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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韩少功在近年来关注的一个核心主题，是20世纪60年代经由70年代，如何过渡到了80年代，并进而演变为90年代，这一过程蕴含着怎样的精神现象学的秘密，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上演着怎样的历史的狡计？韩少功试图对此进行思想的把握与艺术的呈现。利用小说家的特权和便利，他借助于故事和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再度进入了复杂暧昧的历史现场或虚拟现场，展开了历史和精神的考古学。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新世纪以后，90年代的历史逻辑已充分展开，它和80年代及60年代之间的关联也已经基本暴露。这为我们理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塑造者，那些本色不改的知青一代的真正代表，更渴望通过写作重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扮演的真实的历史角色，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其实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要处理的也是这一主题。最后，他们的关注点都落脚在了80年代上面。
为什么是80年代？因为它连接起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理解历史的时间枢纽和关节点。我这里说的80年代不是一个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现象学的断代，是短80年代，它最典型的段落是1977年到1984年。
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它既是断裂又是延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六十年代革命遗产的明里的反叛与暗中的继承，它成为极具包蕴性的历史时刻，是时间的奇点，具有无限的潜能和可能性，它既显示为创造历史的理想性，又表现出泥沙俱下的虚无主义;它既生机勃勃，又放浪颓废。而这种矛盾的历史性格都烙印在知青大学生一代人的身上。事实上，这种历史性格正是由他们为主创造的。但是，这种丰富和芜杂，生机勃勃和泥沙俱下的状态，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连同它的创造历史的能量，却逐渐消减，并具体化和体制化，最终缩减为单调的市场社会的循规蹈矩和普遍同质的市侩性格。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文本，那么是什么力量完成了这个修改过程？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一代人回望历史，是否还能记得他们的初心？是否愿意正视自身的变化？甚至是否还有勇气记忆当初生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
90年代末以来，韩少功一直在步步逼近80年代这个坚硬的历史核心，那是一代人精神变异和分化的原点。重返80年代，开始于《革命后记》和《日夜书》，再延续下来就是《修改过程》。
《革命后记》直接处理红卫兵/知青一代人的精神起源，重新思考60年代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遭遇到的困境，和它最终走向反面的历史辩证法，理想主义收获的是糟糕的70年代政治，它是个压制性的专断的社会，也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段失败的革命探索期也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人成长的关键期。这部小书并没有专门讨论红卫兵/知青的具体命运，但却以一个亲历者的回看视角提供了真切的经验和深入的反思，虽然我们可以就其中的某些判断进行讨论，但是，这本就不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要从知青的立场上重现“文革”的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情境。在这样一种物质和文化前提下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似乎注定了它的悲剧结局，这种失败也就从两个方面深刻塑造了知青一代人：它的理想主义创造性，以及失败的创伤导致的对革命理想的叛逆和虚无主义精神。这是走向80年代的思想前提和心理动力，也是它变质为90年代的性格基因。
《日夜书》和《革命后记》创作时间比较接近，它正面书写继续革命退潮后的知青生活，以及当年知青在90年代以后的生活情状。小说所要处理的是70年代与90年代的关系。知青们从革命中出走，但却以否定性的方式携带着革命馈赠给他们的生命能量和创造力，知青中的精英们在乡下进行自我启蒙，以自我英雄化的姿态挑战着平庸的现实生活，在思想的领域里寻找着理想远景，马涛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事件只不过是这种不安分的极端表现罢了。然而，在随后的开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尽，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在对所谓现代目标的坚持中，他们的精英分子落入了历史的狡计预备好的陷阱。
《修改过程》重点处理80年代，这也是最难的，留在了最后。
小说借由77级大学生的命运展开，我们知道，80年代的思想主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青一代，更准确地说是知青一代大学生创造的。他们很快就占据了社会文化的重要位置，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文化能量和影响力，也成为知青一代的代言人，拥有了替历史和人民发声的主体身份。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知青经验或60年代经验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过程，伴随着对知青和红卫兵一代生命经验的窄化的提纯。大学生知青以历史受难者的身份归来，控诉不得人心的70年代政治文化专制，以启蒙主义的语言延续了60年代的反体制主题，获得巨大的感召力和合法性。但是，它在革命退潮后所形成的精神分裂症也开始发作和加剧，经由崇高的启蒙个体，迅速过渡到狭隘的个人主义，“我不相信”，也从正当的文化反抗走向了虚无主义。
