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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襄隘道，曾是我国古代南北重要交通通道之一。作为古代南阳至襄阳区间内的著名交通要道，南襄隘道以其南北居中、东西则正的特殊优势区位条件，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为活跃的南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动脉。本文对南襄隘道的路线划分、沿线商业城镇的发展变迁、重要城镇历史发展进行了阐述，并对沿线街市、街屋、会馆等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南襄隘道；南襄地区；商业城镇；街市；街屋；会馆
一、南襄隘道概述
南襄隘道，又称南襄孔道，是古代南阳至襄阳区间内的著名交通要道，曾是我国古代南北重要交通通道之一。南襄隘道北起伏牛山，西界丹江，东至桐柏山，南界为襄阳与大洪山北麓一线，区域内的汉水以及其支流唐白河、白河、唐河、湍河等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航道和地理环境便利，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楚国所筑连接北方朝聘通使之用的“夏路”，历经千年，连接并囊括了南阳、襄阳、老河口、方城、唐河、赊旗、邓州、新野等著名历史城镇，路径直通北方京畿要地（西安、洛阳、开封、北京），连达南方物阜民丰之地（荆州、汉口、长沙），直至两广巴蜀云贵。南襄隘道以其南北居中、东西则正的特殊优势区位条件，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为活跃的南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动脉。
南襄隘道城镇间的交通线路水网交织、四通八达，根据其地理环境、区域历史状况，可将南襄隘道路线主要划分三部分，即主线、东线、西线：
主线：襄阳←→新野←→南阳（北出方城隘口，南接荆襄古道），是经新野连接的南阳与襄阳两个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道路，主线北向主要通过方城隘口，东连方城路，直至通往北京、开封等地，另一条分支是北出南召经三鸭路过鲁山进入中原，主要通往洛阳；南接荆襄古道、随枣走廊、汉江水路，连接荆州、汉口，直通湖广、巴蜀。线路主要经过的古城镇有襄阳、樊城、新野、南阳、方城、南召、双沟镇、石桥镇等。
东线：枣阳←→唐河←→赊店（北出方城隘口，南接随枣走廊），是通过唐河县连接枣阳与赊店两城之间的道路。向北主要连接方城路，东出中原，通往北方北京、开封等地，南下主要连接随枣走廊，经汉江水道通往汉口，至长江流域。东线水路交通主要依靠唐河，货物由枣阳沿陆路北上，在唐河县、赊店进行船马转换。线路经过的主要古城镇有枣阳、唐河、赊店、青台镇、桐河镇、兴隆镇等。
西线：老河口←→邓州←→内乡（北出武关，南连汉江水道），是通过邓州连接内乡与老河口两城之间的道路。北上主要连接武关道，通往古都西安，南向通过汉江水道连接襄阳直至汉口。西线水运主要依托汉江和湍河，商船通过汉江在老河口与襄阳之间往来，南下荆州、汉口，北上的货物在老河口船马转换，运抵邓州后，沿湍河北上至内乡再转陆路，出武关道，至古都西安及关中平原各地。线路经过的主要古城镇有老河口、邓州、内乡、谷城、太平店镇、紫荆关镇等。
在线路分布基础上，古南襄隘道形成“水陆转运、南船北马”的交通体系：水路交通以汉江及其支流丹江、唐河、白河、南河四支为基本骨干水系，呈扇形展布于平原盆地，连接南方地区；陆路交通以国家驿道为主，以县乡道路为次，连接成网，呈放射状布局，沟通北方地区；以南阳、襄阳为双核，区域形成多级交通节点城镇，并在紫荆关、社旗等城镇设有转运点，船马过载行业发达。
二、南襄隘道上商业城镇的发展变迁
南襄隘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沿线城镇的城镇规模、人口数量、商业经济均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至明清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城镇体系。
（1）商周时期——散点式初级商业市场形成
由于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南襄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先人在此地活动，在西峡、镇平、南召等地多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发现。商周时期，南襄地区被称为“南土”、“南国”，在商代末年，南襄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已有楚、邓、淮、都、卢、彭等国。西周时期，又先后有唐、谢、鄂、申、蓼等诸侯国受封于此。这些分散的诸侯国各自形成了初级的商业交易市场，而且频繁的诸侯国早期活动为南襄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基础。就城镇商业发展而言，此时商业城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交易方式以散点式的交易市场为主，流动性较大。
（2）两汉时期——以南阳为中心城市的商业网络兴起
春秋战国后，南襄地区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南襄地区的宛城（今南阳）在战国时就是中原商业大都市和重要的冶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卷129）中说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荀子·议兵篇》记载：“宛钜铁釶，惨如蜂趸”。汉代宛城更是商业重镇，其经济的繁荣和冶炼业的发达与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并称为“五均”（“均”即市场管理），成为全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东汉时期，南阳是刘秀起帝业之处，因此南阳被称为“帝乡”，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宛城及周边地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地进一步发展，其凭借周边城镇良好的农业基础及前期积累的冶铁技术，一跃成为仅次于洛阳的商业都市。在宛城的带动下，周边城镇如新野、邓州相继发展，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南阳为中心的商业市场网络。
