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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主题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讲话。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不仅具有对外文化交流的丰富经验，还拥有国内一流的国际传播平台、杰出的智库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刚刚召开的中共上海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又提出“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并作了重要部署。
2021年6月23日下午，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中共闵行区委宣传部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上海市莘庄工业区联合主办了“建党百年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全球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确立与认同”“上海城市形象国际推广”等核心议题，就国际传播的平台和能效、话语体系构建、互联网科技赋能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陈圣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习总书记的讲话将国际传播上升到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上海的城市规模、资源、传承和精神、品质，决定了上海应该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领跑者和讲好可信可爱可敬中国故事的最佳故事员，上海应该有这样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担当。上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注意从现代语境、国际表达和市场博弈三方面全面发力。具体而言，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注意把握时代的脉搏，寻找当下的文化共鸣点，又要注重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运用国际上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提高彼此交流的契合度，还要敢于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受众自觉、自愿的文化消费来实现最大的传播效益。此外，还需要注意精准化传播，也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方式，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就要致力提高全球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胡明华（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研讨会的举办呼应了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的重要精神，上海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丰富经验，上海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关注并全方位展现城市软实力，闵行希望与社会高端智库、专家、高校形成更为紧密的链接和互动，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让全世界能够看见闵行、了解上海，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
任小文（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当其时，体现了上海国际文化学会的主动思考和学术担当。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说明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发展到了必须提升软实力的阶段，从上海这座城市来讲，我们要承担国家赋予上海的使命，也必须提高上海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注意梳理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和价值观优势，在探索和实践中，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新媒体资源和海归人才资源等外宣资源，融入中国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好智库的研究、策划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建好外宣窗口，更要做好节庆活动、文化产品、文艺演出等中国外宣品牌，要真实、全面、客观、立体地对外展示中国，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今日繁荣昌盛、和平友好的中国。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承担着国家重任，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上海加强城市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是服务于国家战略，也是城市新一轮发展的现实需求。
徐以骅（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宗教交流，首先需要注意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相互补充。人文交流具有创新性、广涵性、本土性和时代性，更能体现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色和思想源泉，且与公共外交具有兼容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因此，在宗教领域不宜把过多的正式外事功能加之于宗教和宗教团体;第二需要加强宗教智库与国际话语权建设，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总体布局、基础性研究和对外宣传、交流。宗教智库不仅作为“思想库”，而且作为“人才库”，可以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宗教政策和宗教国情知识培训，为我国宗教界人士进入国际宗教组织，参与国际治理，从而提升中国宗教的国际形象、地位和话语权，做好战略储备;第三需要重視新兴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如果不重视新媒体，并且与国际新媒体隔绝，国内建制教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在国内外宗教舆论场中就会处于失语状态，讲好中国的宗教故事自然就无从谈起，或者进一步“内卷化”。此外，还应重视对外宗教交流的学术支撑，否则不利于宗教学术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甚至削弱对外宗教交流的可持续性和传播力;最后需要注重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改变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以文化传播为主题，人文交流为媒介，发挥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侨民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避免外宣内宣化，并建立关于中国国情和现状的系统性对外翻译的长效机制。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全球化以来城市竞争已进入锐化阶段，硬实力是初阶段生产要素，软实力就是高阶段的生产要素，通过软实力的提升，可以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提供加速器的作用。在后疫情出现的逆全球化态势中，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就是在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讲述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同时还需要端正讲好中国故事的姿态，以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传播内容要注重时效性和亲和力，可以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器物、仪式、细节等层面入手，柔化意识形态色彩，要让对方从心里接受，进而促进中国和平、友好大国的形象塑造。
