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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屈原的《橘颂》收于《楚辞-九章》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学界看法分歧很大。本文认为，《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明志之作。
关键词：《橘颂》创作时间借橘咏志
屈原的《橘颂》收于《楚辞·九章》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学界看法分歧很大。要正确解读《橘颂》，首先要弄清它是诗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所写。
王逸《楚辞章句》言屈原被放江南之野而作《九章》。至宋代朱熹才提出《九章》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但关于《橘颂》的作时并未言及，故学人仍多遵从旧说，以《橘颂》作于屈原晚年被放江南之时（当时楚人称与郢都相对应之长江以南洞庭湖周围、沅湘流域为“江南”）。至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方说：“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又说：“或日‘此之行比伯夷’，后《悲回风》篇日：‘见伯夷之放迹’，其辞抑何同也？’日：此正可见屈子幼而学之者此也，壮而行之者此也。”清代陈本礼明确提出作于诗人青少年之时。其《屈骚精义·九章》中关于《橘颂》说：
余细玩其词，虽不能定其作于何时，其日“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汪、陈二位都说得很对，唯未能提出更直接的证据。吴汝伦《古文辞类纂评点》中说：
此篇疑屈子少作，故有“幼志”及“年岁虽少”之语。
联系作品言之，是有说服力的。但他又承其师姚鼐之意，说《橘颂》是作于初仕为三阊大夫“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时。此说很有影响，如陆侃如的《屈原评传》即取此说。如现代著名楚辞研究大家游国恩先生比较蒋骥、林云铭这两位主江南之野的说法后，认为林云铭之说“似乎比蒋氏之说更近情理”，言：“从大概楚南多橘，屈原渡过江来，途中所见，借以抒写怀抱，是极可能的事。看他篇中有‘南国’一句，更可证明他作这篇时已到湖湘之间了。”（《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略同）其实这“南国”是相对于北方诸国，指楚国，非指“江南之野”，诗中这里是借橘以明志，非言所颂之橘树生于何处。而且楚国以产橘出名之地不在江南之野，而在汉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在《九章》的《解题》中说：“《橘颂》-篇，体裁和情趣都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同样很有道理，唯言“所颂者何人，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颂，也不得而知”。马茂元《楚辞选》說：“本篇基本上是四言，句法少变化，当是屈原在文学生活中创造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少年时的作品。”文怀沙《九章今绎》也说：“文字风格与其他八章迥异。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大胆地肯定，这一定是距离其他八篇写作期较远的作品。”陆侃如《楚辞选》在《九章》题解中只言：“《惜诵》和《橘颂》可能作于放逐以前。”都较墨守王逸以来旧说者有很大的进步，也较姚鼐之说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样，因为同此前主青年时所作者一样未能讲出更充分的理由，故各家在具体看法上仍然有分歧，直至二十世纪末仍以主被放逐后作者也不少。有的学者则回避作时问题，如姜亮夫先生言：“但求通解，不敢穿凿。”尤其至近四十来年，仍有人认为是被逐时所作，或以为顷襄王元年被放江南行前所作，甚至有的人说是屈原的“绝笔”。
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位学者就青年时代所作一说提出来一些补充理由。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说：“《橘颂》似为屈原早期的作品，四字一句，和《诗经》相近。”虽文字不多，但很有道理。金开诚与其学生董洪利、高路明所著《屈原集校注》没有承袭其师游国恩先生之说。书中说：
从内容上看，《橘颂》当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不仅是《九章》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这可以从《橘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中看出。《橘颂》全篇通过对橘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崇高的志趣和坚强的性格以及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洋溢着一种乐观愉快、积极向上的精神。
