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发源于大江大河流域构成的广阔内陆平原地区。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范围极广的世界沿海地区，人类的开拓、发展要明显晚于内陆地区。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一种错觉或者偏见。就看现代，世界上40%的人口和绝大多数中心城市位于地理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那么，在远古时期，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抵达海岸，适应、利用和依托海洋的？拥有良好区位和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走向海洋的？而地理条件优越的宁波地区，是否有着很早的海洋文化渊源？曾经作为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的河姆渡文化，自身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和精彩，但其出身和来源一直是困扰考古界的难解之谜。
　　尽管中国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但是若没有最近数十年考古发现的贡献，我们现代人对于数千年之前的各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几乎会是一无所知。位于东南沿海的宁绍地区，属于“江南”的一部分，但在《史记》中开始明确记述该地区的远古历史之前，关于它的记忆非常朦胧，甚至是空白。
　　2013年下半年，在河姆渡遺址发现整整四十年之际，由于深埋地下的井头山遗址浮出水面，上述问题几乎均可迎刃而解。
　　一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东距田螺山遗址近2公里，南距河姆渡遗址8公里。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年代距今7800～8300年，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以来，在余姚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自遗址发现至开始发掘之间（2013年10月至2019年9月），经过了复杂和艰难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根据遗址深埋海相沉积层之下的特殊埋藏环境，考古工作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发掘区周围建设了一个750平方米的钢结构围护基坑。这一做法在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创。
　　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了解到，遗址的文化堆积表面总体顺着地下小山岗的坡势由西向东倾斜，发掘区西部文化层距地表深度达6米多（上面覆盖的8个地层以海相淤泥为主），堆积较薄，贝壳和陶片也较少。自发掘区中部探方往东，文化层分布坡度明显倾斜，堆积层次较多，堆积总厚度增大到2米多，文化层粗分为12层；最东边的文化层逐渐变薄直至尖失，距地表深达10米以上，各类零散遗物夹杂在黏软的海相淤泥里。因此遗址的文化堆积整体处于现在海平面以下3～9米的深度。
　　通过近一年的艰辛发掘，出土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生活遗迹三十多处，出土各类遗物四百多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废弃的大量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主要包含两大类。
　　第一大类，动植物和矿物遗存。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蛎、蛏、蛤、蚝等）壳体，以及胶结着牡蛎壳的礁石块等。贝壳遗存以外的动物遗存是各类渔猎动物骨骸，属鹿、猪、狗、水牛、海鱼、蟹、龟、水獭等，其中海鱼的脊椎骨最粗的达5厘米左右，另有一些黄鱼的耳石、鳐鱼的牙齿等。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先民加工木材后丢弃的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以及火烧后残留的木炭块和木炭颗粒，其次是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以及加工、利用后产生的大量麻栎果、橡子壳，桃核、松果、灵芝块、炭化米、杂草种子等。
　　第二大类，人工制品。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器物达400多件。陶器，出土时几乎全部是碎片，陶片修复率不高，可辨器形有卷沿敞口釜（饰绳纹、浅方格纹、简单交错刻划纹）、釜支脚、红衣陶深腹罐、平底盆、圈足盘、钵、杯、碗、壶、拍、纺轮等。石器较少，有斧、锛、锤、凿、石球、垫饼、磨石等，数量有20多件。骨器不是很多，仅出土数十件，器形和工艺简单，有镞、锥、凿、鱼鳔、笄、哨、鹿角锥、针等。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的贝器共出土数十件，器形以简单切割、磨制加工而成的铲形器、耜形器为主，也有少量勺形器。还有不少加工程度不一的木器，共上百件，有木矛形器、刀形和“7”字形木器柄、带销钉木器、点种棒、双尖头木棍、木杵、木桨、木碗等。其中完整的那件木桨，加工精细、保存完好，器形略显独特，环首短柄、弧形桨叶，背部中段带有两个方形突块。从这些造型特征来看，这件国内最早用于近海航行划船的木桨无疑是井头山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有力实证。此外，还有少量芦苇编织物，因埋藏在地下深处的海相淤泥环境里，保存极好，出土时色泽鲜黄，且有的加工精细规整，很难让人相信是如此久远的遗物。芦苇编织物出土10多件，有筐、篓、篮、席、扇、鱼罩等生活用器。其中有跟现代浅水滩涂上渔民抓鱼仍在用的鱼罩非常相像的用芦苇编织的捕鱼工具，以及用直径约一二毫米的细绳编织的渔网残块。
　　二
　　5月30日，在余姚召开了井头山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和专家论证会，公布了发掘概况和多方面的重大学术价值。
　　其一，从距现地表6～11米深的文化层埋藏深度和堆积性状来看，井头山遗址是已知中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河姆渡、田螺山的文化层距现地表1～4米），也是浙江省内和长三角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突破了对原有的史前遗址在沿海地区分布规律的认识。