（3）唐宋时期——南襄双核商业结构的形成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处于南襄盆地南端的襄阳地区开始快速发展，襄阳在安史之乱后置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唐州、襄州、邓州、随州、房州、安州、均州、金州、商州等九州，襄阳即为政权中心所在，成为统辖包括南襄地区在内的整个汉水中游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同时形成联系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与此同时，南阳则在东汉以后的长期战乱中屡次遭受破坏，腹地收缩、人口锐减，工商业发展受到一定打击，但在隋唐前期得到了显著恢复，依然是南襄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被历史地理学者陆玉麒称之为“双核结构模式”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南阳居于唐白河流域中游位置，依赖良好的农业基础以及毗邻政治中心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南襄地区的中心城市；唐宋时期，作为唐白河流域的港口城市的襄阳，依托汉水流域的发展逐渐成为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 （4）明清时期——城镇商业的全面繁荣
宋元时，虽然处于南北对立的边缘区域，但是襄阳和南阳的商业手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直到清初期，南阳是北京通往云、贵的驿道干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襄阳则依托汉水流域和荆襄区域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水运交通和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两个核心城市在“南船北马”的转运交通优势下呈现出工商业勃兴发展的态势。
随着明清时期全国商业市场网络的形成，内河航运的兴起，南襄地区的赊旗镇、老河口镇、紫荆关镇、源潭镇等几个处于南水北陆交接点上的商业市镇就随之而兴，担负起了转运南北、沟通东西的重任，同时这些市镇与县域中心城镇、区域中心城市共同构成了南襄地区区域商业网络，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最终造就了全面繁荣的区域商业经济发展。民国后期，由于水运交通的整体衰落和京汉铁路的贯通，南襄地区城镇商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迷。
三、主要商业城镇
在古代，南襄隘道上城镇体系职能组合呈现“双核放射”的特征形态，双核即南阳、襄阳两个区域中心城市。在市场作用下，商业贸易从中心城市向外延伸，形成了基于一定行政区划下的县域商业中心城市，在交通线路和关隘上形成的交通枢纽市镇，以及一般由草市、墟市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业手工业集镇，从不同层级与功能上构成了完整的商业网络。
（1） 南阳
南阳亦称宛城，在春秋时代，宛为楚邑，贸易市场已初步形成。战国时期，是楚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商业城市，已有“宛巨铁池”之誉。秦朝为加强中央统治力量，便于控制地方，大规模地迁徙六国的富豪到咸阳、南阳、巴蜀一带，一方面这些富豪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这些富豪中有很大一批擅长于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大商人，促进了南阳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宛城的“宛珠之簪，付玑之珥，阿缟之衣，锦锈之饰”均在市场上出售并运销到外地，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之称。西汉时，宛城发展为全国大都市之一。公元25年刘秀称帝，迁都洛阳，宛为陪都。被称为帝乡的南阳，由于大地主、大商贾及皇亲国戚云集于此，商业贸易飞速发展。汉代中叶，与洛阳并行成为全国两大中心城市，商业发展到鼎盛一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后，随着驿道的开辟，京都至云、贵、川往来取道于宛，南阳又逐渐成为南北贸易的联系点和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
清末南阳市场吸引了江、浙、闽、山、陕和怀庆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前来经商，促进了南阳商业的繁荣。乾隆以后，由于唐河水路畅通，商业贸易市场一部分由南阳转移到赊旗店，宛城商业稍有逊色。清中期，南阳商人开辟另一流通渠道，将绸绉、玉器、土布、棉花、生漆、山货、药材等运销沿海各省和国外，使宛城商业再次活跃起来。晚清后，南阳丝绸业大盛，有“久成”“大丰”“三和恒”“义太和”等大丝绸庄（行）31家，分布在南关大街、小东关、小西关一带。民国初年，英、美、日三国的“洋行”通过买办先后在宛城设立经销、代销、代购机构。从汉口购大批煤油、白糖、颜料、元钉、蜡烛、卷烟、海味等运往南阳，转销毗邻各县，又将当地的粮食、棉花、油料、皮革等土特产运往武汉、上海、九江等地，转销海外。
（2）襄阳