讲得很好，对作品思想内容和风格的总结也很正确。只是承吴汝伦之说，仍言本篇“可能是屈原担任三阊大夫时的作品”。屈原在任左徒之前应该是先任三阊大夫的。但不可能二十来岁一出仕即担任三阊大夫这样在学问、德行方面都有很高要求的职务。诗人被任命为三阊大夫，应是在三十岁上下时。而《橘颂》不可能是在三十多岁时所作，如是三十来岁时所作，也就不能说是“少作”。但不论怎样，上面这一段话在消除旧说的束缚和影响方面还是有意义的。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上要有所推进，实为不易。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很多学者们只是在各种《楚辞》文献当中找材料，甚至只在前人之说当中斟酌去取，很少有联系《楚辞》之外其他先秦两汉时的文献，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破解学术悬案。
据我的研究，《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明志之作。理由如下：
第一，冠辞也叫“冠颂”，本篇是诗人以橘自喻，借橘以明志，故题作“橘颂”。
第二，今见于《仪礼·士冠礼》和《孔子家语》的几篇冠颂，全都是四言的形式，《橘颂》在体式上与此完全一样。
第三，冠礼也叫“嘉礼”，本篇第一句“后皇嘉树”，本书是借咏橘以抒怀，故用“嘉”字表示是行嘉礼时明志之作。
第四，《仪礼》中所载冠辞中有“弃尔幼志”之句，同本篇“嗟尔幼志”意思相同。古代贵族子弟在二十岁（虚岁）举行的冠礼即成丁礼，意思是要成丁者放弃少年之时一切依靠家庭的思想意识，从此要担起家庭与国家的一些责任。“嗟尔幼志”和“弃尔幼志”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只是《橘颂》中是说自己从小就树立为国效力之志。
第五，如上所举，一些词语甚至有的句子同冠辞相似，再如冠辞中说“顺尔成德…‘以成厥德”，本篇说“秉德无私”，都表现了对“德”的重视。冠词中常用的一些词如“嘉…‘德…‘服…‘志”等，也都见于《橘颂》。
再联系郭沫若、马茂元、明念贻、金开诚等先生所谈理由来看，《橘颂》在形式上与《诗经》接近，说明作于早年受传统诗歌形式影响深，尚未形成吸收楚地民间歌谣特色而创造的骚体诗形式的时候;从内容上说也没有《离骚》和《惜诵》《抽思》《思美人》及《涉江》《哀郢》《怀沙》这些前后两次被放逐情况下所写悲愤、忧愁的情调，而显得十分轻快活泼。同时，作为咏物显志之作，其中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表现出有志青年的自豪与自信。《橘颂》中从头到尾歌颂一种高尚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只指一般的个人修养，而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同强烈的民族感情结合在一起。诗人要行比伯夷，以橘为榜样，壹其志向，做到文章灿烂，而能任道义。 由此可以肯定：《橘颂》为屈原行冠礼时明志之作无疑。
王夫之释“闭心自慎，终不失过”二句云：“喻已含忠内韫，不敢轻泄，如上官大夫所谮者。”姚鼐《古文辞类纂》言：“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被谗时所作”，“而‘闭心自慎’之语，又若以辨上官大夫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为诬也”。马其昶《屈赋微》承其说。再联系吴汝伦之说，这一发展链条最典型地表现出学术研究史上“进两步，退一步”之缓慢推进的状况。其实屈原这两句诗是针对战国之时文±朝秦暮楚之风气而言，与前一部分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相照应，难以附会到草拟宪令受谗的事上去，因为诗中没有表现出一点政治斗争或变法革新的意思来。
有学者引《中庸》中“或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之语以解“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二句，认为屈原奉行思孟学派的人生准则，主张闭门修养。如清代奚禄诒《楚辞详解》云：“闭心者，屏去欲念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诗人这里只是就橘皮包裹其内瓤使不受污染，表明自己绝不受世俗邪说之染，不会去干朝秦暮楚之事，全诗看不出屏绝世事只求心安气静之意。由“秉德无私”一句已可看出他是要为国为民谋事。
诗中所谓“参天地”，前人多不得其解，这其实即不朽之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卿叔孙豹“三不朽”之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从《橘颂》看，诗人青年时代的志向在于立德、立功，为此而不断努力充实自己。立德的方面是做到了，他的行为，他在《离骚》等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立功，他后来任左徒之职以后草拟宪令，希望举行变法，改革政治，使楚国变得安宁而富强，争取在统一南方广大区域的基础上再统一全国，使人民摆脱春秋以来数百年的战争灾难。遗憾的是楚国的现实与当时各国间复杂的关系，他立功的愿望未能达到，最后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立言”方面真正做到了不朽。李白《江上吟》-诗中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已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屈原何以要以橘自喻，由东方朔《七谏》看，屈原的少年时代有可能在云梦泽一带度过。《七谏·初放》：“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平”即屈平。屈原是名原字平（参拙文《屈原的名字与<卜居><渔父>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屈原作为一个贵族子弟生于都城而在原野长大，有可能是父亲因犯过错而曾被贬谪。整个传世战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于屈原父亲的片言只字，日本有的楚辞学者将此作为否定屈原其人的根据之一。我认为屈原父亲中年以后被疏放的可能性很大。而汉北云梦是楚国贬谪大臣之处，其地以出产好的橘柚而出名。《吕氏春秋·本味》中说：“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云梦在江汉之北，此处“江浦”“云梦”是互文见义。《战国策·赵第一》苏秦说到楚国，也特别提到“橘柚云梦之地”，则云梦所产的橘乃标志楚地富庶之物产。这样屈原以橘为喻，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屈原父亲早逝，他青年时因某种原因暂居汉北（如在亲戚处），正值二十岁行冠礼时的可能性也存在。
