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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银锭桥向北顺桥而下,进入小石碑胡同上行几步右转便进入烟袋斜街,沿着斜街再向前行几分钟就到了地安门外大街。
烟袋斜街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三十米,但从明代中期形成街巷至今,它已经跨越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五百年的时光变迁,使这条短短的斜街容纳了太多的历史元素,太多的人文色彩和光怪陆离且日渐火爆的商业氛围。元代的打渔厅、明代的广福观、清代的庆云楼和鑫园浴池等旧建筑见证了这条斜街的过去。
北京的斜街原本就不多,屈指算來只有宣武门外枣林斜街、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安定门外外馆斜街等。我发现,尽管上述斜街都是小胡同规模,但只要是斜的街道都不称作胡同,而都被冠名为“街”,烟袋斜街也是如此。现在,随着北京城市发展大多数斜街都已面目全非,几乎都被改造成了宽阔的名副其实的大街,只有烟袋斜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貌。
据《日下旧闻录》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后来改名为“烟袋斜街”。据说在清朝中后期旗人嗜好旱烟和水烟,为此斜街上烟具店林立,当时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一根碗口粗的木雕大烟袋,十分醒目,因此烟袋斜街就被叫开了。还有人说称作烟袋斜街是因为整个胡同形状似烟袋,我站在高处俯视斜街,的确这条不长的斜街形状宛如一根巨大的烟袋,难怪有诗云:后海波寒柳雾凉,一根烟袋点残阳。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烟袋斜街与北京老城区内的很多胡同非常相似,人口高度密集。两侧的很多院落都被许许多多家庭所分割,形成了非常普遍的“大杂院”特色,就连明代中期建成的广福观内也住进了几十户人家。现在广福观修缮一新,老住户们也都迁离。前不久,我来此参观时看到一对外迁的老夫妇回来怀旧,他们指着大殿外的一角说:原来就住在这里。可见当时的广福观除了现有建筑外,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屋。
那时候,斜街两侧的房屋破旧,路面也坑洼不平,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斜街上大多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操着京腔京韵的老北京话相互间打着招呼,悠闲地走出来到什刹海岸边转上一圈。到了晚上,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消食、乘凉,昏暗的街灯追随着老邻居们厚重而蹒跚的身影。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烟袋斜街没有灯红酒绿,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更没有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嘈杂的叫卖声。老北京居民住户是这里最主要的人文元素,即便是有路人走过,也大多是借道去什刹海休闲游玩的北京人。那时父母常带我们穿过斜街,然后走过银锭桥去什刹海南岸串亲戚。曾记得斜街上有一家百年历史的鑫园浴池,坐落在斜街东口北侧。相传鑫园浴池是光绪年间建成并开张营业,业主是李莲英的嗣子李福庆。当年鑫园浴池可谓是浓缩了老北京人的情怀,他们每周在这里泡泡澡,还可以搓背、拔罐子、修脚。常光顾这里的北京老少爷们儿们觉得,不论你是多大的官儿、多富裕的主儿,也不论你是乞丐或者是捡破烂儿的,脱光了跳进池子,大家伙都能平等地谈天说地。
现在鑫园浴池经历了百多年的沉浮终于消失了,浴池旧址变成了单纯经营住宿的馨园客栈。百年鑫园浴池改行了,这条街也变了模样。
有人说烟袋斜街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认为其在元大都建成之初就形成了街巷,实际上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城市的斜街,其成因大都是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所致。也就是说北京现有斜街都非人为规划,而是受囿于不可克服和改变的外在条件影响和制约才形成的。至于烟袋斜街,应该属于典型的“沿水系生长型街道”,也就是说烟袋斜街的形成同什刹海水域的变迁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我认为,早在元大都建成之初,烟袋斜街一带并没有人居住,也没有形成街道,而是被积水潭(海子)水面覆盖。
