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4月可谓是新世纪里世界金融市场的恐慌日子，先是纳指击穿2000点，接着道指也在近5个月内首次跌破万点大关，与此同时，西欧、拉美和东亚各主要股市也纷纷跌收。从表面来看，这仍是去年4月Nasdaq泡沫破裂后的延续，更深刻的反应则是美国自1993年以来持续100多个月经济持续增长的终结。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的处理中洞察周期性危机的本质核心，将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全球性熊市和正处于婴儿期的新经济作用的理解。
　　1963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时代，各国拥有了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主要发达国家均采用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则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这些国家凭借其经济发展优势，使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得到有利的吻合。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与依赖性迫使其只能采取消极的“防御性”汇率制度。于是，各种投机与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据专家估计当今全世界的贸易总额可能只有金融交易额的1%--2%，80、90年代以来在国际浮动汇率制成为历史必然选择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仍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无数事实已证明这种制度是极为脆弱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浮动汇率制使最安全可靠的生意都带上了不可避免的赌博成分。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为应付来自重新崛起的日本和西欧共同体方面的商业竞争，不断促使美元贬值，而日本、欧洲方面为降低成本则大规模地将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国际需求水平的持续下降，出现了经济学家们称作的70年代“滞胀现象”。为解决滞胀持续的问题，1981年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的药方，即不断调高银行利率、发行高息国债，以此吸纳世界各国的资金。这些源源不断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减轻美国企业的税收，又可以通过增加军备开支来扩大内需。此策真可谓是一箭三雕——既保持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又提高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还以高强度的军事竞赛拖垮前苏联，这就是著名的里根经济学。当然，里根经济学的后遗症必然是大量财政赤字的产生。大量赤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特别是逐年递增的巨额赤字更是让人担忧。但是，里根的赤字经济学却在浮动汇率制的保护下作到了有惊无险——美国通过世界范围的“高息揽储”来有效地填补财政赤字，日本、欧洲通过借钱给美国花来获取优厚的利息，美国又用借来的美元来购买全世界的商品，虽然表面上美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实质上由于美国欠的是美元，只要在周期性危机中美元恶性贬值时，美国所欠的债务便一笔勾销，因为不管是日本、欧洲，乃至世界各国都无法在美元贬值时保证自己的利益。看来美国人这种以强盛国力为后盾的“美元经济学”真是灵丹妙药。
　　克林顿比里根更高明，由玩“美元”发展到了玩“美股”。本来海湾战争后美国1992年财政赤字高达4万亿美元，仅利息支出就高达近2500亿美元。虽然依然可以沿用“里根经济学”靠借债过日，而且克林顿在前2年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要想靠借债来继续80年代的繁荣是很危险的了。于是自1993年戈尔提出“信息告诉公路”后，美股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涨期。一边是全民炒股：历史资料表明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溃时，股民不到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2%；1989年时的美国股民也就是10%多一些，但到1999——2000年时，50%的美国人成了股民。另一边是股价狂涨：道-琼斯指数从1989年的2000多点到1999年突破1万点大关，纳指更是从1995年7月的1000点飞升至2000年3月的5000点。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普通公民把钱从银行提出来放进股市，还有众多资雄厚的养老基金投入股市，更有来自日本、欧洲和第三世界各国的资金投入美国股市，风生水起、推波助澜，一时间万马奔腾向美股，股价更是如野马脱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个人消费有力地支撑着美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甚至夸张的说法“美国靠的是比德国和日本生产得更多而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冷战的胜利则靠的是比苏联消费得更多。”西方经济学认为支持消费增长的基础有三个── 一是随股市高涨而来的财富效应，股票财富每增加100美元，消费支出便会增加2--4美元；二是社会工资整体水平的上升，但社会各阶层的受益程度迥然不同；其三是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主要表现在对储蓄以及未来获取收入能力的心态变化上。
　　美林公司的一项统计数据表示：以1997/98年财政年度为例，道·琼斯指数1998年底比年初提高了20．7%，Nasdaq指数更是提高了30．1%；美国居民的财产由于股价上涨而增加了3．1万亿，如果按平均的财富效应3%计算，美国居民在同期内的消费便上升了900亿美元。如果理论上认为美国居民的资本收益之收入完全兑现并进入了消费的资本收益部分，美林在评估报告中估算97/98年内这一数字分别增长了25%和20%。1997年和1998年，美国家庭因持有股票等有价证券而获得的资本收益，大致为可支配收入的30%，此比率大大高出其他发达国家。可见，随股市高涨而来的资本收益的增加构成了美国消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凭借消费信贷的普及和股市上涨带来的名义收入的增长，使美国经济陷入借债消费、借债炒股、借债繁荣的循环。
　　显然，如果全部寄望美国股市的优异表现来持续带动消费增长，其风险性是令人忧惧的。于是有人把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归结为网络和信息产业增长而形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因此美国股市的表现是正常的；更有高烧的学者认为美国股市冲破1万多点算不了什么，未来数年内的目标是10万点；但毕竟这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相差太远。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劳动市场的极度紧张和贸易逆差的急剧扩大。美联储为了克服经济的明显失衡，2000年上半年连续3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最后一次猛提0．5个百分点。这样，从1999年6月起到2001年初总计6次提息，幅度为1．75％。其作用在2000年下半年开始显现，三季度经济增长放慢到2．2％，四季度继续放慢到1．4％。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底，美国已有496家“dotcom"公司陷入经济困境，导致4．1万多人失业。
　　面对美国股市的下跌与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界的看法也不相同。2000年10月9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发了两篇观点相对立的文章，一篇是其经济编辑迈克尔·曼德尔，根据他的新著《即将到来的因特网萧条》写的一篇文章———《下一个下跌趋势》，断言靠技术推动的美国经济繁荣可能以急剧下跌而告终。而另一篇文章则指出，美国正处在互联网带来的大量技术创新的初期阶段，近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的确在放慢，但这一产业仍然处于健康状态。
　　一些人对新经济感到悲观，一些分析家看淡互联网业在2001年的发展前景。曾亲身经营互联网企业的美国著名专栏评论员沃尔夫和其他一些专家甚至预言：“2001年互联网业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其中，纯粹通过网页赚钱的企业和公司、特别是互联网零售业到这一年的年底将消亡”。沃尔夫说，“互联网业过去的一大谬误，就是鼓吹互联网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一味标新立异。一些公司并以此说服投资者为他们不断注资”。一句话，这些互联网公司纯粹是靠鼓吹“新经济”概念来维系的。
　　股市泡沫与泡沫股市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历史上看，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平均为14．5倍，而在1999——2000年度则保持在30倍左右；股价与红利比率历史大约为24倍，1999——2000年度接近50倍；股市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与公司盈利增长速度不成比例地急剧加快：在2000年以前的40年间，美国股市累计年回报率平均为12%左右，在最近的20年间为16．6%，在过去10年间为18%，在过去5年间为20．2%。自19世纪中叶美国建立股票市场以来，股票市值在1929年首次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0%（紧接着就是面临灭顶之灾），2000年美国的股票市值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尽管格林斯潘也不能肯定今天的股市泡沫是否走到了该破灭的那一点，只是这种远远脱离基本面的牛市拖得越久，涨得越高，跌得就越惨，危害就愈烈，恢复就愈因难。
　　事实证明，美国为了维持其国内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刺激消费的增长而推行“美股经济学”，显然距离真正的新经济的概念还相距尚远。股市是经济的寒暑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周期性危机的存在，在新经济尚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理论时，迎接全球性萧条已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