅度来影响经济增长^[11]。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中介的作用^[12]，而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13]。其次，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4]，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15]。另外，现代经济体系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6]。最后，对于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涂正革和陈立^[17]指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向现代部门和高效率生产部门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斌斌^[3]则认为空间溢出效应是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由产业结构调整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够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多是利用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来对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如系统GMM、工具变量法、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等用来研究影响因素^[13-18]，中介模型常用来研究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12]，空间计量模型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3-16]。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完善：首先，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泰尔指数或产业结构偏离度来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地区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差异^[18]，产业结构偏离度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各产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程度^[19]。其次，已有研究通常是选择一段很短的时间作为研究区间，无法为考察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提供借鉴。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数是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能综合地从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相互作用角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出建议。 　　基于已有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点：首先，采用一种通过对各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的新方法来更加准确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不仅能够反映各产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也能反映地区内部的产业差异。其次，对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分阶段考察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能为长期和短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最后，在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时，用地理权重矩阵代替相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并用经济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二、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本文根据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指数，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平减为以1952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为了提高数据平稳性，将获得的实际GDP取对数（lnGDP）作为被解释变量。
　　通用产业结构高级化（IS）和产业结构合理化（IR）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根据于斌斌^[3]的研究，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刘涛^[20]的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其中，g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g_i为产业i（i=1，2，3）的产值的增长速度，I_wi为产业i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IR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本文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Malmquist Indext）估计全要素生产率（TFP）。产出变量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GDP，投入变量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参照张军等^[21]的计算方法，其中经济折旧率δ取9.6%。劳动投入用各年份的就业人口来表示。基于实际GDP测度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2）
　　其中，

和

分别为t期和t+1期 的投入和产出，

和

分别为t期和t+1期的距离函数。
　　另外，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ST）、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RT）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考察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3-18]，选取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劳动生产率（pol）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政府干预程度用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
　　本文选取1953—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199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个别变量的缺失数据用横向对比同类型地区的方法补齐。
　　（二）模型设定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确定是否使用空间计量方法之前，要考察数据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只有存在空间依赖性才可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目前度量空间自相关最常用的方法是莫兰指数（Moran's I），莫兰指数^[22]的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3）
　　其中，

为样本方差，

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

为所有空间权重之和。如果莫兰指数的取值为[-1，0），说明变量存在空间负相关;如果莫兰指数的取值为（0，1]，说明变量存在空间正相关。 　　本文采用基于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定义如式（4）所示：

（4）
　　其中，

，

、

分別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度、纬度坐标。
　　利用莫兰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1953—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莫兰指数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大部分年份的莫兰指数都在0.04—0.09之间波动，且均大于0。另外，所有年份的地区GDP的莫兰指数的p值均小于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2.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面板模型如式（5）所示：

（5）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

为个体效应，

为时间效应，

为扰动项。当λ=0时，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λ=0且δ=0时，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τ=ρ=0且δ=0时，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3.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空间计量模型可以通过LR检验和Wald检验进行选择。参考郭旭红和武力^[23]的划分，将研究时间段分为三段：改革开放以前（1953—1977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7年）为第二阶段，以及深化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1998—2017年）为第三阶段。模型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根据1953—2017年、1953—1977年、1978—1997年和1998—2017年数据建立的SAR模型和SEM模型的LR检验和Wald检验的P值均小于5%，意味着拒绝SDM可以退化成SAR模型或SEM的原假设，说明应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同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也可以把SAR和SEM这两种模型的滞后性均考虑在内，以免残差自相关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24]。
　　4. 模型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经济增长存在空间相关性和时间相关性，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空间效应还要考虑时间效应^[25]。为了同时考虑这两种效应，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由于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应该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26]-[28]。参照章志华和唐礼智^[29]建立的模型，本文建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如式（6）所示：

（6）
　　其中，y_it表示第t年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产出（lnGDP），y_i，t-1表示滞后一期的实际产出，X_it为解释变量，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IS）、产业结构合理化（IR）、全要素生产率（TFP）、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ST）、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RT）、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劳动生产率（pol），τ是衡量上一期经济增长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的影响，WX_it为该地区变量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u_i为空间个体效应，

为扰动项。
　　三、1953—2017年中国省际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1953—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经济增长的一阶滞后项（lnGDP_1）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经济增长具有持久连续的特征，也证明了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是合理的。另外，由表2可以得出以下分析：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IS、IR、W×IS和W×IR的系数分别为1.112、0.002、39.143和0.905，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IS）和产业结构合理化（IR）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意味着产业的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和高加工度化，说明产业组织合理，掌握着高技术并且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能产生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并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使本地区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也能吸引相邻地区来学习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促进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调整。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能同时提高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能够促进本地区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协调发展，也能带动相邻地区的就业结构和土地结构的合理化，资源和就业人口在本地区和相邻地区之间合理流动，实现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产业均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带动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管是对本地区还是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說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由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主向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转变。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TFP和W×TFP的系数分别为1.402和46.803，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蒋佳等^[30]、刘建国和张文忠^[31]均指出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产业技术升级和管理模式改进，会吸引相邻地区来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产业技术，促进技术在地区之间流动。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仅能带动本地区生产力提高也能间接提高相邻地区生产力，从而促进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另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小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红利”很难对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持久的推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由产业结构调整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与于斌斌^[3]得出的结论相似。
　　第三，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ST、RT、W×ST和W×RT的系数分别是-0.001、-1.128、-0.951和-38.252，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不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姜鑫^[32]指出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的问题，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直接淘汰传统产业，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出现断层的问题。张长春等^[33]指出与40个经济体相近时期比较，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虽然中国产业结构正从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但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不高，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另外，表3为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由表3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长期和短期均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在长期和短期均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束缚将是长期的，应该尽快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发挥作用。 　　[24] 李成刚，杨兵，苗启香.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6）：33-42.
　　[25] 赵彦云，王康，邢炜.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J].统计研究，2017，（5）： 3-16.
　　[26] 邱兆林，王业辉.行政垄断约束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效应的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8，（5）：114-126.
　　[27] Elhorst，J.P.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14，37（3），389-405.
　　[28] 张虎，韩爱华，杨青龙.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2）：3-20.
　　[29] 章志华，唐礼智.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J].统计研究，2019，（4）：29-38.
　　[30] 蒋佳，赵晶晶，盛玉雪.高等教育、异质性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研究[J].学海，2019，（3）：170-175.
　　[31] 刘建国，张文忠.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研究[J].地理科学，2014，（5）：522-530.
　　[32] 姜鑫.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析[J].中国市场，2019，（11）：57-58.
　　[33] 张长春，徐文舸，杜月.我国生产率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8，（1）：28-41，56.
　　[34] 张小筠，刘戒骄.改革开放40年产业结构政策回顾与展望[J].改革，2018，（9）：42-54.
　　[35] 杨丽君，邵军.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再估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0）：59-77.
　　Industrial Struct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 Historical Survey of 70 Years of New China
　　ZHANG Ya-xin，SU Xue-lian
　　（School of Stat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economic growth，and clarifying the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economic growt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takes China’s 31 provinces（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s research objects，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n China’s econom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The research redults show that China’still has the problems of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Moreover，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creas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In addition，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Finally，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a more balanced one，but it has also fallen into a dilemma of ‘shifting and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ownshift’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This study is conducive to summariz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d to discovering and correct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in a timely manner，which is of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conomic growth;dynamic space durbin model
　　（責任编辑：尚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