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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清华大学等九所高校正式引入MBA教育以来,包括MBA教育在内的中国管理教育和研究,在经历了初期的困顿犹豫、中期的快速发展后,正逐渐进入一个新的理性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管理教育与研究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商学院显然并不适合所有的人。那么,中国管理学研究贴近中国国情的关键点在哪里?管理学者的基本使命到底是什么?
为此,我们采访了现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先后在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和天津大学管理学院从事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张维教授。
管理教育:回归理性
曾经,公众对MBA教育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MBA一度成为纸上谈兵、商业实战能力欠缺的代名词。但是,MBA教育发展到现在,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中国企业现代商业理念与实践成长的促进作用。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需要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现在的MBA教育已经进入了理性发展的阶段。社会上盲目的热情退潮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张维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如今从学生到学校都要理性得多,学生不再把读MBA当成一个敲门砖,学校不再把办MBA当成一棵摇钱树。现在很多学生读MBA确实是认真想来学知识的,他们也会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很多学校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改善MBA教育的质量。或许仅仅从数据上看,规模不一定像过去增长得那样快速,但是质量上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
相较于MBA教育明确的培养实战型人才来说,中国博士教育的定位在实践中似乎则更为模糊一些。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学位条例都会注明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博士教育的定位是什么,但是在教育和培养的实际过程中却或多或少地模糊了这个定位。
张维教授指出:实际上在西方,博士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他们的培养目标也非常明确,主要是培养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博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创造新知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到一些大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去,但这些人多数也是去做与研究相关的工作。因此,第一,博士的数量一般不会太多;第二,培养方案中注重对他们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比较而言,我们在博士教育快速膨胀的那段时期中,对于博士教育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实际上有些迷茫。对于一些接受博士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接受教育的出发点似乎与教育机构对博士教育的定位相左。这大概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国家一些单位的用人制度中,学历是考核的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对于晋升的渴望在这种考核的体制下刺激了一些人读博士的需求;另外,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崇尚文化、崇尚教育的民族,所以,也有不少人(或许更多地是他们的家庭期望他们)仅仅为了一个更高的学位而读博士。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上扭曲了博士教育的本质。
中国的管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声疾呼改革;中国的高等学校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更加注重入门的质量筛选,更注重对博士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一些大学开始对博士论文进行严格的外部审查,甚至采取末位20%强制淘汰制度,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约束效果。另外,从不招收在职学生、半脱产学生,到限制博士生的招生数量等等,这些举措都会使得博士教育的水平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张维教授认为,包括管理学在内的每一个专业的博士教育,都是为了创造新知识而存在的。事实上,管理者和管理学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才。出色的管理者具有巧妙地运用现有管理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高超能力,却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管理知识(或者说他们并不以专门创造管理新知为己任);杰出的管理学者对社会的贡献就在于他她所揭示的管理活动的新规律,虽然他们却未必能够亲手运用这些规律为社会(或者个人)创造出财富(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兴衰就是明证)。由于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社会上(甚至学术界)常常将管理者与管理学者混为一谈,将管理学与管理活动混为一谈。例如,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在绝大多数的词典中,“管理”都是作为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尽管不同的词典中对这样的活动给予了不太一样的文字描述),这就说明“管理”肯定不是“科学”了,因为“科学”通常被定义成具有某种特征的“知识体系”。
管理研究有它自身创造新知识的独特规律,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就来做管理研究,最后出来的论文很多是达不到要求的,现在招收的一部分管理学博士(特别是在职的管理者,尽管他们可能还是非常优秀的管理者)可能就比较难于适应这种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本身都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在以积极的(如提高入学门槛、强化学术训练)或者消极的(如半途退学、不了了之)方式改善现状,博士教育正在向理性回归。
管理研究:突出“中国情景”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这也造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管理学知识上的探讨被无形禁锢于某个框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一批优秀并且值得尊敬的管理学者一直在积极寻求突破之路,国家的管理研究资助机构(如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也在有意识地推动管理学的本土回归。
张维教授认为,如果说我们原来可能主要是在跟踪西方学者的研究,那么现在我们更希望主要地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去发现一些科学问题并加以解决,而不是学者坐在屋里空想或者仅仅在文献堆里寻找问题。发现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特殊现象、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进而揭示到这种科学规律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管理进步会有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管理科学家的历史使命。
例如,我们曾经热烈讨论的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在其他经济中并没有过先例。从金融经济学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为一类特定的不流动的资产确定一个公允的、科学的价格,现实中的“对价”就需要在了解这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西方国家金融实践中遇到的流动性定价问题与上述问题不同,因此就需要我们将之当作一个新的问题来加以解决。把这样一个新问题引出来,全世界的管理学界可能也会关心这个问题,大家一起研究,就会对人类的管理知识发展做出贡献。
