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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她在自己的篇幅众多的小说和散文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向读者展现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生气的心灵，表达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
庐隐——这个名字，现在的青年人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提起了。但是，当年她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创作曾吸引过不少的读者，庐隐曾与冰心齐名，同为“五四”拓荒时期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堪称人所瞻目的双子星座。
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这个北京女高师的学生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新思潮在她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时代的深深的足迹，而女高师国文系的教育又提供给她丰富的古典文学的滋养。这就是她的小说不仅散发着“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浓郁气息，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上又显然地带有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诗词的影响的原因。作家个人短促而曲折坎坷的一生，她那旷达英爽而又多情善感的禀性，则使她的小说弥漫着一种感伤、悲愁的气氛。她的作品如一枝带雨的梨花，散发着素雅、清新的异香，开放在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园圃里。
早在二十年代，庐隐就被称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称“感伤派”“浪漫派”。翻开《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这几个短篇集，几乎十有八九写的是恋情，更不用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几个中长篇了。在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当时，男女恋爱和婚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以此为题材，表达新一代青年的追求，披露在这种追求中由于黑暗势力和传统观念酿成的种种悲剧，正是“事势所使然”。庐隐小说的情调、韵味和风格，恰恰是对这特定题材、内容的有机切合。
庐隐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每每有着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或寄人篱下、孤苦无依。也有的，先是饱尝了好友星散的离愁，既而又亲历了恋爱的苦痛和煎熬。也有的，未婚之前，或许有过短暂的欢乐，结婚之后，不是哀叹所嫁非人，就是不堪闺房的寂寞……她们无处追寻精神的寄托，只觉得一切都该诅咒，一切都只是欺骗。人生只是糊涂一团，哪里有什么究竟？于是，有人终于喟然长叹：“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或人的悲哀》）；有人低吟着“人间兴废莫问起，且消受眼底温柔”的温软之曲，沉溺于忘其所以的享受与自我麻痹中（《前尘》）；有人虽然历尽艰辛，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狭的笼”，不久却又带着“胜利以后”的迷惘，发出了“何处是归程”的呼问。她们入世愈深，创痛愈烈，厌世之想，出尘之念也就愈执拗，认世界为寄旅，视人生为地狱，在痛苦中呻吟，在悲哀中徘徊。叔本华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使她们感慨甚深。终于，她们说：“只有悲哀，它是永驻于我灵宫的骄子。”无论是《海滨故人》中露莎，《憔悴梨花》中的倩芳，还是《女人的心》中的素璞，《象牙戒指》中沁珠，在命运之神的鞭子面前，都不免如“雨后梨花”自伤沦落……
庐隐并不着力去刻划那些女主人公们本来是千差万别的个性（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她们的音容外貌），但她却以全部的心血和同情写出了她们各不相同的遭遇、经历和命运，从而引起了读者自然、强烈的共鸣。正是人物的命运这样紧紧系住了我们的心，也正是她们蹇促的命运给这些作品染上了浓重的灰色情调，读来自不免有低沉郁闷之感。
哀怨、忧郁的情惘，是这些以恋爱为外衣的作品的主旋律，正如庐隐所说的“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
但是庐隐的这种悲愁和哀怨，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是“苍白无力”的。她并无伤感癖，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无病呻吟。庐隐的伤感是真实的。而“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在《篮田的忏悔录》中，隐女士说过：“我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要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愧。”这位隐女士的话，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庐隐的创作自白。这不仅是指感情的“质实”“诚恳”——恐怕还是更主要的。
