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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她见到史铁生，他谈到身体状态，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希望少一些干扰多写点东西。他的爱人也说，千万不要把铁生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典型。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与地坛》中的喃喃自语终于成谶。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此时，距2011年1月4日他的60岁生日还有4天。这个早已参透生死的作家生前曾嘱托，愿一个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的夫人也表示，不举行遗体告别，家中不设灵堂。
但各种自发的追思活动还是纷至沓来。1月4日这一天，他的好友、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追思会；中国作协、北京作协、中国残联和生前亲朋则在北京798艺术区遥念史铁生。《天涯》杂志发起的烛光活动目前已得到几十位作家和文学期刊的响应。
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并不陌生，他曾轻松地将它从自己的生命中拿出，再重重地印成铅字。只是当它真正来临时，它才从纸面跃出，烙入人们的心中。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8岁那年，清华附中的初中毕业生史铁生来到陕北延川插队。那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年代，和他一起来到陕北的，还有陶正。
陶正大史铁生3岁，那时是一个“想在阶级斗争中兴风作浪”的积极分子。到了延川，他立刻用随身带来的油印机刊行了一份通讯，之后又和延川当地的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小报《山花》。
但那时，陶正和史铁生从未谋面。“我们都是清华附中的，但他是初中，我是高中；我们也在同一个公社插队，但相距20多里路”，陶正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直到1972年，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时，陶正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史铁生双腿瘫痪，也回到北京。
其时，大名鼎鼎的《山花》未能吸引史铁生——他在3年插队生涯中并未接触文学。陶正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史铁生不喜欢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他直面的是人生，从容、冷静，尽管比我小三岁，但高我们一筹。”
1983年，陶正描写陕北老汉的知青小说《逍遥之乐》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同样题材的史铁生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于是成了“山花作家群”的一员。这是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体。1982年，因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这一年被称为“路遥年”，作家路遥就是“山花作家群”的重要成员。
史铁生不是不向往文学，他在后来回忆路遥时写道：“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
他不仅投入了文学的怀抱，并深深地改变了它。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以诉说知青苦难和忏悔为主调的“伤痕文学”出现，在此后的知青文学中，批判与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占据主流，直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对纯朴的陕北土地深深眷恋的姿态出现。
有评论者认为是残疾导致了史铁生作品中温暖的笔调，“在小说中，被史铁生有意或无意地滤过或淡化的是有关疾病、疼痛等生理体验的回忆，而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强调或夸饰的则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关爱等精神体验的铭记”。
但在陶正看来，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史铁生都表现出了一份从容、淡定和平和，拒绝浮躁、功利和极端，“即使不残疾，我也认为史铁生在性情上是一个求真向上的思想者”。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疾病还是改变了史铁生，至少在体力上，他越来越不能承受长篇作品的写作。
1996年，作家韩少功和蒋子丹接手后的《天涯》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史铁生的随笔《足球内外》。
此后，《天涯》成为史铁生发表随笔最重要的阵地，“几乎每年都会发表一两篇。这与他和韩少功、蒋子丹的友谊是分不开的”，《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说。
史铁生作为一个思想者出现在文坛，也与韩少功密不可分。1991年，史铁生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与地坛》，韩少功发表书评称：“《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丰年论”在文坛引起震动，史铁生从此不再是一名知青作家。作为诗人的李少君认为，史铁生的人生散文更能代表他的成就。
但《我与地坛》是小说还是散文，在其发表之初竟有颇大争议。“《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王安忆回忆说。
史铁生的坚持成就了《我与地坛》，也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散文热”，《我与地坛》是其中的代表作。
文学博士易瑛认为，在那个时期，一些作家在散文中贯注了对“现代性”的思考，散文成为了他们参与人文精神重建、表达社会和人生关怀、解决文化认同的非常自由的文体。
《天涯》杂志的转型就顺应了这一潮流。李少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需要作家进行思考，“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
李锐等一大批作家写作了大量哲理散文，甚至在他们的小说中思考的成分也非常多”。
史铁生的作品变得更加直接，他使用散文文体直抒胸臆，至于写作的目的，他明确说“为了不至于自杀”。
但那亦是一个日益物欲化、世俗化的时代，易瑛认为，另一些作家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走向了散文的“媚俗”和“媚权”。
