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外现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像毛泽东那样，对文学艺术有着广泛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修养。在门类繁多的文艺中，除了诗词、相声外，京剧是毛泽东的最爱。他不仅爱看戏、会看戏，而且还发表一些新颖独特的看法，俨然是一位戏剧“行家”，兴致一来，也能哼几嗓子戏段。他与戏剧的情结，既深长，又有趣。
（一）看戏
毛泽东身担国家安危，心系人民祸福。在日理万机的间隙，他喜欢看戏。从京剧、秦腔，到越剧、豫剧、评剧，他都喜欢看，其中以京剧为最爱。他说：“对京剧很喜欢看，但没有研究。”毛泽东的京剧兴趣，是在延安的窑洞中形成的。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京剧唱片，一架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办公累了休息时，便放一段。他听了喜欢，常说“再放一遍”。
与民同乐看民情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戏都是和群众在简陋透风的礼堂里挤在一起，一般不坐第一排，不迟到，也不早退。他说：晚来早走都是对演员和观众的不尊重。开演前，毛泽东与身边的观众交谈，问姓名，谈工作，和蔼亲切。有时还回头问身后的观众：“同志，我个子高，挡住你看戏了吗？”
有一次，演出结束，观众大都散去，毛泽东还没有走。剧团工作人员爬在高处卸汽灯时，冲下面喊道：“同志，来帮我接一下!”毛泽东应道：“好咧！”那人仔细一看，才知道下面站着的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
有时，毛泽东因为重要会议迟到了，他就悄悄找个座位看戏，谢绝工作人员要观众让座位。每当看到精彩处，他总是与观众一起热烈鼓掌。
1940年春节，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参加春节晚会，节目是阿甲、方华等演出的《打渔杀家》。当时习惯在正式演出前，有一个演员身披大龙袍，手举“天官赐福”的牌幅出场，舞动一番，这叫“跳加官”，有静场的意思。谁知，当晚的“跳加官”不仅没有静场，反而引起哄堂大笑，掌声雷动。毛泽东也开怀大笑，前仰后合，嘴里还叨叨：“这个马海德……”原来，台上“跳加官”的是美国医生马海德（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只见他身穿大龙袍，头戴乌纱帽，脚蹬高底云靴，虽然画了个大花脸，但高鼻子、大眼睛却暴露出是个洋“加官”。他口中念念有词，向观众拜年。所以，引起毛泽东和观众的大笑。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期间，正赶上白云山庙会，县委书记张俊贤请毛泽东去看戏。毛泽东到达时，庙前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便站在后面看戏。张俊贤请毛泽东到正殿前准备好的地方去看，那里有桌椅、茶水。毛泽东摆摆手说：“那里不好！站在这里和老乡们一起看戏不是更好吗？”归途中，他对警卫人员说：“你们一要保卫首长的安全，二不要割断首长与群众的联系。”又说：“我们看庙是看文化，看戏是看民情。不懂文化，不懂民情，革命是搞不好。”
看戏也是工作
有些戏，毛泽东连看几次。访问延安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问他：“为什么看过的戏你还要看呢？”毛泽东回答说：“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主要是去鼓励鼓励。同时也可以接触群众。”
就是在看戏过程中，毛泽东了解了戏剧工作者的创作情况、作品内容，以及群众的欣赏要求，为制定戏剧方针找到了依据。1938年4月，他与边区工会的毛齐华、文协的柯仲平一起，观看一个小剧团演出秦腔戏。观众云集，但内容陈旧。毛泽东指示柯仲平成立了边区民众剧团，编演新戏，下乡演出，取得重大成绩。毛泽东捐助给该团300元，支持其购买道具，不断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表扬了柯仲平带领剧团，坚持下乡为民演出。
毛泽东看了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逼上梁山》，认为这个戏以人民为主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多遍多演”“推向全国去！”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进一步倡导戏曲改革。他提议，应该根据他在《矛盾论》里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论述，创作一个戏剧。于是，1944年7月，平剧院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组。毛泽东说：这个戏应该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他高兴地致信祝贺，说：这个戏“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1942年11月，毛泽东看了一二０师战斗剧社的演出，高兴地致信社长欧阳山尊等，感谢他们编演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并“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当延安戏剧舞台上都是反映边区生活的小戏时，毛泽东提出延安也可以演一点国统区和外国的大戏，以丰富边区的舞台，开拓欣赏领域。所以后来演出了《日出》和苏联的《带枪的人》等。当舞台上“大、洋、古”戏剧成为一种倾向时，毛泽东又提出反对关门提高，戏剧要以普及为主，反映边区现实生活。
1947年，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晋绥平（京）剧院演出队，专门作了一次讲话。他希望创造出新的艺术，体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改变“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毛泽东看程砚秋的演出。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到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
初看名家演出
1949年党中央移往北京，暂驻香山。4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北京香山乘汽车进城，第一次在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整个演出中，他始终精神专注，盯着舞台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倾听着每一句唱词，手和头随着唱腔节奏轻轻动着，真的入戏了。
演出快结束时，卫士阎长林请毛泽东早些退场。毛泽东却不同意，说：“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演员谢幕时，毛泽东和观众们一起起立鼓掌，祝贺梅兰芳演出成功。归途中，毛泽东对阎长林说：“这真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
在京剧名家中，毛泽东最爱看梅兰芳的演出。据统计，他一生看过40次梅兰芳的戏，称得上是个“梅戏追星族”，被梅兰芳引为知音。
毛泽东在开国前从未看过越剧，也不知道越剧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优秀传统剧目。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的3年里，毛泽东先后在北京看过4次越剧，其中两次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对主角范瑞娟印象比较深。1951年10月，范瑞娟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一见到她就风趣地说：“你是梁山伯吧！”还夸她演出一次比一次好，有改进。
毛泽东对京剧很喜欢，无论是坐火车、住宿，或是吃饭，一般都放京剧唱片听。他的京剧唱片可能是最全的。筱爱茹是济南戏剧学校的一个女教员，唱老生的，毛泽东很喜欢听她的唱腔。毛泽东喜欢的戏还有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派的《诸葛亮吊孝》。这几个戏的唱片他经常听。
有一次，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陪毛泽东到上海，那时言菊朋已去世了，言少朋也不在上海，只有一个学言派的票友，唱得不是很好，但毛泽东一定要看。柯庆施没办法，就让这个票友唱了一出《诸葛亮吊孝》。他很有兴趣，一直看完了才走。毛泽东也喜欢谭派的《空城计》、马派的《借东风》、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周末，李和曾、李忆兰、吴素英等常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戏，毛泽东几乎都去看。毛泽东对李和曾的生活、身体、艺术各方面都很关切。他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
看戏动真情