元朝大都城建成之前,什刹海一带属于古永定河支流高粱河河道泛洪区,多水洼、多泥泽,那时候这里生长白莲,因此被老百姓称为“白莲潭”。白莲潭所在的位置是金中都城北郊地区,人烟稀少,荒草丛生。元初,鉴于金中都城受连年战火破坏已经残破不堪,而白莲潭一带水源充足,地形宽敞,不仅可以成为新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将来的帝都涵养水源。于是,经过仔细堪舆和计算,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及其弟子们找到了白莲潭一连串的湖洼规律,在它们弓形的水系东侧找到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切线,并把这条线与金代大宁宫的中轴线连接起来,于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诞生了。这条中轴线对于什刹海地区的历史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早在七百多年前就人为制定出了北京的城市格局,还框定了当时积水潭水系的东部边界。 之后,郭守敬奉召修举水利,他上引京城西北白浮泉等诸多泉水经高粱河汇入白莲潭,下疏通州至金中都通惠河等旧河道与南北通衢“京杭大运河”相连,使得白莲潭华丽转身为烟波浩渺的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总码头。积水潭的形成,不仅提供了大都城数十万人生活用水,也贯通了帝京与南方富足地区的水路交通,南方的物资可以长驱直入进到京城。当时积水潭水面宽阔,千帆竞过,《元史郭守敬传》记载说:海子内“舳舻蔽天”,可见盛况空前。老百姓说:“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意思是北京的各种建筑材料是从京杭大運河上运过来的,而当时的积水潭就是这条生命线的终点。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很难还原当年积水潭潭水面积。但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推断出从元初到明初这段时间内,这片水域的面积范围应该是:东到元大都规划的中轴线,即现在的地安门大街西侧一线;西至元大都西城墙,即现在西二环路内;北面紧邻鼓楼西斜街,即现在的鼓楼西大街;南面是元朝设立的析津坊,即与现状水面南岸大致相仿。也就是说当时积水潭水面,几乎是覆盖了烟袋斜街的大部分。现代学者郭超先生《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中援引《元统一志》和《析津志》的记载,将烟袋斜街所在的区域标注为日中坊或请茶坊,但是参照元代中期以前的地图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便这一带在元大都初期确属有坊名,也很少有人居住,大部分区域都为积水潭水面所覆盖。
现在烟袋斜街东口有元代“打渔厅”旧址,打渔厅是元代管理船政和渔政的衙门,毗邻京杭大运河总码头而建也有其合理性。另外地安门商场南侧现存一座火德真君庙,据记载其始建于唐代,元代曾经修复过,当时寺庙位于大运河万宁桥漕运水道与积水潭的连接处。上述三个建筑应该同在一条南北经线上,打渔厅在北,漕运总码头居中,火德真君庙在南。它们西临积水潭,东倚元大都中轴线。应该说不论是漕运总码头还是打渔厅官衙亦或是真君庙都临水而建,它们不仅见证了从大运河而来的船只千帆竞过的华丽场面,还见证了积水潭的历代变迁。
元朝处于中国气候史第四温暖期,尽管其间气候变化很大,但气候相对温暖且降雨量丰沛。到了元朝中后期,中国北方进入到气候寒冷期,降雨量随之大为减少。再加上元朝大都城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积水潭水源上游的集镇、村庄等人口增加迅猛。伴随着土地大量开垦,对水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下游河水水量减少、河道淤塞。到了明代第三位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将原有的北城墙南移,致使高粱河和坝河的一段被放在了城外,改变了这两条河作为积水潭供水水源的基本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元初由白浮泉引水经瓮山泊接济积水潭的主水源地,正好位于明朝皇室新勘定的明皇陵正南方,被认为“有伤风水地脉”而彻底弃用,这一举措致使引西山水济积水潭的来水彻底断流。随着积水潭潭水逐渐萎缩,湖岸边某些浅水区或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干枯转变为土地,或变为湿地。据说当年,在积水潭东北侧,即现在鼓楼西大街南侧和烟袋斜街一带曾经出现了大面积稻田。《燕都游览志》记载说:在“三圣庵(位于后海鸦儿胡同)后筑观稻亭,南人于此艺水田,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现在的鸦儿胡同位于烟袋斜街西侧,与烟袋斜街相通,这或许说明烟袋斜街的一部分也曾经为稻田。
