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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外交成果，即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然而，中苏新约的缔结却非一帆风顺。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坐代号为9002的新中国第一列专列，开启了两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国内媒体记者并未随行。当时，国内媒体还处于机构搭建阶段，运行体系并未完善，包括新华社都尚未在莫斯科设立分社。如何克服困难，在国际舆论舞台上展现中国声音，考验着新成立的红色政权。
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明面上的出访理由是与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一道受邀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但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眼中，与苏联签订新的两国间条约是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任务。
为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从12月起，国内报刊就开始连篇累牍地向斯大林献上溢美之词，称其为“导师”和“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并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庆生活动。毛泽东更是精心挑选新中国送出去的首份国礼。苏联对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也相当重视，派到任仅两个月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毛泽东一行前往苏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等多位苏联领导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并安排毛泽东在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首次会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据在场翻译师哲回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几乎是斯大林一人独讲，毛泽东只能偶尔插话。当毛泽东终于引出了中苏条约问题的话头时，斯大林立刻接过这个敏感话题，以告知的口吻堵住再谈的余地，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为了维持世界格局，苏联领导人决定不改变条约的任何条款，但鉴于原缔约方南京国民政府丧失合法性，可在两年后就这一点与新中国修约，完善条约合法性。
第一次会谈苏方关于修约态度消极，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12月21日，毛泽东按既定行程应邀出席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苏联方面特意安排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身边就座，并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辞。在此期间，新华社陆续播发关于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和斯大林设宴欢迎毛泽东的报道。然而，面对苏方在形式上高规格接待，但避而不谈实质问题的操作，让毛泽东觉得必须把我方的目的敞明了说。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谈了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可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面对斯大林的回避，毛泽东采取了不露面策略。他先是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去全国游览的建议，之后又取消了苏联为自己安排的各种参观和演讲，一个人待在下榻别墅里。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出访社会主义阵营头号大国，毛泽东的行踪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关注。然而，在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各国代表纷纷离开莫斯科，外界却发现既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苏活动的踪影，也没有听闻两国在元首会面之后达成何种协议，更没有毛泽东启程回国的信息。此时，英国路透社发出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似乎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于是，在国际舆情搅动下，苏联陷入被动。
此时，随着国内解放进程顺利推进，新中国在外交上孤立的状态已然松动，出现了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缅甸、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眼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斯大林的立場开始松动;而西方舆论不断制造捕风捉影的谣言，资本主义阵营频频传出向中国示好的消息，正好成为中苏结盟的助推剂和缔结中苏新约的契机。
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答塔斯社记者问》。很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在文中，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对外发表了他此行的目的：“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个采访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以正视听”，毛泽东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建议下接受以“答塔斯社记者问”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并将中苏条约问题摆到明面上，给苏方施加了无形压力。而对斯大林来说，同意苏方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就是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双方初步约定，签订双边新约。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并明确提出让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来莫斯科”。
《答塔斯社记者问》一文发出后，中苏双方重新迈向修约谈判新轨道。但是，西方并不甘于看见一个强大、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仅仅过了7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不仅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国“弃台”的决心，且胡编乱诌地诋毁中苏正在进行的结盟合作，杜撰未来中国将与蒙古一样，事事听命于苏联。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就到访毛泽东下榻处，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传达斯大林的建议，即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月20日，在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署名时任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和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并全文登载在1 月 21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其实，该文是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晚花了一夜时间亲自挥笔完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通过艾奇逊的演讲和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同记者的谈话相对照，戳穿了所谓“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的谎言。
1950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中苏第三次会谈。在 24 天里，经过艰苦的谈判，中苏双方重新缔结新约，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接受了中方关于旅顺、大连等问题的条款，并以年利率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 3 亿美金贷款。2月 14 日晚 6 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同一天，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的条约与协定均失效。
2月14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三个文件签署的消息和文件全文，并且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社论回顾了自苏联十月革命以来，中苏先后三次签订条约的历史，介绍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条约和协定的主要内容，称这些新条约和新协定的签署，“乃是中苏两国政府当局最近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它使得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说来，都具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伟大的历史意义”。