《修改过程》呈现了从“继续革命”走向市场时代的逻辑演化。但它真正要说的或许是，历史并未注定！作者带领我们穿越回历史现场去对质，指认那些复杂的历史样貌和多重线索。他要辩白这一代人的无辜，他更要指证这一代人的有罪。而更多的时候，他竟无言以对。
新世纪以来，韩少功的小说经常引入当下时间与历史时间形成戏剧性对话，如《第四十三页》和《日夜书》。《修改过程》同样如此，人物和故事穿越于80年代初与当下时间之间，历史的沧桑，激发的主要還不是人生的感慨，而是历史戏剧借由个体上演的变脸游戏，时间让初心走了样，让庄严成为滑稽，暗藏的逻辑慢慢萌发直至长成大树，也为成功者所追怀的历史抹上了反讽色彩。
77级大学生，他们不遵循学校规则，敢于挑战学校权威，反对校方禁舞和限电;他们奇思妙想钻空子，厕所里打牌煮面条……。这隐约闪现着60年代的反体制精神。1981年支持学生运动的国企煤矿老总，多年后成了副省长，与已成企业家的当年的大学生马湘南在列车软卧车厢相遇，他不禁感叹，“那时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像一个时代的早晨”“那时的人们不无幼稚，也不乏热情天真。是不是？现在呢，找一个比喻的话，可能就是新时代的正午了”。“也许，人们多了些成熟，也多了些世故”。意味深长的是，当年支持学生活动的热血青年，现在操心的全是经济发展和维持稳定，与老板颇能聊得来。 林欣代表了80年代“纯真至情”的一面。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1982年毕业之际，同学们在赵小娟家聚会，大家意气风发，约定十年后同一地点再聚，不见不散。结果十年后的1992年（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标志性年份），林欣如约而至，却发现只有她一人还记得，大家早就将这次约定抛到九霄云外，赵小娟也早已搬家，此地已经成了一家银行营业部（这又是暗含讽喻），大家已经投身新的时代，只有林欣的心灵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或许她只是想重温一下旧梦和初心。在营业部门前，她独自撑伞在大雨中等到半夜，痛哭而去。
小说对80年代初的历史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或许，在韩少功看来，从革命失败的废墟中挣扎求生的一代人，心性中埋下了深刻的颓废与虚无，虽然最初在形式上保留了抗争的精神和反体制的革命基因，但毕竟敞开了自私的心灵大门，此后的所谓启蒙时代，很快就滑向了清教压抑之后的欲望的报复性反弹。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失败的60年代革命，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世界仍然是旧世界，社会结构尽复旧观，旧日社会精英借助新语言重又开始了对权力与金钱的追求。由于60年代革命已失败，丧失了对冲的维度，社会精英们愈发无所顾忌，变本加厉。马湘南，特殊的家庭背景，混迹于红黑黄三道，唯利是图，充分利用时代的高调观念和文化口号，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他在60年代的作為（虽然小说没有正面记述）。他满嘴时代的时新词汇（虽然一知半解），无非是为了争人气，拉流量，挣钱捞好处，他在广场上高呼自由反体制，转过身来就去低声下气拍官员的马屁，利用家庭的特殊资源揩政府的油;他今天慷慨激昂组织学生运动，明天却挖空心思拉政府的项目，后天又利用关系网摇身一变成为财大气粗的老板，靠与高官名人的合照等套路混得风生水起。虽然从来没有正经读过一天书，他却在同学中间成了颐指气使的领袖。他永远是时代的精英。虽然马湘南们也会在包厢里怒斥时代的靡靡之音，换上《打靶归来》或样板戏吼上一嗓子，并不乏真诚地陶醉其中，但他和其他同学们怀恋的却未必是同一个时代。马湘南在公司给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套用集体化时代的管理模式，革命纪律成了治理公司的法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提高利润的利器，虽然把原文的“群众”改成了“顾客”。他要求员工必须会背诵，有的员工背不熟，立刻被开除。
至于假马列的班长楼开富，满口政治教条，甚至骗得自己都相信思想觉悟高于群众。其实他一肚子陈腐的门第观念和封妻荫子的功名心，他只关心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无孔不入，极尽钻营之能事。但同时，他又胆小如鼠，被官场的等级制规驯得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已经从内到外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这同样是60年代革命失败后的产物，官僚科层统治和名实相悖的道德的虚伪，这本身也是另一种虚无主义，表征了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与合法性或感召力的丧失（《革命后记》对此有详细的展示和分析）。80年代的欲望革命和世俗化权利的抗争，针对的往往就是这种丧失内容的假道学，它已丧失实质性内容而沦为纯形式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道德说教，从而为全面拥抱市场社会提供了精神势能。肖鹏这样的玩世不恭的现代派文艺青年最反感的正是楼开富这样的假道学。在小说中，有意味的是，楼开富毕业时如愿以偿，进了党报，很快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娶了厅长的女儿为妻，前程一片光明。很快他就以另一套语言为市场歌功颂德了。党报也成了他个人谋利的资源，于是官商合作，与穷奢极欲的马湘南一拍即合。
