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业内人士预测，在目前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江豚死亡速率在每年40％～50％之间。照这样下去，江豚将继白鳍豚后在3—4年内功能性灭绝。其中，洞庭湖的江豚极有可能成为全流域最早灭绝的种群。
2012年末的这几天，长江江豚考察队副总指挥王克雄的心情沉重，因为在最近的科学考察过程中，他和队员们发现长江江豚（下称江豚）的数量骤然减少，生存堪忧。
从武汉至上海长江段来回近2200公里、历经44天的科考航行，共目击发现江豚380头次，而在2006年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曾做过同样的科学考察，当时观察到长江的江豚种群数量共达1800头。短短6年时间，江豚数量下降明显。
“照此趋势，江豚将灭绝。”王克雄忧心忡忡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继2006年白鳍豚功能性灭绝之后，堪称“水中大熊猫”的江豚将步其后尘，遭遇灭顶之灾。
保护区级别亟待提升
据介绍，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13个全球旗舰物种之一，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洞庭湖、鄱阳湖以及长江干流为主。
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已有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建立了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根据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保护区的核心区不应该建设生产性设施。但是很多豚类自然保护区都地处长江的黄金水道，航运、渔业等经济活动很难避免。
作为科考队成员之一、世界自然基金WWF（中国）江豚项目官员张新桥参与整个科学考察的全过程，他深刻体会到一点：密集的航运直接影响江豚的生活和繁殖。
“特别是进入南京江段之后，航运异常繁忙，我们在镇江一江阴江段半个小时统计到的货船高达88次。今年在这一江段只发现了13头次江豚，而在2006年则发现了40头次，数量明显减少了一半多。”他进一步表示，由于人类过多侵占了自然资源，逼着江豚只能转移到夹江、汊江和州滩涂水域，比如在夹江和滩涂水域较多的湖口—安庆江段在一天内发现了45头次江豚，这是此次科考单天目击江豚数量最多的一次。
科研人员发现，在目前江面上，船只航行的线路都不固定，严重干扰了江豚的正常生活。江豚的声波一般在100千赫左右，而人类的声波只有20千赫左右，所以对于人类来说，江豚的声波属于超声波，必须使用专业仪器才能检测出来。而且，常年生活在水中的江豚视力功能很差，它们平时依靠声波“探路”，游弋的距离一般低于自己声波探测的距离，非常小心翼翼。但由于船只航行的线路变化较大、速度較快，仍有不少江豚误撞上船只的螺旋桨，伤残至死。
“现在看来，江豚应该尽快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最大程度保护其种群。”王克雄焦急地呼吁，为了尽快挽救江豚，水生所正协助农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修订《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作为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将建议升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级别；并新增湖北鄂州—武穴江段为江豚自然保护区。只有提高保护区的级别，才能相应地限制一些涉水商业工程，并采取固定船只的航运线路等“多管齐下”举措，逐渐修复江豚的生存环境。
但这对当地政府部门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限制了商业项目的建设，自然会影响GDP指标的完成和政绩，当地政府并不乐意为之。
徐亚平孤军奋战
今年40多岁的徐亚平从小在湘江、洞庭湖边长大，曾无数次亲眼见过江豚雀跃的壮观场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几乎天天看见江豚成群结队，犹如草原上的骏马奔腾而来，蔚为壮观。”他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回忆道，但现在很难看见活着的江豚了，他的内心极为焦急不安。“我们已经对不起白鳍豚了，难道还要对不起江豚吗？！江豚灭了，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罪责！”
徐亚平告诉记者，在2006年生活在洞庭湖江豚的数量为230头；2012年3月份下降至85头；同年4月份，江豚死亡10多头；同年10月份死亡一头江豚，11月份又死亡2头……“而且，人类的疯狂猎取自然资源，导致洞庭湖成为了‘孤岛’，江豚洄游通道阻断，造成其种群交换受阻、近亲繁殖，很不利于江豚的健康发展。”他如是说。
据业内人士预测，在目前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江豚死亡速率在每年40％—50％之间，照这样下去，江豚将继白鳍豚后在3—4年内功能性灭绝。其中，洞庭湖的江豚极有可能成为长江全流域最早灭绝的种群。
徐亚平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是《湖南日报》的记者，也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2011年，他寻求各级领导的支持，冲破名种阻力，仅用了7天，就成立了江豚保护协会，创下了一个“湖南之最”：获得官方批准最快的民间协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首次发表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宣言》。
谈到江豚的死亡原因，徐亚平快人快语：“人类对江豚的危害有三一其一是水，三峡工程导致长江、洞庭湖水位降低，江豚的生活空间不断压缩；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干流水质不断恶化，严重影响江豚的发育、生活和繁殖。二是非法捕捞。迷魂阵、电打鱼、矮围、拖网、滚钩、地龙王等毁灭性捕捞，导致渔业资源走向枯竭，从而使江豚食物严重匮乏；这些工具也必定直接造成江豚受伤和死亡。三是无序采砂，可能直接打死江豚，也损坏鱼类的产床，加速鱼类枯竭，粉碎江豚食物链。”