襄阳地处华中腹地，北通豫陕，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便是南北交汇之地。襄阳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汉江水运，带来商业的勃兴，历史上“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经济的繁荣，使得各地商贾云集襄阳，唐代“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北宋仁宗时，南阳人贾黯有诗称赞道：“带水依山一万家，襄阳自古富豪奢。”南船北马的便利交通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成就了襄阳一派繁华的商业景象。
清代末年，襄阳城市商业以十字街为中心集中化分布，杂货、匹头、文具、印刷、银楼、钱庄、钟表、照像、香烟、煤油、酱园、茗茶、中西药材、皮件等行业集中在以荧惑庙口起至中街的单家祠堂的城市南部区域；以古楼（昭明台）为中心，木质栅店、小百货、小五金市场集中在西侧，铁器、制鞋、竹篾、缝纫集中在东街；杂货、卷烟、铜器、印染集中在南街；粮食、油盐、柴炭、陶器集中在西街；针织、家俱、木材、书画装裱等集中在北街。城隍庙至古楼坡为中心菜市，也有一些固定菜摊点设置在各主要街口，以及众多小型集市设置在小街和城门外。
樊城与襄阳隔江相望，是汉水流域重要的商品转运点和集散地。清末，来往船舶、客商都聚集樊城，“齐泊汉江江不流，瓦盆篷底脍槎头。半逻相抛长叹嗟，汉江有女空如花。欢今若问宿何处，风雨樊城卖酒家。”足见其商贸之繁盛。
（3）赊店
赊店镇，位于南阳社旗县赵河和潘河相汇处，其兴起于清康熙初年，到雍正时已初具规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形成一条横跨赵河南北岸的兴隆街。乾隆年间已发展成长3里、阔4里的繁华巨镇，较大商户达400余家，至清末民国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豫南巨镇。至清末民初，赊店有“天下店数赊店”之誉，水陆车船商贾往来，码头热闹非凡，四方陆路，大车小车，骡子骆驼，络绎不绝。镇内商业各业门类齐全，72街分行业相聚经营，有南北瓷器街、骡店街、山货街、铜器街、木厂街、豆腐街等等，铺面相连，商号众多。
（4）荆紫关
荆紫关镇位于淅川县西北部与丹江上游，地处豫、鄂、陕三省结合部，素有“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荆紫关”之称。荆紫关镇自古水陆并通，为南北交通之要塞，古时水运有“丹江通道”，陆运有“商淤古道”，历史上是秦楚要塞，商贾云集，据《禹贡》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有了码头；西汉时，已形成集镇雏形；唐朝中叶，南方许多物资都要通过此处运往长安；明清时期古镇发展进入鼎盛，《旧志》中记载了明朝前期的荆紫关“康衢数里，巨室千家，码头上百艇接樯，千蹄接踵”的繁荣景象；清朝中期，古镇更是出现了“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的异常繁华景象，遂成为豫、鄂、陕附近7省商贾云集之地，是南北贸易的枢纽。 四、街市与街屋
南襄隘道的交通便利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大量的街市与街屋是城市商业空间的主要承载体，而且街市与街屋的出现使城市外面空间与建筑室内之间没有了硬性的阻隔，使商业活动在室内外延展，满足了商品交易的需要，增加了商业活动的自由性与流动性。
（1）街市
按照空间关系，南襄隘道上街市分为城镇主轴街市、节点聚集街市、边缘服务型街市三种。
1）城镇主轴街市一般情况下对应城镇中心街道或十字街，在连接城门和重要建筑物的街道两侧形成的主要街市，具有规模大、容纳性强、商业服务设施完善等特点，庙会、集市这样的商业交易模式主要在此类街市上进行，如襄阳北街。
2）节点聚集街市则是依托码头、会馆、寺庙、桥梁、名胜这样的城镇标志性节点空间聚集起来的街市类型，由于此类街市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聚集性容易形成行业和个别商业服务门类的聚合特征，并逐渐发展为专业性街市，如谷城老街。
3）边缘服务型街市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区的一般居民，主要承载的是城镇内部消费品市场功能，一般规模较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强、分布多、范围广的特点，以粮油、蔬菜、杂货贩卖为主，如老河口两仪街。
（2）街屋
街屋也叫店宅、店坊，指在具有一定商业规模的市镇、集市上沿街分布的联排式传统民居，是集商品交换、手工业生产与流通及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住宅形式。街屋在南襄地区城镇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具有较强的商业功能，多为前店后宅，面宽小进深大。户户店面相连，左右拼接，门面的木板可拆卸，直接对外开店，方便路人逛街浏览货品。
按照其功能组成可以将街屋分为前店后宅式、前店后仓式与前店后坊式三类：
1）前店后宅式：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街屋形式，大多是以面阔三至五开间、进深两到三进的临街建筑，商人的居住空间在店铺的进深方向延伸出来。店铺部分一般分为两层，其中一层是经营空间，陈列各种商品进行交易活动，二层是阁楼，主要用于商品贮存和伙计居住。一般以经营杂货、粮油、布匹、五金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和批发商人。
2）前店后仓式：此类大多是规模较大的店家，其店铺部分与前者相似，只是在规模上一般相对较大，后部延伸部分以储藏货物为主，院落中间也可作为临时的仓储部分，部分房间也可用于居住，或是再继续延伸出专门用于居住的院落。明清时期，一般是物流运输业的经营场所，作为货物集散的服务性商业空间，如脚行、车行、马帮等，主要服务于需要进行大宗货物流转的商人或商帮。
3）前店后坊式：这一类街屋主要容纳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店面与前店后宅式的无太大差异，其延伸的院落作为加工作坊，部分房间也可作为居住空间，也可作坊独占一进院落，再建造出专门用作居住功能的院落空间。用途上，一般是需要进行商品加工的经营场所，如豆腐店、铁匠坊、修补店等，服务对象也是城镇居民和批发性经营者。