本篇前半部分写橘，将橘拟人化，已蕴含有借橘咏志之意。“类任道兮”和“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就明显是借橘喻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二句，从树的方面说，指禀天地之气;从自喻的方面说，指受天命而将对国家有所作为。《晏子春秋·杂下》中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屈原生于策士游说、朝秦暮楚之时，所以特别以此明志，说明自己会一直忠于国家。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以下为第二段，基本上是自白，但也注意尽可能同橘的特征相联系。古代认為男子成丁以前所怀之志，幼志也;行冠礼之时所立，应为一生所追求，将始终不渝，故为大志。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橘：“枝叶茂盛，花香果美，而其为木也，坚挺独立，无繁艳婀娜之态，盖耿介自理，志士仁人之节也。”疏解以上二句之意，最为确当。伯夷，商末贤士，为孤竹君之子，与弟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而一起至首阳山。武王灭商后，他不食周栗，饿死于首阳山。屈原在这里是借以表现一种坚贞不渝的志节。
这首诗是我国咏物诗之祖，清人蒋骥、胡文英已言之。诗的前半侧重正面写橘的特征，赞颂美好的品德，而差不多在每一层意思的表现中都有一句两句是语意双关，既可理解为写橘，也可理解为写入。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文章烂兮”“类任道兮”“纷縕宜修，垮而不丑兮”等。后半似乎在直接歌颂人的美德，而实际上仍是由橘树的本性生发出，如“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等。其抒情与咏物相关联，体现出一种深情与智慧。故刘熙载言其“品藻精至”“不迂而妙”（《艺概》），可谓的评。
此诗借咏物以明志，句句相关，而又不直接写己，也不用“如”“像”“若”“好比”之类的词，二者的关系在不即不离之间。这种表现方式对汉代以来的咏物诗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橘颂》创作时间借橘咏志
屈原的《橘颂》收于《楚辞·九章》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学界看法分歧很大。要正确解读《橘颂》，首先要弄清它是诗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所写。
王逸《楚辞章句》言屈原被放江南之野而作《九章》。至宋代朱熹才提出《九章》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但关于《橘颂》的作时并未言及，故学人仍多遵从旧说，以《橘颂》作于屈原晚年被放江南之时（当时楚人称与郢都相对应之长江以南洞庭湖周围、沅湘流域为“江南”）。至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方说：“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又说：“或日‘此之行比伯夷’，后《悲回风》篇日：‘见伯夷之放迹’，其辞抑何同也？’日：此正可见屈子幼而学之者此也，壮而行之者此也。”清代陈本礼明确提出作于诗人青少年之时。其《屈骚精义·九章》中关于《橘颂》说：
余细玩其词，虽不能定其作于何时，其日“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汪、陈二位都说得很对，唯未能提出更直接的证据。吴汝伦《古文辞类纂评点》中说：
此篇疑屈子少作，故有“幼志”及“年岁虽少”之语。
联系作品言之，是有说服力的。但他又承其师姚鼐之意，说《橘颂》是作于初仕为三阊大夫“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时。此说很有影响，如陆侃如的《屈原评传》即取此说。如现代著名楚辞研究大家游国恩先生比较蒋骥、林云铭这两位主江南之野的说法后，认为林云铭之说“似乎比蒋氏之说更近情理”，言：“从大概楚南多橘，屈原渡过江来，途中所见，借以抒写怀抱，是极可能的事。看他篇中有‘南国’一句，更可证明他作这篇时已到湖湘之间了。”（《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略同）其实这“南国”是相对于北方诸国，指楚国，非指“江南之野”，诗中这里是借橘以明志，非言所颂之橘树生于何处。而且楚国以产橘出名之地不在江南之野，而在汉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在《九章》的《解题》中说：“《橘颂》-篇，体裁和情趣都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同样很有道理，唯言“所颂者何人，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颂，也不得而知”。