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雷锋精神是一个大众话题，这决定了要想有所深化，必须以更为宽阔的视野进行多维度分析。所以，我们既要将该命题置于国家民族精神大厦建设的高度，也要结合不同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差异展开。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民族，要保证有序运行和发展，至少要有一种稳定的精神系统和相吻合的精神载体作支撑。我们的精神系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精神系统存在重大差异，主要反映在精神大厦的支点或基石，比如在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精神支撑的国家，其精神世界依靠的是宗教偶像，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疫情期间的表现即可。
　　西方国家的医护人员走上抗疫一线时，常常进行宗教仪式以求心灵抚慰，我们则组织医护人员中的党员干部乃至普通群众进行政治性宣誓。更具体的事例则是疫情之初的意大利，很多神父走进重症室为濒临死亡者祈祷，因此感染死亡者多于一线医生，我们则让党员替换普通群众上危险岗位。这些都反映或折射出各自的精神系统。
　　再比如，对待民族历史和优秀人物，西方与我们的看法做法差异同样巨大。西方在寻求精神支撑或精神引领方面并不太看重这些，就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福格尔教授以实证颠覆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的正当性，其非但不会因“瓦解精神大厦”受到抨击，相反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我们国家，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高度借助甚至依赖革命史与英模人物，为了维护其高尚性甚至专门立法。
　　认清上述差异的意义价值在于从深层次理解把握我们的精神大厦的特点与特质，进而增强自觉践行和弘扬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英雄模范精神。

弄清雷锋与雷锋精神的关系，是全面理解把握精神实质，增强弘扬雷锋精神自觉性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近百年来，产生了大量的英模人物，但精神品质辐射面最大，触及人群最广，最具标志意义的是雷锋精神，最不可替代的也是雷锋精神。并且随着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且价值观趋于多元，再也不可能产生雷锋这样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珍惜和维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直面且不能回避的是，长期以来质疑雷锋事迹之声不绝于耳，包括日记写作、摆拍、手表皮夹克、捐款数量，某些事件真实性，不一而足。出现这些质疑之声，很重要的是没有区别雷锋与雷锋精神的联系和区别。雷锋精神离不开雷锋这一生动具体的人，但又不止于雷锋本人，尤其经过半个多世纪丰富发展后的今天。或者还可以说，雷锋与其他英模人物一样，都是党、国家和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的载体。这是认识雷锋精神本质和根底所在，也是我们主动而又真诚弘扬雷锋精神的思想基础。
　　雷锋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仅仅22个春秋，他所做和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也是普通人都能够做的，远不像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血肉之躯堵枪眼那样惊心动魄，但他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标志性的英雄模范人物。原因在于其身上闪耀的精神光辉具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既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又可以广泛延伸和复制，直接深入到每一个普通群众；另一方面，精神品质和内涵既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又囊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因子，特别是道德价值观领域的精神因子，由此形成坚实的政治和文化基础。此外，能够不断吸纳各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先进的精神品质或因子，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这样的原由，自雷锋精神产生和确立起来，尽管因时代变化、价值观迁移，社会在弘扬和践行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谓跌宕起伏，但誰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实质性存在，拥趸者与质疑者都会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要建设好精神大厦，最无法绕过的便是雷锋精神。

