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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吕其明参加纪念新四军活动的信息，知道他在上海生活，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请上海的战友张玉龙为《寻访新四军老战士》专栏写一篇采访稿，介绍这位可敬的老人。
吕其明是从新四军战士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代音乐家，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及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说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大都耳熟能详，而且会唱上几句。这些歌曲，都是吕其明作曲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为合作）。他还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60多部电影和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红日》为合作），并创作了十多部管弦乐作品。他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他用真心真情为党、祖国和人民而歌，不仅成就了个人的辉煌，也为新四军历史增添了一份耀眼的光彩。谨编发此文，向吕其明老人致敬！文章长些，为便于阅读，编时文中加了小标题。
时间：2016年3月7日晚
地点：国家大剧院
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把心交给祖国——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正在激情上演。
演出大幕拉开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50年前的那七个日日夜夜和泪完成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乐曲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引子，尔后，饱满激昂、优美舒展的红旗音乐主题在灿烂的C大调上喷薄而出，尽情地表达着对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美之情。双簧管奏出如歌的抒情旋律，仿佛经过了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的澎湃心怀。接着，连续的三连音，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好似人们在红旗的指引下，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尾声，号角雄伟嘹亮、气势磅礴，象征着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吕其明告诉我们：“《红旗颂》是我1965年创作的。《使命》是建党8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等五个单位联合拍了一部同题大型文献片，请我谱的曲。今天我这两部音乐代表作能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太让我感动了，这是我音乐人生的一个美丽音符！”
演出还在继续中。
老人的思绪飞进了难忘的峥嵘岁月。
“十岁进了抗敌剧团”
吕其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能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办教育、办报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张云逸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入皖中地区发动群众抗日。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并协助新四军筹集大量的弹药和粮饷，后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任江苏仪征县县长。1940年，父亲得知新四军文工团需要小队员参加，就毅然把仅10岁的吕其明和吕其明的姐姐吕小晴送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1941年1月转入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少年吕其明经受着残酷的斗争考验，也经历革命熔炉的淬炼。当时二师根据地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境地，生活异常艰苦，缺米少盐，危机四伏。抗敌剧团随部队不停地行军，每天少则五六十里，多则七八十里。傍晚，部队刚停下，剧团马上就要演出。他又累又乏，倒在哪里都能睡着。有一次演出到第三幕，前奏曲来了好几遍，就是不见他出场。大家急坏了，结果从舞台布景的底下找到了睡得沉沉的他。后来每次演出，团长就派一个大哥哥或者大姐姐陪着他，给他讲故事，不让他睡着了。
有一天，日伪军刚刚“扫荡”撤退，村子里的房子还燃烧着大火。新四军干部战士救完火，剧团就搭起土台演出。有个节目的剧情讲一个王大哥妹妹的经历，哥哥不在家时，全家惨遭鬼子杀害，她逃难回来向哥哥和大家愤怒控诉鬼子的暴行。台下的老乡也刚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当演妹妹的演员和大伙一起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中的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捣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的王大哥和群众听完就要求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打鬼子，群情激愤。此时，台下的村民也个个热血沸腾，一个青年当场跳上台，坚决要求当新四军。
吕其明从中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他对我们说，他渐渐懂得了什么叫政治，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就是要发动人民大众，团结一心打败日本侵略者。革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到战斗最需要的地方去服务。他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老乡把我们藏在山洞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组编了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七师是由事变中突出重围的700名将士和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挺进团以及无为游击纵队共计1900多人组成。
