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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月初大使馆组织包机撤侨时,我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伊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密、没有任何社交距离的传统社会氛围。
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伊朗虽然也有类似京东的网店,但绝大多数百姓平时还是喜欢去传统巴扎;WhatsApp、Telegram、Instagram等社交即时通讯软件,年轻人几乎人人都用,但最大的用处不是远程聊天,而是把彼此约出来在咖啡店面对面交流;每周五公假,家家戶户开车前往公园,在草坪上铺上餐布,席地而坐喝茶烧烤。
熟人社会的信任
疫情到来的最初一个月,大家还是没把病毒当回事,继续过着传统生活。咖啡店依旧爆满,巴扎商场依旧熙熙攘攘,而且绝大多数人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一个原因是,官方医疗部门在疫情初期跟西方观点一致,即病人和医护人员才戴口罩,没病的普通人戴口罩不仅没必要,还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所以,伊朗虽然有3个口罩厂可以生产N95级别口罩,但市面药店里却看不到一个—因为口罩出厂后,直接被拉到医院供给医护人员了。
而不戴口罩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伊朗传统社会的性质。伊朗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生活的稳定器。疫情固然汹涌,各个菜店、肉店里的伙计却依然不戴口罩,因为大家都相信彼此能维持好各自的卫生。也许一个路过的生客戴口罩去买菜,店伙计不会说什么,但如果熟客戴口罩去买菜,这就表示对人家卫生状况的不信任,店伙计八成会不开心。
我在伊朗生活了8年多,自然也知道这些道理。所以平时到楼下买菜,如果不是去一里外人来人往的城市主干道,我还是尽量不戴口罩。毕竟今年1月中国疫情处于高峰时,人家给了我信任。当时伊朗人怕病毒从中国传到自己身边,对马汉航空继续飞往中国非议不断,关于中国人在德黑兰街头被言语骚扰的传言也时有耳闻。但是,我的邻里,包括楼下肉店、蔬果店和小卖部的伙计,却一如往常跟我打招呼、开玩笑。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知道我大半年没回国,也没啥好顾忌的。
这种长期生活在一起所营造出的信任感,像琥珀一样需要时间积淀,却也得来难、失去易,需要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精心维护。眼下,不能为口罩就断了这层信任关系,不然以后再遇到麻烦,就没人维护你了。这就是在伊朗传统社会中的活法,要处处细心,照顾彼此的人格和面子。
当然,在伊朗这种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里,也不全是“不戴口罩”这样不利于防疫的元素。与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很大程度上照顾了伊斯兰革命主力军小业主、小商人的利益,没有大举兴建大型超市,这使得城市内的小卖部、小型肉店、蔬果摊星罗棋布。
疫情来临后,这些小店一方面把购物民众疏散在社区,避免大家一窝蜂挤在大超市里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大家平时上下班路过小店,都会看到货品满满,心里很踏实,也就没了对物资短缺的担心。谁都不哄抢物资,所以谁都有份。这些小店宛如一根根毛细血管,在危机中撑起了社区供养。
我住的德黑兰市中心这片,没啥超市,但小店特多。不到200米的街上散布着4~5家小卖部,有大有小,各家店内基本货品齐全,但也各有特色,比如有些店卖一些特别品牌的醋和酱油,有些店有别家没有的高档巧克力。谁也不知道每家店里到底有什么没什么,想买具体货品也得靠问。
平时出门买东西,我一般先问下离我家最近的小卖部有没有货。这是我们这片德黑兰传统社区不成文的规矩—离家最近的小卖部为我提供了最便利的服务,所以平时要优先照顾他们家生意,除非发生了严重的欺诈或以次充好的情况。不然他家店垮了,想下楼买点东西还得跑更远的路,遭罪的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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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店宛如一根根毛细血管,在危机中撑起了社区供养。
伊朗电视评论员公开倡议西方民众“迷途知返”、接受和学习伊朗伊斯兰文化。
年轻人“要Party不要命”
大部分伊朗年轻人,并不像我这样欣赏伊朗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多伊朗年轻人,尽管没去过西方,却很向往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生活方式,比如喝酒开Party(派对)。所以,这些日子即使头上悬着新冠病毒这把刀,年轻人们依旧在家里搞活动,歌照唱、舞照跳、姑娘照泡。
我家楼上住了个女大学生,新冠病毒在伊朗扩散后,学校放假,可她却天天在家组织各路人士“轰趴”,音响震得楼都要塌了,男女尖叫声能撕破玻璃。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一个经常在外面参加Party的伊朗哥们,怎么能为了Party命都不要了?他的意思是,年轻人得新冠病毒死不了。当然,为了不感染父母,他每次出门回家后,都在自己屋子里隔离。
在我看来,部分伊朗年轻人排斥传统文化膜拜西方,以至于不自觉地把波斯文化中的一部分异化为西方文化,而后在其中享受离经叛道的快感。