认清军队主动承担起带头弘扬雷锋精神责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永不懈怠的前提

　　雷锋精神虽然已经是党和国家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但在进入多元时代，人们的兴奋点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在全社会弘扬之仍然需要借助强有力的推动者。这也是规律使然，因为任何精神品质要发扬广大，都需要借助载体，使其鲜活生动，更好地贴近群众，这就存在引领或推动者是否富于说服力、号召力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弘扬雷锋精神过程中，形成若干具有此特点和力量的载体或群体，主要反映在雷锋的成长道路和精神生成过程中，包括湖南的望城、辽宁的鞍钢和抚顺，这些地方都记录着雷锋的成长进步，同时承载着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在党和国家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更强有力的践行和推动者还是人民解放军，这有其内在原因。除了雷锋产生于军队，军队造就了雷锋，人民军队的政治属性、政治地位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优良形象强化了雷锋精神，还有若干值得认识的原由。
　　其一，精神品质的高度吻合和无缝对接。雷锋精神最大特点是公而忘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付出自己的一切，这一点就职业群体而言较少天职即在于此者，而人民军队恰恰是一个这样的职业群体，假如其他职业群体在危难时刻拥有紧急避险的权力，唯有军人没有，只要命令下达，即使面对死亡也必须扑向死亡，这既是道义倡导，也是法的迫使，更是这支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起来精神和价值诉求。很多年前有地方领导同志到军队走访，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军队出英雄多？原因就在于政治氛围与血脉传承。
　　其二，雷锋由个体的人、朴素的行为，集合并逐步升华为精神品质，成为社会标签与国家精神脉动的风向标，与所在部队的大力培养和张扬高度关联，更与整个军队持续推动张扬有关，而这种张扬能力又是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为什么其他领域也产生很多先进典型，但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和倡导者无过于雷锋？根本原因在于军队这一政治基础，也就是将雷锋确立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模样有着强烈的政治考量，这却是其他任何群体或系统无法比拟的。简言之，这种国家层面的张扬，虽然围绕具体的人展开，但着眼的却是军队建设。 　　其三，雷锋精神抑扬与军队形象的波动正相关。实践证明雷锋精神的社会认同度与社会脉动或精神价值观走向高度关联，雷锋精神处于高潮期一定是主流精神实现了社会良性互动，反之则亦反。更直接的反映在军队的社会形象波动，因为在人们的思维和观念领域，雷锋精神几乎等同于军队品质与社会价值。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远离崇高”“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成为时尚，这时的雷锋奉献精神被抛弃，军人的奉献精神被漠视，就如曾经引起舆论关注的言论：“我不知道军人创造了什么价值，他们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正是这样的原因决定了军队和军人必须肩负起带头弘扬雷锋精神的社会责任。

军队要始终做到带头在全社会高擎弘扬雷锋精神的大旗，必须将精神品质融入使命任务中

　　所有伟大精神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主流社会刻意塑造的产物，因此，就涉及到推动和弘扬的主体责任问题。换句话说，推动者、被推动者和效仿者高度关联。所以，弘扬雷锋精神有力且有必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者，仍然是军队，责无旁贷。那么，这个时代军队怎样才能高高举起、带头弘扬雷锋精神的旗帜，尤其是如何落到实处？
　　其一，倡导“口中无，心中有，脚下行”，但从影响与引领角度看问题，内容与形式相吻合，话语和行动相映现的活动仍然是必要的。弘扬雷锋精神必须解决“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和问题，这应当从解决形式主义入手。只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要把一定形式方式反映精神与仅仅浮在表层的形式主义区别开来，弘扬精神没有必要的形式则无法影响更多人，只要形式和內容相契合，相映现就是允许和鼓励，真正排斥的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有形式无内容。
　　其二，强调把握雷锋精神要义与核心，避免“雷锋精神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偏向，根本是实现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突破，以此保证发展和延伸，而不因道德价值观与时代对接而产生扭曲和异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部队学雷锋就遇到了客观环境变化的挑战，从前助民劳动惠及普通群众，体制一变，这样的活动只能惠及某一部分人，甚至就是个体老板，这就出现了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后来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此，除了抗灾救灾，义务劳动出不了营门，进驻香港的部队在营区内劳动甚至遇到物业公司雇工的反对，因为这影响着他们的饭碗，等等。正是新情况新问题的存在，启发并要求我们学雷锋很重要的是注重在方法论上求突破，而非亦步亦趋。
　　其三，保证雷锋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突破，也就是落到实处，增强质感和活力生命力，根本在于找到与使命任务、职业职守的对接点与突破口。任何精神品质如果脱离了实际，或者说与践行者的价值追求和职责要求相脱离，都很难维持长久，道理不难理解，唯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属于常态、化作常态。正是由这一规律所决定，军队弘扬雷锋精神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一定要与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相衔接而又吻合。
　　这个道理原本很清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里再强调，根源于使命任务不变，形态和品质在发展变化，这就是军队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随着利益延伸到全世界而变化。比如，雷锋精神与国内群众对接很自然，但将这种自然的东西直接走向世界，处在不同文化和宗教，政体和社会习惯的国家和社会，差异巨大。其实，即便在国内表现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分工越来越清晰，社会需求与评价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遇到困难，不管是否部队专业都来求助，现在则关注专业与否。过去不管你在职责职业范围内做得怎样，只要道德领域做得出色就得到褒扬，当下因为评价体系和标准发生变化，得到结果注定不同。
　　总之，军队弘扬雷锋精神一定要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尤其军队使命任务或职能责任新特点有所调整，唯此才能够将雷锋精神真正弘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