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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
编者按：
韩和元被称之为“中国的克鲁格曼”，其新著《下一轮经济危机2》预言了下一轮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必然性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能否走出危机，取决于两种经济体各自采取的改革措施，对中国来说，是如何避免转型陷阱，防止社会被既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撕裂，而对西方来说，则是如何克服创新的停滞。
本文是《下一轮经济危机2》的摘选章节。
韩和元：
经济学家，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2006年成功地利用米塞斯—哈耶克货币供应与经济周期模型对本轮危机予以预警，被称作“中国的克鲁格曼”。代表作：《告别恐慌：经济兴衰的秘密与复苏之路》、《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通胀的真相》、《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
精彩书摘
在下一个大选年2016年前后，无限膨胀的债务泡沫将在欧元解体后全面崩溃，世界经济也将陷入全面的衰退中。即使欧元崩溃，进而引发全球性债务泡沫破灭，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凭什么可以在债务泡沫破灭后的再一次全球“去杠杆化”过程中，令衰退对其的影响有限呢？
克鲁格曼曾指出美国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四大理由是：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美国也许存在股市泡沫，但没有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
而对于中国，客观地说，第三项“公司的管理机制”显然不能构成我们可以抵御衰退的理由。中国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不是太糟的话，至少也不会太优秀。在社会科学界，最先试图描绘华人文化特色的，是费孝通在1948年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他提到，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根根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推出一圈圈的波纹。华人文化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这一关系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
至于第四项的房地产泡沫，美国、日本甚至西班牙的经验无不表明，单房地产泡沫这一点就是以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深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没有泡沫呢？且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9年9月，《中国证券报》报道显示：中国国内住房总价值已超90万亿元。而到2011年，时任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的李迅雷，在《21世纪经济报》上发表题为《通胀让穷人受伤富人恐惧》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住宅类房地产总市值约为100万亿元。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比上年增长9.2%，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47.2万亿元。根据野口悠纪雄教授的“泡沫，就是资产价格中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部分”这一观点，我们且来做个小学生的算术题：中国住宅类房产总市值100万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这也正是汲取了美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教训后，克鲁格曼所判断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的一大依据。
财政刺激可应对6年欧美经济停滞
但可喜的是，克鲁格曼所给出的第一和第二项理由，虽然不足以完全将后两项的负面效应对冲掉，但至少可以将其负面效应部分抵消。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确还有相当宽裕的操作空间，譬如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的长期预算头寸虽然并不富裕，但也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哪怕长达4—6年的欧美经济的停滞。
再来看一下家庭资产负债。由清华大学、花旗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显示，购房仍是家庭借款的主要目的。在所有受访者中有18%的家庭使用了银行购房贷款，15.4%的家庭采用向亲友借款购房。受访家庭2010年的年均税后收入为8.9万元，平均资产总额71.6万元，而平均负债仅为4.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9%。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左右。
在政府债务方面，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2010年国债余额为6.75万亿元，包括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在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为1.3万亿元，两项加总所得的政府狭义债务为8.05万亿元。若只考虑国债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债务，政府债务在近几年非但没有恶化，反倒表现得极为稳定。
在此基础上，加入地方政府债务的10.7万亿元与原铁道部债务的1.9万亿元，2010年政府广义债务为20.65万亿元。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债务负担急剧上升，广义负债率从2008年的41.6%跳高至2010年的51.5%，上升幅度高达10个百分点。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债务占GDP为60%，51.5%与60%相比，相差虽不大，但至少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上述的种种，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危机、战胜衰退，它的意义仅在于为我们克服危机争取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尚能以有限的空间去换时间。但不容忽视的是，克鲁格曼所列举的4大有利要素，美国政府仅用七八年的时间就彻底耗光。而我们的广义负债率也仅仅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跳高了近10个百分点。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克鲁格曼和美国人自负的覆辙，而错失宝贵的时间。
对话
中国手中还有多张牌
《下一轮经济危机2》近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优势”成为热点话题。本刊记者特此专访韩和元。
《支点》：您认为，面对危机，正如米塞斯的观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韩和元：无论是米塞斯于1920年代，还是弗里德曼于1960年代，或是90年代至今日的各国实践都证实，货币与财政刺激的初始阶段无不是积极地。就如日本，得“益”于货币及财政刺激，它“赖”活了20年。不过，这是一种繁荣的假象，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学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把这种现象定义为“经济的政治周期”。亨利·戴维·梭罗曾尖锐地指出，政治圈子里的人一直都不能面对事实。在处理问题时，他们只采用折中的办法，无限期地拖延解决问题，然而同时债务已悄然积累。
《支点》：这本书更多的是对中国经济的预判，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韩和元：中国的问题比欧美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一个以内部经济为主的内循环系统，而中国则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受到外部经济影响肯定会更强烈。随着美国、日本、英国等几大经济体进一步量化宽松，人民币就会升值，接下来升值萧条，在汇率上不占优势了，出口就会受挫。一旦受挫，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危机，没有从内部解决、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延续这种出口导向型策略的话，那么可能真的会重蹈日本覆辙。
《支点》：破解二元结构问题一直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不过在您看来，这却恰恰是中国应对本轮危机的优势所在？
韩和元：大家可能对“二元结构”感到奇怪，明明是问题，为什么成为了机会？有“危”才有“机”。但正是这种矛盾性和二元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乡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失衡等等。