五 会馆
会馆是古代同乡或同业组成的社会团体，具有重要的工商业性质与组织协调职能，在古代社会可起到保护工商业者自身利益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商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古南襄隘道上也有大量的会馆，广泛分布于襄阳、南阳、唐河、社旗、荆紫关等主要商业城镇之中，见证了古代南北文化的传播。
（1）社旗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社旗镇中心，坐北朝南，南对瓷器街，北靠五魁场街，东邻永庆街，西伴绿布场街。主体建筑呈前窄后宽之势，东西最宽62米，南北长156米，占地面积12885.29平方米，各式建筑20余座。会馆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落，建筑群自南向北依次有照壁，辕门，东、西马棚，钟、鼓楼，悬鉴楼，东、西廊房，大拜殿，大座殿，马王殿，药王殿，道坊院等，总建筑面积6235.196平方米。其中春秋楼及其附属建筑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被捻军烧毁，现存建筑悬鉴楼，东、西辕门，东、西马棚，琉璃照壁，钟楼，鼓楼等52间。社旗山陕会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修建，历经66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方建成。第二次开始修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成，现存大拜殿，大座殿，药王殿，马王殿，东、西廊房。
（2）襄阳抚州会馆
抚州会馆位于襄阳市樊城陈老巷历史街区，据推测其兴建最晚大概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现会馆仅剩一个戏台和两座大殿。
戏楼分二层，高约9米，面阔12.4米，进深8.4米，屋面三重檐式共17脊，有18翼角，两山穿斗构造，明楼夹楼遍布如意斗拱，龙兽、麻叶图形装饰其上。转角地方嵌有如意斗拱，明楼昂嘴由两下角向中心和两边斜升，形似“W”形图案。两侧的高拱柱以及宝瓶插花和栏额双龙戏珠都是木浮雕装饰，柱、梁、础都满布鸟兽花卉装饰，匾额上刻着“峙若拟岘”四个大字，戏楼内顶为攒尖式八角彩绘藻井。
正殿为两座殿，中间形成一小天井，两座殿面阔均为三间，但每间跨度很大，总面宽为16米。会馆外貌由于损毁已难见其旧形，殿内木构架比较雄大，用材较好，大殿内部结构极其牢固，往日的装饰构件都已消失，但这更体现了传统木构架的朴实。内部木架为穿斗结构，两殿屋架无举折，屋面瓦作已完全被更换。
（3）唐河县源潭镇陕西会馆
陕西会馆今位于唐河县源潭镇县第二高级中学院内，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四十六年（1781年）竖铁旗杆，道光十八年（1838年）建东、西廊房，二十一年（1841年）建大殿（春秋楼），二十四年（1844年）建东、西配殿。
源潭陕西会馆现存大殿、配殿、铁旗杆一对及东厢房两幢。大殿位于中轴线中部一台基上。重檐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高16米。上层檐屋顶用琉璃脊，正脊两侧浮雕数条飞龙，中央有一高达2米的琉璃重檐歇山顶的摘星楼，下层檐前后各出一卷棚式抱厦。上下层檐下用单昂三踩斗拱，下层檐下置重昂五踩斗拱，柱头科用象鼻昂，正中重昂两侧各斜出45°，双下昂作象鼻形。大殿金柱用通柱，七架梁，上檐前有廊，老檐柱间装有隔扇门。柱头上置大额枋、小额枋、由额垫板、平板枋四大件，其上高浮雕、圆雕各种图案。柱础高0.62米，上部为鼓形，两侧浮雕各种动植物，下部作须弥座，浮雕狮子、人物故事等，十分精美。
东西配殿在大殿两侧，做单檐楼阁式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配殿东侧现存东厢房两幢。硬山灰瓦顶。大殿前方铁旗杆均系生铁铸造，六棱柱形，直径0.2米，高17.5米，共七节，分别插入雌、雄铁狮背部。铁狮加饰武士图案，旗杆自上而下均铸有仰覆莲、童子爬杆和仰头、盘龙缠绕造型，顶端各置旗斗一个。两旗杆基础部分都铸有铭文，即修建日期及铸造机构。
（4）淅川荆紫关古镇会馆建筑群
荆紫关历史上商业发展盛极一时，会馆众多，现存有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福建会馆（又称平浪宫）、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和山陕会馆等。
禹王宫（湖广会馆），是清朝早期湖南、湖北商人于清嘉庆十年（1806年）集资兴建的。因两省靠近长江，崇尚制服洪患的大禹，在正殿供奉大禹的全身像，故湖广会馆也被称为禹王宫。禹王宫位于荆紫关中街的东侧，坐东向西，面江而建。现存建筑分前宫即戏台、大殿等，具有浓厚的清代建筑风格。拱门为高墙门，上部有砖雕斗拱门楼，门嵋上刻有四个大字“声律身度”和青石浮雕竹林七贤及荣启期。
平浪宫位于荆紫关南街，坐东向西。据碑文记载，平浪宫建于清初崇德年间（1638年），后有重修。相传杨泗将军治水有功，祷雨辄应，在河道上妖魔邪怪都怕他，所以受到船工们的崇拜，修建这座平浪官。平浪宫现有房合五座，分前、中、后三宫和耳房，门前两边分别是钟楼和鼓楼。前宫三间，属硬山式建筑，宫门上有一块大理石竖匾，上刻“平浪宫”三个字。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南北通道之一，南襄隘道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与区位条件，在数千年的政治、军事、商业与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孕育了南阳、襄阳、赊店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建设水平的历史城镇，这些城镇择山水而生，应环境而变，城镇、街巷与建筑各具特色，历史典故与人物传说交织其中，沿南襄隘道形成了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复合型景观。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转型加速和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南襄隘道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新的魅力。
