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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联合国历史上第6任秘书长，在冷战后最动荡的时期，临危受命，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他来自埃及，是第一位出身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致力于扩大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喜欢自称为第三世界的大胆捍卫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由于与美国结怨，他成为联合国70年历史上唯一一位没能连任的秘书长。2016年2月16日，埃及开罗，人称“联合国法老”的埃及人加利与世长辞，享年93岁。
好人加利
说起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务，经常有人称之为“无权之王”，这个位置的确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但却又担负着调停国际关系的重要使命。对于这个工作，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曾经这样形容：这是地球上最难做的工作。而第7任秘书长安南也曾经形容，自己从事的是“走国际钢丝绳”这样的工作。而加利，则是冷战之后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2月16日的联合国总部，在有关也门人权问题的会议开始前，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委内瑞拉代表拉米雷斯宣布了加利辞世的消息，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代表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当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加利生前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主导下，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大幅增加。”
埃及官方报纸《金字塔报》报道，93岁的加利是因为骨盆骨折进入开罗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2月11日，埃及总统塞西还专门打电话问候加利的伤势。但是5天后，加利因为骨折诱发的并发症去世。2月18日，在埃及开罗的一处广场，埃及为加利举行了隆重的军方葬礼。这种葬礼一般只为现役或是退役军人举行，而加利因为贡献突出，在2012年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尼罗河勋章而获此礼遇。
在加利去世当天，一段他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采访者是英国喜剧演员科恩，他喜欢故意以大嗓门和缺乏教养的方式调侃政客，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无礼行为而发怒。采访中，科恩抛出诸如“迪士尼乐园是个国家吗？”“哪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最让你觉得搞笑？”等问题，而加利表现出冷静和涵养，让观众颇为赞扬。英国《卫报》称，加利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总是穿着经过精心剪裁的西装，很少穿便装。加利是个工作狂，漂亮的妻子总是抱怨他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
不过加利的助手却很钦佩他的勤恳努力。在很多人看来，加利死板专制，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亲近的人却称他是个故事大王，温和风趣，散发着一股老式魅力。
然而，在美国媒体口中，加利却乏善可陈。《纽约时报》称，加利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是混乱时期;《华盛顿邮报》称，1993年加利曾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近10亿美元的会费，致使联合国与克林顿政府产生分歧。而加利也在自传中提到自己与克林顿打交道的困难：“在英语里，布（boo）是嘘声，喝倒彩之意。他嘲笑我名字的发音，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听起来像起哄的暴民。”
1996年，加利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
天生调解人
1922年11月14日，加利出生在埃及开罗一个富有影响力的科普特人基督教家庭。加利的父亲曾是埃及的财政部长，祖父曾任埃及总理。加利取得过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熟练掌握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三门语言，并创建了埃及最大的智库——《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1977年，萨达特准备访问以色列，遭到内阁的反对。关键时刻，加利挺身而出，陪伴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会晤时任以色列总理贝津。就在出访前两小时，加利被任命为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
1978年9月，加利与萨达特总统一起前往美国，参加了戴维营谈判，并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议结束了埃以长达31年的交战状态。《纽约时报》称，“以和为贵”是加利秉持的政治主张。加利也自称是天生的调解人，在他看来，对话可以消除那些表面上看来无法消除的分歧。
唯一没有连任的秘书长
1992年1月1日，69岁的加利宣誓就职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非洲人。当时冷战刚刚结束，新的世界秩序亟待建立。加利希望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来增强联合国的独立性。但在维护各国领土主权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之间如何保持，国际社会存在很大争议，联合国往往处于尴尬地位。
1993年，克林顿政府应联合国要求，派遣美军士兵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执行维和任务，遭遇当地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8名美国士兵丧生，这一事件震惊美国，后被拍成电影《黑鹰坠落》。英国《金融时报》称，克林顿政府将这一惨剧归咎于加利的决策失误，而加利则反驳称克林顿政府把自己当做了替罪羊，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1994年，卢旺达内战中，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地大屠杀，造成至少80万人死亡。在这起悲剧中，联合国未能及时进行干预，在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才将维和人数从260人增加至5500人。事后，加利坦言，卢旺达事件是其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最大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一方面投票支持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另一方面却不愿派兵支援的做法受到加利的指责。
一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波黑内战使联合国的权威再度受到质疑。一方面，联合国因为波黑内战中的大屠杀事件备受指责;另一方面，北约利用局势拉偏架，扩大自身在波黑地区的势力。这让联合国的声誉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此时，距离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和1996年美国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克林顿政府担心，如果支持给自己造成麻烦的加利连任，可能对本国选情不利。
于是，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内部展开了扳倒加利的活动。奥尔布赖特曾说：“我会让加利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加利的职位最终被负责维和的副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取代。