既然能种稻田自然也可以盖房子,随着积水潭周边陆地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东北部分新增土地的出现,烟袋斜街及其周边所在的位置开始有人择地建房。明代万历年户部主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廊头》中提到,在永乐年间官府曾经在鼓楼西侧修建房屋供人居住,说明了在明代以前鼓楼西侧乃至积水潭东北沿岸很少有房屋,也很少有人在此居住。
烟袋斜街初步成型应该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现存明代彭姓太监所建的广福观应该是斜街上最早的建筑之一。据记载广福观建于明代天顺年间,天顺是明代第六个皇帝朱祁镇的年号,明代管理道教的衙门道录司就曾设在广福观内。说明在明朝天顺年间,烟袋斜街所在的位置已经形成陆地,但不能就此推断此时烟袋斜街已经形成街巷。明中叶内阁首辅李东阳有一首《咏广福观》诗:“飞楼凌倒景,下照清澈底,时有步虚声,隋风渡湖水”,李东阳住在广福观对岸,他能看到广福观在水面上的倒影,说明那个时候烟袋斜街还没有成街,充其量是一条滨湖小路,因此他才可以在对岸看到广福观在水中的倒影。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湖水进一步的萎缩,一些王公亲贵和文人雅士开始在烟袋斜街一带建房居住。为了便于通行,烟袋斜街慢慢地形成了。
历史上的烟袋斜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巷之一。在我国古代都城建设历史中有“前朝后市”的说法。这个状况的产生非常早,最早文献记录应该出自《周礼考工记》。自从“周公辅成王,定礼治国”始,这种礼制规范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一直被传承着。按《周礼》的精神,城市的规划及建设应遵循: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规制。
元大都城的筹建,刘秉忠在遵从《周礼》中营国规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的规划。其中的“前朝后市”可以理解为,从永定门到三大殿是“朝”,钟鼓楼及其周边地区是“市”。楼边有条斜街市,交易热闹,“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这里所提到的“斜街市”并非烟袋斜街,而是现存的鼓楼西大街。 可以说“前朝后市”的规制为鼓楼一带奠定了商业基础,也对烟袋斜街形成以后的商业氛围创造了条件。明朝中叶以后,通惠河河道淤塞甚至断流,积水潭的面积也出现了萎缩。再加上陆路运输逐渐取代了漕运,也就是水路运输,鼓楼一带的商业渐趋冷落。烟袋斜街形成后,随着环境的逐步改善,房屋不断增加,逐渐聚拢来了大批王公贵族、富贾豪绅、文人雅客,他们或是在此建房长期居住,或是来此宴饮游乐,因此这个地区对于商业的需求也随之日益提升。
清政府完整继承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城市格局,而积水潭周边包括烟袋斜街一带的商业街区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什刹海周边成为了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们的聚集之地,不仅出现了商品交易场所,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娱乐场所。
烟袋斜街繁荣和鼎盛时代是清光绪朝以后,当时斜街上建有会贤楼、望湖阁、庆云楼等,同时烟铺、茶馆、浴室也纷纷涌现出来。其中同台盛和双盛泰两家最为著名的烟具店,其老板自称为皇宫中的太后皇妃们通洗水烟袋。因此这两家烟具店气派非凡,不仅名声大,而且招牌醒目。但当时在这里的商铺,不论是饭庄、酒楼、还是烟铺、茶馆都是为达官显贵提供服务的,一般百姓很少出入其中。
烟袋斜街平民化应该是清帝退位之后。那时居住在附近的满清八旗子弟们失去了俸禄,为了生计不得不变卖祖辈留下来的古玩字画;宫里的太监也将从皇家偷盗来的文物送到这里交易,于是烟袋斜街上的古玩店多了起来,并有“小琉璃厂”之称。当时斜街上比较著名的古玩店有宝文斋、敏文斋、绣古斋、抱璞山房等。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短短的烟袋斜街上共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八十多家,除了古玩店、酒楼、烟具店等较为高档店铺外,还有理发店、春饼店、铁丝铺等这些更为平民化的经营商户。
北京有句老话儿:东单、西单、古楼前。意思是说北京的商业旺铺主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这个“古楼前”自然涵盖了包括烟袋斜街所在的广泛的区域。时至今日,这句话也并不过时,尽管这里已经不再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毕竟天然形成的商业业态比那些人为营造出来的繁荣更加的持久和富有生命力。
现在,经过整修和梳理之后的烟袋斜街,不仅成为了一个具有特色的独立存在,还是什刹海酒吧街的主要出入口。斜街两侧林林总总的各色店铺吸引了人流,街巷人头攒动,叫卖声不断。时下的烟袋斜街已经成为了京城中最时髦、最热闹的街巷,不仅浓缩和汇集了京城胡同文化的精髓,还成为了京城胡同旅游的招牌之一。