（责任编辑：文丹）
关键词：南襄隘道；南襄地区；商业城镇；街市；街屋；会馆
一、南襄隘道概述
南襄隘道，又称南襄孔道，是古代南阳至襄阳区间内的著名交通要道，曾是我国古代南北重要交通通道之一。南襄隘道北起伏牛山，西界丹江，东至桐柏山，南界为襄阳与大洪山北麓一线，区域内的汉水以及其支流唐白河、白河、唐河、湍河等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航道和地理环境便利，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楚国所筑连接北方朝聘通使之用的“夏路”，历经千年，连接并囊括了南阳、襄阳、老河口、方城、唐河、赊旗、邓州、新野等著名历史城镇，路径直通北方京畿要地（西安、洛阳、开封、北京），连达南方物阜民丰之地（荆州、汉口、长沙），直至两广巴蜀云贵。南襄隘道以其南北居中、东西则正的特殊优势区位条件，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为活跃的南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动脉。
南襄隘道城镇间的交通线路水网交织、四通八达，根据其地理环境、区域历史状况，可将南襄隘道路线主要划分三部分，即主线、东线、西线：
主线：襄阳←→新野←→南阳（北出方城隘口，南接荆襄古道），是经新野连接的南阳与襄阳两个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道路，主线北向主要通过方城隘口，东连方城路，直至通往北京、开封等地，另一条分支是北出南召经三鸭路过鲁山进入中原，主要通往洛阳；南接荆襄古道、随枣走廊、汉江水路，连接荆州、汉口，直通湖广、巴蜀。线路主要经过的古城镇有襄阳、樊城、新野、南阳、方城、南召、双沟镇、石桥镇等。
东线：枣阳←→唐河←→赊店（北出方城隘口，南接随枣走廊），是通过唐河县连接枣阳与赊店两城之间的道路。向北主要连接方城路，东出中原，通往北方北京、开封等地，南下主要连接随枣走廊，经汉江水道通往汉口，至长江流域。东线水路交通主要依靠唐河，货物由枣阳沿陆路北上，在唐河县、赊店进行船马转换。线路经过的主要古城镇有枣阳、唐河、赊店、青台镇、桐河镇、兴隆镇等。
西线：老河口←→邓州←→内乡（北出武关，南连汉江水道），是通过邓州连接内乡与老河口两城之间的道路。北上主要连接武关道，通往古都西安，南向通过汉江水道连接襄阳直至汉口。西线水运主要依托汉江和湍河，商船通过汉江在老河口与襄阳之间往来，南下荆州、汉口，北上的货物在老河口船马转换，运抵邓州后，沿湍河北上至内乡再转陆路，出武关道，至古都西安及关中平原各地。线路经过的主要古城镇有老河口、邓州、内乡、谷城、太平店镇、紫荆关镇等。
在线路分布基础上，古南襄隘道形成“水陆转运、南船北马”的交通体系：水路交通以汉江及其支流丹江、唐河、白河、南河四支为基本骨干水系，呈扇形展布于平原盆地，连接南方地区；陆路交通以国家驿道为主，以县乡道路为次，连接成网，呈放射状布局，沟通北方地区；以南阳、襄阳为双核，区域形成多级交通节点城镇，并在紫荆关、社旗等城镇设有转运点，船马过载行业发达。
二、南襄隘道上商业城镇的发展变迁
南襄隘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沿线城镇的城镇规模、人口数量、商业经济均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至明清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城镇体系。
（1）商周时期——散点式初级商业市场形成
由于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南襄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先人在此地活动，在西峡、镇平、南召等地多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发现。商周时期，南襄地区被称为“南土”、“南国”，在商代末年，南襄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已有楚、邓、淮、都、卢、彭等国。西周时期，又先后有唐、谢、鄂、申、蓼等诸侯国受封于此。这些分散的诸侯国各自形成了初级的商业交易市场，而且频繁的诸侯国早期活动为南襄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基础。就城镇商业发展而言，此时商业城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交易方式以散点式的交易市场为主，流动性较大。
（2）两汉时期——以南阳为中心城市的商业网络兴起
春秋战国后，南襄地区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南襄地区的宛城（今南阳）在战国时就是中原商业大都市和重要的冶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卷129）中说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荀子·议兵篇》记载：“宛钜铁釶，惨如蜂趸”。汉代宛城更是商业重镇，其经济的繁荣和冶炼业的发达与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并称为“五均”（“均”即市场管理），成为全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东汉时期，南阳是刘秀起帝业之处，因此南阳被称为“帝乡”，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宛城及周边地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地进一步发展，其凭借周边城镇良好的农业基础及前期积累的冶铁技术，一跃成为仅次于洛阳的商业都市。在宛城的带动下，周边城镇如新野、邓州相继发展，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南阳为中心的商业市场网络。