毛泽东看戏特别认真，有时还提前做些准备。1953年3月，为了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他提前读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的相关部分。还派人到梅宅借阅剧本，希望字字听明白。有些生疏的戏，他就让演员把唱词先写出来，仔细看了再听演员唱。如有错字，毛泽东都一一改正，告诉演员错在何处，希望他们多学文化。李世济、程砚秋等都谈到过这类经历。
毛泽东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京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时，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程砚秋的《黄山泪》等。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1953年到19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眼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文娱活动时征求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晚上李银桥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很快入戏。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唱得好的地方他就和观众一起鼓掌。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牙齿磨响，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戏演到许仙和白娘子开始痛苦的生离死别。毛泽东完全进入戏的情节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积累，变成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毛泽东越来越激动，泪水已经是一道道往下淌，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都瞟过来。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领袖的风度，便轻轻咳了一下，想提醒毛泽东注意形象。岂知咳声不但没有止住毛泽东的抽泣，却招来了观众的目光。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擦鼻涕。李银桥焦急无奈只盼戏快些演完。
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就在毛泽东立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直落到脚面。李银桥像被人捅了一刀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裤子一下子提了上来。李银桥带着自责与恐慌，用颤抖的双手匆匆地帮毛泽东系好腰带。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得掉了裤子，他还在剧中。全场的热烈鼓掌声将毛泽东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
毛泽东同演员见面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和“许仙”与“白蛇”握手，没有理睬那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看戏，还把一些好戏推荐给其他人看。1959年２月27日至3月5日，党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常香玉主演的穆桂英挂帅《破洪州》，觉得非常好。４月24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安排常香玉率剧团进京，后演出《破洪州》多场。
喜看现代戏
1964年，我国兴起现代戏热潮，毛泽东感到高兴，认为这是推陈出新的实践。他陆续看了一些新戏。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表现抗美援朝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当剧中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音乐时，毛泽东眼里饱含着热泪，起立鼓掌。卫士张景芳看到此情此景，心想：此时毛泽东大概是想到了当年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壮举，也许是想到了他的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儿子毛岸英。
当剧中人严伟才说“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作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时，毛泽东笑了。他对坐在身边的小女儿李讷说：“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李讷高兴地说：“我也听出来了！”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接见全体演员。当大家请毛泽东提意见时，他说：“有些地方还需要改一下，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现代京剧《红嫂》。该剧是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群众救治解放军伤员的故事。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演员时问：“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有人回答：“还有几个管道具的人员没有来。”毛泽东说：“来，都叫来，见见面嘛！”剧团人听了，欣喜若狂。
在接见中，毛泽东说：“对这个戏要进行艺术加工，达到玲珑剔透，成为保留剧目。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6年后的1970年7月，《红嫂》又在北京演出。毛泽东通过电视看了直播，说：“写军民关系，还是这个戏好。”
10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剧《江姐》。当看到江姐被敌人押赴刑场时，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猜想：他是不是联想到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们呢。
这年的11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这天，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红光满面。开演后，他很快入戏，看得很专注。当演到“痛说家史”一场时，他的双眼闪出了泪花。中场休息时，工作人员劝他到休息室去。但毛泽东的感情仍在戏中，摇摇头说：“你们去休息吧！”他坐在那里不动。
（二）评戏
毛泽东是革命领袖，对戏剧的观察和评论，自然要从政治角度出发。但他也从艺术的、技术的和美学的角度评论戏剧，发表一些非常精辟的观点，既新颖又有趣。
着眼于思想内容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水浒传》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于是延安平剧研究院编创了《三打祝家庄》一剧，于1945年2月公演。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这个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经常提起。1959年2月，他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忽然提到《三打祝家庄》。他说：我倒很喜欢这个戏。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他又引申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948年4月，毛泽东到了晋绥，贺龙请他看晋绥边区平（京）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看完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评论戏中人物萧恩。他说：“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与压迫、剥削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显然，他讲的是一种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一种斗争策略，是以领袖的眼光看这个戏。
1962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时，看《杨门女将》和《罢宴》时，他说：“这两个戏都好。《杨门女将》歌颂了中国的女同志，巾帼英雄么！《罢宴》是讲寇老西当了宰相，不让人家给他祝寿，也有教育意义。”