　　其二，从地层堆积层位来看，年代明显早于河姆渡文化，对于河姆渡文化来源的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根据国内外多家碳十四测年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美国BETA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学院新建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之间，要早于河姆渡文化早期1000年左右。 　　其三，从小处而言，把余姚乃至宁波地区历史文化的源头在河姆渡文化的基础上往前推进1000多年。从大处来说，此遗址对研究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殊为难得的案例，可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起源、发展的明确过程。此遗址的发现将对今后中国沿海地区史前考古的探索方向产生独特的启示意义。
　　其四，从井头山遗址出土遗存中海洋贝类作为主要生活资源的特征来看，把遗址所在的“古宁波湾” 区域乃至浙江沿海地区置于广阔的中国沿海历史大背景下，可确定其是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主要区域，并把原本以稻作农业作为主要生业方式的河姆渡文化作为宁波历史文化之源的记录完全改写。同时，除渔猎和采集经济遗存以外，也发现了一些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堆积泥土淘洗后检出大量水稻小穗轴，以及夹杂在陶釜支脚中的很多稻谷壳）的遗存，表明该遗址先民采取的是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生业模式在我国已有的贝丘遗址中是首次发现，对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海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渔猎经济向稻作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其五，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研究和重建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发源、全新世早中期海平面上升过程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宝贵案例，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海洋文化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
　　在宁波沿海地区发现年代如此早、埋藏如此深的海洋文化遗址，既在专业预测范围之内，又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和原有知识框架。从已有的国内考古资料来看，已发现的沿海地区贝丘遗址已达150处左右，但它们的分布空间自北往南主要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福建沿海，台湾西海岸，广东和广西、海南沿海，年代大多在距今5000年以内。而位于大陆海岸线中段的整个长三角沿海，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之前一直没有任何贝丘遗址。原来有不少学者认为，长三角地区的海岸边没有适合自然生长贝类的环境条件，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有贝丘遗址埋藏，它们的贝壳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分解掉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忽略了在全新世早中期出现环境剧烈变迁这个不能被人直接感受到的因素。
　　三
　　其实，全面考察中国南北沿海地区自然条件在不同年代下的优缺点，就容易明白宁波沿海地区孕育海洋文化的优劣所在。
　　先看宁波地理环境的优点：一是区位优越，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四明山麓、浙北宁绍平原（地區）东部；二是气候条件优良，水热资源丰富、充沛；三是环境多样性极佳，海洋、溪流、河湖、山地、丘陵、平原、滩涂均有分布。特别是第三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宁波城市所在的“古宁波湾”区域就是早期海洋文化发育的最理想之地：南、西、北三面丘陵环抱，东北方向开口面向东海和杭州湾，慈城与余姚之间的“古宁波湾之辫”——井头山峡湾，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安身、安居的古海岸家园。这里曾经最大的海水深度在20米左右，而且通常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更有生活资源丰富的山林河湖滩涂可依托，并在海湾淤泥未曾大规模沉积之前，可能有不少山麓在海边露出可供海生贝类大量繁殖的小区域优良地质环境。所以，不难理解，在8000多年前，“古宁波湾”能在现在宁波城市靠内侧区域护佑了一方主要靠海洋为生的宝贵家园——井头山古村落。而后由于海平面在全新世早期继续快速上升，淹没了原本适合生长大量贝类的沙石质滩涂环境，井头山古村落的废弃和遗址的形成也成为距今7800年之后的必然趋势。海平面进退波动的环境变迁节奏，给习惯在“古宁波湾”一带繁衍生息的古代先民带来了改变靠海生活方式的契机，他们逐渐熟练地开发起可保更加安稳生活的稻作农业。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在这里的历久兴盛，正是先民们顺应前一阶段人地关系之变的最有力证据。而河姆渡文化里的一部分海洋经济遗存，如很多不同造型的木质船桨，独木舟模型器，金枪鱼、鲨鱼、石斑鱼、鲨鱼、鲸鱼等海鱼骨头，也表明河姆渡文化的血脉里流淌着近万年的海洋文化基因。
　　当然，宁波地理环境也有着它的一些天然缺点：一是地域较小，总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二是地形破碎、地理单元狭小；三是常受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影响。这些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河姆渡文化之后的宁波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宁波地区与快速文明化的杭嘉湖地区一度拉开了距离。而随着自然环境再度变得稳定，对近海海洋环境和资源重新利用起来之后，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显示，以逐步形成的三江平原为生活基地，以东海和杭州湾为社会发展舞台的童年宁波也初具雏形，以海洋文化为重要特征的宁波地域文化形象日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