与其他的纯自然科学现象的研究不同,管理学的研究要同时考虑“情景”的影响。可以这样说,“管理”活动的规律依赖于由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技术体系各方面因素所构成的“情景”。张维教授详细的为我们解释说,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大部分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熏陶下、政治制度框架内、市场经济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深刻的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构成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情景”,产生了很多西方管理学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管理问题和新的管理理念,形成了新的管理研究对象。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西方情景”和“中国情景”都看做是一个更一般的“情景”之特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新的管理问题值得我们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而且处于不同管理“情景”中的实践者和学者都会关心这种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管理学家无疑能够对发展全人类的管理科学知识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当大力支持那些针对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掘出来的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的基础研究。
管理学家VS管理科学家
如果说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主要源于学术性管理研究,那么所有的管理研究都应当立足于科学研究吗?是不是任何名词加上“科学”两字就显得更加“神圣”?“管理科学家”是不是“管理学家”的“升级版”?对此,张维教授提出了他对“科学”的“去神圣化”观点。
“在中国,学术界约定俗成地将‘运用科学方法对管理活动规律性进行的基础研究’称为‘管理科学’,它比西方的‘Management Science’要更加宽泛。成思危教授曾经用复数形式的‘Management Sciences’来作为中国的‘管理科学’领域的英文翻译,以示区别。因此,管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集合,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管理研究仅仅是它的一个子集。做管理研究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采用‘科学方法’,即研究者主要地通过观察、测量、实验以及严格的逻辑推理等途径来进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管理科学’。”
“如果研究管理的人可以称为‘管理学家’的话,那么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研究的人就可以称为‘管理科学家’。这样的称呼不过是一种分类罢了,并不意味着水平的高低。我们的社会好象常常把‘科学’神化,似乎什么东西一沾‘科学’就神圣得不得了,什么名词不冠以‘科学’好像就受到了贬低。其实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英文的‘Arts and Humanities’在中国有一种翻译叫‘人文科学’。如果我们了解在英语中这个词组其实是和‘Science’相对应的话,这种翻译就显得很荒唐。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怀祖先生在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中专门指出,正确的叫法应当是‘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不叫‘科学’丝毫不会贬低这样一些领域中研究活动的严肃性和价值。”
管理是一种人类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它构成了管理研究的对象。但是,与那些纯自然物质的客观规律相比,这种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要复杂得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管理学研究都要一定能够使用科学方法来进行。
张维教授指出,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科学方法”,目前只能处理一定的复杂性,如果研究对象复杂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所谓“科学方法”就不大管用。这不仅对管理研究如此,即便在对纯自然物质规律的研究中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不幸的是,有很多的管理问题都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运用‘科学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障碍。所以,当我们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管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做。但对有些问题,现有的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时候,也不能滥用这种方法。”
管理学家的使命
“管理科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基础性,因此这个领域学者的基础研究选题不一定非得是当今社会上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热点话题,但是,一个好的“管理科学”选题会更多地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管理实践而不是空想,并且一定要更加有潜在的、普遍的意义。张维教授为我们解释道:“管理科学研究也非常关心实践热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投身于基础研究的管理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从实际热点中抽象出来科学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本身!科学家一般不会盲目地追逐社会热点,而更多的是踏实地在比较集中的领域中长期地关注相应的实践问题和国际前沿,并研究相应的规律。有的人今天研究食品安全,明天研究金融危机,后天又研究中小企业困难,这很可能就是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他/她所提出来的‘对策’可能是非常不‘靠谱’的;而有的人看上去研究领域好像不固定,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比如他/她处理问题的研究工具和模型或基础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说到这里,张维教授还为我们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是咨询机构的咨询师,那么他/她的主要职责就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有效地利用现有知识去解决问题。面对很多社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他/她都可以并且也应当做出快速的反应。如果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是大学教师,那么在很多时候,他/她就需要耐得住寂寞,随时关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实践问题并从中提炼科学问题潜心研究、创造新知传播新知,并在可能的时机直接运用新知造福人类。有些时候,从事基础研究的管理学者就像是4×100米接力赛中的第一棒,聚精会神地埋头准备起跑,并不关心观众席上的喧嚣和新闻媒体的“长枪短炮”;而真正吸引眼球的却是这个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而那常常可能是“管理者”而不是“管理学者”),只见他/她昂首挺胸,迈开大步撞线,骄傲地笑对此起彼伏的掌声和闪光灯。当然,也会有些时候,管理学者可以完全依靠自己跑完400米,一路赢取所有的荣耀。不过,社会分工理论告诉我们,这可能并不是“常态”。
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资源(包括人力、设备等)多数存在于研究机构、高校中,这些地方也是管理新知的产生地;而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则是管理活动的实践场所,迫切地需要管理创新。有鉴于此,很多企业聘请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工作。那对这一现象,张维教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这种状况有它的合理性。企业实践需要管理知识,教师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学校。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如果做得好,也能够从鲜活的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新的科学问题。在西方的大学中,教授可以做咨询,也可以开公司,只是具有比较完善的规范来约束教授们的这些行为。“有人适合于应用性工作,有人则适合于基础性研究,这些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没有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社会应当提供一种自由选择的机制,让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与企业、政府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学者进行市场化运作早已不是稀奇之事。既有“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为企业出谋划策,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为社会直接创造更高的价值;也有“处江湖之远”的学者,默默耕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升中国管理理论水平。那么,应该如何定义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是以其论文的多少来统计?还是以其公众知名度/媒体曝光度的高低来划分?抑或是以其为企业(或者为自己)赚得钞票的多少来衡量?