烟袋斜街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三十米,但从明代中期形成街巷至今,它已经跨越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五百年的时光变迁,使这条短短的斜街容纳了太多的历史元素,太多的人文色彩和光怪陆离且日渐火爆的商业氛围。元代的打渔厅、明代的广福观、清代的庆云楼和鑫园浴池等旧建筑见证了这条斜街的过去。
北京的斜街原本就不多,屈指算來只有宣武门外枣林斜街、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安定门外外馆斜街等。我发现,尽管上述斜街都是小胡同规模,但只要是斜的街道都不称作胡同,而都被冠名为“街”,烟袋斜街也是如此。现在,随着北京城市发展大多数斜街都已面目全非,几乎都被改造成了宽阔的名副其实的大街,只有烟袋斜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貌。
据《日下旧闻录》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后来改名为“烟袋斜街”。据说在清朝中后期旗人嗜好旱烟和水烟,为此斜街上烟具店林立,当时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一根碗口粗的木雕大烟袋,十分醒目,因此烟袋斜街就被叫开了。还有人说称作烟袋斜街是因为整个胡同形状似烟袋,我站在高处俯视斜街,的确这条不长的斜街形状宛如一根巨大的烟袋,难怪有诗云:后海波寒柳雾凉,一根烟袋点残阳。
斜街的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烟袋斜街与北京老城区内的很多胡同非常相似,人口高度密集。两侧的很多院落都被许许多多家庭所分割,形成了非常普遍的“大杂院”特色,就连明代中期建成的广福观内也住进了几十户人家。现在广福观修缮一新,老住户们也都迁离。前不久,我来此参观时看到一对外迁的老夫妇回来怀旧,他们指着大殿外的一角说:原来就住在这里。可见当时的广福观除了现有建筑外,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屋。
那时候,斜街两侧的房屋破旧,路面也坑洼不平,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斜街上大多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操着京腔京韵的老北京话相互间打着招呼,悠闲地走出来到什刹海岸边转上一圈。到了晚上,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消食、乘凉,昏暗的街灯追随着老邻居们厚重而蹒跚的身影。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烟袋斜街没有灯红酒绿,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更没有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嘈杂的叫卖声。老北京居民住户是这里最主要的人文元素,即便是有路人走过,也大多是借道去什刹海休闲游玩的北京人。那时父母常带我们穿过斜街,然后走过银锭桥去什刹海南岸串亲戚。曾记得斜街上有一家百年历史的鑫园浴池,坐落在斜街东口北侧。相传鑫园浴池是光绪年间建成并开张营业,业主是李莲英的嗣子李福庆。当年鑫园浴池可谓是浓缩了老北京人的情怀,他们每周在这里泡泡澡,还可以搓背、拔罐子、修脚。常光顾这里的北京老少爷们儿们觉得,不论你是多大的官儿、多富裕的主儿,也不论你是乞丐或者是捡破烂儿的,脱光了跳进池子,大家伙都能平等地谈天说地。
现在鑫园浴池经历了百多年的沉浮终于消失了,浴池旧址变成了单纯经营住宿的馨园客栈。百年鑫园浴池改行了,这条街也变了模样。
集水而成“海”
有人说烟袋斜街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认为其在元大都建成之初就形成了街巷,实际上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城市的斜街,其成因大都是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所致。也就是说北京现有斜街都非人为规划,而是受囿于不可克服和改变的外在条件影响和制约才形成的。至于烟袋斜街,应该属于典型的“沿水系生长型街道”,也就是说烟袋斜街的形成同什刹海水域的变迁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我认为,早在元大都建成之初,烟袋斜街一带并没有人居住,也没有形成街道,而是被积水潭(海子)水面覆盖。