吕其明介绍说，后来为了加强七师的力量，军部和二师抽调了一批指战员支援七师，他也被调往七师文工团。从此，他与父亲工作在同一个根据地。
随着皖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七师党委决定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5月1日无为县建立了皖中抗日根据地最早的县一级政权机构，县长是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1942年5月，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经参议会推选并经华中局任命，吕惠生任行政公署主任。
1943年初，日伪军集中了5万兵力对新四军七师所在的皖中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师首长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都听令待发。谁知道出发前下起了大雨，队伍在雨中前进。雨越来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又滑，行军速度一下子慢下来了。战士们赶紧把绑腿带解下来接成一根长绳，大家拉着走。经过一夜的行军，在天快要亮时，就听到激烈的枪声由远而近，子弹在身边不时地划过，还夹带着轰轰的炮弹爆炸声。这时，大家发现师部机关已经被逼进了一个山坳里，被敌人包围了，四周都有鬼子。前面的干部战士奋起阻击，打退了鬼子的几次进攻。天亮了，日本战机也来轮番轰炸，蜂拥而至的鬼子和七师阻击部队在山顶上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文工团的郑佩腿也负伤了，大家随时面临牺牲的可能。战场形势非常危急。师首长决定让警卫团突破一个缺口，扩大范围，掩护师部机关突围，文工团也按四五个人一组分散突围。警卫团战士个个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步枪上了刺刀，背着手榴弹，一声令下，像一股洪水前赴后继，杀开了一条血路。吕其明紧跟着小组冲下了山。不远处有一个小山村，有十来户村民。这是个敌我交界的地方，老百姓对新四军还不熟悉，但是知道这是打鬼子的队伍后就说：躲在附近，离村子太近，不安全。他们把小组的人领到后山上一个洞里藏起来。这个山洞不大，人直不起腰，老百姓给了一些稻草铺垫。藏身的地方有了，但是还要解决吃的问题。小组里有一个上海来的同志叫管荫生，他用一件自己穿的羊皮大衣和老乡换了一些锅巴。就凭着这些吃的，他们在山洞里坚持了七天七夜。也就在这期间，鬼子两次上来搜山，逼问老乡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异口同声回答没有。 70年后，吕其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动情地说：“是老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们。”
“罗炳辉抱我到桌子上指挥唱歌”
“当时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抗敌剧团，师部首长都很喜欢逗我玩。”吕其明回想当年的情景，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眼神中充满怀念。
“开大会时罗副师长抱我到桌子上去，让我指挥大家唱歌。”说起新四军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吕其明就像说自己家的长辈一样。他说罗副师长经常叫他去玩，还给他糖果吃。罗炳辉长得比较胖，吕其明就调皮地把他的皮带在自己的身上绕了几圈，学他的样子，首长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我和姐姐调去七师时，罗副师长特地赶来送行，把我拉到身边，依依不舍地说：‘小吕啊，我们要分别了，你到七师去好好工作，我送你一个纪念品。’”吕其明深情地回忆说，罗副师长拿出一个大拇指般大小的玉猴子，告诉他：“这是我内战时期保留到现在的，你留个纪念吧。”吕其明扑到他怀里大哭起来。这些，他说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父亲引我走上革命路”
“我的父亲吕惠生，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吕其明说，“尽管父亲工作很忙，但是他还是抽空关心我的学习，经常会问：你们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学得懂吗？还问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什么意思啊？他对我不但言教，而且身教。”
说起父亲的事，吕其明如数家珍。
吕其明的父亲任无为县县长不久，就主持制订了《新四军无为县保障人权条例》，团结了无为县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他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期间，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0万立方米，把连年遭受洪灾的黄丝滩江堤扩建加固，保障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等县数百万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生产。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新堤命名为“惠生堤”。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国民党指使收编的伪军扣押了正从水路撤走的吕惠生。在敌人的引诱和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了这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忧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被杀害时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是吕其明一生的榜样。他立志做父亲那样的革命者。1945年9月1日，在一个老乡家的菜油灯下，15岁的吕其明和六位战友面对一面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贺绿汀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吕其明充满深情地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位是决定了我走上音乐事业的启蒙老师，他就是作曲家贺绿汀。”
吕其明在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到村头欢迎一位音乐教授来团里指导工作，他就是贺绿汀。他从上海来是要去延安，因为敌人封锁走不了，就在二师留了三个月，到剧团教他们学习乐理和唱歌。时值春夏之交，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拉着小提琴，优美舒展的琴声在夜空中传来，把吕其明吸引过去。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贺绿汀一曲拉完回头一看，一个孩子正坐在旁边盯着小提琴听得入迷，就亲切地问：“你多大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吕其明高兴地和这个大音乐家攀谈上了。贺绿汀知道他是抗敌剧团的小战士，就鼓励他：“你现在正是学拉琴的时候，快叫爸爸给你买把小提琴拉吧。”吕其明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得不得了。这段有趣的经历日后也同样出现在贺绿汀的传记里。
