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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国琦教授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有时让人有心怦怦然振作之感，因为仿佛可以从中读出两百年来国人的“大国梦”的觉醒和实现。不过在学论学，我们还是回到客观的学术评述上来。除去导言、结语之外，全书七章，分别討论：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以工代兵”的替代战略、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不难看出，作者有着强烈的建构意识，试图建构起一个中国有意识地进入国际体系，乃至寻求世界新秩序的历史过程来。
总体而言，作者的主要贡献有三：其一，发掘了一战与中国的崭新领域，不仅拓展新论题，而且使用新材料（档案、报刊等），并有强烈的问题切入意识。其二，借助國际史等领域的西方理论资源，试图建构起一套自洽的理论模型。作者强调从国际史视角进行研究，其特点在于将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与宏观历史相结合，尤其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著名学者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研究国际事务乃是“根据梦想、抱负和其他人类意识表现”（P6）。作为及门弟子，徐教授也在联动中区分“国际化”与“中国化”两个概念，强调“国际化是指中国人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进行接触的过程”。而“中国化的推动力来自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社会、思想、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中国化也受到新一代中国人对政府外交事务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关注的推动”。他进一步区分了消极的国际化、积极的国际化（P18-19）。其三，展现出良好的学术视域，即致力于重构政治史为主的历史主体叙述的同时，也相当重视思想史研究的背景，注意到知识精英在重大政治与社会事件中所起的可能功用。因为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分科治学不过是后世限于人力不能及“不得已而为之”。故此，整合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乃至经济史的种种维度而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作为一部以政治史为取向的著作，作者充分注意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维度，关注华工现象（当然作者目的是赋予更宏大的意义）、关注知识精英与社会阶层的互动方面，譬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致力的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活动等（不过说李石曾是实业家似乎不确，P153），包括对汪精卫历史地位的复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P152），实为难能可贵，展现了“通史意识”，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作者在大胆创新、努力“发前人所未言”的时候，自然就很难做到“四平八稳”。道理很简单，要大胆立论，就免不了出现一些“疏漏”。但话说回来，若不能如此，理论创新云云也就只能是“画饼充饥”。只有大胆探索，才可能出现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才可能真地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建构。此处仅就自身的阅读记录，提一些值得商榷的疑点，就教于作者、学界与读者方家。
其一，此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存在一个中国有意识地进入国际体系并寻求世界新秩序的历史过程。这当然不能完全说是“无中生有”，但确实有不小的“理念先行”的危险存在，至少还很有“小心求证”的必要。现代中国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复杂多端、难以把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龙无首”，北洋时代的乱局可为明证；但通过这样一种“别线人物”的建构，是否有可能勾连一条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线索？譬如说这里强调的“华工”，尤其是“以工代兵”背后的“政治运作”。这条线索我以为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以职业外交官群体的精英人物为核心，他们在历史语境中走过的，或许是一条有待清理的“国际化之路”。谈论某国国际化的历史，实际上无法摆脱其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包括文化交流史等），而从晚清到民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外交官遴选的制度化，如果此前还是封建王朝的“等级制”选拔，而民初时代则无疑更侧重于“技术化”的官僚遴选，而这批职业外交官对于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争取，即在国际化进程中来明确自身的国家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已有深刻认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颇有认真研究的价值，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能借此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网”。（P65）但根本问题是，谁代表中国，其时所谓中央政府里的官僚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利益？操纵军队的军阀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中国？譬如一战爆发后，中国各界精英的表现、表态和思路就非常地复杂多元，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因素，值得细加辨析。譬如作者提到梁启超、张君劢的对德态度，那么同样作为知识精英的马君武、蔡元培等人的态度也值得纳入考察。除了一般意义的国家利益话语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他们之间的分殊及其背后深层思想动因。譬如马君武的坚决反对对德宣战立场就饶有意味，这其中既有其时前后文化、历史场域的种种因素制约；但也不排除他因留德而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背景。可为什么同样具有留德背景的蔡元培却会坚定地坚持宣战立场呢？设若如此，马君武在留日时代与梁启超的私怨就似乎值得注意；而蔡元培其实因为留法，而受到的法国官方宣传口径影响则也不能不予以重视。简单地说一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人也以同样的立场反对中国参战”（P219），似乎压抑了原有问题的复杂性。（参见拙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