荣跃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竞争，特别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其背后是东西方国家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较量。对外文化交流取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需要着力把握国际传播能力形成和提升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继续加强和扩大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首先，要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水平，积极开拓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海外市场，只有赢得海外市场，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第二，把握当前数字化带来的全球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和国际文化意识形态格局，重塑新机遇。以抖音、腾讯、B站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兴媒体努力开拓海外市场的成功实践，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新路径，应予以重视和深入研究并纳入国际文化交流体系;第三，积极发展和完善国际化、大众化、高质量的中国文化传播载体和表达样式。要从现实国情出发，依托中国经济社会综合优势，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积极打造年轻人喜爱、符合时代潮流，尤其是数字技术可以加持的国际化大众媒介。完善国际化高质量的表达样式，全面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审美水准。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很多词语翻译、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都是以西方为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而梁启超等众多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百多年前就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这种自觉正是我们当下的翻译活动中所严重缺失的。例如，文本选择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双重标准。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较少考虑中国读者和观众。此外，还有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如此一来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说明像杨宪益等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所采取的尽量忠实原文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也说明这个时间中国文学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文学作品的翻译绝不能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地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导向，要摒弃纯文学思维，要重视政治因素，也要培养市场思维，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孙宜学（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好的中国故事应该具有七方面特质。首先，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2020年，我们组织编写了一套“国际学生感悟中国丛书”，就是从如何向留学生讲好历史和当代中国故事、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等角度，探索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創新理论;第二，好的中国故事不一定十全十美，因此不要过于强调故事和人物的十全十美，有缺点、待完善的故事可能更符合事实，也更符合接受者的期待;第三，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有差异的故事。文化因为差异才多彩，我们既要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同时还要讲出特殊性，并借助特殊性来讲普遍性，讲清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同”和“异”的关系;第四，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以和为贵的故事。追求人类和平是一切文化内在的共性，以中国的“以和为贵”故事，引发出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追求和平的因子，是实现中国故事世界化的基本途径;第五，好的中国故事都源于生动的中国生活。只有客观向世界展示日常化、生活化的当代中国，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中国观，才能推动世界与时俱进地认知和研究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并助力中国向世界表达中国;第六，要讲好中国发展中的苦难和危机故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苦难与奋斗的历史，始终充满危机和风险，但只要克服了矛盾和冲突，就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机会——及时向世界讲好这个故事，就能及时消除偏见、以正视听，而且也一定能“讲通”;第七，要借力中外媒体融通合作。中国媒体是讲中国故事的主体，国内外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媒体要更主动、更精准地回应世界关切，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协力协同协调，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精准对接海外接受群体，形成给即所需，所愿即给的中国故事精准落地新局面。