贺绿汀教二师的抗敌剧团唱了许多他的合唱作品，其中当时最新的一个是《1942年前奏曲》也叫《新世纪前奏》，还有《胜利进行曲》《垦春泥》《游击队歌》等四部合唱。剧团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音乐水平提高很快。吕其明模仿贺绿汀用军号的曲牌写了一个四部合唱，在一次剧团联欢会上，把团里的小朋友拉来一齐演唱，同志们都高兴地一边鼓掌一边叫好。
1946年，七师部队到了山东，打下了鲁南峄县，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些唱片。文工团的管荫生曾经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过，他拿来唱片给大家边放边讲解，其中有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田园交响乐》。吕其明陶醉在这音乐的宝藏中，立志写出我们自己的交响乐。从此，他拼命地学，练琴、作曲齐头并进，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走上作曲岗位打下了基础。
“音乐是我一生的事业”
1949年11月16日，吕其明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走上了从事专业作曲的道路。
在党组织的关心培养下，尤其是进入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和指挥，音乐之路他走得顺风顺水。他下基层、进工地、到部队，全身心地为时代谱新曲、为新中国唱赞歌、为人民而创作。他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60多部电影和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还创作了十多部管弦乐作品。他特意说，电影《红日》的作曲是与其他同志合作的。他作曲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歌曲，至今仍在广为传唱。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吕其明说：“在创作《红旗颂》时，我点燃了创作灵感和激情的火花，把对我们党和祖国神圣、诚挚的爱，融汇到作品之中，同时也传递到听众的心灵之中。这是我创作《红旗颂》的初衷。”
“从《红旗颂》到《使命》，您这两个音乐代表作表现了什么？”
“这两个作品，可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对革命的坚持，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
吕其明说：“写东西为谁？要有群众观点。我首先考虑群众能懂。具体说是‘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就是这九个字。这九个字也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的创作理念。这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群众观念的表现。”
吕其明，这位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及终身成就奖的新四军老战士，还在音乐之路上执着前行。
（责任编辑 王浩钟）
吕其明是从新四军战士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代音乐家，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及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说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大都耳熟能详，而且会唱上几句。这些歌曲，都是吕其明作曲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为合作）。他还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60多部电影和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红日》为合作），并创作了十多部管弦乐作品。他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他用真心真情为党、祖国和人民而歌，不仅成就了个人的辉煌，也为新四军历史增添了一份耀眼的光彩。谨编发此文，向吕其明老人致敬！文章长些，为便于阅读，编时文中加了小标题。
时间：2016年3月7日晚
地点：国家大剧院
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把心交给祖国——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正在激情上演。
演出大幕拉开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50年前的那七个日日夜夜和泪完成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乐曲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引子，尔后，饱满激昂、优美舒展的红旗音乐主题在灿烂的C大调上喷薄而出，尽情地表达着对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美之情。双簧管奏出如歌的抒情旋律，仿佛经过了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的澎湃心怀。接着，连续的三连音，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好似人们在红旗的指引下，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尾声，号角雄伟嘹亮、气势磅礴，象征着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吕其明告诉我们：“《红旗颂》是我1965年创作的。《使命》是建党8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等五个单位联合拍了一部同题大型文献片，请我谱的曲。今天我这两部音乐代表作能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太让我感动了，这是我音乐人生的一个美丽音符！”
演出还在继续中。
老人的思绪飞进了难忘的峥嵘岁月。
“十岁进了抗敌剧团”