当然这或许是此类宏观著作难以避免的问题，真的想要做到“兼顾宏观、微观”“以小见大”又“复原现场”，几乎就是学术实践中难以操作之事。此处无意求全责备于具体材料的完备性，而是想要强调，即便是强调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的“走向世界”，似乎也应具体剖析各个大群体的利益差别和言说背后的考量。或谓“思想背后的利益”，也许过于夸大，可毕竟人是具体生存于社会场域中的分子，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生活背景而“言与行”。就此而言，我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理解为一个诸多合力的博弈结果，而非是一厢情愿、目标明确的国家级行为。
其二，华工意义究竟界定在一个怎样的程度更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华工问题，是作者重点关注的，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这里初步討论了所谓“以工代兵”问题，在以大量的翔实材料说明华工在欧的成绩的方面，作者特别强调“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为中国早期争取在这个世界新秩序中应有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P158）这样一种结论相当激动人心，使人欣欣然而向往之。尤其是作者前引列维娜对华工未完成政府预期外交目标的结论而批驳之（见Levine，Marilyn A.：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寻找的一代——1920年代的中国留欧共产主义者》），更显出这一结论之重要。我自己在研究中觉得关于华工评价问题，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予以澄清。一是华工引发并参与的中国现代史问题，即旅欧共产主义支部的形成，以及他们与中国日后国内工人运动的关系。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华工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互动问题，就旅法华工来看，他们本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李石曾、蔡元培这批留法精英规划的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当然彼此有融合和互相借势的成分），日后华工事业的发展又致使了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有基督教青年会背景）等人的赴法，当然还有其时保持距离的留法学人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是很值得探究的；二是华工向华侨变迁过程中与居留国的关系究竟怎样，他们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华侨传统的？对所在国文化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三是华工所承载的即时政治功能，即这里所谓的北洋政府的“外交目标”设定的问题。这显然是徐教授特别强调的一点，我想这种思路和策略都可以理解，但在具体论证上是否可以更充分些。譬如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如果变换频繁的话，那么外交部的整体运转和政策制定上是否有一种延续性和稳定的国家利益目标设定？）的整体策略和运作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最终目标和事实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因为正如作者也承认的，华工的巨大贡献及其牺牲并未得到协约国的足够承认（P151）；否则凡尔赛和约也不会是那样的结局，五四运动也无从爆发。若下一部专著中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较深入探討，无疑深值期待。 其三，20世纪前期中国的制度、文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究竟划分在何时更合适？1910年代因一战发生的前后变化究竟有多大？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进程？作者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年的中国与1914年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其不同之处体现在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P14-15）五年间的变化是否真是如此“判若云泥”，值得探究，可至少值得强调的是，这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于一战的参战与否，而且政治事件的标志有其局限性。譬如同样说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就颇有差别，或者可以1919年为标志，前者则应不妨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算起。而且，我们应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历程自有其内在的脉络。费正清之强调“西方冲击-中国回应”（impact-response model）有严重夸大西方冲击力历史作用的一面，所以柯文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明显有“内部倾向”（internal approach），这与他接受法国年鉴学派与结构主义而强调人类社会中长期变化有关（见林同奇《译者代序》，载[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P29）。自19世纪国门打开之后，外来因素，尤其是西方因素确实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可如果我们将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长时段”（le temps long）维度中，则中国传统的自身转化脉络也同样值得重视（甚至更重要），毕竟历观任何大国的兴衰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都必须以自我主体的呈现为要义。思想史脉络已然如此，政治史发展更有其表象性的一面。