马茂元《楚辞选》說：“本篇基本上是四言，句法少变化，当是屈原在文学生活中创造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少年时的作品。”文怀沙《九章今绎》也说：“文字风格与其他八章迥异。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大胆地肯定，这一定是距离其他八篇写作期较远的作品。”陆侃如《楚辞选》在《九章》题解中只言：“《惜诵》和《橘颂》可能作于放逐以前。”都较墨守王逸以来旧说者有很大的进步，也较姚鼐之说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样，因为同此前主青年时所作者一样未能讲出更充分的理由，故各家在具体看法上仍然有分歧，直至二十世纪末仍以主被放逐后作者也不少。有的学者则回避作时问题，如姜亮夫先生言：“但求通解，不敢穿凿。”尤其至近四十来年，仍有人认为是被逐时所作，或以为顷襄王元年被放江南行前所作，甚至有的人说是屈原的“绝笔”。
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位学者就青年时代所作一说提出来一些补充理由。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说：“《橘颂》似为屈原早期的作品，四字一句，和《诗经》相近。”虽文字不多，但很有道理。金开诚与其学生董洪利、高路明所著《屈原集校注》没有承袭其师游国恩先生之说。书中说：
从内容上看，《橘颂》当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不仅是《九章》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这可以从《橘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中看出。《橘颂》全篇通过对橘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崇高的志趣和坚强的性格以及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洋溢着一种乐观愉快、积极向上的精神。
讲得很好，对作品思想内容和风格的总结也很正确。只是承吴汝伦之说，仍言本篇“可能是屈原担任三阊大夫时的作品”。屈原在任左徒之前应该是先任三阊大夫的。但不可能二十来岁一出仕即担任三阊大夫这样在学问、德行方面都有很高要求的职务。诗人被任命为三阊大夫，应是在三十岁上下时。而《橘颂》不可能是在三十多岁时所作，如是三十来岁时所作，也就不能说是“少作”。但不论怎样，上面这一段话在消除旧说的束缚和影响方面还是有意义的。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上要有所推进，实为不易。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很多学者们只是在各种《楚辞》文献当中找材料，甚至只在前人之说当中斟酌去取，很少有联系《楚辞》之外其他先秦两汉时的文献，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破解学术悬案。
据我的研究，《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明志之作。理由如下：
第一，冠辞也叫“冠颂”，本篇是诗人以橘自喻，借橘以明志，故题作“橘颂”。
第二，今见于《仪礼·士冠礼》和《孔子家语》的几篇冠颂，全都是四言的形式，《橘颂》在体式上与此完全一样。
第三，冠礼也叫“嘉礼”，本篇第一句“后皇嘉树”，本书是借咏橘以抒怀，故用“嘉”字表示是行嘉礼时明志之作。
第四，《仪礼》中所载冠辞中有“弃尔幼志”之句，同本篇“嗟尔幼志”意思相同。古代贵族子弟在二十岁（虚岁）举行的冠礼即成丁礼，意思是要成丁者放弃少年之时一切依靠家庭的思想意识，从此要担起家庭与国家的一些责任。“嗟尔幼志”和“弃尔幼志”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只是《橘颂》中是说自己从小就树立为国效力之志。
第五，如上所举，一些词语甚至有的句子同冠辞相似，再如冠辞中说“顺尔成德…‘以成厥德”，本篇说“秉德无私”，都表现了对“德”的重视。冠词中常用的一些词如“嘉…‘德…‘服…‘志”等，也都见于《橘颂》。
再联系郭沫若、马茂元、明念贻、金开诚等先生所谈理由来看，《橘颂》在形式上与《诗经》接近，说明作于早年受传统诗歌形式影响深，尚未形成吸收楚地民间歌谣特色而创造的骚体诗形式的时候;从内容上说也没有《离骚》和《惜诵》《抽思》《思美人》及《涉江》《哀郢》《怀沙》这些前后两次被放逐情况下所写悲愤、忧愁的情调，而显得十分轻快活泼。同时，作为咏物显志之作，其中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表现出有志青年的自豪与自信。《橘颂》中从头到尾歌颂一种高尚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只指一般的个人修养，而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同强烈的民族感情结合在一起。诗人要行比伯夷，以橘为榜样，壹其志向，做到文章灿烂，而能任道义。 由此可以肯定：《橘颂》为屈原行冠礼时明志之作无疑。
王夫之释“闭心自慎，终不失过”二句云：“喻已含忠内韫，不敢轻泄，如上官大夫所谮者。”姚鼐《古文辞类纂》言：“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被谗时所作”，“而‘闭心自慎’之语，又若以辨上官大夫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为诬也”。马其昶《屈赋微》承其说。再联系吴汝伦之说，这一发展链条最典型地表现出学术研究史上“进两步，退一步”之缓慢推进的状况。其实屈原这两句诗是针对战国之时文±朝秦暮楚之风气而言，与前一部分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相照应，难以附会到草拟宪令受谗的事上去，因为诗中没有表现出一点政治斗争或变法革新的意思来。