（3）唐宋时期——南襄双核商业结构的形成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处于南襄盆地南端的襄阳地区开始快速发展，襄阳在安史之乱后置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唐州、襄州、邓州、随州、房州、安州、均州、金州、商州等九州，襄阳即为政权中心所在，成为统辖包括南襄地区在内的整个汉水中游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同时形成联系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与此同时，南阳则在东汉以后的长期战乱中屡次遭受破坏，腹地收缩、人口锐减，工商业发展受到一定打击，但在隋唐前期得到了显著恢复，依然是南襄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被历史地理学者陆玉麒称之为“双核结构模式”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南阳居于唐白河流域中游位置，依赖良好的农业基础以及毗邻政治中心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南襄地区的中心城市；唐宋时期，作为唐白河流域的港口城市的襄阳，依托汉水流域的发展逐渐成为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 （4）明清时期——城镇商业的全面繁荣
宋元时，虽然处于南北对立的边缘区域，但是襄阳和南阳的商业手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直到清初期，南阳是北京通往云、贵的驿道干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襄阳则依托汉水流域和荆襄区域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水运交通和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两个核心城市在“南船北马”的转运交通优势下呈现出工商业勃兴发展的态势。
随着明清时期全国商业市场网络的形成，内河航运的兴起，南襄地区的赊旗镇、老河口镇、紫荆关镇、源潭镇等几个处于南水北陆交接点上的商业市镇就随之而兴，担负起了转运南北、沟通东西的重任，同时这些市镇与县域中心城镇、区域中心城市共同构成了南襄地区区域商业网络，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最终造就了全面繁荣的区域商业经济发展。民国后期，由于水运交通的整体衰落和京汉铁路的贯通，南襄地区城镇商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迷。
三、主要商业城镇
在古代，南襄隘道上城镇体系职能组合呈现“双核放射”的特征形态，双核即南阳、襄阳两个区域中心城市。在市场作用下，商业贸易从中心城市向外延伸，形成了基于一定行政区划下的县域商业中心城市，在交通线路和关隘上形成的交通枢纽市镇，以及一般由草市、墟市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业手工业集镇，从不同层级与功能上构成了完整的商业网络。
（1） 南阳
南阳亦称宛城，在春秋时代，宛为楚邑，贸易市场已初步形成。战国时期，是楚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商业城市，已有“宛巨铁池”之誉。秦朝为加强中央统治力量，便于控制地方，大规模地迁徙六国的富豪到咸阳、南阳、巴蜀一带，一方面这些富豪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这些富豪中有很大一批擅长于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大商人，促进了南阳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宛城的“宛珠之簪，付玑之珥，阿缟之衣，锦锈之饰”均在市场上出售并运销到外地，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之称。西汉时，宛城发展为全国大都市之一。公元25年刘秀称帝，迁都洛阳，宛为陪都。被称为帝乡的南阳，由于大地主、大商贾及皇亲国戚云集于此，商业贸易飞速发展。汉代中叶，与洛阳并行成为全国两大中心城市，商业发展到鼎盛一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后，随着驿道的开辟，京都至云、贵、川往来取道于宛，南阳又逐渐成为南北贸易的联系点和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
清末南阳市场吸引了江、浙、闽、山、陕和怀庆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前来经商，促进了南阳商业的繁荣。乾隆以后，由于唐河水路畅通，商业贸易市场一部分由南阳转移到赊旗店，宛城商业稍有逊色。清中期，南阳商人开辟另一流通渠道，将绸绉、玉器、土布、棉花、生漆、山货、药材等运销沿海各省和国外，使宛城商业再次活跃起来。晚清后，南阳丝绸业大盛，有“久成”“大丰”“三和恒”“义太和”等大丝绸庄（行）31家，分布在南关大街、小东关、小西关一带。民国初年，英、美、日三国的“洋行”通过买办先后在宛城设立经销、代销、代购机构。从汉口购大批煤油、白糖、颜料、元钉、蜡烛、卷烟、海味等运往南阳，转销毗邻各县，又将当地的粮食、棉花、油料、皮革等土特产运往武汉、上海、九江等地，转销海外。
（2）襄阳
襄阳地处华中腹地，北通豫陕，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便是南北交汇之地。襄阳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汉江水运，带来商业的勃兴，历史上“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经济的繁荣，使得各地商贾云集襄阳，唐代“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北宋仁宗时，南阳人贾黯有诗称赞道：“带水依山一万家，襄阳自古富豪奢。”南船北马的便利交通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成就了襄阳一派繁华的商业景象。