吕其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能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办教育、办报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张云逸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入皖中地区发动群众抗日。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并协助新四军筹集大量的弹药和粮饷，后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任江苏仪征县县长。1940年，父亲得知新四军文工团需要小队员参加，就毅然把仅10岁的吕其明和吕其明的姐姐吕小晴送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1941年1月转入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少年吕其明经受着残酷的斗争考验，也经历革命熔炉的淬炼。当时二师根据地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境地，生活异常艰苦，缺米少盐，危机四伏。抗敌剧团随部队不停地行军，每天少则五六十里，多则七八十里。傍晚，部队刚停下，剧团马上就要演出。他又累又乏，倒在哪里都能睡着。有一次演出到第三幕，前奏曲来了好几遍，就是不见他出场。大家急坏了，结果从舞台布景的底下找到了睡得沉沉的他。后来每次演出，团长就派一个大哥哥或者大姐姐陪着他，给他讲故事，不让他睡着了。
有一天，日伪军刚刚“扫荡”撤退，村子里的房子还燃烧着大火。新四军干部战士救完火，剧团就搭起土台演出。有个节目的剧情讲一个王大哥妹妹的经历，哥哥不在家时，全家惨遭鬼子杀害，她逃难回来向哥哥和大家愤怒控诉鬼子的暴行。台下的老乡也刚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当演妹妹的演员和大伙一起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中的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捣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的王大哥和群众听完就要求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打鬼子，群情激愤。此时，台下的村民也个个热血沸腾，一个青年当场跳上台，坚决要求当新四军。
吕其明从中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他对我们说，他渐渐懂得了什么叫政治，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就是要发动人民大众，团结一心打败日本侵略者。革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到战斗最需要的地方去服务。他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老乡把我们藏在山洞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组编了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七师是由事变中突出重围的700名将士和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挺进团以及无为游击纵队共计1900多人组成。
吕其明介绍说，后来为了加强七师的力量，军部和二师抽调了一批指战员支援七师，他也被调往七师文工团。从此，他与父亲工作在同一个根据地。
随着皖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七师党委决定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5月1日无为县建立了皖中抗日根据地最早的县一级政权机构，县长是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1942年5月，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经参议会推选并经华中局任命，吕惠生任行政公署主任。
1943年初，日伪军集中了5万兵力对新四军七师所在的皖中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师首长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都听令待发。谁知道出发前下起了大雨，队伍在雨中前进。雨越来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又滑，行军速度一下子慢下来了。战士们赶紧把绑腿带解下来接成一根长绳，大家拉着走。经过一夜的行军，在天快要亮时，就听到激烈的枪声由远而近，子弹在身边不时地划过，还夹带着轰轰的炮弹爆炸声。这时，大家发现师部机关已经被逼进了一个山坳里，被敌人包围了，四周都有鬼子。前面的干部战士奋起阻击，打退了鬼子的几次进攻。天亮了，日本战机也来轮番轰炸，蜂拥而至的鬼子和七师阻击部队在山顶上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文工团的郑佩腿也负伤了，大家随时面临牺牲的可能。战场形势非常危急。师首长决定让警卫团突破一个缺口，扩大范围，掩护师部机关突围，文工团也按四五个人一组分散突围。警卫团战士个个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步枪上了刺刀，背着手榴弹，一声令下，像一股洪水前赴后继，杀开了一条血路。吕其明紧跟着小组冲下了山。不远处有一个小山村，有十来户村民。这是个敌我交界的地方，老百姓对新四军还不熟悉，但是知道这是打鬼子的队伍后就说：躲在附近，离村子太近，不安全。他们把小组的人领到后山上一个洞里藏起来。这个山洞不大，人直不起腰，老百姓给了一些稻草铺垫。藏身的地方有了，但是还要解决吃的问题。小组里有一个上海来的同志叫管荫生，他用一件自己穿的羊皮大衣和老乡换了一些锅巴。就凭着这些吃的，他们在山洞里坚持了七天七夜。也就在这期间，鬼子两次上来搜山，逼问老乡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异口同声回答没有。 70年后，吕其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动情地说：“是老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们。”
“罗炳辉抱我到桌子上指挥唱歌”
“当时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抗敌剧团，师部首长都很喜欢逗我玩。”吕其明回想当年的情景，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眼神中充满怀念。
“开大会时罗副师长抱我到桌子上去，让我指挥大家唱歌。”说起新四军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吕其明就像说自己家的长辈一样。他说罗副师长经常叫他去玩，还给他糖果吃。罗炳辉长得比较胖，吕其明就调皮地把他的皮带在自己的身上绕了几圈，学他的样子，首长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我和姐姐调去七师时，罗副师长特地赶来送行，把我拉到身边，依依不舍地说：‘小吕啊，我们要分别了，你到七师去好好工作，我送你一个纪念品。’”吕其明深情地回忆说，罗副师长拿出一个大拇指般大小的玉猴子，告诉他：“这是我内战时期保留到现在的，你留个纪念吧。”吕其明扑到他怀里大哭起来。这些，他说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父亲引我走上革命路”