唯其真实，也就有力。读着她那些浸渍着血泪的小说，谁能不感到，在那里，处处都跳动着女作家寻求人生究竟，探索生活真谛的一颗赤子之心呢？可以说，她的全部创作乃是一种坚执而又苦恼的寻求。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尽管命运对庐隐是那般苛刻，她都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却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探索和寻求。这种寻求是如此执著，这种探索是如此坚韧，她心心念念，朝于斯，夕于斯……流动于她小说字里行间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深沉的有力。感伤而不乏力，这就是庐隐式的感伤。
悲伤、伤感不是庐隐的过错。庐隐的小说，表现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代。黑暗浓重的旧中国此时虽已是晓色初开，但漫漫长夜不是“五四”的一阵清风就能吹散的。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呢？瞻望前程，茫然不知所亡，不禁涕泪沾襟、悲从中来。希望之后的失望是比本无希望痛苦更甚的。这是一种时代病。“五四”时期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大多有着同庐隐相类似的感伤情调，这正说明了时代对作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庐隐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年代。一方面，她们的心中萌动着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一方面，她们身上又残留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传统的历史重荷。感情的潮水和理智的堤岸时时在搏击，咬啮着她们的心灵。这种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智和情的交战”构成了庐隐小说主人公们各种不同的命运而相似的基调。应当说，庐隐提供的人物回廊里，确实没有坚强奋斗的形象，她们耽于幻想，怯于行动，并没能指明有效的奋斗之路，这无疑是它的不足处、欠缺处。谁也不能否认庐隐的作品真切地刨示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男女的心理，给后代留下了一群生活在“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追求、有欢乐、也有痛苦悲愁的永远活生生的“人”——人的艺术形象。正如茅盾先生所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从这一的点看起来，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及其姐妹篇是应该给予较好评价的。”
庐隐小说的感伤，不仅有着时代、社会的原因，还有着作者本人经历、个性，乃至文学修养、艺术趣味诸方面的原因。
作为女性作家，比起一般人来说，庐隐有着更曲折、更坎坷，也更令人同情的际遇。从记事起，庐隐幼小的心灵就带着创伤，从家庭里它没有吸吮过爱的乳汁。以后又独行千里，寄居异乡，为了谋生，她的足迹几乎遍于半个中国，真如“秋风里的一片落叶”飘来荡去。郁郁寡欢的庐隐承受着世人的冷眼，各种浪漫的谣言又常常加在她的身上。她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炎凉的苦味，也过多地经受了失爱双亲、远别挚友、爱情波折等等的重击。在她身上，不幸的际遇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这样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感伤的气氛也就更加浓重。
身世之感与永囚之痛，织成了庐隐悲愁的网，她在这网中艰难地挣扎着、焦灼地呼号着，哀伤地低吟着……加之她的个性很强，感觉神经似乎也更敏锐，热烈的情绪总没有一些掩遮。她常常歌哭忘形，放浪不羁。热，要热到沸点，冷，要冷到冰点；笑，则笑到一切人心跳；哭，则哭到把所有人的眼泪哭干。她醮着自己的心泪和胆汁写，她带着人生经历上的创痛写，她怀着对故旧的殷殷的追忆写，她更满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的忧虑写……满腹愁思结成满纸沾泪的文字，真可谓“沉沉恨，重重愁，未语泪先流”，字字都有泪，行行显露悲哀。这样的眼泪绝不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她不止是为自己哭，也是“为不幸的中国哭”。
我并不赞成悲观、厌世。过度的伤感会侵蚀读者的感情。但是，生在那样一个理该诅咒的社会，文学家究竟怎样去感受人生、反映人生呢？我认为与其沉醉，不如带泪的倾诉，痛斥！我们怎能忍心去责难这个备受生活磨难之苦的女作家呢？我们只能同她一起，为她的主人公们不幸的遭遇叹息、鸣不幸，因为我们知道，她的痛苦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
做为二十一世纪的读者，需要理解作者内心的痛苦，全面分析作品在今天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不能被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熏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不足取的。
庐隐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从老庄、屈原到李白、苏东坡，从“婉约派”词到古典白话小说，她都怀着真诚的喜爱，在创作中也借鉴了不少的手法。
庐隐的小说总能造成一种哀切动人的意境。你不读她的作品则已，一读起来，你就会不由得被她情深语秀的文笔所创造出来的抒情气氛和感伤的情调所包围、所感染。
如：《前尘》：“那时正是夕阳满山、野花载道、莺燕互语的美景中，你站在短桥上，慢吟新诗，我倒骑牛背，吹笛遥应，正是高山流水，感音知心，乃至暮色苍茫，含笑而别，怡然各归……这是何等超绝的美趣啊！”景物鲜明，情致幽婉，读起来如诵诗文一样有味。
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庐隐的生命，她终于三十六岁的壮年，带着没有求得究竟的人生之谜，抱恨长终了。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天假以年，这位颇富文才的女作家是会为中国新文学做出更多的贡献，然而这一切终于是不可能了，这固然是庐隐的不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宋阿娣，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