张维教授对此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管理学者的基本使命是创造管理新知。因此,他/她成不成功就得看他/她到底给人类创造了多少有用的、创新的管理知识。“这才是衡量一个管理学者是否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科学的发展是靠两个轮子驱动的:一个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另外一个是实践的驱动,即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管理学的进步常常是由管理实践推动的。所以,管理学者的使命就是更多地关注从实践中凝练出最原本的科学问题并进行解决。人类的管理实践总是丰富多彩的,管理学家的功底就在于其具有“雾里看花”的“慧眼”,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看到本质的基础性问题并给予创新性的解答,找到基础性规律。通常,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能够依靠这些基础性规律,举一反三地解决很多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应用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不会从丰富生动的管理实践中凝练出更深刻的科学问题,而只是做表面文章,频繁地就实际问题给出“对策”,虽然他/她也可能发表了很多论文、提出了很多貌似创新的“观点”,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但是这些观点和“对策”可能并没有扎实的论证基础和实际的用处。那么,这样的学者就算是“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家藏万贯”,恐怕也不能称为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她成为其他类型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成为另一种社会名流)。
为此,我们采访了现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先后在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和天津大学管理学院从事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张维教授。
管理教育:回归理性
曾经,公众对MBA教育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MBA一度成为纸上谈兵、商业实战能力欠缺的代名词。但是,MBA教育发展到现在,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中国企业现代商业理念与实践成长的促进作用。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需要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现在的MBA教育已经进入了理性发展的阶段。社会上盲目的热情退潮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张维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如今从学生到学校都要理性得多,学生不再把读MBA当成一个敲门砖,学校不再把办MBA当成一棵摇钱树。现在很多学生读MBA确实是认真想来学知识的,他们也会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很多学校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改善MBA教育的质量。或许仅仅从数据上看,规模不一定像过去增长得那样快速,但是质量上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
相较于MBA教育明确的培养实战型人才来说,中国博士教育的定位在实践中似乎则更为模糊一些。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学位条例都会注明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博士教育的定位是什么,但是在教育和培养的实际过程中却或多或少地模糊了这个定位。
张维教授指出:实际上在西方,博士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他们的培养目标也非常明确,主要是培养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博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创造新知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到一些大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去,但这些人多数也是去做与研究相关的工作。因此,第一,博士的数量一般不会太多;第二,培养方案中注重对他们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比较而言,我们在博士教育快速膨胀的那段时期中,对于博士教育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实际上有些迷茫。对于一些接受博士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接受教育的出发点似乎与教育机构对博士教育的定位相左。这大概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国家一些单位的用人制度中,学历是考核的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对于晋升的渴望在这种考核的体制下刺激了一些人读博士的需求;另外,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崇尚文化、崇尚教育的民族,所以,也有不少人(或许更多地是他们的家庭期望他们)仅仅为了一个更高的学位而读博士。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上扭曲了博士教育的本质。
中国的管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声疾呼改革;中国的高等学校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更加注重入门的质量筛选,更注重对博士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一些大学开始对博士论文进行严格的外部审查,甚至采取末位20%强制淘汰制度,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约束效果。另外,从不招收在职学生、半脱产学生,到限制博士生的招生数量等等,这些举措都会使得博士教育的水平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张维教授认为,包括管理学在内的每一个专业的博士教育,都是为了创造新知识而存在的。事实上,管理者和管理学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才。出色的管理者具有巧妙地运用现有管理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高超能力,却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管理知识(或者说他们并不以专门创造管理新知为己任);杰出的管理学者对社会的贡献就在于他她所揭示的管理活动的新规律,虽然他们却未必能够亲手运用这些规律为社会(或者个人)创造出财富(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兴衰就是明证)。由于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社会上(甚至学术界)常常将管理者与管理学者混为一谈,将管理学与管理活动混为一谈。例如,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在绝大多数的词典中,“管理”都是作为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尽管不同的词典中对这样的活动给予了不太一样的文字描述),这就说明“管理”肯定不是“科学”了,因为“科学”通常被定义成具有某种特征的“知识体系”。