他近乎愤怒地说：“江豚危机，其实是人祸，不是天灾。它直接拉响了长江、洞庭湖生态警报。”
所以，在协会尚未成立之时，他们的水上巡逻队就开始昼夜巡逻，劝阻非法捕鱼。与“正规军”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连一艘像样的巡逻船只都没有。与此同时，徐亚平和13位志愿者共同立下“生死状”，誓死阻击非法捕捞，他们经常在晚上经常深入东洞庭湖腹地，对非法捕捞渔业资源影响江豚安全的现状展开调查。
从2011年8月开始，徐亚平本人每天坚持工作15个小时；协会会员和志愿者昼夜值班，他们体力、精力严重透支！至今尽管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一分钱资助，但他们已投入了120多万元。除部分由徐亚平、副会长彭祥林个人承担，大部分都是负债的。
保卫江豚，不仅有自然风险，还会得罪某些既得利益者。有人责难，有人威胁恐吓，也有人下毒手，譬如戳坏徐亚平的小车轮胎、贴上一个“杀”字；1位巡逻队员半夜巡逻归来被人打伤……如此事件屡见不鲜。
冷漠“杀死”江豚
在2011年夏天，有100多名大学生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的“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和鄱阳湖、洞庭湖边的11个城市96个社区开展了调研和宣传。22岁的肖勇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绿源环保协会的志愿者，他是骨干之一。
肖勇马上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退出志愿者队伍，移交给下一拨的“接班人”。这些年的志愿者生涯，最令他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大学生志愿者骨干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即从2009年的9人迅速上升至2012年的20人，他希望这个数字的增加再快一些、范围更大一些，这样就能增强保护江豚的力量。
回顾自己的志愿者生涯，肖勇的感触颇多。他告诉本刊记者，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志愿者守护江豚的日日夜夜，这段生活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在洞庭湖畔进行了长达3年的江豚认知度调查，却只在野外看到过一次江豚。”近日，肖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采访时表示，他和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还意外地体会到一点：人们对于江豚的冷漠。大多数人对于江豚的保护意识淡薄，甚至还分不清楚江豚和河豚；只有极少数人能准确说出长江的禁渔期。
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去了解和关心江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在2012年的1月初，在江西鄱阳湖湿地公园举行的活动总结和颁奖仪式上，3396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人不愿意参加江豚救护方面的培训，三分之一的人不愿意成为江豚保护的志愿者。
2012年末的这几天，长江江豚考察队副总指挥王克雄的心情沉重，因为在最近的科学考察过程中，他和队员们发现长江江豚（下称江豚）的数量骤然减少，生存堪忧。
从武汉至上海长江段来回近2200公里、历经44天的科考航行，共目击发现江豚380头次，而在2006年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曾做过同样的科学考察，当时观察到长江的江豚种群数量共达1800头。短短6年时间，江豚数量下降明显。
“照此趋势，江豚将灭绝。”王克雄忧心忡忡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继2006年白鳍豚功能性灭绝之后，堪称“水中大熊猫”的江豚将步其后尘，遭遇灭顶之灾。
保护区级别亟待提升
据介绍，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13个全球旗舰物种之一，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洞庭湖、鄱阳湖以及长江干流为主。
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已有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建立了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根据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保护区的核心区不应该建设生产性设施。但是很多豚类自然保护区都地处长江的黄金水道，航运、渔业等经济活动很难避免。
作为科考队成员之一、世界自然基金WWF（中国）江豚项目官员张新桥参与整个科学考察的全过程，他深刻体会到一点：密集的航运直接影响江豚的生活和繁殖。
“特别是进入南京江段之后，航运异常繁忙，我们在镇江一江阴江段半个小时统计到的货船高达88次。今年在这一江段只发现了13头次江豚，而在2006年则发现了40头次，数量明显减少了一半多。”他进一步表示，由于人类过多侵占了自然资源，逼着江豚只能转移到夹江、汊江和州滩涂水域，比如在夹江和滩涂水域较多的湖口—安庆江段在一天内发现了45头次江豚，这是此次科考单天目击江豚数量最多的一次。
科研人员发现，在目前江面上，船只航行的线路都不固定，严重干扰了江豚的正常生活。江豚的声波一般在100千赫左右，而人类的声波只有20千赫左右，所以对于人类来说，江豚的声波属于超声波，必须使用专业仪器才能检测出来。而且，常年生活在水中的江豚视力功能很差，它们平时依靠声波“探路”，游弋的距离一般低于自己声波探测的距离，非常小心翼翼。但由于船只航行的线路变化较大、速度較快，仍有不少江豚误撞上船只的螺旋桨，伤残至死。
“现在看来，江豚应该尽快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最大程度保护其种群。”王克雄焦急地呼吁，为了尽快挽救江豚，水生所正协助农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修订《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作为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将建议升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级别；并新增湖北鄂州—武穴江段为江豚自然保护区。只有提高保护区的级别，才能相应地限制一些涉水商业工程，并采取固定船只的航运线路等“多管齐下”举措，逐渐修复江豚的生存环境。