在这里，我发现韩少功对历史的某种灰暗的判断。革命固然给历史带来了改变，在人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它的成果却并不稳固，总被雨打风吹去。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人类追求理想的时代潮水总是那么易于被浊流所污染，被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所搅乱，被权谋者所悄悄引领和改写。不管初衷如何，起点怎样，它总会走向我们意志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或历史的狡计吗？这就是我们难以抗拒的命运吗？
韩少功悄悄地走向了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韩少功一直关注道德问题，进行着人性批判，这是他自90年代以来的潜在的核心关注议题。这种道德或人性批判，决不能和主流的启蒙主义思潮混为一谈，它其实是对鲁迅以来的某种深刻的历史判断的再度回应。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目标决非论证现代性的合法，在我看来，他借由国民性问题要表达的是革命的人性前提问题，别忘了，鲁迅的写作前提和潜在动力来自民国革命的事实上的失败，没有新的人性或新的道德，阿Q们决不会造就一个新的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即在于它既缺乏这样的人性基础，又没有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弥补，它把潜伏在阿Q们身上或内心结构中的一个个孤立的“瞬间”及潜能上升为革命的能量，革命在追求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也在造就新的主体①。但是，先锋政党太乐观了，政治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遮蔽了这种历史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它需要物质条件的漫长积累，新型社会关系的渐进式培育，不可能通过社会运动快速地跃进。事实上，这也就是胡风强调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深层原因，尽管它淹没在胡风零乱混沌夹杂不清的表述中。胡风自40年代就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正是要在一片乐观的类似民粹主义的潮流中，表达它的鲁迅式的忧虑，当他在《希望》杂志发刊词《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说：“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②他真实的表达是说，要警惕人民仍未成熟所埋藏的巨大隐患！真正的革命难以成功，或仍将反复，如果它的人性前提尚未具备，人的问题仍将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或首要问题。在普遍的乐观氛围中，这样的启蒙主义思路未免是不合时宜的。但5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现实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我们希望通过革命造就新人，但革命却要求新人作为它深入推进的前提，于是，急切的革命者迫不及待地将革命深入到文化和内心世界。可是，人民的普遍不成熟状态，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走向反面的失败的探索，60年代的灾难性混乱，需要负责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正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之上，我认为，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对人性的批判仍部分带有对人民政治不成熟的批判，它在钱理群这样的鲁迅研究者身上得以体现，当然，它的主流很快就走向了另外的方向，成为拥抱西方现代化的说辞。 韩少功在新世纪试图重新回到鲁迅和胡风的这一传统，他要用形式上的人性批判反省知青一代的政治责任。显然，知青一代同样体现了人民的不成熟状态。
韩少功的视角悄悄地附着在人物肖鹏身上，以戏谑化的笔法进行着批判和审视，虽然他想用这种狂欢化的处理掩藏批判的锋芒，并且也毫不客气地对肖鹏本人进行了反讽性的书写，但是还是不难感受到一种激愤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叙事人对陆一尘这样的文化英雄，包括“我”在内的当代成功人士进行了断然的否定和讽刺，尽管“我”还心有不安，心有不甘。正是由于这种游戏性的笔法，阻断了读者的情感认同，时空的频繁穿越，把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的当下生活场景加以戏剧化的对照，使我们的阅读始终保持了一种批判性的间离状态，让套层叙述的故事人物分分钟出戏，尴尬不已。借助肖鹏的网络小说和同学们的互相揭短，将各自不愿正视的糗事扯了出来。这是对80年代以来主流知青文学自我英雄化和青春怀旧体叙事神话的无情解构。这种神话试图将历史单面化，缩减为一维，强调受历史迫害的纯洁形象，这种神圣履历成了日后成功的源泉和应得的人生报偿，《日夜书》对此有着更为出色的描写，当然，这种成功学教材和人生案例，悄悄地抹去了那些不成功的知青，也将来自真正民间的非知青大学生们逐出了主流叙述和聚光灯，如《日夜书》中的秀鸭婆、郭又军，《修改过程》中的毛小武和史纤（史供销）。陆一尘、楼开富和马湘南们拥有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甚至肖鹏和林欣也参与其中，他们成功地告别了革命和60年代，也摆脱了过渡期的80年代式热情，意气风发地迈向了90年代。
小说的附录真是无比尖锐的讽刺啊，那就是主流的知青叙述的样本。
小说运用了元小说手法，正是为了表达叙事人的这种不确定，内心的犹疑与挣扎，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代人的自省与自我批判，通过这样的敘事过程的裸露，对叙事真相的回避与呈现，小说保留了历史的多重可能性。80年代成为一个交叉小径的花园。叙事人和故事人物对历史记忆的修改的冲动，既是要掩盖历史的创伤性原点，又隐藏着对既成事实的历史后果的不甘心。80年代和知青一代是那么复杂暧昧，一切的种子，好的坏的，在当初都已种下，当事人并非无辜，但是，与此同时，那么多机会和可能性又被错过，他们也被自己和历史所辜负。
