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美国酒评师首创的“普世酒”面前,谁也无法拒绝,即便是“国家”也被约束在其中。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或许已经被中国人所淡忘了,但北京奥运会两年后,美国著名酒评师詹姆斯·沙克林套用了这句口号,喊出了“普世一酒”(One Wine OneWorld),试图借助葡萄酒去弥合宗教间的裂痕。
　　詹姆斯所提出的“普世一酒”,就是为了欢迎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9月份对英国的访问,这是罗马教皇有史以来首次对信奉基督新教英国的正式官方访问。天主教和新教长达几个世纪的纷争,尤其是英国北爱尔兰长期的宗教暴力流血的背景下,教皇的到来意义重大,“弥合创伤”成为英国媒体在谈论此事时出现最高的词汇。
　　
　　詹姆斯的献酒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葡萄酒的发展正得益于基督教。基督耶稣视红酒如同他的“血液”,使得葡萄酒承载了宗教色彩的文化使命。大航海时代之后,葡萄酒被教士们从“旧世界”(欧洲大陆)带到“新世界”(美洲、澳洲和远东)后,宗教色彩开始褪去,地域文化成为葡萄酒新的文化标签。
　　地理的差异纠结着文化的差异,被传导和放大到葡萄酒,这个人类生活的元素中去了。微小差异,最终被放大成为巨大的隔阂。隔阂甚至不能用国家去界定。产自知名地区的葡萄酒很少在显著位置标明国名,而标注具体的地区名,例如鼎鼎大名的“波尔多”,这些独特产地的葡萄酒往往会因此身价数十倍激增。
　　即便是同屑法国一国的两大顶级葡萄酒产地——勃艮第和波尔多,其出产的葡萄酒因其细微差异,使生产商、酒评人、酒友深深地分裂成不同的两大阵营。在“旧世界”的一些传统酒评师看来,一个地区土壤和阳光使得葡萄生长,葡萄自然发酵后散发出的不是“人为”的味道,而是一个地方的味道,对于背井离乡的人而言,这种味道更加重要。
　　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旧世界”生产的葡萄酒多为门禁深严的高端品牌。
　　地域性差异就此成为了一道将很多人分割开来的鸿沟,一度也将“新世界”的詹姆斯分割开来,他曾是波尔多的资深“粉丝”,因此常常撰文和同道中人大打口水仗。或许他是为了弥合葡萄酒世界的创伤,他首创的“普世一酒”被分为红、白两种,选用来自6个产地的葡萄共同酿制,酿制红酒的葡萄来自墨西哥、美国、法国,酿制白酒的葡萄则来自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
　　实现地域“融合”的“普世酒”,第一次跨越了国家的边界。此前“新世界”澳大利亚生产的奔富·葛兰许牌(Penfold’s Grange)葡萄酒,选用的酿制材料也仅仅限于澳国范畴之内。
　　一红一白的“普世酒”被摆放上了本笃十六世英国之行的餐桌之上,教皇并无赞誉也无贬言,尽管“普世酒”中的全球化味道或许让教皇本人心神不宁。此前在欧洲穆斯林移民增加的背景下,他的私人秘书甚至公开表示:
　　“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欧洲人必须奋起捍卫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根基。”
　　恪守传统的教廷,无法容忍“全球化”对规则和传统的破坏和改变,如同不安分的“普世酒”一样。教皇的缄默却表露着,教廷无法拒绝“普世酒”背后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一酒”不仅仅是葡萄酒,更是詹姆斯的一项慈善项目。定价为15欧元的“普世酒”将在英国、美国、意大利公开发售,所赚取的全部收益就捐赠给一家多宗教信仰背景的慈善基金会。
　　在詹姆斯看来,“普世酒”依然是一件商品,只是被自己高度全球化的一瓶葡萄酒。尽管很多恪守传统的人无法接受,但在商业文明发展的推动下,没有人能拒绝全球化。地球上的一切都在被全球化所裹挟着,最终所有民族的、国家的、传统的都将褪色,只有人类本性中最本原的才会被最终留下,无论是好还是坏。
　　他希望“普世酒”之中,能承载人性中毫无差异的爱,如果非要给“普世酒”贴上地域性标签的话,那么只能是地球的味道——“爱”的味道。“葡萄酒最终是一种纯粹的、人类情感的化身。”
　　詹姆斯“全球化”葡萄酒尝试依然被“国家”和传统的因素所抵抗着。欧洲国家对于红葡萄的制作和工艺产地标注严格地管控着,“普世酒”的红葡萄酒无法注册欧洲的商标,白葡萄酒因为缺少严格的国家标准,而勉强获得了商标。
　　“国家”的抵抗在全球化时代显得脆弱和无力,詹姆斯轻易地在全球贸易的版图中找到了“出路”,他在葡萄酒国家标准混乱的墨西哥轻松地为“普世红酒”注册了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