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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在咖啡馆写稿的时候，隔壁桌两个小孩突然打起来了。
其實也不算是打，就是小男孩推搡了一下小女孩，小女孩在那狂嚎，小男孩忍了一下没忍住，歪着嘴跟她对哭起来。
两个在门外本来聊得正欢的妈妈，赶紧跑进来问缘由，跟两个法官一样让俩小孩立正站好，一本一眼开始审案。
我拔掉耳机，悄悄听了个大概。
原来是男孩的妈妈主动借给小女孩一个遮阳帽，两家约着一起去摘樱桃，回来的路上在咖啡馆休息，小男孩发现小女孩把妈妈的帽子弄脏了，就夺过来拿到洗手间去洗，结果发现洗不掉，就生气地把滴着水的湿帽子往小女孩面前一摔，问她为啥弄坏了他妈妈的帽子。小女孩可能没搞清楚这个帽子到底是小男孩妈妈借给她的还是送给她的，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帽子是我的！你妈妈已经送给我了！
小男孩一听，这小丫头不仅不知悔改，还强势霸占了他妈妈的遮阳帽，一下变得激动起来，伸手推搡了小女孩一下，让她赔！小女孩“哇”一声就哭了，认定小哥哥打了自己……
案情虽然审清楚了，两个妈妈也不好断定这件事到底谁有错，索性让他俩彼此都给对方道歉，但是俩小孩怎么都不依，都觉得自己最委屈，哭得更猛了。
俩妈妈没招了，索性随他们哭够，假装毫不在意地继续聊天，各自检讨着各自的孩子教育问题。
5分钟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小女孩哭累了，偷偷瞄了一眼小哥哥，抓起桌子上的五彩风车小心翼翼地蹭到他对面，不忘抽泣一下，说：“我们和好吧！我说对不起，但是你也要对我说没关系！”
小男孩点点头说：“好。”
“对不起！”
“没关系！”
于是两人像是什么子没发生过一样，欢乐地一起去追风车玩去了，还手拉着手！
在场的大人们一下都看懵了。
为什么小朋友之间这么容易和好，而我们大人之间却那么难坦露心迹重修旧好？是我们太较真对错，还是羞于道歉？
都不是。
是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和好容易，如初难。
初中时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她是我同桌，还是校花。
冬天的早上，她骑了一路自行车，一进教室，眼镜片上会有一层雾蒙蒙的霜花，我都是第一时间蹦到她眼前大声问：“嘿，小妞，能看见我吗？能看见我吗？”
她会吹吹眼前的碎刘海儿，淡定地答道：“看不见，我瞎了。”
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多男生会从我这儿买情报追她，我会问问她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她说还不错，我就给真情报，她说很讨厌，我就给假情报。
她原先成绩中上，在我之下，但很努力，也不会因为被很多人追骄傲。
但毕业班一分班，她去了3班，我依然在2班，隔着一个后院儿，我能看到她在跟新同学嬉戏，还听说她交男朋友了。
关于这些，她跟我只字未提，也不再来找我玩。
午休时间，我溜到3班去看贴在墙上的成绩单，发现她成绩变成了倒数。
我很紧张，怕她这样下去没办法考上高中，就给她写信，鼓励她好好加油，不要胡思乱想，还弱弱地问她为啥不来找我玩。
她回信说她也不知道为啥不来找我玩了。
看样子，我们好像没问题，所以下次在校园里相遇时，我们努力地朝着对方笑，停住脚步想聊聊天，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了。
从那以后就特别害怕见到她，我怕尴尬。
直到后来，她没读高中，嫁为人妇，几经周折，我们互加了微信好友。
她傻笑说，那时候的疏远，其实是因为她觉得我们之间的成绩越拉越大，所以不是一路人。
我听完也笑，笑十三四岁年纪的固执。
所以，两个人说开了就没事儿了吗？
嗯，但很遗憾，我们从此要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尴尬现实：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长大后，不管我们后来多努力去为粉饰和好而强颜欢笑，也会莫名其妙地留下一种奇怪的东西，叫做心存芥蒂。
《最佳损友》里有句歌词：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
成年人和好后的相处状态，大抵如此。
我们依赖着年少时珍贵的共同记忆，拼命把对方摆在心中重要的位置，却在各自的生活里各有了新的队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我们闹过、哭过、恨过、和好过，如今也还联系，却不过比陌生人好一丢丢而已。
就像是《麦兜和我的妈妈》里面说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像荷包蛋一样，拌着拌着，就又聚到了一起。
为什么人长大之后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好呢？
《说文解字》中对“朋友”的定义是：朋者，朋党也。友，互为嬉戏者也。
多么耿直扎心的解释，有利益可结为朋党，共童年则追逐嬉戏。
如果不再嬉戏，没有利益，还会有多少人拼命想要和好如初呢？
悲哀的是，很多失联的老友突然又联系了，不过是因为有事相求。
有一天冷不丁收到你的短消息，是节日祝福，说要祝我端午快乐，我错愕而兴奋，想回你一句“就知道你没死”，却又删了，怕唐突;又打了一行“这些年你跑哪去了？这么久都没个信儿”，也删了，怕冒犯;于是只回你两个字：谢谢。
就像高晓松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写得那样：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
客气，是成人世界里最逾越不了的芥蒂。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
和好容易，如初难。
不是我们越活越矫情，而是我们越来尊重相处法则里的认同本质。
