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月初大使馆组织包机撤侨时，我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伊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密、没有任何社交距离的传统社会氛围。
　　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伊朗虽然也有类似京东的网店，但绝大多数百姓平时还是喜欢去传统巴扎;WhatsApp、Telegram、Instagram等社交即时通讯软件，年轻人几乎人人都用，但最大的用处不是远程聊天，而是把彼此约出来在咖啡店面对面交流;每周五公假，家家戶户开车前往公园，在草坪上铺上餐布，席地而坐喝茶烧烤。

熟人社会的信任

　　疫情到来的最初一个月，大家还是没把病毒当回事，继续过着传统生活。咖啡店依旧爆满，巴扎商场依旧熙熙攘攘，而且绝大多数人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一个原因是，官方医疗部门在疫情初期跟西方观点一致，即病人和医护人员才戴口罩，没病的普通人戴口罩不仅没必要，还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所以，伊朗虽然有3个口罩厂可以生产N95级别口罩，但市面药店里却看不到一个—因为口罩出厂后，直接被拉到医院供给医护人员了。
　　而不戴口罩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伊朗传统社会的性质。伊朗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生活的稳定器。疫情固然汹涌，各个菜店、肉店里的伙计却依然不戴口罩，因为大家都相信彼此能维持好各自的卫生。也许一个路过的生客戴口罩去买菜，店伙计不会说什么，但如果熟客戴口罩去买菜，这就表示对人家卫生状况的不信任，店伙计八成会不开心。
　　我在伊朗生活了8年多，自然也知道这些道理。所以平时到楼下买菜，如果不是去一里外人来人往的城市主干道，我还是尽量不戴口罩。毕竟今年1月中国疫情处于高峰时，人家给了我信任。当时伊朗人怕病毒从中国传到自己身边，对马汉航空继续飞往中国非议不断，关于中国人在德黑兰街头被言语骚扰的传言也时有耳闻。但是，我的邻里，包括楼下肉店、蔬果店和小卖部的伙计，却一如往常跟我打招呼、开玩笑。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知道我大半年没回国，也没啥好顾忌的。
　　这种长期生活在一起所营造出的信任感，像琥珀一样需要时间积淀，却也得来难、失去易，需要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精心维护。眼下，不能为口罩就断了这层信任关系，不然以后再遇到麻烦，就没人维护你了。这就是在伊朗传统社会中的活法，要处处细心，照顾彼此的人格和面子。
　　当然，在伊朗这种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里，也不全是“不戴口罩”这样不利于防疫的元素。与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很大程度上照顾了伊斯兰革命主力军小业主、小商人的利益，没有大举兴建大型超市，这使得城市内的小卖部、小型肉店、蔬果摊星罗棋布。
　　疫情来临后，这些小店一方面把购物民众疏散在社区，避免大家一窝蜂挤在大超市里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大家平时上下班路过小店，都会看到货品满满，心里很踏实，也就没了对物资短缺的担心。谁都不哄抢物资，所以谁都有份。这些小店宛如一根根毛细血管，在危机中撑起了社区供养。
　　我住的德黑兰市中心这片，没啥超市，但小店特多。不到200米的街上散布着4～5家小卖部，有大有小，各家店内基本货品齐全，但也各有特色，比如有些店卖一些特别品牌的醋和酱油，有些店有别家没有的高档巧克力。谁也不知道每家店里到底有什么没什么，想买具体货品也得靠问。
　　平时出门买东西，我一般先问下离我家最近的小卖部有没有货。这是我们这片德黑兰传统社区不成文的规矩—离家最近的小卖部为我提供了最便利的服务，所以平时要优先照顾他们家生意，除非发生了严重的欺诈或以次充好的情况。不然他家店垮了，想下楼买点东西还得跑更远的路，遭罪的是我自己。

　　这些小店宛如一根根毛细血管，在危机中撑起了社区供养。
　　伊朗电视评论员公开倡议西方民众“迷途知返”、接受和学习伊朗伊斯兰文化。

年轻人“要Party不要命”