至少在很多评论者看来，商业化写作正在慢慢成为文学的主流。李少君觉得，史铁生之后的一代作者，身处的时代与个人体验已经大变，“他们可能更关注琐碎的个人经历”。
而史铁生曾经的同伴陶正，在写完了一部自认为没有谎话的作品后，他发现“若要继续写作还是要说谎”，于是他淡出了文坛。
同样在这个时候，特异功能在中国风行。陶正遇到了一位自称能治愈偏瘫的特异功能师，赶紧把他带到史铁生家里。几次治疗之后，“能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动弹一下大腿”，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为了不至于自杀”
“在当代作家中，我认为史铁生是对死亡主题表现最深刻的作家”，李少君说。
死亡总是不经意就闯进史铁生的文字里，给人突兀之感。史铁生这样描写一家照相馆：“橱窗里的新郎太严肃了，一身西服，倒像是在参加葬礼。”
“在现当代文学里，恐怕还没有另一个作家像史铁生这样直接地、时刻不忘地表现死，并且与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肖百容说，“他笔下的死亡，是一种反英雄主义的死亡”。
文学评论家季红真还记得，她曾写过一篇史铁生的创作专论《超越困境的精神建构》，发表在《作家》杂志上。“领导找我谈话，好言相劝发表东西要谨慎，这使我摸不着头脑。”
直到后来她见到史铁生，他谈到身体状态，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希望少一些干扰多写点东西。他的爱人也说，千万不要把铁生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典型。
那是季红真与史铁生的唯一一次长谈，主要话题是宗教。季红真事后撰文回忆，“铁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的造神运动，并且为此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幻灭中重新走向宗教也在情理之中。少小时理想主义的教育和绝望的现实处境，都使他必须有信仰的支持才能生存。”
李少君也讲到，在宗教问题上，史铁生“很能谈”。《天涯》杂志曾有一期宗教专题，策划会上专门请来了史铁生。
“但不管是史铁生哪个时期的作品，抛去死亡、情感、宗教等主题，他作品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人生充满感恩”，李少君说。
这份感恩延伸到了史铁生对现实中人们的关爱。他成为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并多次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是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的会长。
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秘书长王涛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残疾人专业作家中，已经有20多位中国作协会员。“史铁生是中国残疾人作家的旗帜。他用他的作品和文学魅力影响着残疾人作家的生活，就是绝不要写自己的悲哀，而是要怎样去积极地生活”，王涛说。
2004年，史铁生在担任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长时说，“写作，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也是人们在困境中自励，并相互携手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对死亡的探索不会因史铁生的离去而停止，“《非诚勿扰2》不就是现在人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嘛”，李少君说，“这也说明文学的主题是永恒的”。
史铁生因此也是不朽的。(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与地坛》中的喃喃自语终于成谶。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此时，距2011年1月4日他的60岁生日还有4天。这个早已参透生死的作家生前曾嘱托，愿一个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的夫人也表示，不举行遗体告别，家中不设灵堂。
但各种自发的追思活动还是纷至沓来。1月4日这一天，他的好友、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追思会；中国作协、北京作协、中国残联和生前亲朋则在北京798艺术区遥念史铁生。《天涯》杂志发起的烛光活动目前已得到几十位作家和文学期刊的响应。
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并不陌生，他曾轻松地将它从自己的生命中拿出，再重重地印成铅字。只是当它真正来临时，它才从纸面跃出，烙入人们的心中。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8岁那年，清华附中的初中毕业生史铁生来到陕北延川插队。那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年代，和他一起来到陕北的，还有陶正。
陶正大史铁生3岁，那时是一个“想在阶级斗争中兴风作浪”的积极分子。到了延川，他立刻用随身带来的油印机刊行了一份通讯，之后又和延川当地的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小报《山花》。
但那时，陶正和史铁生从未谋面。“我们都是清华附中的，但他是初中，我是高中；我们也在同一个公社插队，但相距20多里路”，陶正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直到1972年，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时，陶正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史铁生双腿瘫痪，也回到北京。
其时，大名鼎鼎的《山花》未能吸引史铁生——他在3年插队生涯中并未接触文学。陶正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史铁生不喜欢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他直面的是人生，从容、冷静，尽管比我小三岁，但高我们一筹。”
1983年，陶正描写陕北老汉的知青小说《逍遥之乐》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同样题材的史铁生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于是成了“山花作家群”的一员。这是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体。1982年，因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这一年被称为“路遥年”，作家路遥就是“山花作家群”的重要成员。
史铁生不是不向往文学，他在后来回忆路遥时写道：“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