有学者引《中庸》中“或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之语以解“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二句，认为屈原奉行思孟学派的人生准则，主张闭门修养。如清代奚禄诒《楚辞详解》云：“闭心者，屏去欲念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诗人这里只是就橘皮包裹其内瓤使不受污染，表明自己绝不受世俗邪说之染，不会去干朝秦暮楚之事，全诗看不出屏绝世事只求心安气静之意。由“秉德无私”一句已可看出他是要为国为民谋事。
诗中所谓“参天地”，前人多不得其解，这其实即不朽之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卿叔孙豹“三不朽”之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从《橘颂》看，诗人青年时代的志向在于立德、立功，为此而不断努力充实自己。立德的方面是做到了，他的行为，他在《离骚》等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立功，他后来任左徒之职以后草拟宪令，希望举行变法，改革政治，使楚国变得安宁而富强，争取在统一南方广大区域的基础上再统一全国，使人民摆脱春秋以来数百年的战争灾难。遗憾的是楚国的现实与当时各国间复杂的关系，他立功的愿望未能达到，最后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立言”方面真正做到了不朽。李白《江上吟》-诗中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已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屈原何以要以橘自喻，由东方朔《七谏》看，屈原的少年时代有可能在云梦泽一带度过。《七谏·初放》：“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平”即屈平。屈原是名原字平（参拙文《屈原的名字与<卜居><渔父>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屈原作为一个贵族子弟生于都城而在原野长大，有可能是父亲因犯过错而曾被贬谪。整个传世战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于屈原父亲的片言只字，日本有的楚辞学者将此作为否定屈原其人的根据之一。我认为屈原父亲中年以后被疏放的可能性很大。而汉北云梦是楚国贬谪大臣之处，其地以出产好的橘柚而出名。《吕氏春秋·本味》中说：“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云梦在江汉之北，此处“江浦”“云梦”是互文见义。《战国策·赵第一》苏秦说到楚国，也特别提到“橘柚云梦之地”，则云梦所产的橘乃标志楚地富庶之物产。这样屈原以橘为喻，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屈原父亲早逝，他青年时因某种原因暂居汉北（如在亲戚处），正值二十岁行冠礼时的可能性也存在。
本篇前半部分写橘，将橘拟人化，已蕴含有借橘咏志之意。“类任道兮”和“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就明显是借橘喻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二句，从树的方面说，指禀天地之气;从自喻的方面说，指受天命而将对国家有所作为。《晏子春秋·杂下》中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屈原生于策士游说、朝秦暮楚之时，所以特别以此明志，说明自己会一直忠于国家。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以下为第二段，基本上是自白，但也注意尽可能同橘的特征相联系。古代认為男子成丁以前所怀之志，幼志也;行冠礼之时所立，应为一生所追求，将始终不渝，故为大志。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橘：“枝叶茂盛，花香果美，而其为木也，坚挺独立，无繁艳婀娜之态，盖耿介自理，志士仁人之节也。”疏解以上二句之意，最为确当。伯夷，商末贤士，为孤竹君之子，与弟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而一起至首阳山。武王灭商后，他不食周栗，饿死于首阳山。屈原在这里是借以表现一种坚贞不渝的志节。
这首诗是我国咏物诗之祖，清人蒋骥、胡文英已言之。诗的前半侧重正面写橘的特征，赞颂美好的品德，而差不多在每一层意思的表现中都有一句两句是语意双关，既可理解为写橘，也可理解为写入。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文章烂兮”“类任道兮”“纷縕宜修，垮而不丑兮”等。后半似乎在直接歌颂人的美德，而实际上仍是由橘树的本性生发出，如“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等。其抒情与咏物相关联，体现出一种深情与智慧。故刘熙载言其“品藻精至”“不迂而妙”（《艺概》），可谓的评。
此诗借咏物以明志，句句相关，而又不直接写己，也不用“如”“像”“若”“好比”之类的词，二者的关系在不即不离之间。这种表现方式对汉代以来的咏物诗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