但这对当地政府部门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限制了商业项目的建设，自然会影响GDP指标的完成和政绩，当地政府并不乐意为之。
徐亚平孤军奋战
今年40多岁的徐亚平从小在湘江、洞庭湖边长大，曾无数次亲眼见过江豚雀跃的壮观场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几乎天天看见江豚成群结队，犹如草原上的骏马奔腾而来，蔚为壮观。”他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回忆道，但现在很难看见活着的江豚了，他的内心极为焦急不安。“我们已经对不起白鳍豚了，难道还要对不起江豚吗？！江豚灭了，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罪责！”
徐亚平告诉记者，在2006年生活在洞庭湖江豚的数量为230头；2012年3月份下降至85头；同年4月份，江豚死亡10多头；同年10月份死亡一头江豚，11月份又死亡2头……“而且，人类的疯狂猎取自然资源，导致洞庭湖成为了‘孤岛’，江豚洄游通道阻断，造成其种群交换受阻、近亲繁殖，很不利于江豚的健康发展。”他如是说。
据业内人士预测，在目前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江豚死亡速率在每年40％—50％之间，照这样下去，江豚将继白鳍豚后在3—4年内功能性灭绝。其中，洞庭湖的江豚极有可能成为长江全流域最早灭绝的种群。
徐亚平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是《湖南日报》的记者，也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2011年，他寻求各级领导的支持，冲破名种阻力，仅用了7天，就成立了江豚保护协会，创下了一个“湖南之最”：获得官方批准最快的民间协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首次发表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宣言》。
谈到江豚的死亡原因，徐亚平快人快语：“人类对江豚的危害有三一其一是水，三峡工程导致长江、洞庭湖水位降低，江豚的生活空间不断压缩；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干流水质不断恶化，严重影响江豚的发育、生活和繁殖。二是非法捕捞。迷魂阵、电打鱼、矮围、拖网、滚钩、地龙王等毁灭性捕捞，导致渔业资源走向枯竭，从而使江豚食物严重匮乏；这些工具也必定直接造成江豚受伤和死亡。三是无序采砂，可能直接打死江豚，也损坏鱼类的产床，加速鱼类枯竭，粉碎江豚食物链。”
他近乎愤怒地说：“江豚危机，其实是人祸，不是天灾。它直接拉响了长江、洞庭湖生态警报。”
所以，在协会尚未成立之时，他们的水上巡逻队就开始昼夜巡逻，劝阻非法捕鱼。与“正规军”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连一艘像样的巡逻船只都没有。与此同时，徐亚平和13位志愿者共同立下“生死状”，誓死阻击非法捕捞，他们经常在晚上经常深入东洞庭湖腹地，对非法捕捞渔业资源影响江豚安全的现状展开调查。
从2011年8月开始，徐亚平本人每天坚持工作15个小时；协会会员和志愿者昼夜值班，他们体力、精力严重透支！至今尽管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一分钱资助，但他们已投入了120多万元。除部分由徐亚平、副会长彭祥林个人承担，大部分都是负债的。
保卫江豚，不仅有自然风险，还会得罪某些既得利益者。有人责难，有人威胁恐吓，也有人下毒手，譬如戳坏徐亚平的小车轮胎、贴上一个“杀”字；1位巡逻队员半夜巡逻归来被人打伤……如此事件屡见不鲜。
冷漠“杀死”江豚
在2011年夏天，有100多名大学生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的“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和鄱阳湖、洞庭湖边的11个城市96个社区开展了调研和宣传。22岁的肖勇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绿源环保协会的志愿者，他是骨干之一。
肖勇马上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退出志愿者队伍，移交给下一拨的“接班人”。这些年的志愿者生涯，最令他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大学生志愿者骨干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即从2009年的9人迅速上升至2012年的20人，他希望这个数字的增加再快一些、范围更大一些，这样就能增强保护江豚的力量。
回顾自己的志愿者生涯，肖勇的感触颇多。他告诉本刊记者，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志愿者守护江豚的日日夜夜，这段生活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在洞庭湖畔进行了长达3年的江豚认知度调查，却只在野外看到过一次江豚。”近日，肖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采访时表示，他和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还意外地体会到一点：人们对于江豚的冷漠。大多数人对于江豚的保护意识淡薄，甚至还分不清楚江豚和河豚；只有极少数人能准确说出长江的禁渔期。
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去了解和关心江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在2012年的1月初，在江西鄱阳湖湿地公园举行的活动总结和颁奖仪式上，3396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人不愿意参加江豚救护方面的培训，三分之一的人不愿意成为江豚保护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