庐隐——这个名字，现在的青年人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提起了。但是，当年她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创作曾吸引过不少的读者，庐隐曾与冰心齐名，同为“五四”拓荒时期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堪称人所瞻目的双子星座。
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这个北京女高师的学生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新思潮在她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时代的深深的足迹，而女高师国文系的教育又提供给她丰富的古典文学的滋养。这就是她的小说不仅散发着“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浓郁气息，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上又显然地带有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诗词的影响的原因。作家个人短促而曲折坎坷的一生，她那旷达英爽而又多情善感的禀性，则使她的小说弥漫着一种感伤、悲愁的气氛。她的作品如一枝带雨的梨花，散发着素雅、清新的异香，开放在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园圃里。
早在二十年代，庐隐就被称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称“感伤派”“浪漫派”。翻开《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这几个短篇集，几乎十有八九写的是恋情，更不用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几个中长篇了。在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当时，男女恋爱和婚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以此为题材，表达新一代青年的追求，披露在这种追求中由于黑暗势力和传统观念酿成的种种悲剧，正是“事势所使然”。庐隐小说的情调、韵味和风格，恰恰是对这特定题材、内容的有机切合。
庐隐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每每有着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或寄人篱下、孤苦无依。也有的，先是饱尝了好友星散的离愁，既而又亲历了恋爱的苦痛和煎熬。也有的，未婚之前，或许有过短暂的欢乐，结婚之后，不是哀叹所嫁非人，就是不堪闺房的寂寞……她们无处追寻精神的寄托，只觉得一切都该诅咒，一切都只是欺骗。人生只是糊涂一团，哪里有什么究竟？于是，有人终于喟然长叹：“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或人的悲哀》）；有人低吟着“人间兴废莫问起，且消受眼底温柔”的温软之曲，沉溺于忘其所以的享受与自我麻痹中（《前尘》）；有人虽然历尽艰辛，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狭的笼”，不久却又带着“胜利以后”的迷惘，发出了“何处是归程”的呼问。她们入世愈深，创痛愈烈，厌世之想，出尘之念也就愈执拗，认世界为寄旅，视人生为地狱，在痛苦中呻吟，在悲哀中徘徊。叔本华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使她们感慨甚深。终于，她们说：“只有悲哀，它是永驻于我灵宫的骄子。”无论是《海滨故人》中露莎，《憔悴梨花》中的倩芳，还是《女人的心》中的素璞，《象牙戒指》中沁珠，在命运之神的鞭子面前，都不免如“雨后梨花”自伤沦落……
庐隐并不着力去刻划那些女主人公们本来是千差万别的个性（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她们的音容外貌），但她却以全部的心血和同情写出了她们各不相同的遭遇、经历和命运，从而引起了读者自然、强烈的共鸣。正是人物的命运这样紧紧系住了我们的心，也正是她们蹇促的命运给这些作品染上了浓重的灰色情调，读来自不免有低沉郁闷之感。
哀怨、忧郁的情惘，是这些以恋爱为外衣的作品的主旋律，正如庐隐所说的“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
但是庐隐的这种悲愁和哀怨，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是“苍白无力”的。她并无伤感癖，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无病呻吟。庐隐的伤感是真实的。而“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在《篮田的忏悔录》中，隐女士说过：“我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要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愧。”这位隐女士的话，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庐隐的创作自白。这不仅是指感情的“质实”“诚恳”——恐怕还是更主要的。
唯其真实，也就有力。读着她那些浸渍着血泪的小说，谁能不感到，在那里，处处都跳动着女作家寻求人生究竟，探索生活真谛的一颗赤子之心呢？可以说，她的全部创作乃是一种坚执而又苦恼的寻求。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尽管命运对庐隐是那般苛刻，她都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却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探索和寻求。这种寻求是如此执著，这种探索是如此坚韧，她心心念念，朝于斯，夕于斯……流动于她小说字里行间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深沉的有力。感伤而不乏力，这就是庐隐式的感伤。