花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在国际文化贸易和文化传播中需要注意三方面问题：第一，树立优势，调动对外文化传播资源。上海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际化大城市，连续多年大量出口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就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据此，上海要持续探索，充分调动和整合多年来积累的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基地、机构、平台和资源，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立体声和全频道力量;第二，分析对象，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性。要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仔细分析“听故事”和“看故事”的对象，深入研究“向谁讲”“怎样讲”“讲什么”等问题。上海需要因势利导，分析不同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对象，在双向和多边合作中推动多元文化的互联互通和交流共享，把东盟国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范围内的重点城市，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从点到面，稳步展开;第三，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融媒体传播的新型模式。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文化产品贸易所受到的地域限制，打破了单个产业链的单线条和封闭性，这是上海推动对外文化传播的重大机遇。上海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就必须因势利导、乘势而上，积极依托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的数字文化生产主体，开发新的对外文化传播模式。
任一鸣（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际文化室主任）：国际文化传播需要注重传播效果，效果是对能力的检测，也是传播行为的目的最终是否达成的标志。因此，反观传播效果，需要在共同的审美基础上，首先寻求和拓展中外话语融合的话语策略，即能够让接受方理解和欣赏、传受双方彼此都能产生审美共鸣的话语策略。在此过程中，传播者的文化融合背景也很重要，可以邀请外国人回到本国用对方喜闻乐见的形式讲中国故事;第二，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接受场域和受众群体的研究。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应该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视。国际传播需要有明确的话语对象，在充分了解接受场域的媒介生态、传媒市场和受众特征的基础上，在尊重其他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审美习俗和道德准则的前提下，结合话语对象的语言特点，进行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精细化传播;第三，必须开展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也即传播影响力评估，以便我们及时发现传播过程中的短板和偏差，及时纠偏补漏，为国际传播实践者提供策略建议，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目标。
胡雪桦（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教授）：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是学界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代文化人的时代责任。国际文化传播需要特别关照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以我担任导演的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和谭盾创作的音乐《慈悲颂》以及李子柒团队的视频为例，说明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一定要找到很好的契合点。国际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在精神上获得共鸣，尤其在全球化的后疫情时代，文化传播需要更多从人类精神价值方面获得最大、最广的文化认可。这就需要对传播内容精心设计，突出民族特性，同时还要在人类精神的更高格局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接受。此外，以我深度参与的京剧《霸王别姬》纽约大都会演出版为例，也足以说明国际文化传播，要在不同语境的传播方式上进行有意识地考量和选择，要注重叙述语言的结构和不同语境传播内容的转化方式。
任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总结《西厢记》《渔光曲》《马路天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早期上海电影的国际传播成功经验，可以受到启迪：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对艺术作品艺术成就，和对具有共通性的人性与情感的并重。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要能够以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故事打造持久的艺术吸引力，美学上要具有完整性和突破性，而创作者则要以严肃的创作精神提升艺术品格，对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进行具有深度和独到性的阐释。
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向国际展示中国形象，争取在世界大舞台上把中国的形象演得更好。就艺术表演而言，要落实从以创作为中心向以演出为中心的转换，一方面要学习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世界传播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还要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支持真实反映当今老百姓生活的影视戏剧作品，突出老百姓，讲好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故事，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想，柔化意识形态宣传色彩。大型活动之外，要更多地想一想怎么细水长流地做演出，最好是让民间团体常年去做，党和政府在背后指导、帮助就好;就“社会表演”而言，传播不是单向的宣传，要以对方理解、接受和能够认同的方式，通过对话式的双向交流让国际受众“听进去”。
张军（上海戏曲学校校长、国家一级演员）：以我自己的海外演出经验为例，像“昆曲，向世界传播中国美”这样的演出主旨，一般都能达到意想中的效果。国际文化传播首先要做到内容有趣、有创意，保证内容吸引力。过去海外观众只是抱着好奇、猎奇心理观看中国传统文化演出，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现在海外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纯正、具有创新精神并且能真正代表中国戏剧当下水平的表演;其次，要能够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观点相互碰撞、影响的效果。要多参加国际重要艺术展演，与国际主流文化形成对话，只有影响主流，才可以影响更多，才能有力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最后，要在文化传播中彰显当代中国年轻人的蓬勃生机，改变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同时还要注重青年人的传统文化传承，积极培育年轻一代的戏剧传承者，并在国际上创造更多演出機会以彰显中国在这方面的前瞻性。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应该特别强调话语能力和叙事能力，而上海故事就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汇聚了关于中国故事几乎所有的典型要素，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打造上海故事的新叙事、新表述、新内涵，更加鲜明地彰显上海故事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特别是在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之后，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进行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要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逐渐摆脱对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城市理论的阐释依赖，充分体现上海独特而丰富的叙事资源优势，充分彰显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找到具有年轻态、时代感的演绎和表达方式，用创新的形式和专注的匠心为优秀文化资源赋能，不断释放上海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活力、魅力。