其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轻易地跟随着政治史的划界而将文化史、思想史等也同步而行，倒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任达（Reynolds，Doug-las R.）的判断值得重视，他说：“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性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業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确实，191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中国转折期，这一转折不是凭空而降，而是有着18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准备基础的，尤其是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清末新政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都为这样一种变革奠定了基础，仅举若干例，就教育方面看，如果没有戊戌变法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没有新政期间科举革废的大举动，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是很难想象的；就思想方面看，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已经孕育了后来变化的主要种子，如《新世纪》留法学人所传播的安那其思想，再经留日学人的推波助澜，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先驱作用，虽然主要人物或许已分道扬镳。
当然作者自有其特定立场，他希望“能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11年（充满希望的年代）到1919年（反思和重新的年代，转折年代）的实际差距”，并由此试图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对中国而言也是一场大战争，因为中国的积极参战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世界意义的大战争。”“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标志着中国开始踏上实现国际化的漫长征途。”（P301-302）相比较此前一直过分压抑一战的意义，甚至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战争”的论调，此书无疑让我们站到了另一个极端来考虑问题。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路，确实符合西方二元论的基本思维特征。然而，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实际上，所谓“国际化”的概念就是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东西，尽管作者做了明确的界定，但因其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被过分滥用，所以仍然免不了某种尴尬。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战胜国姿态出场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其实输得相当可怜，巴黎和会的外交败局是不容否认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曲折的过程”，至少中国部分外交官的表现还差强人意，而梁启超等人的民间外交努力虽无成效但却也开辟了另类的国际化方式。如果作者能将关注的视域放宽，将一战后西方的整体语境纳入考察视野，尤其是德、法等主要国家的不同国民精神状态与因此而兴起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作为背景，那么这样一种国际化视野无疑更可获得更广泛与多元意义上的支撑。我总以为，对于政府更迭频仍、官僚如走马灯般上任的北洋时代来说，未必就存在一种太过刻意与功利性的国家行为，但落实到具体的人物身上则往往有所行为。具体言之，譬如梁启超等人的民间活动，既包括外交方面的努力，也还包括更多的学术文化交游，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志，在法时访柏格森、在德时见奥伊肯，日后张君劢更因此往耶拿而投在奥氏帐下。同样，蔡元培的游历欧美也有很大的国际化意味，其见居里夫人、访爱因斯坦、奥伊肯等，都很有国际化的意味。
战争是一种契机，也确实是一种可能带来巨大变化的契机，但它毕竟是一种非常规的、甚至是需要主体否定的暴力契机，它所带来的好处应该承认，但其可能造成的遮蔽面与陷阱也似应有足够的警醒。所以，中国的国际化问题，即便借此为视角，也可以“包容百相”，将若干重要的层面纳入考察，进行互补、互证，庶几我们对国际化的理解可以更加多元，也更加完整。而更进一步的追问则是，中国需要追寻的是怎样一种“国家认同”？这样一种借助一战而国际化的阐释又如何与后来的历史发展建立起有效的关联乃至内在逻辑，或许同样值得思考？再更深一步追问，若能在整体建构方面，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若能更多借鉴中国本土资源，譬如《周易》也强调二元，但那是太极之中的二元，更看重的是“二元既对立又转化”的功能。如此当不至于完全陷入西方的二元化思维模式中去，或许这也是中国学者在更高层面可以“别出手眼”之处？
以上所论，当属“看人挑担不吃力”。总体而言，此书乃中国国际化研究方面筚路蓝缕之力作。在理论方面，作者表现出良好的学养，尤其是作为史学家而能对理论如此重视，并运用自如，充分展现出现代学术学科互涉的伦理自觉和问题意识。入江超、柯伟林诸家之外，又如引入阿尔蒙德（Almond，Gabriel A.）的外交政策群体的四等级论（P65-66）等，都可见出；但似乎还可更加“对症下药”，譬如谈到中国的精英统治社会问题就相对泛泛（P66-67），若能参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或可更有创新。当然此书的细微处也不乏误植，诸如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非《学纯室回忆录》，P165、312）、杨恺龄（非杨恺令，P315）等，这些都或是印刷错误，不再一一。总体而言，是书为以国际化角度研究现代中国进程的重要著作，我相信以后治该领域的学者理所当然地会参考此著；作者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明确的实证取向，在史料收集、理论思维两个维度都迭出手笔，让人不胜心驰；我也很欣赏作者偶尔流露出的文思灵光的闪耀，譬如引用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中的名言，譬如对一战中国的文学化描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各种新的政治观念（国家主义而非儒家学说；民族国家代替文化主义），欧美留学生，积极进取的新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现代印刷媒体，尤其是变化中的国际体系本身，所有这一切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复兴。”（P5）作者掩盖不住自己强烈的母国情怀与当下关怀，使得其研究本身充满了“介入”意识。不知为什么，这竟使得我不禁想起了亨廷顿的一段话：“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P8-9）。若能将文明与文化视野引入，或许对国际化的理解和认知能“更上层楼”？