《十五贯》是一出讽刺封建社会法官轻率判案、草菅人命的戏。毛泽东看过后说是个好戏，连看两次。他还指示：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
赞高派唱腔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代表们观看华北京剧团李和曾的演出。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李和曾演宋江。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不断鼓掌。他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们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又谈起戏来，毛泽东说：“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这时，一位陕北的同志说，他就爱看秦腔，京戏再好，也听不懂。看京戏，除了武打的戏和逗笑的戏以外，唱的戏都不爱看。
毛泽东笑了，说：“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光看秦腔就太单调了。喜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不仅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
第二天晚上演出《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毛泽东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在归途中，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他还说：“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有同志插话说：“唱京戏分这么多派，那不是乱了套吗？”
毛泽东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
评人物，说扮相
毛泽东熟悉历史，知识渊博，所以能对剧本或演出，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
1949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从香山乘车进城看演出。这天晚上演了三出戏：《法门寺》、《打渔杀家》和《荒山泪》。
看完戏后在返回香山的途中，毛泽东对车上的人员说：“今天晚上也是群英会，都是京剧界的名人，这些名人凑在一起演出的机会很少。如果是在过去，看名人的演出，票价是很贵的呀。”毛泽东还说，程砚秋演出《荒山泪》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个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的上司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谈到贾桂这个人物。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到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很欣赏《西厢记》里的红娘。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但很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她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她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并不屈服，转过来把老夫子责备了一顿。”
毛泽东看戏独具慧眼，注意艺术细节。所以他谈出的意见，往往使专业评论家叹服。1951年2月16日（农历除夕），梅兰芳剧团到中南海参加迎春晚会演出。梅氏父子联袂演出《金山寺》、《断桥》，分别扮演白蛇和青蛇。这是毛泽东点名邀请的，他看得特别入神。
第二天（正月初一），毛泽东接见了梅兰芳，对他的改革创新极为赞赏，说：“昨天看了《金山寺》、《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梅兰芳听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同时惊叹毛泽东是知音、行家。回到家，他对妻子福芝芳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还评论过《辕门斩子》的服饰，他说：“戴乌纱帽，穿白色衣袍，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像杨延昭这种官应该穿紫袍，在家也应当穿紫罗蓝色的便装。戏里的唱词也是‘穿紫袍’。”
关于当时服装的颜色，后来有人专门做过考证。那是“文革”后，群众要求修复岳庙，塑岳飞像的时候请历史学家去查了查当时岳飞的衣服颜色。他们查了史书后告诉主管人说是紫罗蓝色。岳飞是宋朝人，杨延昭也是宋朝人，都是一、二品官，所以都应该是穿紫色袍子，而不应穿白袍。可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
对几段唱词的质疑
毛泽东对京戏中的唱词，有不少评论。《苏三起解》中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毛泽东评论说：“离了洪洞县就是离开洪洞县城，可又来到这个大街，这是什么大街？还没有离开洪洞县啊。这个戏词应该改成‘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到大街前。’就是离开了洪洞县的监狱，但还没有离开洪洞县城，这才能迈步到大街上来，这样这句话才是通的。”
有一次，毛泽东看《空城计》，诸葛亮在城头上和司马懿对话中有一句唱词是“又没有埋伏，又没有兵。”毛泽东听了说：“‘埋伏’和‘兵’是一个意思，埋伏也是伏兵，有兵才要埋伏。应该改成‘内没有埋伏，外没有救兵’或者改成‘内没有埋伏，外没有兵’也可以。”
对于《辕门斩子》中的一段唱词，毛泽东也发表过意见。那出戏演到八千岁去讲情，和杨延昭闹翻了，以后杨延昭对八千岁“马削四蹄。”可是为什么会“马削四蹄”呢？这段唱词没有讲明白其中的典故。他又说：“过去的唱段是这样的‘……八千岁与我做了对，猛虎最敢斗蛟龙，这时想起一个古人，昔日韩信拜帅旗，大将樊哙误卯期，汉高老祖把情讲，临行削去马四蹄”。毛泽东最后说：“只有唱完这一段，杨延昭才能效仿古人去马削四蹄啊！”他的意思是现在演出时杨延昭的唱段应保留这个典故。
一次，毛泽东听完李和曾的清唱，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不是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国庆10周年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穆桂英挂帅》。之后，他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同时，毛泽东提出：是否将戏中人物“安王”改为“西夏王”，这样历史背景更清楚、更准确。梅兰芳欣然接受。
对戏剧的美学论述
毛泽东在重视戏剧内容的同时，对戏剧的美学价值也有许多论述，颇为深刻、精辟。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有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说：“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做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台上没有‘水’，靠演员能演出‘水’来。这和齐白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
因此毛泽东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进世界圈。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针对江青鼓噪的“我们要革命派，不要流派”的谬论，毛泽东对京剧演员李世济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也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稍停，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都是要有的！毛泽东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博大胸怀和兼容并包思想。
毛泽东还论及“戏剧冲突”源于生活。1956年4月，他与南斯拉夫新闻代表团谈话时说：“每个民族里面总有好人坏人，不可能设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没有戏可看了。”
关于戏剧与观众的关系，毛泽东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说：“我们看戏看多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的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