元朝大都城建成之前,什刹海一带属于古永定河支流高粱河河道泛洪区,多水洼、多泥泽,那时候这里生长白莲,因此被老百姓称为“白莲潭”。白莲潭所在的位置是金中都城北郊地区,人烟稀少,荒草丛生。元初,鉴于金中都城受连年战火破坏已经残破不堪,而白莲潭一带水源充足,地形宽敞,不仅可以成为新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将来的帝都涵养水源。于是,经过仔细堪舆和计算,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及其弟子们找到了白莲潭一连串的湖洼规律,在它们弓形的水系东侧找到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切线,并把这条线与金代大宁宫的中轴线连接起来,于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诞生了。这条中轴线对于什刹海地区的历史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早在七百多年前就人为制定出了北京的城市格局,还框定了当时积水潭水系的东部边界。 之后,郭守敬奉召修举水利,他上引京城西北白浮泉等诸多泉水经高粱河汇入白莲潭,下疏通州至金中都通惠河等旧河道与南北通衢“京杭大运河”相连,使得白莲潭华丽转身为烟波浩渺的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总码头。积水潭的形成,不仅提供了大都城数十万人生活用水,也贯通了帝京与南方富足地区的水路交通,南方的物资可以长驱直入进到京城。当时积水潭水面宽阔,千帆竞过,《元史郭守敬传》记载说:海子内“舳舻蔽天”,可见盛况空前。老百姓说:“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意思是北京的各种建筑材料是从京杭大運河上运过来的,而当时的积水潭就是这条生命线的终点。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很难还原当年积水潭潭水面积。但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推断出从元初到明初这段时间内,这片水域的面积范围应该是:东到元大都规划的中轴线,即现在的地安门大街西侧一线;西至元大都西城墙,即现在西二环路内;北面紧邻鼓楼西斜街,即现在的鼓楼西大街;南面是元朝设立的析津坊,即与现状水面南岸大致相仿。也就是说当时积水潭水面,几乎是覆盖了烟袋斜街的大部分。现代学者郭超先生《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中援引《元统一志》和《析津志》的记载,将烟袋斜街所在的区域标注为日中坊或请茶坊,但是参照元代中期以前的地图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便这一带在元大都初期确属有坊名,也很少有人居住,大部分区域都为积水潭水面所覆盖。
现在烟袋斜街东口有元代“打渔厅”旧址,打渔厅是元代管理船政和渔政的衙门,毗邻京杭大运河总码头而建也有其合理性。另外地安门商场南侧现存一座火德真君庙,据记载其始建于唐代,元代曾经修复过,当时寺庙位于大运河万宁桥漕运水道与积水潭的连接处。上述三个建筑应该同在一条南北经线上,打渔厅在北,漕运总码头居中,火德真君庙在南。它们西临积水潭,东倚元大都中轴线。应该说不论是漕运总码头还是打渔厅官衙亦或是真君庙都临水而建,它们不仅见证了从大运河而来的船只千帆竞过的华丽场面,还见证了积水潭的历代变迁。
水退而成街
元朝处于中国气候史第四温暖期,尽管其间气候变化很大,但气候相对温暖且降雨量丰沛。到了元朝中后期,中国北方进入到气候寒冷期,降雨量随之大为减少。再加上元朝大都城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积水潭水源上游的集镇、村庄等人口增加迅猛。伴随着土地大量开垦,对水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下游河水水量减少、河道淤塞。到了明代第三位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将原有的北城墙南移,致使高粱河和坝河的一段被放在了城外,改变了这两条河作为积水潭供水水源的基本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元初由白浮泉引水经瓮山泊接济积水潭的主水源地,正好位于明朝皇室新勘定的明皇陵正南方,被认为“有伤风水地脉”而彻底弃用,这一举措致使引西山水济积水潭的来水彻底断流。随着积水潭潭水逐渐萎缩,湖岸边某些浅水区或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干枯转变为土地,或变为湿地。据说当年,在积水潭东北侧,即现在鼓楼西大街南侧和烟袋斜街一带曾经出现了大面积稻田。《燕都游览志》记载说:在“三圣庵(位于后海鸦儿胡同)后筑观稻亭,南人于此艺水田,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现在的鸦儿胡同位于烟袋斜街西侧,与烟袋斜街相通,这或许说明烟袋斜街的一部分也曾经为稻田。
既然能种稻田自然也可以盖房子,随着积水潭周边陆地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东北部分新增土地的出现,烟袋斜街及其周边所在的位置开始有人择地建房。明代万历年户部主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廊头》中提到,在永乐年间官府曾经在鼓楼西侧修建房屋供人居住,说明了在明代以前鼓楼西侧乃至积水潭东北沿岸很少有房屋,也很少有人在此居住。