（责任编辑 洪滔）
总体而言，作者的主要贡献有三：其一，发掘了一战与中国的崭新领域，不仅拓展新论题，而且使用新材料（档案、报刊等），并有强烈的问题切入意识。其二，借助國际史等领域的西方理论资源，试图建构起一套自洽的理论模型。作者强调从国际史视角进行研究，其特点在于将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与宏观历史相结合，尤其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著名学者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研究国际事务乃是“根据梦想、抱负和其他人类意识表现”（P6）。作为及门弟子，徐教授也在联动中区分“国际化”与“中国化”两个概念，强调“国际化是指中国人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进行接触的过程”。而“中国化的推动力来自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社会、思想、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中国化也受到新一代中国人对政府外交事务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关注的推动”。他进一步区分了消极的国际化、积极的国际化（P18-19）。其三，展现出良好的学术视域，即致力于重构政治史为主的历史主体叙述的同时，也相当重视思想史研究的背景，注意到知识精英在重大政治与社会事件中所起的可能功用。因为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分科治学不过是后世限于人力不能及“不得已而为之”。故此，整合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乃至经济史的种种维度而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作为一部以政治史为取向的著作，作者充分注意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维度，关注华工现象（当然作者目的是赋予更宏大的意义）、关注知识精英与社会阶层的互动方面，譬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致力的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活动等（不过说李石曾是实业家似乎不确，P153），包括对汪精卫历史地位的复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P152），实为难能可贵，展现了“通史意识”，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作者在大胆创新、努力“发前人所未言”的时候，自然就很难做到“四平八稳”。道理很简单，要大胆立论，就免不了出现一些“疏漏”。但话说回来，若不能如此，理论创新云云也就只能是“画饼充饥”。只有大胆探索，才可能出现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才可能真地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建构。此处仅就自身的阅读记录，提一些值得商榷的疑点，就教于作者、学界与读者方家。
其一，此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存在一个中国有意识地进入国际体系并寻求世界新秩序的历史过程。这当然不能完全说是“无中生有”，但确实有不小的“理念先行”的危险存在，至少还很有“小心求证”的必要。现代中国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复杂多端、难以把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龙无首”，北洋时代的乱局可为明证；但通过这样一种“别线人物”的建构，是否有可能勾连一条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线索？譬如说这里强调的“华工”，尤其是“以工代兵”背后的“政治运作”。这条线索我以为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以职业外交官群体的精英人物为核心，他们在历史语境中走过的，或许是一条有待清理的“国际化之路”。谈论某国国际化的历史，实际上无法摆脱其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包括文化交流史等），而从晚清到民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外交官遴选的制度化，如果此前还是封建王朝的“等级制”选拔，而民初时代则无疑更侧重于“技术化”的官僚遴选，而这批职业外交官对于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争取，即在国际化进程中来明确自身的国家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已有深刻认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颇有认真研究的价值，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能借此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网”。（P65）但根本问题是，谁代表中国，其时所谓中央政府里的官僚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利益？操纵军队的军阀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中国？譬如一战爆发后，中国各界精英的表现、表态和思路就非常地复杂多元，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因素，值得细加辨析。譬如作者提到梁启超、张君劢的对德态度，那么同样作为知识精英的马君武、蔡元培等人的态度也值得纳入考察。除了一般意义的国家利益话语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他们之间的分殊及其背后深层思想动因。譬如马君武的坚决反对对德宣战立场就饶有意味，这其中既有其时前后文化、历史场域的种种因素制约；但也不排除他因留德而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背景。可为什么同样具有留德背景的蔡元培却会坚定地坚持宣战立场呢？设若如此，马君武在留日时代与梁启超的私怨就似乎值得注意；而蔡元培其实因为留法，而受到的法国官方宣传口径影响则也不能不予以重视。简单地说一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人也以同样的立场反对中国参战”（P219），似乎压抑了原有问题的复杂性。（参见拙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