毛泽东很懂得戏剧鉴赏的规律，要求创作和演出都要有利于观众鉴赏。他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说：“不仅建设工作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作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观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观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作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说完，要让群众去想一想。”其实，留有余地不仅是欣赏的规律，同时也是创作的规律。
纵论现代戏
1964年，全国掀起了创演革命现代戏热潮。4月2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当晚，毛泽东在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的陪同下，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对该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演员们说：“戏不错，表现了我们的武装斗争。戏名似乎有必要研究一下。芦荡里面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江青乘机说：“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
7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观看《沙家浜》。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参演人员，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又谈了对这个戏的意见：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他指出：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戏，戏是两截。他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后来，剧团根据这些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对阿庆嫂这个人物很喜欢，印象很深，常在谈话中提到她。1971年10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对即将赴纽约的乔冠华说：你们去了美国，要像阿庆嫂那样，大胆心细，遇事不慌，“全凭嘴一张啊！”1972年他还说过：阿庆嫂比较好，讲斗争，（这个戏）未死人，一般人爱看。
7月17日，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他提出：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他还建议将杨子荣“打虎上山”唱词中“迎来春天满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后来，剧团都照此改了。
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上海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毛泽东接见演员时说：这个芭蕾舞剧“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洪常青怎样进南府的？没有交代。二、红军打进南府后要开仓放粮，现在没有；三、琼花参军后认不出来了。根据这三条意见，剧团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在第三场末尾增加了开仓放粮的一段戏；把琼花参军后的服装染深，使她与其他娘子军战士有所区别；在二三场之间加了一个小过场，交代洪常青进南府的情节。使这个戏更成熟。
1972年7月31日，毛泽东接见上海京剧团《龙江颂》主演李炳淑时说：“《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了5遍电视。5亿农民有戏看了，感谢你们为5亿农民创作了一个好戏。我国将近6亿农民，是农业大国，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
（三）唱戏
借唱抒情，韵味十足
毛泽东非常喜欢京剧，他不仅爱看，而且爱唱几句。当他高兴了，或空闲时，常低声唱唱。当然，他的唱腔达不到票友的水平，也说不上字正腔圆，但由于发自内心，却是韵味十足。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中，毛泽东唱的戏段也不相同，似是借“戏”抒情。在转战陕北时期，他经常念《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道白：“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念完了就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在西柏坡时，他指挥三大战役，高兴了就哼几句《群英会》，还有《三顾茅庐》中诸葛亮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有时，也唱《玉堂春》中女起解里的一段唱词。他自己哼哼地唱着，听起来南腔北调都有。
《四郎探母》有一段“老母亲请受儿拜”，是很难唱的，但毛泽东能哼唱出整段唱腔。《辕门斩子》里面“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一段，他也喜欢哼唱。
1960年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先是在院中那几株高高的松树下散步，然后停下来，脱口唱出了京剧《李陵碑》中杨继业的几句唱：
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
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
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
为什么此一去不见回头。
……
唱了这几句，毛泽东便发出了哽咽的声音，不再继续往下唱了。李银桥知道，这一天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10周年的日子。中午，毛泽东还让李银桥提出那只小皮箱，把他保存的毛岸英的几件遗物晾晒了一下。每年到这一天，他都安排卫士或秘书们做这件事。此时，毛泽东唱声哽咽，心思爱子。
毛泽东爱唱高派须生，常唱的多是三国折子戏，如《草船借箭》等。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上海与市委机关干部一起聚餐，欢度佳节。宴会后回到休息室，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消化。随即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博得一阵掌声。
1964年4月22日，毛泽东离南昌前往杭州。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听了车上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劝广清》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随着哼唱。秘书张玉凤在一旁悄悄地笑了，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得不像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毛泽东说：“我是唱过花鼓戏的……”说完也笑了。
张玉凤见毛泽东高兴，她也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了《夺印》中女会计的一段唱。毛泽东听了说：“你唱得比我地道。”这出戏曾风靡一时。
毛泽东“情动于中而形于‘唱’”，是在久听、久看戏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耳熟能详。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在莫斯科时，中方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马连良、梅兰芳等人的一些京剧唱片，公余时放给他听。对此，毛泽东很高兴，并表示感谢。
在国内，毛泽东外出工作时，随行人员都带些京剧唱片，在驻地放几段，他一听就感到心情怡然，精神振奋。1961年春，毛泽东去武汉视察，离京匆忙，工作人员忘了带唱片，就向湖北省委招待所借了一张梅兰芳的“四平调”唱片听。之后转去湖南时又带到火车上，打算在车上和到湖南用完后再归还。毛泽东听说后批评道：“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怎么把人家的唱片拿来了？”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借的，用完即还。毛泽东又说：“那好，现在就还给人家。唱片这东西，放一次就损耗一次，放久了就不能用了，还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啊？”当即把唱片交给王任重归还招待所。