（摘自《世纪风采》）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坐代号为9002的新中国第一列专列，开启了两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国内媒体记者并未随行。当时，国内媒体还处于机构搭建阶段，运行体系并未完善，包括新华社都尚未在莫斯科设立分社。如何克服困难，在国际舆论舞台上展现中国声音，考验着新成立的红色政权。
亲密氛围营造，难掩地位不对等
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明面上的出访理由是与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一道受邀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但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眼中，与苏联签订新的两国间条约是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任务。
为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从12月起，国内报刊就开始连篇累牍地向斯大林献上溢美之词，称其为“导师”和“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并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庆生活动。毛泽东更是精心挑选新中国送出去的首份国礼。苏联对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也相当重视，派到任仅两个月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毛泽东一行前往苏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等多位苏联领导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并安排毛泽东在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首次会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据在场翻译师哲回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几乎是斯大林一人独讲，毛泽东只能偶尔插话。当毛泽东终于引出了中苏条约问题的话头时，斯大林立刻接过这个敏感话题，以告知的口吻堵住再谈的余地，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为了维持世界格局，苏联领导人决定不改变条约的任何条款，但鉴于原缔约方南京国民政府丧失合法性，可在两年后就这一点与新中国修约，完善条约合法性。
第一次会谈苏方关于修约态度消极，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12月21日，毛泽东按既定行程应邀出席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苏联方面特意安排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身边就座，并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辞。在此期间，新华社陆续播发关于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和斯大林设宴欢迎毛泽东的报道。然而，面对苏方在形式上高规格接待，但避而不谈实质问题的操作，让毛泽东觉得必须把我方的目的敞明了说。
巧借“西风”，谈判峰回路转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谈了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可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面对斯大林的回避，毛泽东采取了不露面策略。他先是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去全国游览的建议，之后又取消了苏联为自己安排的各种参观和演讲，一个人待在下榻别墅里。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出访社会主义阵营头号大国，毛泽东的行踪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关注。然而，在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各国代表纷纷离开莫斯科，外界却发现既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苏活动的踪影，也没有听闻两国在元首会面之后达成何种协议，更没有毛泽东启程回国的信息。此时，英国路透社发出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似乎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于是，在国际舆情搅动下，苏联陷入被动。
此时，随着国内解放进程顺利推进，新中国在外交上孤立的状态已然松动，出现了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缅甸、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眼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斯大林的立場开始松动;而西方舆论不断制造捕风捉影的谣言，资本主义阵营频频传出向中国示好的消息，正好成为中苏结盟的助推剂和缔结中苏新约的契机。
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答塔斯社记者问》。很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在文中，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对外发表了他此行的目的：“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个采访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以正视听”，毛泽东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建议下接受以“答塔斯社记者问”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并将中苏条约问题摆到明面上，给苏方施加了无形压力。而对斯大林来说，同意苏方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就是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双方初步约定，签订双边新约。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并明确提出让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来莫斯科”。
雄文迎战，步调不一陡生波澜
《答塔斯社记者问》一文发出后，中苏双方重新迈向修约谈判新轨道。但是，西方并不甘于看见一个强大、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仅仅过了7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不仅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国“弃台”的决心，且胡编乱诌地诋毁中苏正在进行的结盟合作，杜撰未来中国将与蒙古一样，事事听命于苏联。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就到访毛泽东下榻处，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传达斯大林的建议，即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月20日，在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署名时任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和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并全文登载在1 月 21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其实，该文是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晚花了一夜时间亲自挥笔完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通过艾奇逊的演讲和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同记者的谈话相对照，戳穿了所谓“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的谎言。
新约缔成，庆贺同盟
1950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中苏第三次会谈。在 24 天里，经过艰苦的谈判，中苏双方重新缔结新约，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接受了中方关于旅顺、大连等问题的条款，并以年利率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 3 亿美金贷款。2月 14 日晚 6 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同一天，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的条约与协定均失效。
2月14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三个文件签署的消息和文件全文，并且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社论回顾了自苏联十月革命以来，中苏先后三次签订条约的历史，介绍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条约和协定的主要内容，称这些新条约和新协定的签署，“乃是中苏两国政府当局最近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它使得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说来，都具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伟大的历史意义”。
（摘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