他不仅投入了文学的怀抱，并深深地改变了它。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以诉说知青苦难和忏悔为主调的“伤痕文学”出现，在此后的知青文学中，批判与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占据主流，直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对纯朴的陕北土地深深眷恋的姿态出现。
有评论者认为是残疾导致了史铁生作品中温暖的笔调，“在小说中，被史铁生有意或无意地滤过或淡化的是有关疾病、疼痛等生理体验的回忆，而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强调或夸饰的则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关爱等精神体验的铭记”。
但在陶正看来，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史铁生都表现出了一份从容、淡定和平和，拒绝浮躁、功利和极端，“即使不残疾，我也认为史铁生在性情上是一个求真向上的思想者”。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疾病还是改变了史铁生，至少在体力上，他越来越不能承受长篇作品的写作。
1996年，作家韩少功和蒋子丹接手后的《天涯》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史铁生的随笔《足球内外》。
此后，《天涯》成为史铁生发表随笔最重要的阵地，“几乎每年都会发表一两篇。这与他和韩少功、蒋子丹的友谊是分不开的”，《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说。
史铁生作为一个思想者出现在文坛，也与韩少功密不可分。1991年，史铁生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与地坛》，韩少功发表书评称：“《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丰年论”在文坛引起震动，史铁生从此不再是一名知青作家。作为诗人的李少君认为，史铁生的人生散文更能代表他的成就。
但《我与地坛》是小说还是散文，在其发表之初竟有颇大争议。“《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王安忆回忆说。
史铁生的坚持成就了《我与地坛》，也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散文热”，《我与地坛》是其中的代表作。
文学博士易瑛认为，在那个时期，一些作家在散文中贯注了对“现代性”的思考，散文成为了他们参与人文精神重建、表达社会和人生关怀、解决文化认同的非常自由的文体。
《天涯》杂志的转型就顺应了这一潮流。李少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需要作家进行思考，“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
李锐等一大批作家写作了大量哲理散文，甚至在他们的小说中思考的成分也非常多”。
史铁生的作品变得更加直接，他使用散文文体直抒胸臆，至于写作的目的，他明确说“为了不至于自杀”。
但那亦是一个日益物欲化、世俗化的时代，易瑛认为，另一些作家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走向了散文的“媚俗”和“媚权”。
至少在很多评论者看来，商业化写作正在慢慢成为文学的主流。李少君觉得，史铁生之后的一代作者，身处的时代与个人体验已经大变，“他们可能更关注琐碎的个人经历”。
而史铁生曾经的同伴陶正，在写完了一部自认为没有谎话的作品后，他发现“若要继续写作还是要说谎”，于是他淡出了文坛。
同样在这个时候，特异功能在中国风行。陶正遇到了一位自称能治愈偏瘫的特异功能师，赶紧把他带到史铁生家里。几次治疗之后，“能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动弹一下大腿”，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为了不至于自杀”
“在当代作家中，我认为史铁生是对死亡主题表现最深刻的作家”，李少君说。
死亡总是不经意就闯进史铁生的文字里，给人突兀之感。史铁生这样描写一家照相馆：“橱窗里的新郎太严肃了，一身西服，倒像是在参加葬礼。”
“在现当代文学里，恐怕还没有另一个作家像史铁生这样直接地、时刻不忘地表现死，并且与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肖百容说，“他笔下的死亡，是一种反英雄主义的死亡”。
文学评论家季红真还记得，她曾写过一篇史铁生的创作专论《超越困境的精神建构》，发表在《作家》杂志上。“领导找我谈话，好言相劝发表东西要谨慎，这使我摸不着头脑。”
直到后来她见到史铁生，他谈到身体状态，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希望少一些干扰多写点东西。他的爱人也说，千万不要把铁生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典型。
那是季红真与史铁生的唯一一次长谈，主要话题是宗教。季红真事后撰文回忆，“铁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的造神运动，并且为此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幻灭中重新走向宗教也在情理之中。少小时理想主义的教育和绝望的现实处境，都使他必须有信仰的支持才能生存。”
李少君也讲到，在宗教问题上，史铁生“很能谈”。《天涯》杂志曾有一期宗教专题，策划会上专门请来了史铁生。
“但不管是史铁生哪个时期的作品，抛去死亡、情感、宗教等主题，他作品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人生充满感恩”，李少君说。
这份感恩延伸到了史铁生对现实中人们的关爱。他成为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并多次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是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的会长。
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秘书长王涛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残疾人专业作家中，已经有20多位中国作协会员。“史铁生是中国残疾人作家的旗帜。他用他的作品和文学魅力影响着残疾人作家的生活，就是绝不要写自己的悲哀，而是要怎样去积极地生活”，王涛说。
2004年，史铁生在担任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长时说，“写作，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也是人们在困境中自励，并相互携手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对死亡的探索不会因史铁生的离去而停止，“《非诚勿扰2》不就是现在人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嘛”，李少君说，“这也说明文学的主题是永恒的”。
史铁生因此也是不朽的。(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