符湘林（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还有语言、渠道以及文化形象、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不足，而国际传播既是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斗争和复杂的社会行为，专业性极强，做好它很不容易。因此不能直接套用他国文化价值或传播经验，要建立具有创新能力、注重传播效果的体制，利用数字化产业发展优势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灵活把握官方与非官方、媒体与非媒体、国内和国外等影响因素，转化话语体系，注重与国际机构和国际渠道的合作，倾听和重视国际友人的观点和建议，并注重文化传播内容的时效性，面向未来、引领潮流，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道路和中国自信，塑造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文化形象。
解路军（同济大学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战后，德国以音乐为媒介，对内鼓舞民心重建家园，对外传达和平友好心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就我亲身经历的中德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为例，可以看到，疫情时代在国际环境中传达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向世界展示更立体、全面和有文化内涵的中国风貌，消除文化隔阂带来的误解，还可以进而促进国家软实力建设。
蔡丰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常务副主任）：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而上海近年来在有关非遗的保护与传播方面取得了极大发展，对于上海城市形象的宣传和塑造以及海派风格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促进了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通过非遗的各类展览、展示、国际论坛，我们开辟了世界认识上海的窗口。旗袍、海派饮食、海派戏曲等非遗项目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登上国际舞台并大受欢迎，经过跨界融合还进入到现代的审美殿堂。总体而言，非遗在我们民族文化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更多国外认同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要树立自己的形象，一方面需要有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一整套比较高端、雅致的高雅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深入民心、和老百姓生活紧密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由此才能更好树立与打造自身的城市形象，并取得更大的国际社会认同。
薛中军（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国际文化传播首先要重视“媒介间性”规律。我们要让世界了解真实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把控强化国际传播路径内涵，就要重视传媒传播的多样性、复杂性。要按党中央的要求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新使命新要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构建好立体式大外宣格局;第二，要关注国际信息传播关键环节和理念的把控。我们要强化信道力量，构建适时、适宜、适效的国际信息传播路径，还要重视受众接受心理，向各种受众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美好形象，尽量使信息传播反馈达到最优化效果;第三，要强化传播内涵的丰富性，即强化中国文化自信、注重中国特色传播、弘扬中国担当。在技术智慧赋能提升同时，在强化中国文化自信基础上，聚焦中国内涵、中国特色、中国担当等路径内涵的国际传播，有必要多元多向发力。
2021年6月23日下午，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中共闵行区委宣传部作为指导单位，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上海市莘庄工业区联合主办了“建党百年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全球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确立与认同”“上海城市形象国际推广”等核心议题，就国际传播的平台和能效、话语体系构建、互联网科技赋能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陈圣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习总书记的讲话将国际传播上升到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上海的城市规模、资源、传承和精神、品质，决定了上海应该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领跑者和讲好可信可爱可敬中国故事的最佳故事员，上海应该有这样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担当。上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注意从现代语境、国际表达和市场博弈三方面全面发力。具体而言，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注意把握时代的脉搏，寻找当下的文化共鸣点，又要注重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运用国际上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提高彼此交流的契合度，还要敢于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受众自觉、自愿的文化消费来实现最大的传播效益。此外，还需要注意精准化传播，也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方式，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就要致力提高全球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胡明华（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研讨会的举办呼应了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的重要精神，上海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丰富经验，上海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关注并全方位展现城市软实力，闵行希望与社会高端智库、专家、高校形成更为紧密的链接和互动，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让全世界能够看见闵行、了解上海，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