在1996年12月的谢幕演说中，加利说，原本希望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但在他任期的几年中，联合国问题重重，理想开始破灭。虽然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加利只干了一届，但客观地说，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后冷战时期，加利为联合国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中找到了立足之处，使得联合国至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才是加利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好人加利
说起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务，经常有人称之为“无权之王”，这个位置的确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但却又担负着调停国际关系的重要使命。对于这个工作，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曾经这样形容：这是地球上最难做的工作。而第7任秘书长安南也曾经形容，自己从事的是“走国际钢丝绳”这样的工作。而加利，则是冷战之后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2月16日的联合国总部，在有关也门人权问题的会议开始前，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委内瑞拉代表拉米雷斯宣布了加利辞世的消息，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代表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当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加利生前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主导下，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大幅增加。”
埃及官方报纸《金字塔报》报道，93岁的加利是因为骨盆骨折进入开罗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2月11日，埃及总统塞西还专门打电话问候加利的伤势。但是5天后，加利因为骨折诱发的并发症去世。2月18日，在埃及开罗的一处广场，埃及为加利举行了隆重的军方葬礼。这种葬礼一般只为现役或是退役军人举行，而加利因为贡献突出，在2012年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尼罗河勋章而获此礼遇。
在加利去世当天，一段他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采访者是英国喜剧演员科恩，他喜欢故意以大嗓门和缺乏教养的方式调侃政客，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无礼行为而发怒。采访中，科恩抛出诸如“迪士尼乐园是个国家吗？”“哪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最让你觉得搞笑？”等问题，而加利表现出冷静和涵养，让观众颇为赞扬。英国《卫报》称，加利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总是穿着经过精心剪裁的西装，很少穿便装。加利是个工作狂，漂亮的妻子总是抱怨他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
不过加利的助手却很钦佩他的勤恳努力。在很多人看来，加利死板专制，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亲近的人却称他是个故事大王，温和风趣，散发着一股老式魅力。
然而，在美国媒体口中，加利却乏善可陈。《纽约时报》称，加利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是混乱时期;《华盛顿邮报》称，1993年加利曾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近10亿美元的会费，致使联合国与克林顿政府产生分歧。而加利也在自传中提到自己与克林顿打交道的困难：“在英语里，布（boo）是嘘声，喝倒彩之意。他嘲笑我名字的发音，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听起来像起哄的暴民。”
天生调解人
1922年11月14日，加利出生在埃及开罗一个富有影响力的科普特人基督教家庭。加利的父亲曾是埃及的财政部长，祖父曾任埃及总理。加利取得过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熟练掌握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三门语言，并创建了埃及最大的智库——《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1977年，萨达特准备访问以色列，遭到内阁的反对。关键时刻，加利挺身而出，陪伴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会晤时任以色列总理贝津。就在出访前两小时，加利被任命为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
1978年9月，加利与萨达特总统一起前往美国，参加了戴维营谈判，并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议结束了埃以长达31年的交战状态。《纽约时报》称，“以和为贵”是加利秉持的政治主张。加利也自称是天生的调解人，在他看来，对话可以消除那些表面上看来无法消除的分歧。
唯一没有连任的秘书长
1992年1月1日，69岁的加利宣誓就职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非洲人。当时冷战刚刚结束，新的世界秩序亟待建立。加利希望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来增强联合国的独立性。但在维护各国领土主权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之间如何保持，国际社会存在很大争议，联合国往往处于尴尬地位。
1993年，克林顿政府应联合国要求，派遣美军士兵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执行维和任务，遭遇当地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8名美国士兵丧生，这一事件震惊美国，后被拍成电影《黑鹰坠落》。英国《金融时报》称，克林顿政府将这一惨剧归咎于加利的决策失误，而加利则反驳称克林顿政府把自己当做了替罪羊，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1994年，卢旺达内战中，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地大屠杀，造成至少80万人死亡。在这起悲剧中，联合国未能及时进行干预，在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才将维和人数从260人增加至5500人。事后，加利坦言，卢旺达事件是其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最大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一方面投票支持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另一方面却不愿派兵支援的做法受到加利的指责。
一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波黑内战使联合国的权威再度受到质疑。一方面，联合国因为波黑内战中的大屠杀事件备受指责;另一方面，北约利用局势拉偏架，扩大自身在波黑地区的势力。这让联合国的声誉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此时，距离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和1996年美国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克林顿政府担心，如果支持给自己造成麻烦的加利连任，可能对本国选情不利。
于是，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内部展开了扳倒加利的活动。奥尔布赖特曾说：“我会让加利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加利的职位最终被负责维和的副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取代。
在1996年12月的谢幕演说中，加利说，原本希望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但在他任期的几年中，联合国问题重重，理想开始破灭。虽然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加利只干了一届，但客观地说，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后冷战时期，加利为联合国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中找到了立足之处，使得联合国至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才是加利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