（一）看戏
毛泽东身担国家安危，心系人民祸福。在日理万机的间隙，他喜欢看戏。从京剧、秦腔，到越剧、豫剧、评剧，他都喜欢看，其中以京剧为最爱。他说：“对京剧很喜欢看，但没有研究。”毛泽东的京剧兴趣，是在延安的窑洞中形成的。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京剧唱片，一架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办公累了休息时，便放一段。他听了喜欢，常说“再放一遍”。
与民同乐看民情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戏都是和群众在简陋透风的礼堂里挤在一起，一般不坐第一排，不迟到，也不早退。他说：晚来早走都是对演员和观众的不尊重。开演前，毛泽东与身边的观众交谈，问姓名，谈工作，和蔼亲切。有时还回头问身后的观众：“同志，我个子高，挡住你看戏了吗？”
有一次，演出结束，观众大都散去，毛泽东还没有走。剧团工作人员爬在高处卸汽灯时，冲下面喊道：“同志，来帮我接一下!”毛泽东应道：“好咧！”那人仔细一看，才知道下面站着的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
有时，毛泽东因为重要会议迟到了，他就悄悄找个座位看戏，谢绝工作人员要观众让座位。每当看到精彩处，他总是与观众一起热烈鼓掌。
1940年春节，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参加春节晚会，节目是阿甲、方华等演出的《打渔杀家》。当时习惯在正式演出前，有一个演员身披大龙袍，手举“天官赐福”的牌幅出场，舞动一番，这叫“跳加官”，有静场的意思。谁知，当晚的“跳加官”不仅没有静场，反而引起哄堂大笑，掌声雷动。毛泽东也开怀大笑，前仰后合，嘴里还叨叨：“这个马海德……”原来，台上“跳加官”的是美国医生马海德（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只见他身穿大龙袍，头戴乌纱帽，脚蹬高底云靴，虽然画了个大花脸，但高鼻子、大眼睛却暴露出是个洋“加官”。他口中念念有词，向观众拜年。所以，引起毛泽东和观众的大笑。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期间，正赶上白云山庙会，县委书记张俊贤请毛泽东去看戏。毛泽东到达时，庙前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便站在后面看戏。张俊贤请毛泽东到正殿前准备好的地方去看，那里有桌椅、茶水。毛泽东摆摆手说：“那里不好！站在这里和老乡们一起看戏不是更好吗？”归途中，他对警卫人员说：“你们一要保卫首长的安全，二不要割断首长与群众的联系。”又说：“我们看庙是看文化，看戏是看民情。不懂文化，不懂民情，革命是搞不好。”
看戏也是工作
有些戏，毛泽东连看几次。访问延安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问他：“为什么看过的戏你还要看呢？”毛泽东回答说：“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主要是去鼓励鼓励。同时也可以接触群众。”
就是在看戏过程中，毛泽东了解了戏剧工作者的创作情况、作品内容，以及群众的欣赏要求，为制定戏剧方针找到了依据。1938年4月，他与边区工会的毛齐华、文协的柯仲平一起，观看一个小剧团演出秦腔戏。观众云集，但内容陈旧。毛泽东指示柯仲平成立了边区民众剧团，编演新戏，下乡演出，取得重大成绩。毛泽东捐助给该团300元，支持其购买道具，不断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表扬了柯仲平带领剧团，坚持下乡为民演出。
毛泽东看了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逼上梁山》，认为这个戏以人民为主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多遍多演”“推向全国去！”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进一步倡导戏曲改革。他提议，应该根据他在《矛盾论》里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论述，创作一个戏剧。于是，1944年7月，平剧院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组。毛泽东说：这个戏应该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他高兴地致信祝贺，说：这个戏“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1942年11月，毛泽东看了一二０师战斗剧社的演出，高兴地致信社长欧阳山尊等，感谢他们编演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并“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当延安戏剧舞台上都是反映边区生活的小戏时，毛泽东提出延安也可以演一点国统区和外国的大戏，以丰富边区的舞台，开拓欣赏领域。所以后来演出了《日出》和苏联的《带枪的人》等。当舞台上“大、洋、古”戏剧成为一种倾向时，毛泽东又提出反对关门提高，戏剧要以普及为主，反映边区现实生活。
1947年，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晋绥平（京）剧院演出队，专门作了一次讲话。他希望创造出新的艺术，体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改变“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毛泽东看程砚秋的演出。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到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
初看名家演出
1949年党中央移往北京，暂驻香山。4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北京香山乘汽车进城，第一次在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整个演出中，他始终精神专注，盯着舞台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倾听着每一句唱词，手和头随着唱腔节奏轻轻动着，真的入戏了。
演出快结束时，卫士阎长林请毛泽东早些退场。毛泽东却不同意，说：“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演员谢幕时，毛泽东和观众们一起起立鼓掌，祝贺梅兰芳演出成功。归途中，毛泽东对阎长林说：“这真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
在京剧名家中，毛泽东最爱看梅兰芳的演出。据统计，他一生看过40次梅兰芳的戏，称得上是个“梅戏追星族”，被梅兰芳引为知音。
毛泽东在开国前从未看过越剧，也不知道越剧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优秀传统剧目。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的3年里，毛泽东先后在北京看过4次越剧，其中两次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对主角范瑞娟印象比较深。1951年10月，范瑞娟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一见到她就风趣地说：“你是梁山伯吧！”还夸她演出一次比一次好，有改进。
毛泽东对京剧很喜欢，无论是坐火车、住宿，或是吃饭，一般都放京剧唱片听。他的京剧唱片可能是最全的。筱爱茹是济南戏剧学校的一个女教员，唱老生的，毛泽东很喜欢听她的唱腔。毛泽东喜欢的戏还有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派的《诸葛亮吊孝》。这几个戏的唱片他经常听。
有一次，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陪毛泽东到上海，那时言菊朋已去世了，言少朋也不在上海，只有一个学言派的票友，唱得不是很好，但毛泽东一定要看。柯庆施没办法，就让这个票友唱了一出《诸葛亮吊孝》。他很有兴趣，一直看完了才走。毛泽东也喜欢谭派的《空城计》、马派的《借东风》、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周末，李和曾、李忆兰、吴素英等常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戏，毛泽东几乎都去看。毛泽东对李和曾的生活、身体、艺术各方面都很关切。他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
看戏动真情
毛泽东看戏特别认真，有时还提前做些准备。1953年3月，为了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他提前读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的相关部分。还派人到梅宅借阅剧本，希望字字听明白。有些生疏的戏，他就让演员把唱词先写出来，仔细看了再听演员唱。如有错字，毛泽东都一一改正，告诉演员错在何处，希望他们多学文化。李世济、程砚秋等都谈到过这类经历。