任小文（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当其时，体现了上海国际文化学会的主动思考和学术担当。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说明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发展到了必须提升软实力的阶段，从上海这座城市来讲，我们要承担国家赋予上海的使命，也必须提高上海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注意梳理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和价值观优势，在探索和实践中，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新媒体资源和海归人才资源等外宣资源，融入中国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好智库的研究、策划作用，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建好外宣窗口，更要做好节庆活动、文化产品、文艺演出等中国外宣品牌，要真实、全面、客观、立体地对外展示中国，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今日繁荣昌盛、和平友好的中国。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承担着国家重任，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上海加强城市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是服务于国家战略，也是城市新一轮发展的现实需求。
徐以骅（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宗教交流，首先需要注意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相互补充。人文交流具有创新性、广涵性、本土性和时代性，更能体现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色和思想源泉，且与公共外交具有兼容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因此，在宗教领域不宜把过多的正式外事功能加之于宗教和宗教团体;第二需要加强宗教智库与国际话语权建设，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总体布局、基础性研究和对外宣传、交流。宗教智库不仅作为“思想库”，而且作为“人才库”，可以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宗教政策和宗教国情知识培训，为我国宗教界人士进入国际宗教组织，参与国际治理，从而提升中国宗教的国际形象、地位和话语权，做好战略储备;第三需要重視新兴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如果不重视新媒体，并且与国际新媒体隔绝，国内建制教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在国内外宗教舆论场中就会处于失语状态，讲好中国的宗教故事自然就无从谈起，或者进一步“内卷化”。此外，还应重视对外宗教交流的学术支撑，否则不利于宗教学术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甚至削弱对外宗教交流的可持续性和传播力;最后需要注重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改变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以文化传播为主题，人文交流为媒介，发挥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侨民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避免外宣内宣化，并建立关于中国国情和现状的系统性对外翻译的长效机制。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全球化以来城市竞争已进入锐化阶段，硬实力是初阶段生产要素，软实力就是高阶段的生产要素，通过软实力的提升，可以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提供加速器的作用。在后疫情出现的逆全球化态势中，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就是在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讲述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同时还需要端正讲好中国故事的姿态，以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传播内容要注重时效性和亲和力，可以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器物、仪式、细节等层面入手，柔化意识形态色彩，要让对方从心里接受，进而促进中国和平、友好大国的形象塑造。
荣跃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竞争，特别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其背后是东西方国家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较量。对外文化交流取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需要着力把握国际传播能力形成和提升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继续加强和扩大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首先，要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水平，积极开拓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海外市场，只有赢得海外市场，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第二，把握当前数字化带来的全球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和国际文化意识形态格局，重塑新机遇。以抖音、腾讯、B站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兴媒体努力开拓海外市场的成功实践，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新路径，应予以重视和深入研究并纳入国际文化交流体系;第三，积极发展和完善国际化、大众化、高质量的中国文化传播载体和表达样式。要从现实国情出发，依托中国经济社会综合优势，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积极打造年轻人喜爱、符合时代潮流，尤其是数字技术可以加持的国际化大众媒介。完善国际化高质量的表达样式，全面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审美水准。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很多词语翻译、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都是以西方为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而梁启超等众多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百多年前就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这种自觉正是我们当下的翻译活动中所严重缺失的。例如，文本选择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双重标准。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较少考虑中国读者和观众。此外，还有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如此一来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说明像杨宪益等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所采取的尽量忠实原文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也说明这个时间中国文学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文学作品的翻译绝不能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地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导向，要摒弃纯文学思维，要重视政治因素，也要培养市场思维，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孙宜学（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好的中国故事应该具有七方面特质。