悲伤、伤感不是庐隐的过错。庐隐的小说，表现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代。黑暗浓重的旧中国此时虽已是晓色初开，但漫漫长夜不是“五四”的一阵清风就能吹散的。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呢？瞻望前程，茫然不知所亡，不禁涕泪沾襟、悲从中来。希望之后的失望是比本无希望痛苦更甚的。这是一种时代病。“五四”时期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大多有着同庐隐相类似的感伤情调，这正说明了时代对作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庐隐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年代。一方面，她们的心中萌动着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一方面，她们身上又残留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传统的历史重荷。感情的潮水和理智的堤岸时时在搏击，咬啮着她们的心灵。这种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智和情的交战”构成了庐隐小说主人公们各种不同的命运而相似的基调。应当说，庐隐提供的人物回廊里，确实没有坚强奋斗的形象，她们耽于幻想，怯于行动，并没能指明有效的奋斗之路，这无疑是它的不足处、欠缺处。谁也不能否认庐隐的作品真切地刨示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男女的心理，给后代留下了一群生活在“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追求、有欢乐、也有痛苦悲愁的永远活生生的“人”——人的艺术形象。正如茅盾先生所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从这一的点看起来，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及其姐妹篇是应该给予较好评价的。”
庐隐小说的感伤，不仅有着时代、社会的原因，还有着作者本人经历、个性，乃至文学修养、艺术趣味诸方面的原因。
作为女性作家，比起一般人来说，庐隐有着更曲折、更坎坷，也更令人同情的际遇。从记事起，庐隐幼小的心灵就带着创伤，从家庭里它没有吸吮过爱的乳汁。以后又独行千里，寄居异乡，为了谋生，她的足迹几乎遍于半个中国，真如“秋风里的一片落叶”飘来荡去。郁郁寡欢的庐隐承受着世人的冷眼，各种浪漫的谣言又常常加在她的身上。她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炎凉的苦味，也过多地经受了失爱双亲、远别挚友、爱情波折等等的重击。在她身上，不幸的际遇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这样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感伤的气氛也就更加浓重。
身世之感与永囚之痛，织成了庐隐悲愁的网，她在这网中艰难地挣扎着、焦灼地呼号着，哀伤地低吟着……加之她的个性很强，感觉神经似乎也更敏锐，热烈的情绪总没有一些掩遮。她常常歌哭忘形，放浪不羁。热，要热到沸点，冷，要冷到冰点；笑，则笑到一切人心跳；哭，则哭到把所有人的眼泪哭干。她醮着自己的心泪和胆汁写，她带着人生经历上的创痛写，她怀着对故旧的殷殷的追忆写，她更满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的忧虑写……满腹愁思结成满纸沾泪的文字，真可谓“沉沉恨，重重愁，未语泪先流”，字字都有泪，行行显露悲哀。这样的眼泪绝不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她不止是为自己哭，也是“为不幸的中国哭”。
我并不赞成悲观、厌世。过度的伤感会侵蚀读者的感情。但是，生在那样一个理该诅咒的社会，文学家究竟怎样去感受人生、反映人生呢？我认为与其沉醉，不如带泪的倾诉，痛斥！我们怎能忍心去责难这个备受生活磨难之苦的女作家呢？我们只能同她一起，为她的主人公们不幸的遭遇叹息、鸣不幸，因为我们知道，她的痛苦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
做为二十一世纪的读者，需要理解作者内心的痛苦，全面分析作品在今天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不能被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熏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不足取的。
庐隐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从老庄、屈原到李白、苏东坡，从“婉约派”词到古典白话小说，她都怀着真诚的喜爱，在创作中也借鉴了不少的手法。
庐隐的小说总能造成一种哀切动人的意境。你不读她的作品则已，一读起来，你就会不由得被她情深语秀的文笔所创造出来的抒情气氛和感伤的情调所包围、所感染。
如：《前尘》：“那时正是夕阳满山、野花载道、莺燕互语的美景中，你站在短桥上，慢吟新诗，我倒骑牛背，吹笛遥应，正是高山流水，感音知心，乃至暮色苍茫，含笑而别，怡然各归……这是何等超绝的美趣啊！”景物鲜明，情致幽婉，读起来如诵诗文一样有味。
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庐隐的生命，她终于三十六岁的壮年，带着没有求得究竟的人生之谜，抱恨长终了。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天假以年，这位颇富文才的女作家是会为中国新文学做出更多的贡献，然而这一切终于是不可能了，这固然是庐隐的不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宋阿娣，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