当然这或许是此类宏观著作难以避免的问题，真的想要做到“兼顾宏观、微观”“以小见大”又“复原现场”，几乎就是学术实践中难以操作之事。此处无意求全责备于具体材料的完备性，而是想要强调，即便是强调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的“走向世界”，似乎也应具体剖析各个大群体的利益差别和言说背后的考量。或谓“思想背后的利益”，也许过于夸大，可毕竟人是具体生存于社会场域中的分子，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生活背景而“言与行”。就此而言，我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理解为一个诸多合力的博弈结果，而非是一厢情愿、目标明确的国家级行为。
其二，华工意义究竟界定在一个怎样的程度更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华工问题，是作者重点关注的，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这里初步討论了所谓“以工代兵”问题，在以大量的翔实材料说明华工在欧的成绩的方面，作者特别强调“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为中国早期争取在这个世界新秩序中应有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P158）这样一种结论相当激动人心，使人欣欣然而向往之。尤其是作者前引列维娜对华工未完成政府预期外交目标的结论而批驳之（见Levine，Marilyn A.：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寻找的一代——1920年代的中国留欧共产主义者》），更显出这一结论之重要。我自己在研究中觉得关于华工评价问题，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予以澄清。一是华工引发并参与的中国现代史问题，即旅欧共产主义支部的形成，以及他们与中国日后国内工人运动的关系。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华工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互动问题，就旅法华工来看，他们本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李石曾、蔡元培这批留法精英规划的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当然彼此有融合和互相借势的成分），日后华工事业的发展又致使了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有基督教青年会背景）等人的赴法，当然还有其时保持距离的留法学人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是很值得探究的；二是华工向华侨变迁过程中与居留国的关系究竟怎样，他们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华侨传统的？对所在国文化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三是华工所承载的即时政治功能，即这里所谓的北洋政府的“外交目标”设定的问题。这显然是徐教授特别强调的一点，我想这种思路和策略都可以理解，但在具体论证上是否可以更充分些。譬如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如果变换频繁的话，那么外交部的整体运转和政策制定上是否有一种延续性和稳定的国家利益目标设定？）的整体策略和运作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最终目标和事实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因为正如作者也承认的，华工的巨大贡献及其牺牲并未得到协约国的足够承认（P151）；否则凡尔赛和约也不会是那样的结局，五四运动也无从爆发。若下一部专著中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较深入探討，无疑深值期待。 其三，20世纪前期中国的制度、文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究竟划分在何时更合适？1910年代因一战发生的前后变化究竟有多大？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进程？作者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年的中国与1914年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其不同之处体现在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P14-15）五年间的变化是否真是如此“判若云泥”，值得探究，可至少值得强调的是，这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于一战的参战与否，而且政治事件的标志有其局限性。譬如同样说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就颇有差别，或者可以1919年为标志，前者则应不妨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算起。而且，我们应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历程自有其内在的脉络。费正清之强调“西方冲击-中国回应”（impact-response model）有严重夸大西方冲击力历史作用的一面，所以柯文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明显有“内部倾向”（internal approach），这与他接受法国年鉴学派与结构主义而强调人类社会中长期变化有关（见林同奇《译者代序》，载[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P29）。自19世纪国门打开之后，外来因素，尤其是西方因素确实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可如果我们将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长时段”（le temps long）维度中，则中国传统的自身转化脉络也同样值得重视（甚至更重要），毕竟历观任何大国的兴衰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都必须以自我主体的呈现为要义。思想史脉络已然如此，政治史发展更有其表象性的一面。其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轻易地跟随着政治史的划界而将文化史、思想史等也同步而行，倒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任达（Reynolds，Doug-las R.）