于是，元小说的形式具有另一重结构性的表意功能，它展开了一组平行宇宙，那是80年代的已经消失的多重可能性，在小说中，这些时空在一个平面上相遇，80年代的知青大学生们在平行的时空中与陌生的自己相遇。其实，这也是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相遇，另一种60年代、80年代在虚线上延长，并与90年代相交。
在多重宇宙的叙事线索中，楼开富有两个人生版本。在A方案中他出了国。如果不是意外的家庭变故，这个改革时代的于连不会认识到，他自己费尽心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融入权力阶层把控的血统论的上流社会。他之所以政治投机，其实也是源于出身下层，不愿接受命运安排，非要追求政治平等。最后的这种幻灭才导致了他的命运转折。潜伏的60年代精神复活，于是出国寻找新生活——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的美国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另类的乌托邦化的象征，或理想新世界的代称。
B方案中，楼开富继续投机，最后又摇身一变，从党报下海，成了洋买办，专门经营移民中介业务。根据小说叙述，我们不难看出，B方案才是所谓现实生活，A方案只不过是肖鹏虚构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它是被修改的人生过程。
《修改过程》总体上是从知青的立场上叙事，不过小说中的大学生并不全是知青出身，还有非知青的工农子弟，比如毛小武和史纤。他们仍具有底层的质朴，和启蒙主义的80年代精神多少有些隔膜，他们秉持着来自民间的正义感和道德原则，这妨害了他们的成功。他们自然成了这个时代的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也没有机会进入成功者或社会精英的同学聚会。
农民子弟史纤（原名史供销）带进来的乡土世界的逻辑，显然和现代启蒙主义不配套，他泼大粪驱鬼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史纤的价值观成了80年代科学主义的现代化主潮的逆流。不过，史纤的存在，也在表明，即使在80年代，科学主义和现代理性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只不过，史纤们被时代的叙述刻意抹去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修改过程”，在史纤的故事告一段落时，元小说的旁白出现了：
在小说的下一程，史纤被肖鹏改写过好几次。
有一个他古汉语科目考出了全系最高分的故事，有正面励志意义。有一个他与食堂女厨师交往的故事，稍加渲染也能成为荤料，可成为某种卖点。还有一大堆他老家的故事，富有乡土风味和神秘感，虽有些读者不一定喜欢，但老班子可能就好这一口，某些西方人士也可从中猎奇，一见异国情调便眉飞色舞。肖鹏在文科院校混过这么多年，对此套路还是略有所知的。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80年代的主流知青文学的套路。这种套路自然也没有史纤的位置。他被时代判定为精神病。
小说为史纤同样安排了AB平行情节线，而且，在B线中，来自两个平行宇宙的史纤还相遇了，一个是时代的失败者，乡村教师，精神病患者史纤;另一个是功成名就、回母校讲学的研究员史纤或史供销。
哪一个是真的史纤？
当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多重人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历史的可能性似乎已先验地被历史所限定，这里潜伏着韩少功对80年代注定走向沦落的悲观判断。
《修改过程》还呈现出反讽性、戏谑化和狂欢化的风格，以这种姿态夸张的修辞，韩少功试图去呈现80年代自身的分裂和戏剧化的性格，它真诚而虚伪，粗鄙中蕴含着庄严。它借宏大理想话语去包裹世俗算计。这一切交织纠缠、情真意切而又言不及义，内容与形式高度悖反，能指与所指互相脱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反讽性和滑稽色彩。8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反讽时代，狂欢性既是当时历史的生动写照，更是今日反省视角下的事后指认。
三本书，处理三个时代，内容不同，叙述方法也不同。《革命后记》是史论，采取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批判的伪学术语调;《日夜书》是复调叙述，以呈现两个时代的戏剧性，将起点与现状并置，把初心与后果对照，从而显示了历史的张力，叙述悲欣交集，更多地以悲剧性为底色;而《修改过程》则以彻底的元小说叙述和夸张的反讽与戏谑，最大程度地呈现了80年代作为过渡年代的丰富与芜杂、生动与暧昧。
为什么叙事人要寻找另外的可能性的分岔，因为他不愿接受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没有可能、没有变化，一切都已注定，即使它的成功者也是失败者，在小说中都是悲剧的结局，无一例外受到了历史的诅咒。马湘南家资巨万，但家人之间无法信任，家产被纨绔儿子挥霍一空，马湘南最后绝望自尽。直到这一刻，他才认清历史的狡计，并陷入了深深的忏悔。
而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最成功的人士，知青二代的马波或孙波，以闪光的励志故事，成为第二代的成功样板，但他其实却是个彻底的非人化的现代人，在他那里，一切都转化为理性计算，参加NGO爱心组织都被精确地转换为标准的人生绩效分值。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流水线生产的功利主义者，马波精通学问甚至艺术，具有高级的教养，但却充满冷冰冰的非人的气息，这或许是理想中的现代人的未来了。有趣的是，这个优秀学生正是林欣的得意弟子。或许，这是在暗示，理想性的80年代的传人也不过如此？林欣，毕竟是小说中最能代表80年代健康正直一面的人物。目送自己的学生乘机飞去，林欣怅然若失。这就是她当初要的未来吗？这就是她当初憧憬的现代新人吗？
飞机从那个略显卡通化的梅里达机场缓缓滑出，顶着白炽化的阳光腾空而起。林欣远望绵延天际的墨绿色热带雨林，远望窗外逐渐全面下陷的屋顶和田野，直到一切都模糊不清，缥缈如幻。她把手中一张名片顺手塞入椅背的小布袋——那是对方分手时给她的。