毛泽东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京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时，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程砚秋的《黄山泪》等。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1953年到19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眼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文娱活动时征求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晚上李银桥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很快入戏。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唱得好的地方他就和观众一起鼓掌。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牙齿磨响，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戏演到许仙和白娘子开始痛苦的生离死别。毛泽东完全进入戏的情节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积累，变成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毛泽东越来越激动，泪水已经是一道道往下淌，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都瞟过来。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领袖的风度，便轻轻咳了一下，想提醒毛泽东注意形象。岂知咳声不但没有止住毛泽东的抽泣，却招来了观众的目光。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擦鼻涕。李银桥焦急无奈只盼戏快些演完。
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就在毛泽东立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直落到脚面。李银桥像被人捅了一刀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裤子一下子提了上来。李银桥带着自责与恐慌，用颤抖的双手匆匆地帮毛泽东系好腰带。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得掉了裤子，他还在剧中。全场的热烈鼓掌声将毛泽东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
毛泽东同演员见面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和“许仙”与“白蛇”握手，没有理睬那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看戏，还把一些好戏推荐给其他人看。1959年２月27日至3月5日，党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常香玉主演的穆桂英挂帅《破洪州》，觉得非常好。４月24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安排常香玉率剧团进京，后演出《破洪州》多场。
喜看现代戏
1964年，我国兴起现代戏热潮，毛泽东感到高兴，认为这是推陈出新的实践。他陆续看了一些新戏。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表现抗美援朝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当剧中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音乐时，毛泽东眼里饱含着热泪，起立鼓掌。卫士张景芳看到此情此景，心想：此时毛泽东大概是想到了当年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壮举，也许是想到了他的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儿子毛岸英。
当剧中人严伟才说“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作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时，毛泽东笑了。他对坐在身边的小女儿李讷说：“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李讷高兴地说：“我也听出来了！”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接见全体演员。当大家请毛泽东提意见时，他说：“有些地方还需要改一下，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现代京剧《红嫂》。该剧是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群众救治解放军伤员的故事。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演员时问：“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有人回答：“还有几个管道具的人员没有来。”毛泽东说：“来，都叫来，见见面嘛！”剧团人听了，欣喜若狂。
在接见中，毛泽东说：“对这个戏要进行艺术加工，达到玲珑剔透，成为保留剧目。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6年后的1970年7月，《红嫂》又在北京演出。毛泽东通过电视看了直播，说：“写军民关系，还是这个戏好。”
10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剧《江姐》。当看到江姐被敌人押赴刑场时，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猜想：他是不是联想到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们呢。
这年的11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这天，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红光满面。开演后，他很快入戏，看得很专注。当演到“痛说家史”一场时，他的双眼闪出了泪花。中场休息时，工作人员劝他到休息室去。但毛泽东的感情仍在戏中，摇摇头说：“你们去休息吧！”他坐在那里不动。
（二）评戏
毛泽东是革命领袖，对戏剧的观察和评论，自然要从政治角度出发。但他也从艺术的、技术的和美学的角度评论戏剧，发表一些非常精辟的观点，既新颖又有趣。
着眼于思想内容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水浒传》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于是延安平剧研究院编创了《三打祝家庄》一剧，于1945年2月公演。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这个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经常提起。1959年2月，他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忽然提到《三打祝家庄》。他说：我倒很喜欢这个戏。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他又引申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948年4月，毛泽东到了晋绥，贺龙请他看晋绥边区平（京）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看完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评论戏中人物萧恩。他说：“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与压迫、剥削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显然，他讲的是一种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一种斗争策略，是以领袖的眼光看这个戏。
1962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时，看《杨门女将》和《罢宴》时，他说：“这两个戏都好。《杨门女将》歌颂了中国的女同志，巾帼英雄么！《罢宴》是讲寇老西当了宰相，不让人家给他祝寿，也有教育意义。”
《十五贯》是一出讽刺封建社会法官轻率判案、草菅人命的戏。毛泽东看过后说是个好戏，连看两次。他还指示：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