的判断值得重视，他说：“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性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業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确实，191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中国转折期，这一转折不是凭空而降，而是有着18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准备基础的，尤其是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清末新政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都为这样一种变革奠定了基础，仅举若干例，就教育方面看，如果没有戊戌变法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没有新政期间科举革废的大举动，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是很难想象的；就思想方面看，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已经孕育了后来变化的主要种子，如《新世纪》留法学人所传播的安那其思想，再经留日学人的推波助澜，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先驱作用，虽然主要人物或许已分道扬镳。
当然作者自有其特定立场，他希望“能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11年（充满希望的年代）到1919年（反思和重新的年代，转折年代）的实际差距”，并由此试图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对中国而言也是一场大战争，因为中国的积极参战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世界意义的大战争。”“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标志着中国开始踏上实现国际化的漫长征途。”（P301-302）相比较此前一直过分压抑一战的意义，甚至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战争”的论调，此书无疑让我们站到了另一个极端来考虑问题。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路，确实符合西方二元论的基本思维特征。然而，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实际上，所谓“国际化”的概念就是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东西，尽管作者做了明确的界定，但因其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被过分滥用，所以仍然免不了某种尴尬。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战胜国姿态出场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其实输得相当可怜，巴黎和会的外交败局是不容否认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曲折的过程”，至少中国部分外交官的表现还差强人意，而梁启超等人的民间外交努力虽无成效但却也开辟了另类的国际化方式。如果作者能将关注的视域放宽，将一战后西方的整体语境纳入考察视野，尤其是德、法等主要国家的不同国民精神状态与因此而兴起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作为背景，那么这样一种国际化视野无疑更可获得更广泛与多元意义上的支撑。我总以为，对于政府更迭频仍、官僚如走马灯般上任的北洋时代来说，未必就存在一种太过刻意与功利性的国家行为，但落实到具体的人物身上则往往有所行为。具体言之，譬如梁启超等人的民间活动，既包括外交方面的努力，也还包括更多的学术文化交游，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志，在法时访柏格森、在德时见奥伊肯，日后张君劢更因此往耶拿而投在奥氏帐下。同样，蔡元培的游历欧美也有很大的国际化意味，其见居里夫人、访爱因斯坦、奥伊肯等，都很有国际化的意味。
战争是一种契机，也确实是一种可能带来巨大变化的契机，但它毕竟是一种非常规的、甚至是需要主体否定的暴力契机，它所带来的好处应该承认，但其可能造成的遮蔽面与陷阱也似应有足够的警醒。所以，中国的国际化问题，即便借此为视角，也可以“包容百相”，将若干重要的层面纳入考察，进行互补、互证，庶几我们对国际化的理解可以更加多元，也更加完整。而更进一步的追问则是，中国需要追寻的是怎样一种“国家认同”？这样一种借助一战而国际化的阐释又如何与后来的历史发展建立起有效的关联乃至内在逻辑，或许同样值得思考？再更深一步追问，若能在整体建构方面，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若能更多借鉴中国本土资源，譬如《周易》也强调二元，但那是太极之中的二元，更看重的是“二元既对立又转化”的功能。如此当不至于完全陷入西方的二元化思维模式中去，或许这也是中国学者在更高层面可以“别出手眼”之处？
以上所论，当属“看人挑担不吃力”。总体而言，此书乃中国国际化研究方面筚路蓝缕之力作。在理论方面，作者表现出良好的学养，尤其是作为史学家而能对理论如此重视，并运用自如，充分展现出现代学术学科互涉的伦理自觉和问题意识。入江超、柯伟林诸家之外，又如引入阿尔蒙德（Almond，Gabriel A.）的外交政策群体的四等级论（P65-66）等，都可见出；但似乎还可更加“对症下药”，譬如谈到中国的精英统治社会问题就相对泛泛（P66-67），若能参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或可更有创新。当然此书的细微处也不乏误植，诸如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非《学纯室回忆录》，P165、312）、杨恺龄（非杨恺令，P315）等，这些都或是印刷错误，不再一一。总体而言，是书为以国际化角度研究现代中国进程的重要著作，我相信以后治该领域的学者理所当然地会参考此著；作者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明确的实证取向，在史料收集、理论思维两个维度都迭出手笔，让人不胜心驰；我也很欣赏作者偶尔流露出的文思灵光的闪耀，譬如引用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中的名言，譬如对一战中国的文学化描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各种新的政治观念（国家主义而非儒家学说；民族国家代替文化主义），欧美留学生，积极进取的新资产阶级（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现代印刷媒体，尤其是变化中的国际体系本身，所有这一切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复兴。”（P5）作者掩盖不住自己强烈的母国情怀与当下关怀，使得其研究本身充满了“介入”意识。不知为什么，这竟使得我不禁想起了亨廷顿的一段话：“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P8-9）。若能将文明与文化视野引入，或许对国际化的理解和认知能“更上层楼”？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