首先，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2020年，我们组织编写了一套“国际学生感悟中国丛书”，就是从如何向留学生讲好历史和当代中国故事、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等角度，探索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創新理论;第二，好的中国故事不一定十全十美，因此不要过于强调故事和人物的十全十美，有缺点、待完善的故事可能更符合事实，也更符合接受者的期待;第三，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有差异的故事。文化因为差异才多彩，我们既要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同时还要讲出特殊性，并借助特殊性来讲普遍性，讲清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同”和“异”的关系;第四，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以和为贵的故事。追求人类和平是一切文化内在的共性，以中国的“以和为贵”故事，引发出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追求和平的因子，是实现中国故事世界化的基本途径;第五，好的中国故事都源于生动的中国生活。只有客观向世界展示日常化、生活化的当代中国，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中国观，才能推动世界与时俱进地认知和研究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并助力中国向世界表达中国;第六，要讲好中国发展中的苦难和危机故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苦难与奋斗的历史，始终充满危机和风险，但只要克服了矛盾和冲突，就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机会——及时向世界讲好这个故事，就能及时消除偏见、以正视听，而且也一定能“讲通”;第七，要借力中外媒体融通合作。中国媒体是讲中国故事的主体，国内外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媒体要更主动、更精准地回应世界关切，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协力协同协调，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精准对接海外接受群体，形成给即所需，所愿即给的中国故事精准落地新局面。
花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在国际文化贸易和文化传播中需要注意三方面问题：第一，树立优势，调动对外文化传播资源。上海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际化大城市，连续多年大量出口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就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据此，上海要持续探索，充分调动和整合多年来积累的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基地、机构、平台和资源，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立体声和全频道力量;第二，分析对象，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性。要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仔细分析“听故事”和“看故事”的对象，深入研究“向谁讲”“怎样讲”“讲什么”等问题。上海需要因势利导，分析不同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对象，在双向和多边合作中推动多元文化的互联互通和交流共享，把东盟国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范围内的重点城市，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从点到面，稳步展开;第三，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融媒体传播的新型模式。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文化产品贸易所受到的地域限制，打破了单个产业链的单线条和封闭性，这是上海推动对外文化传播的重大机遇。上海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就必须因势利导、乘势而上，积极依托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的数字文化生产主体，开发新的对外文化传播模式。
任一鸣（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际文化室主任）：国际文化传播需要注重传播效果，效果是对能力的检测，也是传播行为的目的最终是否达成的标志。因此，反观传播效果，需要在共同的审美基础上，首先寻求和拓展中外话语融合的话语策略，即能够让接受方理解和欣赏、传受双方彼此都能产生审美共鸣的话语策略。在此过程中，传播者的文化融合背景也很重要，可以邀请外国人回到本国用对方喜闻乐见的形式讲中国故事;第二，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接受场域和受众群体的研究。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应该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视。国际传播需要有明确的话语对象，在充分了解接受场域的媒介生态、传媒市场和受众特征的基础上，在尊重其他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审美习俗和道德准则的前提下，结合话语对象的语言特点，进行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精细化传播;第三，必须开展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也即传播影响力评估，以便我们及时发现传播过程中的短板和偏差，及时纠偏补漏，为国际传播实践者提供策略建议，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目标。
胡雪桦（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教授）：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是学界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代文化人的时代责任。国际文化传播需要特别关照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以我担任导演的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和谭盾创作的音乐《慈悲颂》以及李子柒团队的视频为例，说明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一定要找到很好的契合点。国际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在精神上获得共鸣，尤其在全球化的后疫情时代，文化传播需要更多从人类精神价值方面获得最大、最广的文化认可。这就需要对传播内容精心设计，突出民族特性，同时还要在人类精神的更高格局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接受。此外，以我深度参与的京剧《霸王别姬》纽约大都会演出版为例，也足以说明国际文化传播，要在不同语境的传播方式上进行有意识地考量和选择，要注重叙述语言的结构和不同语境传播内容的转化方式。
任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总结《西厢记》《渔光曲》《马路天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早期上海电影的国际传播成功经验，可以受到启迪：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对艺术作品艺术成就，和对具有共通性的人性与情感的并重。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要能够以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故事打造持久的艺术吸引力，美学上要具有完整性和突破性，而创作者则要以严肃的创作精神提升艺术品格，对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进行具有深度和独到性的阐释。
