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东边的邻国日本要换年号了。新天皇德仁的年号是“令和”，据日本官方的说法，此年号语出日本典籍《万叶集》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但据很多专家考证，这句的真正出处乃是中国东汉大学者张衡的《归田赋》中的“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一句。转了一个大圈子，日本的新年号依然是有汉典根据的，“日本制造”四字多少有点名不符实。甚至就连创立年号这档子事情本身，其实也是中国汉代的发明，只是后来被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国家学去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创立年号的，并不是秦始皇，甚至不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而是汉武帝刘彻。他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狩”（元狩元年即前122年），据说这是他打猎时碰到了一个貌似奥特曼的瑞兽后，才与群臣琢磨出来的年号。那么，为何要到武帝时年号才流行起来呢？这与武帝本人推崇的儒家经学的下述两个观点颇有关系：第一，统治者必须通过统一全天下的历法，来维持政治一统的权威；第二，主张天人感应，即认为上天对于执政者的态度可以通过自然景物而呈现给人间。而年号制度则极为机智地上述两个观点都加以统一了：一方面，年号的纪年功能促成了帝国臣民对于统一政治体制的心理归属感；而另外一方面，年号自带的汉字组合，又能灵活地展现出不同时期的天人感应关系的变化，由此间接表示出政治风向标的走向。譬如，被武帝追加的“元朔”的蕴意就是为了纪念前129年卫青对匈奴人的军事胜利，“新”王朝的年号“始建国”表达出了王莽推倒大汉建制、另起炉灶的雄心，汉灵帝刘宏的年号“中平”表达出了东汉统治者在活过黄巾起义的政治大洪水后的“小确幸”心态，而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延康”，则婉约表达出了向曹魏政权和平过渡的输诚心理。
　　不过，通过年号来统一政治的想法，多少还是有点一厢情愿的。汉武帝执政的时候，他的确做成了很多大事，但是他的年号却很不稳定，先后立下的（包含追认的）年号有十一个。而在汉献帝的时候，中国明明已经陷入了全面内战，但是他的“建安”年号却被天下各路诸侯用了二十五年。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试图在年号的更换频次与政治稳定度之间建立起经得起推敲的因果联系的话，恐怕会很失望的。
　　然而，年号思维的影响，多少也对政治枭雄们的行为构成了一定的约束。譬如，袁术的部将孙策凭借自己的武力攻取扬州刺史刘繇等人的辖区之后，非常需要“洗白”自己的掳获。他抓住了袁术称帝改元的机会，将自己迅速打扮成维护汉统的义士，并在微信上分别加了汉献帝与曹操的好友。于是，在建安三年，他被曹操控制的朝廷任命为“讨逆将军”，由此，孙氏对于江东地区的控制也被合法化了。而继承了孙策政治遗产的孙权，因为担心枉然改元会破坏孙氏一门汉统维护者的“人设”，即使在赤壁大败曹操后依然长期坚持使用“建安”年号。当然，他最后还是改元为“黄武”了。但启用此年号的背景却是：汉献帝早在220年就正式退位了，而在同年与次年，曹丕与刘备也已都先后急吼吼地改元称帝了。另外，值得玩味的是，“黄武”二字分别取自曹丕的年号“黄初”与刘备的年号“章武”，颇有暗示孙权乃是汉亡后自行改元之第三人之意。这一神来之笔，算是将篡汉的政治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
　　顺便说一句，因为汉代皇帝一个人往往有很多年号，我们一般不会像称呼明、清皇帝一样，用年号指代皇帝。唯一例外的可能是绿林军的名义领袖更始帝刘玄，他的年号就是“更始”。倒霉的刘玄，在自己有闲情想出一个新年号之前，就被同为农民起义军的赤眉军给缢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