烟袋斜街初步成型应该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现存明代彭姓太监所建的广福观应该是斜街上最早的建筑之一。据记载广福观建于明代天顺年间,天顺是明代第六个皇帝朱祁镇的年号,明代管理道教的衙门道录司就曾设在广福观内。说明在明朝天顺年间,烟袋斜街所在的位置已经形成陆地,但不能就此推断此时烟袋斜街已经形成街巷。明中叶内阁首辅李东阳有一首《咏广福观》诗:“飞楼凌倒景,下照清澈底,时有步虚声,隋风渡湖水”,李东阳住在广福观对岸,他能看到广福观在水面上的倒影,说明那个时候烟袋斜街还没有成街,充其量是一条滨湖小路,因此他才可以在对岸看到广福观在水中的倒影。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湖水进一步的萎缩,一些王公亲贵和文人雅士开始在烟袋斜街一带建房居住。为了便于通行,烟袋斜街慢慢地形成了。
斜街的商业
历史上的烟袋斜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巷之一。在我国古代都城建设历史中有“前朝后市”的说法。这个状况的产生非常早,最早文献记录应该出自《周礼考工记》。自从“周公辅成王,定礼治国”始,这种礼制规范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一直被传承着。按《周礼》的精神,城市的规划及建设应遵循: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规制。
元大都城的筹建,刘秉忠在遵从《周礼》中营国规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的规划。其中的“前朝后市”可以理解为,从永定门到三大殿是“朝”,钟鼓楼及其周边地区是“市”。楼边有条斜街市,交易热闹,“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这里所提到的“斜街市”并非烟袋斜街,而是现存的鼓楼西大街。 可以说“前朝后市”的规制为鼓楼一带奠定了商业基础,也对烟袋斜街形成以后的商业氛围创造了条件。明朝中叶以后,通惠河河道淤塞甚至断流,积水潭的面积也出现了萎缩。再加上陆路运输逐渐取代了漕运,也就是水路运输,鼓楼一带的商业渐趋冷落。烟袋斜街形成后,随着环境的逐步改善,房屋不断增加,逐渐聚拢来了大批王公贵族、富贾豪绅、文人雅客,他们或是在此建房长期居住,或是来此宴饮游乐,因此这个地区对于商业的需求也随之日益提升。
清政府完整继承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城市格局,而积水潭周边包括烟袋斜街一带的商业街区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什刹海周边成为了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们的聚集之地,不仅出现了商品交易场所,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娱乐场所。
烟袋斜街繁荣和鼎盛时代是清光绪朝以后,当时斜街上建有会贤楼、望湖阁、庆云楼等,同时烟铺、茶馆、浴室也纷纷涌现出来。其中同台盛和双盛泰两家最为著名的烟具店,其老板自称为皇宫中的太后皇妃们通洗水烟袋。因此这两家烟具店气派非凡,不仅名声大,而且招牌醒目。但当时在这里的商铺,不论是饭庄、酒楼、还是烟铺、茶馆都是为达官显贵提供服务的,一般百姓很少出入其中。
烟袋斜街平民化应该是清帝退位之后。那时居住在附近的满清八旗子弟们失去了俸禄,为了生计不得不变卖祖辈留下来的古玩字画;宫里的太监也将从皇家偷盗来的文物送到这里交易,于是烟袋斜街上的古玩店多了起来,并有“小琉璃厂”之称。当时斜街上比较著名的古玩店有宝文斋、敏文斋、绣古斋、抱璞山房等。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短短的烟袋斜街上共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八十多家,除了古玩店、酒楼、烟具店等较为高档店铺外,还有理发店、春饼店、铁丝铺等这些更为平民化的经营商户。
斜街的現在
北京有句老话儿:东单、西单、古楼前。意思是说北京的商业旺铺主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这个“古楼前”自然涵盖了包括烟袋斜街所在的广泛的区域。时至今日,这句话也并不过时,尽管这里已经不再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毕竟天然形成的商业业态比那些人为营造出来的繁荣更加的持久和富有生命力。
现在,经过整修和梳理之后的烟袋斜街,不仅成为了一个具有特色的独立存在,还是什刹海酒吧街的主要出入口。斜街两侧林林总总的各色店铺吸引了人流,街巷人头攒动,叫卖声不断。时下的烟袋斜街已经成为了京城中最时髦、最热闹的街巷,不仅浓缩和汇集了京城胡同文化的精髓,还成为了京城胡同旅游的招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