在小说最后的附录中，《1977：青春之约》献礼片脚本，以一种夸张的文艺腔和仿官方政论片的体式，叙说着一代人的光辉经历和80年代以来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和他们所经历的80年代终于被修改并定格，修剪掉了毛茸茸的暧昧与混杂，显得那么整洁和美观，充满温情和诗意，让人感动。
【注释】
①参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②《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89页。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为什么是80年代？因为它连接起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理解历史的时间枢纽和关节点。我这里说的80年代不是一个纯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现象学的断代，是短80年代，它最典型的段落是1977年到1984年。
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它既是断裂又是延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六十年代革命遗产的明里的反叛与暗中的继承，它成为极具包蕴性的历史时刻，是时间的奇点，具有无限的潜能和可能性，它既显示为创造历史的理想性，又表现出泥沙俱下的虚无主义;它既生机勃勃，又放浪颓废。而这种矛盾的历史性格都烙印在知青大学生一代人的身上。事实上，这种历史性格正是由他们为主创造的。但是，这种丰富和芜杂，生机勃勃和泥沙俱下的状态，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连同它的创造历史的能量，却逐渐消减，并具体化和体制化，最终缩减为单调的市场社会的循规蹈矩和普遍同质的市侩性格。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文本，那么是什么力量完成了这个修改过程？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一代人回望历史，是否还能记得他们的初心？是否愿意正视自身的变化？甚至是否还有勇气记忆当初生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
90年代末以来，韩少功一直在步步逼近80年代这个坚硬的历史核心，那是一代人精神变异和分化的原点。重返80年代，开始于《革命后记》和《日夜书》，再延续下来就是《修改过程》。
《革命后记》直接处理红卫兵/知青一代人的精神起源，重新思考60年代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遭遇到的困境，和它最终走向反面的历史辩证法，理想主义收获的是糟糕的70年代政治，它是个压制性的专断的社会，也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段失败的革命探索期也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人成长的关键期。这部小书并没有专门讨论红卫兵/知青的具体命运，但却以一个亲历者的回看视角提供了真切的经验和深入的反思，虽然我们可以就其中的某些判断进行讨论，但是，这本就不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要从知青的立场上重现“文革”的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情境。在这样一种物质和文化前提下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似乎注定了它的悲剧结局，这种失败也就从两个方面深刻塑造了知青一代人：它的理想主义创造性，以及失败的创伤导致的对革命理想的叛逆和虚无主义精神。这是走向80年代的思想前提和心理动力，也是它变质为90年代的性格基因。
《日夜书》和《革命后记》创作时间比较接近，它正面书写继续革命退潮后的知青生活，以及当年知青在90年代以后的生活情状。小说所要处理的是70年代与90年代的关系。知青们从革命中出走，但却以否定性的方式携带着革命馈赠给他们的生命能量和创造力，知青中的精英们在乡下进行自我启蒙，以自我英雄化的姿态挑战着平庸的现实生活，在思想的领域里寻找着理想远景，马涛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事件只不过是这种不安分的极端表现罢了。然而，在随后的开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尽，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在对所谓现代目标的坚持中，他们的精英分子落入了历史的狡计预备好的陷阱。
《修改过程》重点处理80年代，这也是最难的，留在了最后。
小说借由77级大学生的命运展开，我们知道，80年代的思想主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青一代，更准确地说是知青一代大学生创造的。他们很快就占据了社会文化的重要位置，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文化能量和影响力，也成为知青一代的代言人，拥有了替历史和人民发声的主体身份。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知青经验或60年代经验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过程，伴随着对知青和红卫兵一代生命经验的窄化的提纯。大学生知青以历史受难者的身份归来，控诉不得人心的70年代政治文化专制，以启蒙主义的语言延续了60年代的反体制主题，获得巨大的感召力和合法性。但是，它在革命退潮后所形成的精神分裂症也开始发作和加剧，经由崇高的启蒙个体，迅速过渡到狭隘的个人主义，“我不相信”，也从正当的文化反抗走向了虚无主义。
《修改过程》呈现了从“继续革命”走向市场时代的逻辑演化。但它真正要说的或许是，历史并未注定！作者带领我们穿越回历史现场去对质，指认那些复杂的历史样貌和多重线索。他要辩白这一代人的无辜，他更要指证这一代人的有罪。而更多的时候，他竟无言以对。
