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没有读到一美写给父亲的信，但是，从父亲写给一美的信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美所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并在即将战败时达到了顶点。大公晚报1945年6月7日第1版报道：
　　琉球岛美军冒雨推进，残敌被击溃，散为若干孤困之袋形阵地。正式宣布琉球战事结束之公报由尼米兹元帅总部发出。航舰队续袭日本本土九州，投弹历两小时，主要目标为日方自杀飞机之基地。东京广播认为此项袭击为美军即将直接袭击日本本土之先兆。《读卖新闻》提出警告，谓本土决战之时刻已迫近……日政府控制下其它报纸继续鼓励人民，造成自杀心理作为国防准备之一部分。东京电台呼吁所有日本儿童追随硫磺儿童之后，即随身携带手榴弹与美军拼撞，自行炸死。
　　军国主义不只是学校的事，它是一种社会氛围。报纸、电台和父亲的信，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学校还要大。青少年很容易对学校的灌输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在社会上，军国主义无处不在，最终会让孩子产生错觉：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真理”。 在我们的印象中，打仗似乎是男人的事，但是，一旦军国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人能够幸免。“九一八”事变后，一美还是个婴儿。1932年，日本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日本的“高等学校”不是中国的“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高中”）。当时，日本女子高中里面都有《修身课》这样一门课程。而根据这部法令，女子高中又增加了《公民课》，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军国之妻、军国之母”。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时的一美，刚刚上小学。伴随着战争的日益激烈，日本政府开始考虑“确保人力资源和培养人力资源”。1938年1月，日本出台了《母子保护法》，制定了“母子育成策”，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并据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政策和号召。同时，整个日本的各个阶层也沉浸在战争狂热之中。
　　1941年7月，日本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等，同时在学校里面让女学生们开始练习弓道，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速跑、投标等等体力测验考试。整个日本要培养“军国女性”，要保护培育一代又一代“军国母子”。从邦男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一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讲述了她在学校学习刀法的困惑，所以邦男回信中才问她刀学得怎样了。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中学，军国主义教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1941年，日本新泻学校中要求男女学生全部裸体上课，以磨炼精神。而在日美开战后，很多学校要求学生们用竹刀敲击罗斯福、丘吉尔的肖像画，以灌输对敌国的憎恶之心。
　　长期的军国教育，使得日本人对战争有着偏执的支持。为了激发鼓舞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妇女们纷纷走上街头为出征的士兵送行。为了解除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很多年轻的女性积极与即将出征的士兵举行婚礼。如果不是因为1945年战败，可想而知，等待一美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样的状态，二战时在日本成为常态，很少有人发觉不正常。事实上，这样的教育思想也不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形成的。明治维新以后，在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中，就开始出现了“尊皇爱国”的字句。在1890年10月30日，日本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更是暴露无遗。其具体内容是：“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日本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机，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穹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这种教育思想的要害在于，将对先祖的追思这种传统思想和忠于天皇结合起来，忠于天皇就等于彰显先祖之遗风。中国的漫长封建时代，忠孝难以两全一直是很多精英的内在矛盾，而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萌芽中，似乎解决了这种矛盾。当时，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具有最高的道德，是道德的化身。为了把“国体精神”和《教育敕语》精神贯彻到学校，《教育敕语》颁布之后，特别是进入昭和时代之后，日本政府提出了教学刷新和学制改革两大重要课题，开始对学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28年文部省把学生科提升为社会教育局，强化思想教育；1935年设立了“教学刷新评议会”；1936年又设立了“文教审议会”，开始按照内阁总理的咨询，对“关于国体观念的彻底和振兴国民精神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和审议，通过审议后认为：为实现“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必须确立把学校变成“国民训练的场所”，把从国民学校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纳入“皇国之道”；同时，要进一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最终使教育完全纳入军国主义教育体制。
　　以小学为例，来看一看日本政府是如何对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1891年11月17日，日本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大纲对修身科做了如下规定：“（第二条）修身把以《教育敕语》之精神，启发培养儿童之良心，培养其特长，教授人道实践之方法作为宗旨。”所谓修身，其核心就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说成是“万世一系”的神，其目的就是在小学生心目中树立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在这样的修身策略下，所培养的“儿童良心”，其实就是对天皇的效忠。
　　为了实现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日本政府除了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外，还经常举行一些效忠天皇的活动。从1891年开始，要求学生必须会背、会默写《教育敕语》。1891年6月学校制定了《小学节日祭典规程》，把拜读《教育敕语》和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作为学校的固定仪式，各小学都要在最庄严的地方悬挂天皇的“御像”，老师和学生经过“御像”时，要恭恭敬敬地致以崇高的敬礼；在学校所有的节日和祭典上都必须唱国歌《君之代》，学生和儿童低头聆听校长带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朗读《教育敕语》。
　　在邦男的信中，他鼓励女儿要勇敢。在给妻子的信中，邦男也提到，他在训练中要克服的一些怯懦。这或许能够说明，邦男所接受的教育中，“尚武”已经是一种核心价值。日本的明治维新，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国等列强威胁的反应，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加验证了“尚武”对军事扩张的重要性，更加深化和强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宣扬“武备第一” “武勇武运”，继续鼓动发展军力。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并通过“教育敕语”和“军事敕语”，以及天皇发布的一系列敕语来强化军事素质、教育训练，增强部队和民众“为天皇献身”的精神和能力。
　　日本不仅是在军队还在地方也采取各种方法强化这方面的教育，如灌输武士道精神，组织学生进行各类军事训练，重视柔道、剑道等军体训练。要求青少年学习为军国主义献身的“英雄人物”，以他们为榜样为国尽忠。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是“忠”“勇”。两者并之，相辅相成。所谓“忠”即与忠君思想想结合，灌输“主从道德”。为了实现“忠”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继而又鼓吹“勇”，即为天皇为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勇”的终极手段是死、玉碎、切腹。为此，日本在推行军国主义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鼓吹这一思想，颂扬“死的美学”，号召官兵和民众效仿这样的人物。如日俄战争时的统帅乃木希典大将曾为效忠明治天皇切腹自杀，被誉为楷模。
　　在此，我们找到了邦男在给女儿的信中一些观念的源头。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下，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效忠天皇的意识”极为浓厚，他们对天皇的神与神之权威深信不疑，顶礼膜拜。在给女儿写信这一极为私密的行为中，邦男对天皇的效忠，无意识地表现出来，这是完全无压力状态下的表现，说明这种效忠已经内化为日本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直至日本投降时，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时，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是天皇的旨意。由此看见，这种国民意识影响之深。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是要从教育中改变这种长期灌输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却不是容易的事。直到现在，日本的教科书，军国主义的痕迹仍然处处可寻，不时受到中韩等国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