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之情溢于言表。尽管我国早在1982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条经济方针上就提出了转变，但过去27年在经济腾飞的同时转型却进展甚微。
　　如何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吴敬琏教授近年来的主要关注点。吴敬琏教授堪称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头号旗手，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无锡经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研究》则为深入探讨转型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案例研究。
　　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毋庸赘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转型难之症结，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让转型从口号变成行动。
　　转型究竟卡在何处?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弄清转型的含义。简单来讲，转型就是从依靠资源投入为驱动力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源泉的增长。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转型当然要依赖企业的进步。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最底端，以低成本、低质量名闻全球。更可怕的是，这种低成本不是建构在管理效率之上，而是主要基于扭曲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环境价格。我们虽然积累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说穿了只不过是牺牲自己的环境和资源为发达国家“做苦力”而已。
　　中国企业为何就这么不争气呢?这里面虽有中国企业历史短、企业家管理素质差等阶段性因素，但更多的是制度性问题。企业经营，其实质就是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通常而言，企业家谋求利润的途径无非是：1、提升管理水平，练好内功；2、依赖国内偏低的要素价格优势去参与国际竞争；3、寻租。三种方式风险、难度和收益各不相同，企业选择何种路径端赖于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激励。一般而言，寻租可以快速获得高额利润，而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又执法不严，更导致企业对寻租趋之若骛。我国民营企业热衷于房地产、证券市场，即是制度所创造的巨大寻租机会使然。
　　由此而言，消除制度环境中的负向激励，使企业把精力聚焦于管理和创新就成为转型的真正关键。但是制度环境改革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有没有动力和意愿去深化体制改革?
　　这正是吴敬琏教授长期忧心的所在。忧虑之一，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在教育、证券市场、医疗等诸多领域，我们都领教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威力。
　　忧虑之二，当前央企依靠垄断优势所营造的虚假繁荣，使得国企改革的动力消退，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忧虑之三，政治周期所导致的行为短期化。政治周期是客观存在，在地方政府层面表现尤为明显。为了追求政绩，地方政府官员迷恋于短期内创造巨额GDP的“招商引资”，为此不一惜牺牲环境、公平，因为这些环境等方面的成本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呈现出来。“把问题留给明天”，这是一种可怕的扭曲性激励，
　　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表面上看是企业的转型，但深层次则是如何推动从“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结”已明，“解”亦不难、关键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机制来自何方?这需要官员们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