新世纪以来，韩少功的小说经常引入当下时间与历史时间形成戏剧性对话，如《第四十三页》和《日夜书》。《修改过程》同样如此，人物和故事穿越于80年代初与当下时间之间，历史的沧桑，激发的主要還不是人生的感慨，而是历史戏剧借由个体上演的变脸游戏，时间让初心走了样，让庄严成为滑稽，暗藏的逻辑慢慢萌发直至长成大树，也为成功者所追怀的历史抹上了反讽色彩。
77级大学生，他们不遵循学校规则，敢于挑战学校权威，反对校方禁舞和限电;他们奇思妙想钻空子，厕所里打牌煮面条……。这隐约闪现着60年代的反体制精神。1981年支持学生运动的国企煤矿老总，多年后成了副省长，与已成企业家的当年的大学生马湘南在列车软卧车厢相遇，他不禁感叹，“那时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像一个时代的早晨”“那时的人们不无幼稚，也不乏热情天真。是不是？现在呢，找一个比喻的话，可能就是新时代的正午了”。“也许，人们多了些成熟，也多了些世故”。意味深长的是，当年支持学生活动的热血青年，现在操心的全是经济发展和维持稳定，与老板颇能聊得来。 林欣代表了80年代“纯真至情”的一面。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1982年毕业之际，同学们在赵小娟家聚会，大家意气风发，约定十年后同一地点再聚，不见不散。结果十年后的1992年（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标志性年份），林欣如约而至，却发现只有她一人还记得，大家早就将这次约定抛到九霄云外，赵小娟也早已搬家，此地已经成了一家银行营业部（这又是暗含讽喻），大家已经投身新的时代，只有林欣的心灵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或许她只是想重温一下旧梦和初心。在营业部门前，她独自撑伞在大雨中等到半夜，痛哭而去。
小说对80年代初的历史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或许，在韩少功看来，从革命失败的废墟中挣扎求生的一代人，心性中埋下了深刻的颓废与虚无，虽然最初在形式上保留了抗争的精神和反体制的革命基因，但毕竟敞开了自私的心灵大门，此后的所谓启蒙时代，很快就滑向了清教压抑之后的欲望的报复性反弹。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失败的60年代革命，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世界仍然是旧世界，社会结构尽复旧观，旧日社会精英借助新语言重又开始了对权力与金钱的追求。由于60年代革命已失败，丧失了对冲的维度，社会精英们愈发无所顾忌，变本加厉。马湘南，特殊的家庭背景，混迹于红黑黄三道，唯利是图，充分利用时代的高调观念和文化口号，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他在60年代的作為（虽然小说没有正面记述）。他满嘴时代的时新词汇（虽然一知半解），无非是为了争人气，拉流量，挣钱捞好处，他在广场上高呼自由反体制，转过身来就去低声下气拍官员的马屁，利用家庭的特殊资源揩政府的油;他今天慷慨激昂组织学生运动，明天却挖空心思拉政府的项目，后天又利用关系网摇身一变成为财大气粗的老板，靠与高官名人的合照等套路混得风生水起。虽然从来没有正经读过一天书，他却在同学中间成了颐指气使的领袖。他永远是时代的精英。虽然马湘南们也会在包厢里怒斥时代的靡靡之音，换上《打靶归来》或样板戏吼上一嗓子，并不乏真诚地陶醉其中，但他和其他同学们怀恋的却未必是同一个时代。马湘南在公司给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套用集体化时代的管理模式，革命纪律成了治理公司的法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提高利润的利器，虽然把原文的“群众”改成了“顾客”。他要求员工必须会背诵，有的员工背不熟，立刻被开除。
至于假马列的班长楼开富，满口政治教条，甚至骗得自己都相信思想觉悟高于群众。其实他一肚子陈腐的门第观念和封妻荫子的功名心，他只关心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无孔不入，极尽钻营之能事。但同时，他又胆小如鼠，被官场的等级制规驯得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已经从内到外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这同样是60年代革命失败后的产物，官僚科层统治和名实相悖的道德的虚伪，这本身也是另一种虚无主义，表征了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与合法性或感召力的丧失（《革命后记》对此有详细的展示和分析）。80年代的欲望革命和世俗化权利的抗争，针对的往往就是这种丧失内容的假道学，它已丧失实质性内容而沦为纯形式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道德说教，从而为全面拥抱市场社会提供了精神势能。肖鹏这样的玩世不恭的现代派文艺青年最反感的正是楼开富这样的假道学。在小说中，有意味的是，楼开富毕业时如愿以偿，进了党报，很快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娶了厅长的女儿为妻，前程一片光明。很快他就以另一套语言为市场歌功颂德了。党报也成了他个人谋利的资源，于是官商合作，与穷奢极欲的马湘南一拍即合。
在这里，我发现韩少功对历史的某种灰暗的判断。革命固然给历史带来了改变，在人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它的成果却并不稳固，总被雨打风吹去。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人类追求理想的时代潮水总是那么易于被浊流所污染，被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所搅乱，被权谋者所悄悄引领和改写。不管初衷如何，起点怎样，它总会走向我们意志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或历史的狡计吗？这就是我们难以抗拒的命运吗？