管理研究有它自身创造新知识的独特规律,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就来做管理研究,最后出来的论文很多是达不到要求的,现在招收的一部分管理学博士(特别是在职的管理者,尽管他们可能还是非常优秀的管理者)可能就比较难于适应这种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本身都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在以积极的(如提高入学门槛、强化学术训练)或者消极的(如半途退学、不了了之)方式改善现状,博士教育正在向理性回归。
管理研究:突出“中国情景”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这也造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管理学知识上的探讨被无形禁锢于某个框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一批优秀并且值得尊敬的管理学者一直在积极寻求突破之路,国家的管理研究资助机构(如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也在有意识地推动管理学的本土回归。
张维教授认为,如果说我们原来可能主要是在跟踪西方学者的研究,那么现在我们更希望主要地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去发现一些科学问题并加以解决,而不是学者坐在屋里空想或者仅仅在文献堆里寻找问题。发现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特殊现象、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进而揭示到这种科学规律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管理进步会有什么样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管理科学家的历史使命。
例如,我们曾经热烈讨论的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在其他经济中并没有过先例。从金融经济学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为一类特定的不流动的资产确定一个公允的、科学的价格,现实中的“对价”就需要在了解这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西方国家金融实践中遇到的流动性定价问题与上述问题不同,因此就需要我们将之当作一个新的问题来加以解决。把这样一个新问题引出来,全世界的管理学界可能也会关心这个问题,大家一起研究,就会对人类的管理知识发展做出贡献。
与其他的纯自然科学现象的研究不同,管理学的研究要同时考虑“情景”的影响。可以这样说,“管理”活动的规律依赖于由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技术体系各方面因素所构成的“情景”。张维教授详细的为我们解释说,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大部分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熏陶下、政治制度框架内、市场经济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深刻的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构成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情景”,产生了很多西方管理学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管理问题和新的管理理念,形成了新的管理研究对象。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西方情景”和“中国情景”都看做是一个更一般的“情景”之特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新的管理问题值得我们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而且处于不同管理“情景”中的实践者和学者都会关心这种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管理学家无疑能够对发展全人类的管理科学知识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当大力支持那些针对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掘出来的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的基础研究。
管理学家VS管理科学家
如果说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主要源于学术性管理研究,那么所有的管理研究都应当立足于科学研究吗?是不是任何名词加上“科学”两字就显得更加“神圣”?“管理科学家”是不是“管理学家”的“升级版”?对此,张维教授提出了他对“科学”的“去神圣化”观点。
“在中国,学术界约定俗成地将‘运用科学方法对管理活动规律性进行的基础研究’称为‘管理科学’,它比西方的‘Management Science’要更加宽泛。成思危教授曾经用复数形式的‘Management Sciences’来作为中国的‘管理科学’领域的英文翻译,以示区别。因此,管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集合,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管理研究仅仅是它的一个子集。做管理研究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采用‘科学方法’,即研究者主要地通过观察、测量、实验以及严格的逻辑推理等途径来进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管理科学’。”
“如果研究管理的人可以称为‘管理学家’的话,那么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研究的人就可以称为‘管理科学家’。这样的称呼不过是一种分类罢了,并不意味着水平的高低。我们的社会好象常常把‘科学’神化,似乎什么东西一沾‘科学’就神圣得不得了,什么名词不冠以‘科学’好像就受到了贬低。其实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英文的‘Arts and Humanities’在中国有一种翻译叫‘人文科学’。如果我们了解在英语中这个词组其实是和‘Science’相对应的话,这种翻译就显得很荒唐。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怀祖先生在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中专门指出,正确的叫法应当是‘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不叫‘科学’丝毫不会贬低这样一些领域中研究活动的严肃性和价值。”
管理是一种人类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它构成了管理研究的对象。但是,与那些纯自然物质的客观规律相比,这种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要复杂得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管理学研究都要一定能够使用科学方法来进行。