编者按：
韩和元被称之为“中国的克鲁格曼”，其新著《下一轮经济危机2》预言了下一轮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必然性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能否走出危机，取决于两种经济体各自采取的改革措施，对中国来说，是如何避免转型陷阱，防止社会被既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撕裂，而对西方来说，则是如何克服创新的停滞。
本文是《下一轮经济危机2》的摘选章节。
韩和元：
经济学家，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2006年成功地利用米塞斯—哈耶克货币供应与经济周期模型对本轮危机予以预警，被称作“中国的克鲁格曼”。代表作：《告别恐慌：经济兴衰的秘密与复苏之路》、《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通胀的真相》、《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
精彩书摘
在下一个大选年2016年前后，无限膨胀的债务泡沫将在欧元解体后全面崩溃，世界经济也将陷入全面的衰退中。即使欧元崩溃，进而引发全球性债务泡沫破灭，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凭什么可以在债务泡沫破灭后的再一次全球“去杠杆化”过程中，令衰退对其的影响有限呢？
克鲁格曼曾指出美国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四大理由是：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美国也许存在股市泡沫，但没有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
而对于中国，客观地说，第三项“公司的管理机制”显然不能构成我们可以抵御衰退的理由。中国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不是太糟的话，至少也不会太优秀。在社会科学界，最先试图描绘华人文化特色的，是费孝通在1948年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他提到，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根根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推出一圈圈的波纹。华人文化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这一关系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
至于第四项的房地产泡沫，美国、日本甚至西班牙的经验无不表明，单房地产泡沫这一点就是以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深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没有泡沫呢？且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9年9月，《中国证券报》报道显示：中国国内住房总价值已超90万亿元。而到2011年，时任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的李迅雷，在《21世纪经济报》上发表题为《通胀让穷人受伤富人恐惧》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住宅类房地产总市值约为100万亿元。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比上年增长9.2%，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47.2万亿元。根据野口悠纪雄教授的“泡沫，就是资产价格中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部分”这一观点，我们且来做个小学生的算术题：中国住宅类房产总市值100万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这也正是汲取了美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教训后，克鲁格曼所判断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的一大依据。
财政刺激可应对6年欧美经济停滞
但可喜的是，克鲁格曼所给出的第一和第二项理由，虽然不足以完全将后两项的负面效应对冲掉，但至少可以将其负面效应部分抵消。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确还有相当宽裕的操作空间，譬如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的长期预算头寸虽然并不富裕，但也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哪怕长达4—6年的欧美经济的停滞。
再来看一下家庭资产负债。由清华大学、花旗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显示，购房仍是家庭借款的主要目的。在所有受访者中有18%的家庭使用了银行购房贷款，15.4%的家庭采用向亲友借款购房。受访家庭2010年的年均税后收入为8.9万元，平均资产总额71.6万元，而平均负债仅为4.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9%。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左右。
在政府债务方面，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2010年国债余额为6.75万亿元，包括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在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为1.3万亿元，两项加总所得的政府狭义债务为8.05万亿元。若只考虑国债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债务，政府债务在近几年非但没有恶化，反倒表现得极为稳定。
在此基础上，加入地方政府债务的10.7万亿元与原铁道部债务的1.9万亿元，2010年政府广义债务为20.65万亿元。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债务负担急剧上升，广义负债率从2008年的41.6%跳高至2010年的51.5%，上升幅度高达10个百分点。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债务占GDP为60%，51.5%与60%相比，相差虽不大，但至少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上述的种种，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危机、战胜衰退，它的意义仅在于为我们克服危机争取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尚能以有限的空间去换时间。但不容忽视的是，克鲁格曼所列举的4大有利要素，美国政府仅用七八年的时间就彻底耗光。而我们的广义负债率也仅仅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跳高了近10个百分点。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克鲁格曼和美国人自负的覆辙，而错失宝贵的时间。
对话
中国手中还有多张牌
《下一轮经济危机2》近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优势”成为热点话题。本刊记者特此专访韩和元。
《支点》：您认为，面对危机，正如米塞斯的观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韩和元：无论是米塞斯于1920年代，还是弗里德曼于1960年代，或是90年代至今日的各国实践都证实，货币与财政刺激的初始阶段无不是积极地。就如日本，得“益”于货币及财政刺激，它“赖”活了20年。不过，这是一种繁荣的假象，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学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把这种现象定义为“经济的政治周期”。亨利·戴维·梭罗曾尖锐地指出，政治圈子里的人一直都不能面对事实。在处理问题时，他们只采用折中的办法，无限期地拖延解决问题，然而同时债务已悄然积累。
《支点》：这本书更多的是对中国经济的预判，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韩和元：中国的问题比欧美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一个以内部经济为主的内循环系统，而中国则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受到外部经济影响肯定会更强烈。随着美国、日本、英国等几大经济体进一步量化宽松，人民币就会升值，接下来升值萧条，在汇率上不占优势了，出口就会受挫。一旦受挫，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危机，没有从内部解决、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延续这种出口导向型策略的话，那么可能真的会重蹈日本覆辙。
《支点》：破解二元结构问题一直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不过在您看来，这却恰恰是中国应对本轮危机的优势所在？
韩和元：大家可能对“二元结构”感到奇怪，明明是问题，为什么成为了机会？有“危”才有“机”。但正是这种矛盾性和二元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乡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失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