韩少功悄悄地走向了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韩少功一直关注道德问题，进行着人性批判，这是他自90年代以来的潜在的核心关注议题。这种道德或人性批判，决不能和主流的启蒙主义思潮混为一谈，它其实是对鲁迅以来的某种深刻的历史判断的再度回应。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目标决非论证现代性的合法，在我看来，他借由国民性问题要表达的是革命的人性前提问题，别忘了，鲁迅的写作前提和潜在动力来自民国革命的事实上的失败，没有新的人性或新的道德，阿Q们决不会造就一个新的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即在于它既缺乏这样的人性基础，又没有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弥补，它把潜伏在阿Q们身上或内心结构中的一个个孤立的“瞬间”及潜能上升为革命的能量，革命在追求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也在造就新的主体①。但是，先锋政党太乐观了，政治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遮蔽了这种历史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它需要物质条件的漫长积累，新型社会关系的渐进式培育，不可能通过社会运动快速地跃进。事实上，这也就是胡风强调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深层原因，尽管它淹没在胡风零乱混沌夹杂不清的表述中。胡风自40年代就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正是要在一片乐观的类似民粹主义的潮流中，表达它的鲁迅式的忧虑，当他在《希望》杂志发刊词《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说：“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②他真实的表达是说，要警惕人民仍未成熟所埋藏的巨大隐患！真正的革命难以成功，或仍将反复，如果它的人性前提尚未具备，人的问题仍将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或首要问题。在普遍的乐观氛围中，这样的启蒙主义思路未免是不合时宜的。但5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现实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我们希望通过革命造就新人，但革命却要求新人作为它深入推进的前提，于是，急切的革命者迫不及待地将革命深入到文化和内心世界。可是，人民的普遍不成熟状态，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走向反面的失败的探索，60年代的灾难性混乱，需要负责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正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之上，我认为，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对人性的批判仍部分带有对人民政治不成熟的批判，它在钱理群这样的鲁迅研究者身上得以体现，当然，它的主流很快就走向了另外的方向，成为拥抱西方现代化的说辞。 韩少功在新世纪试图重新回到鲁迅和胡风的这一传统，他要用形式上的人性批判反省知青一代的政治责任。显然，知青一代同样体现了人民的不成熟状态。
韩少功的视角悄悄地附着在人物肖鹏身上，以戏谑化的笔法进行着批判和审视，虽然他想用这种狂欢化的处理掩藏批判的锋芒，并且也毫不客气地对肖鹏本人进行了反讽性的书写，但是还是不难感受到一种激愤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叙事人对陆一尘这样的文化英雄，包括“我”在内的当代成功人士进行了断然的否定和讽刺，尽管“我”还心有不安，心有不甘。正是由于这种游戏性的笔法，阻断了读者的情感认同，时空的频繁穿越，把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的当下生活场景加以戏剧化的对照，使我们的阅读始终保持了一种批判性的间离状态，让套层叙述的故事人物分分钟出戏，尴尬不已。借助肖鹏的网络小说和同学们的互相揭短，将各自不愿正视的糗事扯了出来。这是对80年代以来主流知青文学自我英雄化和青春怀旧体叙事神话的无情解构。这种神话试图将历史单面化，缩减为一维，强调受历史迫害的纯洁形象，这种神圣履历成了日后成功的源泉和应得的人生报偿，《日夜书》对此有着更为出色的描写，当然，这种成功学教材和人生案例，悄悄地抹去了那些不成功的知青，也将来自真正民间的非知青大学生们逐出了主流叙述和聚光灯，如《日夜书》中的秀鸭婆、郭又军，《修改过程》中的毛小武和史纤（史供销）。陆一尘、楼开富和马湘南们拥有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甚至肖鹏和林欣也参与其中，他们成功地告别了革命和60年代，也摆脱了过渡期的80年代式热情，意气风发地迈向了90年代。
小说的附录真是无比尖锐的讽刺啊，那就是主流的知青叙述的样本。
小说运用了元小说手法，正是为了表达叙事人的这种不确定，内心的犹疑与挣扎，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代人的自省与自我批判，通过这样的敘事过程的裸露，对叙事真相的回避与呈现，小说保留了历史的多重可能性。80年代成为一个交叉小径的花园。叙事人和故事人物对历史记忆的修改的冲动，既是要掩盖历史的创伤性原点，又隐藏着对既成事实的历史后果的不甘心。80年代和知青一代是那么复杂暧昧，一切的种子，好的坏的，在当初都已种下，当事人并非无辜，但是，与此同时，那么多机会和可能性又被错过，他们也被自己和历史所辜负。
于是，元小说的形式具有另一重结构性的表意功能，它展开了一组平行宇宙，那是80年代的已经消失的多重可能性，在小说中，这些时空在一个平面上相遇，80年代的知青大学生们在平行的时空中与陌生的自己相遇。其实，这也是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相遇，另一种60年代、80年代在虚线上延长，并与90年代相交。