生活轨迹如果已经不同，即便和好了那又怎样呢？
若不能如初，那便各自珍重，依然愿你前程似锦。
其實也不算是打，就是小男孩推搡了一下小女孩，小女孩在那狂嚎，小男孩忍了一下没忍住，歪着嘴跟她对哭起来。
两个在门外本来聊得正欢的妈妈，赶紧跑进来问缘由，跟两个法官一样让俩小孩立正站好，一本一眼开始审案。
我拔掉耳机，悄悄听了个大概。
原来是男孩的妈妈主动借给小女孩一个遮阳帽，两家约着一起去摘樱桃，回来的路上在咖啡馆休息，小男孩发现小女孩把妈妈的帽子弄脏了，就夺过来拿到洗手间去洗，结果发现洗不掉，就生气地把滴着水的湿帽子往小女孩面前一摔，问她为啥弄坏了他妈妈的帽子。小女孩可能没搞清楚这个帽子到底是小男孩妈妈借给她的还是送给她的，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帽子是我的！你妈妈已经送给我了！
小男孩一听，这小丫头不仅不知悔改，还强势霸占了他妈妈的遮阳帽，一下变得激动起来，伸手推搡了小女孩一下，让她赔！小女孩“哇”一声就哭了，认定小哥哥打了自己……
案情虽然审清楚了，两个妈妈也不好断定这件事到底谁有错，索性让他俩彼此都给对方道歉，但是俩小孩怎么都不依，都觉得自己最委屈，哭得更猛了。
俩妈妈没招了，索性随他们哭够，假装毫不在意地继续聊天，各自检讨着各自的孩子教育问题。
5分钟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小女孩哭累了，偷偷瞄了一眼小哥哥，抓起桌子上的五彩风车小心翼翼地蹭到他对面，不忘抽泣一下，说：“我们和好吧！我说对不起，但是你也要对我说没关系！”
小男孩点点头说：“好。”
“对不起！”
“没关系！”
于是两人像是什么子没发生过一样，欢乐地一起去追风车玩去了，还手拉着手！
在场的大人们一下都看懵了。
为什么小朋友之间这么容易和好，而我们大人之间却那么难坦露心迹重修旧好？是我们太较真对错，还是羞于道歉？
都不是。
是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和好容易，如初难。
初中时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她是我同桌，还是校花。
冬天的早上，她骑了一路自行车，一进教室，眼镜片上会有一层雾蒙蒙的霜花，我都是第一时间蹦到她眼前大声问：“嘿，小妞，能看见我吗？能看见我吗？”
她会吹吹眼前的碎刘海儿，淡定地答道：“看不见，我瞎了。”
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多男生会从我这儿买情报追她，我会问问她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她说还不错，我就给真情报，她说很讨厌，我就给假情报。
她原先成绩中上，在我之下，但很努力，也不会因为被很多人追骄傲。
但毕业班一分班，她去了3班，我依然在2班，隔着一个后院儿，我能看到她在跟新同学嬉戏，还听说她交男朋友了。
关于这些，她跟我只字未提，也不再来找我玩。
午休时间，我溜到3班去看贴在墙上的成绩单，发现她成绩变成了倒数。
我很紧张，怕她这样下去没办法考上高中，就给她写信，鼓励她好好加油，不要胡思乱想，还弱弱地问她为啥不来找我玩。
她回信说她也不知道为啥不来找我玩了。
看样子，我们好像没问题，所以下次在校园里相遇时，我们努力地朝着对方笑，停住脚步想聊聊天，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了。
从那以后就特别害怕见到她，我怕尴尬。
直到后来，她没读高中，嫁为人妇，几经周折，我们互加了微信好友。
她傻笑说，那时候的疏远，其实是因为她觉得我们之间的成绩越拉越大，所以不是一路人。
我听完也笑，笑十三四岁年纪的固执。
所以，两个人说开了就没事儿了吗？
嗯，但很遗憾，我们从此要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尴尬现实：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长大后，不管我们后来多努力去为粉饰和好而强颜欢笑，也会莫名其妙地留下一种奇怪的东西，叫做心存芥蒂。
《最佳损友》里有句歌词：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
成年人和好后的相处状态，大抵如此。
我们依赖着年少时珍贵的共同记忆，拼命把对方摆在心中重要的位置，却在各自的生活里各有了新的队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我们闹过、哭过、恨过、和好过，如今也还联系，却不过比陌生人好一丢丢而已。
就像是《麦兜和我的妈妈》里面说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像荷包蛋一样，拌着拌着，就又聚到了一起。
为什么人长大之后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好呢？
《说文解字》中对“朋友”的定义是：朋者，朋党也。友，互为嬉戏者也。
多么耿直扎心的解释，有利益可结为朋党，共童年则追逐嬉戏。
如果不再嬉戏，没有利益，还会有多少人拼命想要和好如初呢？
悲哀的是，很多失联的老友突然又联系了，不过是因为有事相求。
有一天冷不丁收到你的短消息，是节日祝福，说要祝我端午快乐，我错愕而兴奋，想回你一句“就知道你没死”，却又删了，怕唐突;又打了一行“这些年你跑哪去了？这么久都没个信儿”，也删了，怕冒犯;于是只回你两个字：谢谢。
就像高晓松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写得那样：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
客气，是成人世界里最逾越不了的芥蒂。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
和好容易，如初难。
不是我们越活越矫情，而是我们越来尊重相处法则里的认同本质。
生活轨迹如果已经不同，即便和好了那又怎样呢？
若不能如初，那便各自珍重，依然愿你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