赞高派唱腔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代表们观看华北京剧团李和曾的演出。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李和曾演宋江。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不断鼓掌。他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们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又谈起戏来，毛泽东说：“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这时，一位陕北的同志说，他就爱看秦腔，京戏再好，也听不懂。看京戏，除了武打的戏和逗笑的戏以外，唱的戏都不爱看。
毛泽东笑了，说：“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光看秦腔就太单调了。喜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不仅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
第二天晚上演出《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毛泽东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在归途中，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他还说：“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有同志插话说：“唱京戏分这么多派，那不是乱了套吗？”
毛泽东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
评人物，说扮相
毛泽东熟悉历史，知识渊博，所以能对剧本或演出，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
1949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从香山乘车进城看演出。这天晚上演了三出戏：《法门寺》、《打渔杀家》和《荒山泪》。
看完戏后在返回香山的途中，毛泽东对车上的人员说：“今天晚上也是群英会，都是京剧界的名人，这些名人凑在一起演出的机会很少。如果是在过去，看名人的演出，票价是很贵的呀。”毛泽东还说，程砚秋演出《荒山泪》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个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的上司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谈到贾桂这个人物。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到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很欣赏《西厢记》里的红娘。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但很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她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她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并不屈服，转过来把老夫子责备了一顿。”
毛泽东看戏独具慧眼，注意艺术细节。所以他谈出的意见，往往使专业评论家叹服。1951年2月16日（农历除夕），梅兰芳剧团到中南海参加迎春晚会演出。梅氏父子联袂演出《金山寺》、《断桥》，分别扮演白蛇和青蛇。这是毛泽东点名邀请的，他看得特别入神。
第二天（正月初一），毛泽东接见了梅兰芳，对他的改革创新极为赞赏，说：“昨天看了《金山寺》、《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梅兰芳听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同时惊叹毛泽东是知音、行家。回到家，他对妻子福芝芳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还评论过《辕门斩子》的服饰，他说：“戴乌纱帽，穿白色衣袍，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像杨延昭这种官应该穿紫袍，在家也应当穿紫罗蓝色的便装。戏里的唱词也是‘穿紫袍’。”
关于当时服装的颜色，后来有人专门做过考证。那是“文革”后，群众要求修复岳庙，塑岳飞像的时候请历史学家去查了查当时岳飞的衣服颜色。他们查了史书后告诉主管人说是紫罗蓝色。岳飞是宋朝人，杨延昭也是宋朝人，都是一、二品官，所以都应该是穿紫色袍子，而不应穿白袍。可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
对几段唱词的质疑
毛泽东对京戏中的唱词，有不少评论。《苏三起解》中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毛泽东评论说：“离了洪洞县就是离开洪洞县城，可又来到这个大街，这是什么大街？还没有离开洪洞县啊。这个戏词应该改成‘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到大街前。’就是离开了洪洞县的监狱，但还没有离开洪洞县城，这才能迈步到大街上来，这样这句话才是通的。”
有一次，毛泽东看《空城计》，诸葛亮在城头上和司马懿对话中有一句唱词是“又没有埋伏，又没有兵。”毛泽东听了说：“‘埋伏’和‘兵’是一个意思，埋伏也是伏兵，有兵才要埋伏。应该改成‘内没有埋伏，外没有救兵’或者改成‘内没有埋伏，外没有兵’也可以。”
对于《辕门斩子》中的一段唱词，毛泽东也发表过意见。那出戏演到八千岁去讲情，和杨延昭闹翻了，以后杨延昭对八千岁“马削四蹄。”可是为什么会“马削四蹄”呢？这段唱词没有讲明白其中的典故。他又说：“过去的唱段是这样的‘……八千岁与我做了对，猛虎最敢斗蛟龙，这时想起一个古人，昔日韩信拜帅旗，大将樊哙误卯期，汉高老祖把情讲，临行削去马四蹄”。毛泽东最后说：“只有唱完这一段，杨延昭才能效仿古人去马削四蹄啊！”他的意思是现在演出时杨延昭的唱段应保留这个典故。
一次，毛泽东听完李和曾的清唱，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不是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国庆10周年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穆桂英挂帅》。之后，他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同时，毛泽东提出：是否将戏中人物“安王”改为“西夏王”，这样历史背景更清楚、更准确。梅兰芳欣然接受。
对戏剧的美学论述
毛泽东在重视戏剧内容的同时，对戏剧的美学价值也有许多论述，颇为深刻、精辟。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有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说：“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做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台上没有‘水’，靠演员能演出‘水’来。这和齐白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
因此毛泽东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进世界圈。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针对江青鼓噪的“我们要革命派，不要流派”的谬论，毛泽东对京剧演员李世济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也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稍停，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都是要有的！毛泽东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博大胸怀和兼容并包思想。
毛泽东还论及“戏剧冲突”源于生活。1956年4月，他与南斯拉夫新闻代表团谈话时说：“每个民族里面总有好人坏人，不可能设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没有戏可看了。”
关于戏剧与观众的关系，毛泽东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说：“我们看戏看多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的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