清代末年，襄阳城市商业以十字街为中心集中化分布，杂货、匹头、文具、印刷、银楼、钱庄、钟表、照像、香烟、煤油、酱园、茗茶、中西药材、皮件等行业集中在以荧惑庙口起至中街的单家祠堂的城市南部区域；以古楼（昭明台）为中心，木质栅店、小百货、小五金市场集中在西侧，铁器、制鞋、竹篾、缝纫集中在东街；杂货、卷烟、铜器、印染集中在南街；粮食、油盐、柴炭、陶器集中在西街；针织、家俱、木材、书画装裱等集中在北街。城隍庙至古楼坡为中心菜市，也有一些固定菜摊点设置在各主要街口，以及众多小型集市设置在小街和城门外。
樊城与襄阳隔江相望，是汉水流域重要的商品转运点和集散地。清末，来往船舶、客商都聚集樊城，“齐泊汉江江不流，瓦盆篷底脍槎头。半逻相抛长叹嗟，汉江有女空如花。欢今若问宿何处，风雨樊城卖酒家。”足见其商贸之繁盛。
（3）赊店
赊店镇，位于南阳社旗县赵河和潘河相汇处，其兴起于清康熙初年，到雍正时已初具规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形成一条横跨赵河南北岸的兴隆街。乾隆年间已发展成长3里、阔4里的繁华巨镇，较大商户达400余家，至清末民国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豫南巨镇。至清末民初，赊店有“天下店数赊店”之誉，水陆车船商贾往来，码头热闹非凡，四方陆路，大车小车，骡子骆驼，络绎不绝。镇内商业各业门类齐全，72街分行业相聚经营，有南北瓷器街、骡店街、山货街、铜器街、木厂街、豆腐街等等，铺面相连，商号众多。
（4）荆紫关
荆紫关镇位于淅川县西北部与丹江上游，地处豫、鄂、陕三省结合部，素有“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荆紫关”之称。荆紫关镇自古水陆并通，为南北交通之要塞，古时水运有“丹江通道”，陆运有“商淤古道”，历史上是秦楚要塞，商贾云集，据《禹贡》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有了码头；西汉时，已形成集镇雏形；唐朝中叶，南方许多物资都要通过此处运往长安；明清时期古镇发展进入鼎盛，《旧志》中记载了明朝前期的荆紫关“康衢数里，巨室千家，码头上百艇接樯，千蹄接踵”的繁荣景象；清朝中期，古镇更是出现了“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的异常繁华景象，遂成为豫、鄂、陕附近7省商贾云集之地，是南北贸易的枢纽。 四、街市与街屋
南襄隘道的交通便利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大量的街市与街屋是城市商业空间的主要承载体，而且街市与街屋的出现使城市外面空间与建筑室内之间没有了硬性的阻隔，使商业活动在室内外延展，满足了商品交易的需要，增加了商业活动的自由性与流动性。
（1）街市
按照空间关系，南襄隘道上街市分为城镇主轴街市、节点聚集街市、边缘服务型街市三种。
1）城镇主轴街市一般情况下对应城镇中心街道或十字街，在连接城门和重要建筑物的街道两侧形成的主要街市，具有规模大、容纳性强、商业服务设施完善等特点，庙会、集市这样的商业交易模式主要在此类街市上进行，如襄阳北街。
2）节点聚集街市则是依托码头、会馆、寺庙、桥梁、名胜这样的城镇标志性节点空间聚集起来的街市类型，由于此类街市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聚集性容易形成行业和个别商业服务门类的聚合特征，并逐渐发展为专业性街市，如谷城老街。
3）边缘服务型街市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区的一般居民，主要承载的是城镇内部消费品市场功能，一般规模较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强、分布多、范围广的特点，以粮油、蔬菜、杂货贩卖为主，如老河口两仪街。
（2）街屋
街屋也叫店宅、店坊，指在具有一定商业规模的市镇、集市上沿街分布的联排式传统民居，是集商品交换、手工业生产与流通及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住宅形式。街屋在南襄地区城镇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具有较强的商业功能，多为前店后宅，面宽小进深大。户户店面相连，左右拼接，门面的木板可拆卸，直接对外开店，方便路人逛街浏览货品。
按照其功能组成可以将街屋分为前店后宅式、前店后仓式与前店后坊式三类：
1）前店后宅式：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街屋形式，大多是以面阔三至五开间、进深两到三进的临街建筑，商人的居住空间在店铺的进深方向延伸出来。店铺部分一般分为两层，其中一层是经营空间，陈列各种商品进行交易活动，二层是阁楼，主要用于商品贮存和伙计居住。一般以经营杂货、粮油、布匹、五金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和批发商人。
2）前店后仓式：此类大多是规模较大的店家，其店铺部分与前者相似，只是在规模上一般相对较大，后部延伸部分以储藏货物为主，院落中间也可作为临时的仓储部分，部分房间也可用于居住，或是再继续延伸出专门用于居住的院落。明清时期，一般是物流运输业的经营场所，作为货物集散的服务性商业空间，如脚行、车行、马帮等，主要服务于需要进行大宗货物流转的商人或商帮。
3）前店后坊式：这一类街屋主要容纳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店面与前店后宅式的无太大差异，其延伸的院落作为加工作坊，部分房间也可作为居住空间，也可作坊独占一进院落，再建造出专门用作居住功能的院落空间。用途上，一般是需要进行商品加工的经营场所，如豆腐店、铁匠坊、修补店等，服务对象也是城镇居民和批发性经营者。
五 会馆
会馆是古代同乡或同业组成的社会团体，具有重要的工商业性质与组织协调职能，在古代社会可起到保护工商业者自身利益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商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古南襄隘道上也有大量的会馆，广泛分布于襄阳、南阳、唐河、社旗、荆紫关等主要商业城镇之中，见证了古代南北文化的传播。