　　大部分伊朗年轻人，并不像我这样欣赏伊朗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多伊朗年轻人，尽管没去过西方，却很向往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生活方式，比如喝酒开Party（派对）。所以，这些日子即使头上悬着新冠病毒这把刀，年轻人们依旧在家里搞活动，歌照唱、舞照跳、姑娘照泡。
　　我家楼上住了个女大学生，新冠病毒在伊朗扩散后，学校放假，可她却天天在家组织各路人士“轰趴”，音响震得楼都要塌了，男女尖叫声能撕破玻璃。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一个经常在外面参加Party的伊朗哥们，怎么能为了Party命都不要了？他的意思是，年轻人得新冠病毒死不了。当然，为了不感染父母，他每次出门回家后，都在自己屋子里隔离。
　　在我看来，部分伊朗年轻人排斥传统文化膜拜西方，以至于不自觉地把波斯文化中的一部分异化为西方文化，而后在其中享受离经叛道的快感。
　　不过，伊朗传统文化的宗教部分，在疫情初期确曾遭到冲击。伊朗疫情的起始地库姆是一个宗教中心，什叶派第八个伊玛目里萨的妹妹马素迈埋葬于此。这里是中东地区什叶派朝觐的圣地之一，也因此成为疫情由伊朗向邻国扩散的祸首。 　　疫情刚开始时，库姆马素迈圣墓管理人坚决反对封城和关闭圣墓，说清真寺和圣墓是治愈人而不是让人染病的地方。部分极端信教的民众，甚至舔食圣墓灵柩，说要把病毒吃了。
　　眼见宗教人士行为失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迅速介入，先是在2月27日叫停了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1年来没有中断的周五聚礼，一周后又发布教法裁决，称“一切有利于抗疫的都是宗教善举，一切不利于抗疫的都是宗教恶行”，“严格遵守（卫生）规定是宗教义务”，算是给伊朗防疫去除了宗教上的障碍。不过，从宗教本身的角度考量，这些举措却反映出宗教在现实面前不停放弃原则，节节败退，动摇了教法在信众心中的地位。
　　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随着疫情来到欧美，一向标榜先进文明的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手足无措，伊朗传统文化迎来了舆论反击的机会。
　　3月8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了西方民众哄抢超市卫生纸的画面。由于宗教文化，伊朗民众如厕后会清洗下体，所以根本用不上卫生纸，更谈不上囤积。加上伊朗人久经大难，这次在扩散的疫情面前，最多出现了一丝焦虑，比平时更注意保护自己，而没有恐慌情绪。没人哄抢超市，没人因惧怕染病而罢工，染病的人也都安安静静在家自我隔离，或去医院治疗，从未见逃离医院、四处吐痰、故意传染病毒等疯狂举动。
　　跟伊朗民众的冷静沉稳相比，伊朗媒体中呈现的西方国家百姓为抢夺超市物资大打出手的场景，真是对不起“发达国家文明社会”的称号。按照伊朗官方机构的理解，这是西方宗教社会世俗化后，道德败坏的表现。伊朗电视评论员公开倡议西方民众“迷途知返”、接受和学习伊朗伊斯兰文化。而西方人上厕所不洗下体的习惯，也沦为伊朗民众的笑柄。

舆论反转，宗教复兴？

　　伊朗疫情虽然发展迅猛，但随着3月底4月初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主流西方世界国家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飙升，比较起来伊朗人觉得自己的抗疫成绩其实还不错。
　　即使一些不信教的伊朗人也发现，自己平时一些无意识的卫生习惯，如经常洗脸洗手、每天早晚洗澡、上厕所要换鞋（避免室内居住环境被污染）等，都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必要举措，而且这些习惯都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教规，如洗大小净、吃清真食品等。而西方人则因为日常生活不注重卫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伊朗人尤其是年轻人，慢慢重新发现传统宗教文化的价值。伊朗保守人士也迫不及待地庆祝新冠病毒给宗教信仰带来的生机。4月8日，伊朗国家通讯社—伊通社下属的《伊朗报》头版，发表评论文章《新冠病毒的成就》，赞扬新冠病毒让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那些昨天扬言有朝一日将把死亡当作病来医的科学家们，今天面对新冠病毒却无计可施。”并预判“后新冠时代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世俗主义和自我利益至上的现代性将灭亡”，而世界将迎来信仰的复兴。

　　第二天，领袖哈梅内伊在纪念“隐遁伊玛目”迈赫迪生日的讲话中，上来就宣称：“整个世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刻比今天更需要救世主。”而后他一一列举伊朗教众在抗疫中的忘我行为，如烈士母亲组织其他烈士女性家属织口罩等，并指出“部分伊朗人最近20年来一直贬低伊朗伊斯兰文化、企图让民众学习西方世俗生活方式的阴谋已经破产”。之后，他列举西方国家政府之间抢口罩、美国民众囤枪、个别欧洲人因害怕疫情自杀等事例，并嘲笑西方人为“半兽人”—“即便穿西服打领带也掩饰不了内在的兽性本质。有些伊朗人想否认这点，但西方人现在自己承认了。”
　　领袖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伊朗政治精英的看法。在对比了伊朗和西方国家的不同表现后，即便之前一些心向西方的政治精英，也加深了对伊朗伊斯兰文化的信念。
　　不过，面对汹涌而上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文化自信大潮，也有一些宗教人士保持了清醒态度。当年我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的教授贾法里安，是一名活泼风趣、思想开明的学者和阿訇。记得当初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打趣说，年轻时父亲曾勒令他研读神学当阿訇，否则“活着还不如一头驴”，如今他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可是“依然活着不如一头驴”。
　　谈到伊朗当下因疫情引發的敌视科学、复兴宗教的浪潮，他说：“医学治愈人的身体，宗教治愈人的灵魂，二者相得益彰，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让宗教与科学、与医学对抗，最后受伤的终究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