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向国际展示中国形象，争取在世界大舞台上把中国的形象演得更好。就艺术表演而言，要落实从以创作为中心向以演出为中心的转换，一方面要学习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世界传播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还要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支持真实反映当今老百姓生活的影视戏剧作品，突出老百姓，讲好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故事，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想，柔化意识形态宣传色彩。大型活动之外，要更多地想一想怎么细水长流地做演出，最好是让民间团体常年去做，党和政府在背后指导、帮助就好;就“社会表演”而言，传播不是单向的宣传，要以对方理解、接受和能够认同的方式，通过对话式的双向交流让国际受众“听进去”。
张军（上海戏曲学校校长、国家一级演员）：以我自己的海外演出经验为例，像“昆曲，向世界传播中国美”这样的演出主旨，一般都能达到意想中的效果。国际文化传播首先要做到内容有趣、有创意，保证内容吸引力。过去海外观众只是抱着好奇、猎奇心理观看中国传统文化演出，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现在海外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纯正、具有创新精神并且能真正代表中国戏剧当下水平的表演;其次，要能够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观点相互碰撞、影响的效果。要多参加国际重要艺术展演，与国际主流文化形成对话，只有影响主流，才可以影响更多，才能有力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最后，要在文化传播中彰显当代中国年轻人的蓬勃生机，改变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同时还要注重青年人的传统文化传承，积极培育年轻一代的戏剧传承者，并在国际上创造更多演出機会以彰显中国在这方面的前瞻性。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应该特别强调话语能力和叙事能力，而上海故事就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汇聚了关于中国故事几乎所有的典型要素，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打造上海故事的新叙事、新表述、新内涵，更加鲜明地彰显上海故事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特别是在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之后，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进行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要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逐渐摆脱对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城市理论的阐释依赖，充分体现上海独特而丰富的叙事资源优势，充分彰显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找到具有年轻态、时代感的演绎和表达方式，用创新的形式和专注的匠心为优秀文化资源赋能，不断释放上海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活力、魅力。
符湘林（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还有语言、渠道以及文化形象、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不足，而国际传播既是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斗争和复杂的社会行为，专业性极强，做好它很不容易。因此不能直接套用他国文化价值或传播经验，要建立具有创新能力、注重传播效果的体制，利用数字化产业发展优势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灵活把握官方与非官方、媒体与非媒体、国内和国外等影响因素，转化话语体系，注重与国际机构和国际渠道的合作，倾听和重视国际友人的观点和建议，并注重文化传播内容的时效性，面向未来、引领潮流，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道路和中国自信，塑造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文化形象。
解路军（同济大学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战后，德国以音乐为媒介，对内鼓舞民心重建家园，对外传达和平友好心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就我亲身经历的中德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为例，可以看到，疫情时代在国际环境中传达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向世界展示更立体、全面和有文化内涵的中国风貌，消除文化隔阂带来的误解，还可以进而促进国家软实力建设。
蔡丰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常务副主任）：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而上海近年来在有关非遗的保护与传播方面取得了极大发展，对于上海城市形象的宣传和塑造以及海派风格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促进了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通过非遗的各类展览、展示、国际论坛，我们开辟了世界认识上海的窗口。旗袍、海派饮食、海派戏曲等非遗项目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登上国际舞台并大受欢迎，经过跨界融合还进入到现代的审美殿堂。总体而言，非遗在我们民族文化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更多国外认同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要树立自己的形象，一方面需要有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一整套比较高端、雅致的高雅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深入民心、和老百姓生活紧密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由此才能更好树立与打造自身的城市形象，并取得更大的国际社会认同。
薛中军（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国际文化传播首先要重视“媒介间性”规律。我们要让世界了解真实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把控强化国际传播路径内涵，就要重视传媒传播的多样性、复杂性。要按党中央的要求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新使命新要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构建好立体式大外宣格局;第二，要关注国际信息传播关键环节和理念的把控。我们要强化信道力量，构建适时、适宜、适效的国际信息传播路径，还要重视受众接受心理，向各种受众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美好形象，尽量使信息传播反馈达到最优化效果;第三，要强化传播内涵的丰富性，即强化中国文化自信、注重中国特色传播、弘扬中国担当。在技术智慧赋能提升同时，在强化中国文化自信基础上，聚焦中国内涵、中国特色、中国担当等路径内涵的国际传播，有必要多元多向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