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媒体，应和着网络时代高效率的信息生产，时时要爆出所谓热点新闻，不甘于寂寞，也唯恐受众寂寞。但多年来由媒体制造的喧闹，固然让许多人倒掉了胃口，也让一部分人洗亮了眼睛，学会了从纷纭杂沓、泥沙俱下中去寻找真正的新闻，去接触“泡沫”下涌动的暗流。“谢泳事件”就属于真正的新闻。之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新闻，就是因为它直指国内高校现行体制的弊端，直指由这一弊端而滋生出来的种种不良风气，更因为这个事件包含着知识层对异端的容纳、对良心的呼唤。
　　谢泳，一个并不怎么出名的人，迈进了厦大的校门，坐上了文学院教授的席位，这原本是件普通的事，无可惊诧。只要翻翻谢泳的简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凭这两项，他由副高职晋升正高职再正常不过。但多数人却只对他的“低学历”、所谓“民间学者”的身份大感兴趣，人们只在意专科学历到厦大教授之间的巨大落差，除了某些媒体的诱导之外，此中缘由耐人寻味。顺着他们投向谢泳质疑的目光，不难发现关注来自这样的思维定势：大学教授必须是高学历的科班出身，否则就有假冒之嫌。多年来，国内高校在人才引进、聘用上，大抵是非博士、博士后不要。作为常设的机制，这无可厚非。但我们要追问：是不是博士、博士后们之外就别无人才了呢？是不是所有被聘用的博士、博士后们就都是人才呢？
　　中国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从陈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到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两千年里人才受压抑、遭埋没的悲剧实在太多。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请来梁启超，由他负责组建国学研究院。当梁启超引荐陈寅恪时，梅校长犹豫起来，说这个人一没文凭，二没文章和专著，能行吗？梁启超当下郑重表态，别看没有文章，这个人说出一句话，比我所有的学问都大。于是，继王国维之后，陈寅恪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三位导师。按现行体制，陈先生还能如此轻易地踏入清华的门槛吗？人才实难，难在识别，更难在识别后的大胆任用。如果我们翻阅一下中国现代教育史，类似陈先生的例子在在多有，像梁漱溟、钱穆、沈从文、华罗庚，像刘道玉礼聘杨小凯、匡亚明礼聘程千帆，像近来四川师范大学特聘李湘。即此而言，厦门大学的所为并无特别的示范意义，也就不必过分地为朱崇实校长、周宁主任喝彩，他们充其量做了分内事。值得深思的倒是：做了分内事，还会得到特别的赞赏，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在当下“唯成分论”的僵化体制中，厦门大学能“唯才是举”，具有除陈布新的意味。
　　谢泳先生“民间学者”的身份，渊源于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埋身于主流学术圈外，凭个人趣好从事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方面的研究，起点是储安平及其《观察》。因为是“土八路”，并未引起国内学院派的重视，影响有限。但其文风平实朴素，有言必发，发必有中，读来亲切，于温醇间透射出思想的穿透力。在大量事实的钩沉、梳理中，谨慎地亮出结论，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对当下知识界乃至国家命运的忧患，在批判中闪烁着一介学人的良知与心灵火花，让人不费力地读出支撑作者的那份献给民族的深爱以及忘我的境界。仅就学术品格论，当今国内教授队伍中有这份良苦用心的能有几人？在这个意义上，“谢泳事件”意味着接纳异端的宽容，意味着对几千年来赓续不断的知识层的风骨与良知的呼唤。
　　说到风骨与良知， 联想起另一件事。近来与谢泳的“幸运”相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却被逐出校门。表面上，两件事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但只要想一下，一进一出之际，今天的谢泳未必不会成为明天的张鸣，就不能不令人忧从中来。忧分两端，其一是谢泳的学术命运，其二是人事前景。钱钟书有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自由的人身，是学术得以成立的条件。但愿厦大能既买马又备鞍，像对待易中天一样为谢泳开足“绿灯”，保证其学术道路的自然延伸，善其始，善其终。如此，则厦大幸甚，谢泳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