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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总局高调向媒体通报，“绿色GDP”将纳入统计体系、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并将公布一些地区官员的政绩等等，在其他政府部门眼中似有“越权”之嫌
“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5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语惊四座。
李德水称，作为一个概念，“绿色GDP”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在如何核算“绿色GDP”等问题上，各方尚未取得一致。
近年来，包括国家环保总局在内的环保人士对“绿色GDP”可谓情有独钟，对推动其核算试点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各级统计部门却一直保持相当低调的姿态。因此，李德水在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备受瞩目。
“实际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就此问题的矛盾公開化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GDP”试点专家顾问组成员周宏春对《商务周刊》说。
两部委产生分歧
作为一个新概念，“绿色GDP”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两年，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
去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依照这一指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关于构建“绿色GDP”核算框架的研究，争取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件好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试点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对《商务周刊》说，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提高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很有必要。
王金南介绍，“绿色GDP”核算是将资源和环境独立出来，建立资源和环境的卫星账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GDP进行调整，通过“加减法”得出“绿色GDP”。其形成方法大致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一种模式则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账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调整得到“绿色GDP”。
然而，核算模式看似简单，但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正因如此，在今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在北京、河北、浙江和海南等十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两个多月后，5月24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对“绿色GDP”进行了强烈的质疑。
李德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对于资源和环境损失的估算很难像产值统计那样严格按照属地原则进行，以淮河的污染为例，是给上游的河南省在传统GDP上“扣分”还是给中游的安徽省“扣分”，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核算体系；第二，一些资源的定价几乎不可能，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开展“绿色GDP”试点的一个主要障碍。而更为主要的是，目前是否有对“绿色GDP”进行核算的必要。一些统计专家认为，由于各种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在还没有做好环境资源实物量的统计数据之前，“绿色GDP”的核算几乎也无从谈起。
“两家部委在‘绿色GDP’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周宏春说，“这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了。”
“高调”与“越权”
但矛盾不仅在于技术上的分歧。“‘绿色GDP’核算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商务周刊》说，“如果让人误认为只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这对其他部门是不公平的。”
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之间的分歧，似乎并没有许宪春司长表述得如此含蓄。据一位试点省份工作小组的成员向本刊介绍，此次“绿色GDP”试点工作虽然由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共同负责，但由环保总局担纲，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统计局负责配合。“作为一个对传统GDP进行‘秋后算账’的经济指标，环保总局是否应该在试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还有待商榷。”周宏春说。
“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作为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第三方的学者，周宏春认为，既然是以GDP为基础的一个经济指标，就应该由统计部门主导，其核算权、数据的发布权等应该属于统计部门，因此，环保总局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多少有些“不符合程序”。比如，环保总局经常“高调”向媒体通报，“绿色GDP”将纳入统计体系、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并将公布一些地区官员的政绩等等言论，似乎有“越权”之嫌。
另一个部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为，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绿色GDP”，水资源涉及到水利部,森林资源有国家林业局，海洋方面有国家海洋局，最后数据的核算还要经过统计部门。他说：“环保总局不能总是自己发布一些信息，对一个政府部门来说，这不够严肃。”
有关国家部门在“绿色GDP”核算权、主导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试点地区也表现了出来。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副处长朱天福告诉本刊，试点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操作阶段，但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的态度并不一致。
“环保部门确实比较高调。”朱天福说，“但到底什么是‘绿色GDP’，其核算需要哪些条件，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他们的方案不十分成熟，缺乏操作性。”
“绿色GDP”的乌托邦
针对统计部门及社会上对“绿色GDP”的质疑，环保总局并没有正面进行回应。多位环保总局官员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仅以“试点刚刚开始，不便过多评议”为由，对各种争议和分歧不以置评。
“‘绿色GDP’引起争议是必然的。”王金南说，“目前在技术上确实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争议，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分歧。”
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在属于学术探索的试点阶段，更多考虑的不应该是话语权或者所谓越权之争，“能否摸索出一套核算体系才是关键。”顾说。
然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表示，“绿色GDP”是个好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非常困难”，短期内不要对“绿色GDP”寄予过高的期望。
据统计部门向本刊介绍，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核算体系，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用“绿色GDP”来计算本国GDP或者考核官员政绩，“绿色GDP”还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宣传及初步实验的阶段。
而且，“绿色GDP”虽然考虑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因素，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但社会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率等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经济指标。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实物量核算、资源价值量核算等相关数据的缺乏，成了“绿色GDP”核算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今，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包括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废水、废渣和废气等庞大的资料库，目前所谓“绿色GDP”的试点工作，也只涉及“三废”等有限的部分，并未将自然资源考虑在内。
“数据调查的难度相当大。”朱天福说，明年得出的结果，“也不是理论意义上完整的‘绿色GDP’”。因此他认为，核算得出的结果，不会以官方的名义公布，而只能以科研院所的名义发布，作为一个经济指标让各界进行参考借鉴。
周宏春也认同这一点，他指出：“作为权力部门，数据的公布要十分慎重。”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萨缪尔森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过“净经济福利”的概念，衡量一个国家的好坏不是看GDP有多少，而是看净经济福利，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绿色GDP”概念。“但净经济福利的指标到现在还只是理论，不具有操作性。”梁小民说，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人们一味追捧GDP；而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阶段，“绿色GDP”虽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代价、提高环保的意识有好处，但也要避免演变为一场新的绿色数字游戏的乌托邦运动。