“我的父亲吕惠生，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吕其明说，“尽管父亲工作很忙，但是他还是抽空关心我的学习，经常会问：你们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学得懂吗？还问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什么意思啊？他对我不但言教，而且身教。”
说起父亲的事，吕其明如数家珍。
吕其明的父亲任无为县县长不久，就主持制订了《新四军无为县保障人权条例》，团结了无为县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他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期间，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0万立方米，把连年遭受洪灾的黄丝滩江堤扩建加固，保障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等县数百万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生产。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新堤命名为“惠生堤”。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国民党指使收编的伪军扣押了正从水路撤走的吕惠生。在敌人的引诱和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了这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忧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被杀害时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是吕其明一生的榜样。他立志做父亲那样的革命者。1945年9月1日，在一个老乡家的菜油灯下，15岁的吕其明和六位战友面对一面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贺绿汀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吕其明充满深情地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还有一位是决定了我走上音乐事业的启蒙老师，他就是作曲家贺绿汀。”
吕其明在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到村头欢迎一位音乐教授来团里指导工作，他就是贺绿汀。他从上海来是要去延安，因为敌人封锁走不了，就在二师留了三个月，到剧团教他们学习乐理和唱歌。时值春夏之交，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拉着小提琴，优美舒展的琴声在夜空中传来，把吕其明吸引过去。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贺绿汀一曲拉完回头一看，一个孩子正坐在旁边盯着小提琴听得入迷，就亲切地问：“你多大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吕其明高兴地和这个大音乐家攀谈上了。贺绿汀知道他是抗敌剧团的小战士，就鼓励他：“你现在正是学拉琴的时候，快叫爸爸给你买把小提琴拉吧。”吕其明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得不得了。这段有趣的经历日后也同样出现在贺绿汀的传记里。
贺绿汀教二师的抗敌剧团唱了许多他的合唱作品，其中当时最新的一个是《1942年前奏曲》也叫《新世纪前奏》，还有《胜利进行曲》《垦春泥》《游击队歌》等四部合唱。剧团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音乐水平提高很快。吕其明模仿贺绿汀用军号的曲牌写了一个四部合唱，在一次剧团联欢会上，把团里的小朋友拉来一齐演唱，同志们都高兴地一边鼓掌一边叫好。
1946年，七师部队到了山东，打下了鲁南峄县，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些唱片。文工团的管荫生曾经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过，他拿来唱片给大家边放边讲解，其中有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田园交响乐》。吕其明陶醉在这音乐的宝藏中，立志写出我们自己的交响乐。从此，他拼命地学，练琴、作曲齐头并进，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走上作曲岗位打下了基础。
“音乐是我一生的事业”
1949年11月16日，吕其明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走上了从事专业作曲的道路。
在党组织的关心培养下，尤其是进入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和指挥，音乐之路他走得顺风顺水。他下基层、进工地、到部队，全身心地为时代谱新曲、为新中国唱赞歌、为人民而创作。他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60多部电影和200多部（集）电视剧作曲，还创作了十多部管弦乐作品。他特意说，电影《红日》的作曲是与其他同志合作的。他作曲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微山湖》《啊，故乡》《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歌曲，至今仍在广为传唱。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吕其明说：“在创作《红旗颂》时，我点燃了创作灵感和激情的火花，把对我们党和祖国神圣、诚挚的爱，融汇到作品之中，同时也传递到听众的心灵之中。这是我创作《红旗颂》的初衷。”
“从《红旗颂》到《使命》，您这两个音乐代表作表现了什么？”
“这两个作品，可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对革命的坚持，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
吕其明说：“写东西为谁？要有群众观点。我首先考虑群众能懂。具体说是‘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就是这九个字。这九个字也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的创作理念。这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群众观念的表现。”
吕其明，这位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及终身成就奖的新四军老战士，还在音乐之路上执着前行。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