张维教授指出,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科学方法”,目前只能处理一定的复杂性,如果研究对象复杂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所谓“科学方法”就不大管用。这不仅对管理研究如此,即便在对纯自然物质规律的研究中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不幸的是,有很多的管理问题都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运用‘科学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障碍。所以,当我们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管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做。但对有些问题,现有的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时候,也不能滥用这种方法。”
管理学家的使命
“管理科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基础性,因此这个领域学者的基础研究选题不一定非得是当今社会上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热点话题,但是,一个好的“管理科学”选题会更多地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管理实践而不是空想,并且一定要更加有潜在的、普遍的意义。张维教授为我们解释道:“管理科学研究也非常关心实践热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投身于基础研究的管理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从实际热点中抽象出来科学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本身!科学家一般不会盲目地追逐社会热点,而更多的是踏实地在比较集中的领域中长期地关注相应的实践问题和国际前沿,并研究相应的规律。有的人今天研究食品安全,明天研究金融危机,后天又研究中小企业困难,这很可能就是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他/她所提出来的‘对策’可能是非常不‘靠谱’的;而有的人看上去研究领域好像不固定,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比如他/她处理问题的研究工具和模型或基础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说到这里,张维教授还为我们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是咨询机构的咨询师,那么他/她的主要职责就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有效地利用现有知识去解决问题。面对很多社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他/她都可以并且也应当做出快速的反应。如果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是大学教师,那么在很多时候,他/她就需要耐得住寂寞,随时关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实践问题并从中提炼科学问题潜心研究、创造新知传播新知,并在可能的时机直接运用新知造福人类。有些时候,从事基础研究的管理学者就像是4×100米接力赛中的第一棒,聚精会神地埋头准备起跑,并不关心观众席上的喧嚣和新闻媒体的“长枪短炮”;而真正吸引眼球的却是这个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而那常常可能是“管理者”而不是“管理学者”),只见他/她昂首挺胸,迈开大步撞线,骄傲地笑对此起彼伏的掌声和闪光灯。当然,也会有些时候,管理学者可以完全依靠自己跑完400米,一路赢取所有的荣耀。不过,社会分工理论告诉我们,这可能并不是“常态”。
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资源(包括人力、设备等)多数存在于研究机构、高校中,这些地方也是管理新知的产生地;而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则是管理活动的实践场所,迫切地需要管理创新。有鉴于此,很多企业聘请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工作。那对这一现象,张维教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这种状况有它的合理性。企业实践需要管理知识,教师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学校。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如果做得好,也能够从鲜活的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新的科学问题。在西方的大学中,教授可以做咨询,也可以开公司,只是具有比较完善的规范来约束教授们的这些行为。“有人适合于应用性工作,有人则适合于基础性研究,这些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没有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社会应当提供一种自由选择的机制,让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与企业、政府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学者进行市场化运作早已不是稀奇之事。既有“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为企业出谋划策,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为社会直接创造更高的价值;也有“处江湖之远”的学者,默默耕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升中国管理理论水平。那么,应该如何定义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是以其论文的多少来统计?还是以其公众知名度/媒体曝光度的高低来划分?抑或是以其为企业(或者为自己)赚得钞票的多少来衡量?
张维教授对此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管理学者的基本使命是创造管理新知。因此,他/她成不成功就得看他/她到底给人类创造了多少有用的、创新的管理知识。“这才是衡量一个管理学者是否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科学的发展是靠两个轮子驱动的:一个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另外一个是实践的驱动,即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管理学的进步常常是由管理实践推动的。所以,管理学者的使命就是更多地关注从实践中凝练出最原本的科学问题并进行解决。人类的管理实践总是丰富多彩的,管理学家的功底就在于其具有“雾里看花”的“慧眼”,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看到本质的基础性问题并给予创新性的解答,找到基础性规律。通常,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能够依靠这些基础性规律,举一反三地解决很多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应用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不会从丰富生动的管理实践中凝练出更深刻的科学问题,而只是做表面文章,频繁地就实际问题给出“对策”,虽然他/她也可能发表了很多论文、提出了很多貌似创新的“观点”,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但是这些观点和“对策”可能并没有扎实的论证基础和实际的用处。那么,这样的学者就算是“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家藏万贯”,恐怕也不能称为一位成功的管理学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她成为其他类型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成为另一种社会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