“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5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语惊四座。
李德水称，作为一个概念，“绿色GDP”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在如何核算“绿色GDP”等问题上，各方尚未取得一致。
近年来，包括国家环保总局在内的环保人士对“绿色GDP”可谓情有独钟，对推动其核算试点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各级统计部门却一直保持相当低调的姿态。因此，李德水在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备受瞩目。
“实际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就此问题的矛盾公開化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GDP”试点专家顾问组成员周宏春对《商务周刊》说。
两部委产生分歧
作为一个新概念，“绿色GDP”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两年，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
去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依照这一指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关于构建“绿色GDP”核算框架的研究，争取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件好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试点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对《商务周刊》说，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提高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很有必要。
王金南介绍，“绿色GDP”核算是将资源和环境独立出来，建立资源和环境的卫星账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GDP进行调整，通过“加减法”得出“绿色GDP”。其形成方法大致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一种模式则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账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调整得到“绿色GDP”。
然而，核算模式看似简单，但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正因如此，在今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在北京、河北、浙江和海南等十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两个多月后，5月24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对“绿色GDP”进行了强烈的质疑。
李德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对于资源和环境损失的估算很难像产值统计那样严格按照属地原则进行，以淮河的污染为例，是给上游的河南省在传统GDP上“扣分”还是给中游的安徽省“扣分”，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核算体系；第二，一些资源的定价几乎不可能，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开展“绿色GDP”试点的一个主要障碍。而更为主要的是，目前是否有对“绿色GDP”进行核算的必要。一些统计专家认为，由于各种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在还没有做好环境资源实物量的统计数据之前，“绿色GDP”的核算几乎也无从谈起。
“两家部委在‘绿色GDP’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周宏春说，“这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了。”
“高调”与“越权”
但矛盾不仅在于技术上的分歧。“‘绿色GDP’核算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商务周刊》说，“如果让人误认为只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这对其他部门是不公平的。”
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之间的分歧，似乎并没有许宪春司长表述得如此含蓄。据一位试点省份工作小组的成员向本刊介绍，此次“绿色GDP”试点工作虽然由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共同负责，但由环保总局担纲，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统计局负责配合。“作为一个对传统GDP进行‘秋后算账’的经济指标，环保总局是否应该在试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还有待商榷。”周宏春说。
“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作为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第三方的学者，周宏春认为，既然是以GDP为基础的一个经济指标，就应该由统计部门主导，其核算权、数据的发布权等应该属于统计部门，因此，环保总局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多少有些“不符合程序”。比如，环保总局经常“高调”向媒体通报，“绿色GDP”将纳入统计体系、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并将公布一些地区官员的政绩等等言论，似乎有“越权”之嫌。
另一个部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为，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绿色GDP”，水资源涉及到水利部,森林资源有国家林业局，海洋方面有国家海洋局，最后数据的核算还要经过统计部门。他说：“环保总局不能总是自己发布一些信息，对一个政府部门来说，这不够严肃。”
有关国家部门在“绿色GDP”核算权、主导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试点地区也表现了出来。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副处长朱天福告诉本刊，试点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操作阶段，但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的态度并不一致。
“环保部门确实比较高调。”朱天福说，“但到底什么是‘绿色GDP’，其核算需要哪些条件，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他们的方案不十分成熟，缺乏操作性。”
“绿色GDP”的乌托邦
针对统计部门及社会上对“绿色GDP”的质疑，环保总局并没有正面进行回应。多位环保总局官员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仅以“试点刚刚开始，不便过多评议”为由，对各种争议和分歧不以置评。
“‘绿色GDP’引起争议是必然的。”王金南说，“目前在技术上确实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争议，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分歧。”
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在属于学术探索的试点阶段，更多考虑的不应该是话语权或者所谓越权之争，“能否摸索出一套核算体系才是关键。”顾说。
然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表示，“绿色GDP”是个好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非常困难”，短期内不要对“绿色GDP”寄予过高的期望。
据统计部门向本刊介绍，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核算体系，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用“绿色GDP”来计算本国GDP或者考核官员政绩，“绿色GDP”还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宣传及初步实验的阶段。
而且，“绿色GDP”虽然考虑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因素，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但社会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率等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经济指标。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实物量核算、资源价值量核算等相关数据的缺乏，成了“绿色GDP”核算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今，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包括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废水、废渣和废气等庞大的资料库，目前所谓“绿色GDP”的试点工作，也只涉及“三废”等有限的部分，并未将自然资源考虑在内。
“数据调查的难度相当大。”朱天福说，明年得出的结果，“也不是理论意义上完整的‘绿色GDP’”。因此他认为，核算得出的结果，不会以官方的名义公布，而只能以科研院所的名义发布，作为一个经济指标让各界进行参考借鉴。
周宏春也认同这一点，他指出：“作为权力部门，数据的公布要十分慎重。”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萨缪尔森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过“净经济福利”的概念，衡量一个国家的好坏不是看GDP有多少，而是看净经济福利，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绿色GDP”概念。“但净经济福利的指标到现在还只是理论，不具有操作性。”梁小民说，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人们一味追捧GDP；而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阶段，“绿色GDP”虽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代价、提高环保的意识有好处，但也要避免演变为一场新的绿色数字游戏的乌托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