在多重宇宙的叙事线索中，楼开富有两个人生版本。在A方案中他出了国。如果不是意外的家庭变故，这个改革时代的于连不会认识到，他自己费尽心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融入权力阶层把控的血统论的上流社会。他之所以政治投机，其实也是源于出身下层，不愿接受命运安排，非要追求政治平等。最后的这种幻灭才导致了他的命运转折。潜伏的60年代精神复活，于是出国寻找新生活——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的美国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另类的乌托邦化的象征，或理想新世界的代称。
B方案中，楼开富继续投机，最后又摇身一变，从党报下海，成了洋买办，专门经营移民中介业务。根据小说叙述，我们不难看出，B方案才是所谓现实生活，A方案只不过是肖鹏虚构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它是被修改的人生过程。
《修改过程》总体上是从知青的立场上叙事，不过小说中的大学生并不全是知青出身，还有非知青的工农子弟，比如毛小武和史纤。他们仍具有底层的质朴，和启蒙主义的80年代精神多少有些隔膜，他们秉持着来自民间的正义感和道德原则，这妨害了他们的成功。他们自然成了这个时代的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也没有机会进入成功者或社会精英的同学聚会。
农民子弟史纤（原名史供销）带进来的乡土世界的逻辑，显然和现代启蒙主义不配套，他泼大粪驱鬼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史纤的价值观成了80年代科学主义的现代化主潮的逆流。不过，史纤的存在，也在表明，即使在80年代，科学主义和现代理性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只不过，史纤们被时代的叙述刻意抹去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修改过程”，在史纤的故事告一段落时，元小说的旁白出现了：
在小说的下一程，史纤被肖鹏改写过好几次。
有一个他古汉语科目考出了全系最高分的故事，有正面励志意义。有一个他与食堂女厨师交往的故事，稍加渲染也能成为荤料，可成为某种卖点。还有一大堆他老家的故事，富有乡土风味和神秘感，虽有些读者不一定喜欢，但老班子可能就好这一口，某些西方人士也可从中猎奇，一见异国情调便眉飞色舞。肖鹏在文科院校混过这么多年，对此套路还是略有所知的。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80年代的主流知青文学的套路。这种套路自然也没有史纤的位置。他被时代判定为精神病。
小说为史纤同样安排了AB平行情节线，而且，在B线中，来自两个平行宇宙的史纤还相遇了，一个是时代的失败者，乡村教师，精神病患者史纤;另一个是功成名就、回母校讲学的研究员史纤或史供销。
哪一个是真的史纤？
当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多重人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历史的可能性似乎已先验地被历史所限定，这里潜伏着韩少功对80年代注定走向沦落的悲观判断。
《修改过程》还呈现出反讽性、戏谑化和狂欢化的风格，以这种姿态夸张的修辞，韩少功试图去呈现80年代自身的分裂和戏剧化的性格，它真诚而虚伪，粗鄙中蕴含着庄严。它借宏大理想话语去包裹世俗算计。这一切交织纠缠、情真意切而又言不及义，内容与形式高度悖反，能指与所指互相脱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反讽性和滑稽色彩。8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反讽时代，狂欢性既是当时历史的生动写照，更是今日反省视角下的事后指认。
三本书，处理三个时代，内容不同，叙述方法也不同。《革命后记》是史论，采取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批判的伪学术语调;《日夜书》是复调叙述，以呈现两个时代的戏剧性，将起点与现状并置，把初心与后果对照，从而显示了历史的张力，叙述悲欣交集，更多地以悲剧性为底色;而《修改过程》则以彻底的元小说叙述和夸张的反讽与戏谑，最大程度地呈现了80年代作为过渡年代的丰富与芜杂、生动与暧昧。
为什么叙事人要寻找另外的可能性的分岔，因为他不愿接受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没有可能、没有变化，一切都已注定，即使它的成功者也是失败者，在小说中都是悲剧的结局，无一例外受到了历史的诅咒。马湘南家资巨万，但家人之间无法信任，家产被纨绔儿子挥霍一空，马湘南最后绝望自尽。直到这一刻，他才认清历史的狡计，并陷入了深深的忏悔。
而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最成功的人士，知青二代的马波或孙波，以闪光的励志故事，成为第二代的成功样板，但他其实却是个彻底的非人化的现代人，在他那里，一切都转化为理性计算，参加NGO爱心组织都被精确地转换为标准的人生绩效分值。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流水线生产的功利主义者，马波精通学问甚至艺术，具有高级的教养，但却充满冷冰冰的非人的气息，这或许是理想中的现代人的未来了。有趣的是，这个优秀学生正是林欣的得意弟子。或许，这是在暗示，理想性的80年代的传人也不过如此？林欣，毕竟是小说中最能代表80年代健康正直一面的人物。目送自己的学生乘机飞去，林欣怅然若失。这就是她当初要的未来吗？这就是她当初憧憬的现代新人吗？
飞机从那个略显卡通化的梅里达机场缓缓滑出，顶着白炽化的阳光腾空而起。林欣远望绵延天际的墨绿色热带雨林，远望窗外逐渐全面下陷的屋顶和田野，直到一切都模糊不清，缥缈如幻。她把手中一张名片顺手塞入椅背的小布袋——那是对方分手时给她的。
在小说最后的附录中，《1977：青春之约》献礼片脚本，以一种夸张的文艺腔和仿官方政论片的体式，叙说着一代人的光辉经历和80年代以来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和他们所经历的80年代终于被修改并定格，修剪掉了毛茸茸的暧昧与混杂，显得那么整洁和美观，充满温情和诗意，让人感动。
【注释】
①参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②《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89页。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