不过,伊朗传统文化的宗教部分,在疫情初期确曾遭到冲击。伊朗疫情的起始地库姆是一个宗教中心,什叶派第八个伊玛目里萨的妹妹马素迈埋葬于此。这里是中东地区什叶派朝觐的圣地之一,也因此成为疫情由伊朗向邻国扩散的祸首。 疫情刚开始时,库姆马素迈圣墓管理人坚决反对封城和关闭圣墓,说清真寺和圣墓是治愈人而不是让人染病的地方。部分极端信教的民众,甚至舔食圣墓灵柩,说要把病毒吃了。
眼见宗教人士行为失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迅速介入,先是在2月27日叫停了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1年来没有中断的周五聚礼,一周后又发布教法裁决,称“一切有利于抗疫的都是宗教善举,一切不利于抗疫的都是宗教恶行”,“严格遵守(卫生)规定是宗教义务”,算是给伊朗防疫去除了宗教上的障碍。不过,从宗教本身的角度考量,这些举措却反映出宗教在现实面前不停放弃原则,节节败退,动摇了教法在信众心中的地位。
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随着疫情来到欧美,一向标榜先进文明的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手足无措,伊朗传统文化迎来了舆论反击的机会。
3月8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了西方民众哄抢超市卫生纸的画面。由于宗教文化,伊朗民众如厕后会清洗下体,所以根本用不上卫生纸,更谈不上囤积。加上伊朗人久经大难,这次在扩散的疫情面前,最多出现了一丝焦虑,比平时更注意保护自己,而没有恐慌情绪。没人哄抢超市,没人因惧怕染病而罢工,染病的人也都安安静静在家自我隔离,或去医院治疗,从未见逃离医院、四处吐痰、故意传染病毒等疯狂举动。
跟伊朗民众的冷静沉稳相比,伊朗媒体中呈现的西方国家百姓为抢夺超市物资大打出手的场景,真是对不起“发达国家文明社会”的称号。按照伊朗官方机构的理解,这是西方宗教社会世俗化后,道德败坏的表现。伊朗电视评论员公开倡议西方民众“迷途知返”、接受和学习伊朗伊斯兰文化。而西方人上厕所不洗下体的习惯,也沦为伊朗民众的笑柄。
舆论反转,宗教复兴?
伊朗疫情虽然发展迅猛,但随着3月底4月初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主流西方世界国家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飙升,比较起来伊朗人觉得自己的抗疫成绩其实还不错。
即使一些不信教的伊朗人也发现,自己平时一些无意识的卫生习惯,如经常洗脸洗手、每天早晚洗澡、上厕所要换鞋(避免室内居住环境被污染)等,都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必要举措,而且这些习惯都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教规,如洗大小净、吃清真食品等。而西方人则因为日常生活不注重卫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伊朗人尤其是年轻人,慢慢重新发现传统宗教文化的价值。伊朗保守人士也迫不及待地庆祝新冠病毒给宗教信仰带来的生机。4月8日,伊朗国家通讯社—伊通社下属的《伊朗报》头版,发表评论文章《新冠病毒的成就》,赞扬新冠病毒让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那些昨天扬言有朝一日将把死亡当作病来医的科学家们,今天面对新冠病毒却无计可施。”并预判“后新冠时代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世俗主义和自我利益至上的现代性将灭亡”,而世界将迎来信仰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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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领袖哈梅内伊在纪念“隐遁伊玛目”迈赫迪生日的讲话中,上来就宣称:“整个世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刻比今天更需要救世主。”而后他一一列举伊朗教众在抗疫中的忘我行为,如烈士母亲组织其他烈士女性家属织口罩等,并指出“部分伊朗人最近20年来一直贬低伊朗伊斯兰文化、企图让民众学习西方世俗生活方式的阴谋已经破产”。之后,他列举西方国家政府之间抢口罩、美国民众囤枪、个别欧洲人因害怕疫情自杀等事例,并嘲笑西方人为“半兽人”—“即便穿西服打领带也掩饰不了内在的兽性本质。有些伊朗人想否认这点,但西方人现在自己承认了。”
领袖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伊朗政治精英的看法。在对比了伊朗和西方国家的不同表现后,即便之前一些心向西方的政治精英,也加深了对伊朗伊斯兰文化的信念。
不过,面对汹涌而上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文化自信大潮,也有一些宗教人士保持了清醒态度。当年我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的教授贾法里安,是一名活泼风趣、思想开明的学者和阿訇。记得当初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打趣说,年轻时父亲曾勒令他研读神学当阿訇,否则“活着还不如一头驴”,如今他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可是“依然活着不如一头驴”。
谈到伊朗当下因疫情引發的敌视科学、复兴宗教的浪潮,他说:“医学治愈人的身体,宗教治愈人的灵魂,二者相得益彰,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让宗教与科学、与医学对抗,最后受伤的终究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