（1）社旗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社旗镇中心，坐北朝南，南对瓷器街，北靠五魁场街，东邻永庆街，西伴绿布场街。主体建筑呈前窄后宽之势，东西最宽62米，南北长156米，占地面积12885.29平方米，各式建筑20余座。会馆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落，建筑群自南向北依次有照壁，辕门，东、西马棚，钟、鼓楼，悬鉴楼，东、西廊房，大拜殿，大座殿，马王殿，药王殿，道坊院等，总建筑面积6235.196平方米。其中春秋楼及其附属建筑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被捻军烧毁，现存建筑悬鉴楼，东、西辕门，东、西马棚，琉璃照壁，钟楼，鼓楼等52间。社旗山陕会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修建，历经66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方建成。第二次开始修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成，现存大拜殿，大座殿，药王殿，马王殿，东、西廊房。
（2）襄阳抚州会馆
抚州会馆位于襄阳市樊城陈老巷历史街区，据推测其兴建最晚大概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现会馆仅剩一个戏台和两座大殿。
戏楼分二层，高约9米，面阔12.4米，进深8.4米，屋面三重檐式共17脊，有18翼角，两山穿斗构造，明楼夹楼遍布如意斗拱，龙兽、麻叶图形装饰其上。转角地方嵌有如意斗拱，明楼昂嘴由两下角向中心和两边斜升，形似“W”形图案。两侧的高拱柱以及宝瓶插花和栏额双龙戏珠都是木浮雕装饰，柱、梁、础都满布鸟兽花卉装饰，匾额上刻着“峙若拟岘”四个大字，戏楼内顶为攒尖式八角彩绘藻井。
正殿为两座殿，中间形成一小天井，两座殿面阔均为三间，但每间跨度很大，总面宽为16米。会馆外貌由于损毁已难见其旧形，殿内木构架比较雄大，用材较好，大殿内部结构极其牢固，往日的装饰构件都已消失，但这更体现了传统木构架的朴实。内部木架为穿斗结构，两殿屋架无举折，屋面瓦作已完全被更换。
（3）唐河县源潭镇陕西会馆
陕西会馆今位于唐河县源潭镇县第二高级中学院内，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四十六年（1781年）竖铁旗杆，道光十八年（1838年）建东、西廊房，二十一年（1841年）建大殿（春秋楼），二十四年（1844年）建东、西配殿。
源潭陕西会馆现存大殿、配殿、铁旗杆一对及东厢房两幢。大殿位于中轴线中部一台基上。重檐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高16米。上层檐屋顶用琉璃脊，正脊两侧浮雕数条飞龙，中央有一高达2米的琉璃重檐歇山顶的摘星楼，下层檐前后各出一卷棚式抱厦。上下层檐下用单昂三踩斗拱，下层檐下置重昂五踩斗拱，柱头科用象鼻昂，正中重昂两侧各斜出45°，双下昂作象鼻形。大殿金柱用通柱，七架梁，上檐前有廊，老檐柱间装有隔扇门。柱头上置大额枋、小额枋、由额垫板、平板枋四大件，其上高浮雕、圆雕各种图案。柱础高0.62米，上部为鼓形，两侧浮雕各种动植物，下部作须弥座，浮雕狮子、人物故事等，十分精美。
东西配殿在大殿两侧，做单檐楼阁式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配殿东侧现存东厢房两幢。硬山灰瓦顶。大殿前方铁旗杆均系生铁铸造，六棱柱形，直径0.2米，高17.5米，共七节，分别插入雌、雄铁狮背部。铁狮加饰武士图案，旗杆自上而下均铸有仰覆莲、童子爬杆和仰头、盘龙缠绕造型，顶端各置旗斗一个。两旗杆基础部分都铸有铭文，即修建日期及铸造机构。
（4）淅川荆紫关古镇会馆建筑群
荆紫关历史上商业发展盛极一时，会馆众多，现存有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福建会馆（又称平浪宫）、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和山陕会馆等。
禹王宫（湖广会馆），是清朝早期湖南、湖北商人于清嘉庆十年（1806年）集资兴建的。因两省靠近长江，崇尚制服洪患的大禹，在正殿供奉大禹的全身像，故湖广会馆也被称为禹王宫。禹王宫位于荆紫关中街的东侧，坐东向西，面江而建。现存建筑分前宫即戏台、大殿等，具有浓厚的清代建筑风格。拱门为高墙门，上部有砖雕斗拱门楼，门嵋上刻有四个大字“声律身度”和青石浮雕竹林七贤及荣启期。
平浪宫位于荆紫关南街，坐东向西。据碑文记载，平浪宫建于清初崇德年间（1638年），后有重修。相传杨泗将军治水有功，祷雨辄应，在河道上妖魔邪怪都怕他，所以受到船工们的崇拜，修建这座平浪官。平浪宫现有房合五座，分前、中、后三宫和耳房，门前两边分别是钟楼和鼓楼。前宫三间，属硬山式建筑，宫门上有一块大理石竖匾，上刻“平浪宫”三个字。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南北通道之一，南襄隘道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与区位条件，在数千年的政治、军事、商业与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孕育了南阳、襄阳、赊店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建设水平的历史城镇，这些城镇择山水而生，应环境而变，城镇、街巷与建筑各具特色，历史典故与人物传说交织其中，沿南襄隘道形成了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复合型景观。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转型加速和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南襄隘道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新的魅力。
（责任编辑：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