毛泽东很懂得戏剧鉴赏的规律，要求创作和演出都要有利于观众鉴赏。他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说：“不仅建设工作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作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观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观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作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说完，要让群众去想一想。”其实，留有余地不仅是欣赏的规律，同时也是创作的规律。
纵论现代戏
1964年，全国掀起了创演革命现代戏热潮。4月2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当晚，毛泽东在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的陪同下，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对该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演员们说：“戏不错，表现了我们的武装斗争。戏名似乎有必要研究一下。芦荡里面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江青乘机说：“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
7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观看《沙家浜》。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参演人员，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又谈了对这个戏的意见：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他指出：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戏，戏是两截。他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后来，剧团根据这些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对阿庆嫂这个人物很喜欢，印象很深，常在谈话中提到她。1971年10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对即将赴纽约的乔冠华说：你们去了美国，要像阿庆嫂那样，大胆心细，遇事不慌，“全凭嘴一张啊！”1972年他还说过：阿庆嫂比较好，讲斗争，（这个戏）未死人，一般人爱看。
7月17日，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他提出：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他还建议将杨子荣“打虎上山”唱词中“迎来春天满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后来，剧团都照此改了。
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上海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毛泽东接见演员时说：这个芭蕾舞剧“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之后，毛泽东还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洪常青怎样进南府的？没有交代。二、红军打进南府后要开仓放粮，现在没有；三、琼花参军后认不出来了。根据这三条意见，剧团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在第三场末尾增加了开仓放粮的一段戏；把琼花参军后的服装染深，使她与其他娘子军战士有所区别；在二三场之间加了一个小过场，交代洪常青进南府的情节。使这个戏更成熟。
1972年7月31日，毛泽东接见上海京剧团《龙江颂》主演李炳淑时说：“《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了5遍电视。5亿农民有戏看了，感谢你们为5亿农民创作了一个好戏。我国将近6亿农民，是农业大国，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
（三）唱戏
借唱抒情，韵味十足
毛泽东非常喜欢京剧，他不仅爱看，而且爱唱几句。当他高兴了，或空闲时，常低声唱唱。当然，他的唱腔达不到票友的水平，也说不上字正腔圆，但由于发自内心，却是韵味十足。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中，毛泽东唱的戏段也不相同，似是借“戏”抒情。在转战陕北时期，他经常念《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道白：“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念完了就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在西柏坡时，他指挥三大战役，高兴了就哼几句《群英会》，还有《三顾茅庐》中诸葛亮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有时，也唱《玉堂春》中女起解里的一段唱词。他自己哼哼地唱着，听起来南腔北调都有。
《四郎探母》有一段“老母亲请受儿拜”，是很难唱的，但毛泽东能哼唱出整段唱腔。《辕门斩子》里面“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一段，他也喜欢哼唱。
1960年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先是在院中那几株高高的松树下散步，然后停下来，脱口唱出了京剧《李陵碑》中杨继业的几句唱：
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
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
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
为什么此一去不见回头。
……
唱了这几句，毛泽东便发出了哽咽的声音，不再继续往下唱了。李银桥知道，这一天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10周年的日子。中午，毛泽东还让李银桥提出那只小皮箱，把他保存的毛岸英的几件遗物晾晒了一下。每年到这一天，他都安排卫士或秘书们做这件事。此时，毛泽东唱声哽咽，心思爱子。
毛泽东爱唱高派须生，常唱的多是三国折子戏，如《草船借箭》等。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上海与市委机关干部一起聚餐，欢度佳节。宴会后回到休息室，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消化。随即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博得一阵掌声。
1964年4月22日，毛泽东离南昌前往杭州。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听了车上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劝广清》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随着哼唱。秘书张玉凤在一旁悄悄地笑了，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得不像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毛泽东说：“我是唱过花鼓戏的……”说完也笑了。
张玉凤见毛泽东高兴，她也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了《夺印》中女会计的一段唱。毛泽东听了说：“你唱得比我地道。”这出戏曾风靡一时。
毛泽东“情动于中而形于‘唱’”，是在久听、久看戏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耳熟能详。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在莫斯科时，中方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马连良、梅兰芳等人的一些京剧唱片，公余时放给他听。对此，毛泽东很高兴，并表示感谢。
在国内，毛泽东外出工作时，随行人员都带些京剧唱片，在驻地放几段，他一听就感到心情怡然，精神振奋。1961年春，毛泽东去武汉视察，离京匆忙，工作人员忘了带唱片，就向湖北省委招待所借了一张梅兰芳的“四平调”唱片听。之后转去湖南时又带到火车上，打算在车上和到湖南用完后再归还。毛泽东听说后批评道：“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怎么把人家的唱片拿来了？”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借的，用完即还。毛泽东又说：“那好，现在就还给人家。唱片这东西，放一次就损耗一次，放久了就不能用了，还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啊？”当即把唱片交给王任重归还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