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市场这把“双刃剑”带来的身心不适，尤其当物质层面的问题延展到社会的诸多领域时，在面对社会分化、利益纷争、道德失常、伦理失范的情境下，知识分子的身心安顿、思想解困以及行为规范都现实地成了问题。稳定、平衡和秩序是转型社会头等重要的内容，就社会治理层面而言，它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深层次看，其规则的言说、界定、建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使命所在，存在的价值、意义所在。奉行独立办刊精神的《博览群书》，在这一潮流下担当的不仅是媒体责任，而且以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身份介入其中，高扬学术大旗，彰显社会良知。
　　记得2002年初秋的时节，我意外地接到《博览群书》杂志社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向农民道歉》一书的出版情况，并说希望我社配合，刊发一组评论文章。得到这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创办的书评媒体对我们西北大学出版社所出图书的关注，着实让我惊喜，惊喜我们的期待有了回应。一时间，从我们策划出书以来就存在的孤独、落寞感退隐了，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很快我就恢复了冷静——按照以往的惯例，开口问道：需要多少钱?没有想到，我得到了很不客气的回答：我们杂志只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情，做这种事情出于责任，并不是你给钱我们就做，你这样问话，对我们独立办刊精神是不够尊重的。这个回答使我初步认识了文化产业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的《博览群书》。我感到兴奋，继而感到惭愧。电话的那边接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社會给予的重视并不够，《向农民道歉》的作者有非凡的勇气，他喊出的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话题，而且是一个历史的、沉重的话题，是一个涉及现代化进程中九亿农村人口政治安排、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改进的话题，一个基层干部在压力型的工作格局中不为自己的“政绩”考虑，而是和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的生存、利益呐喊，这能不让我们重视吗?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自己的社会存在。最后我得知，对我说这番话的是《博览群书》的常主编。
　　《向农民道歉》是一本干部驻村手记，讲述的故事以农民打砸乡镇政府为开端，这个开端是敏感的；同样，故事以向农民道歉结束，深入地看也是耐人寻味的，它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三农”、乡村治理体制和基层民主政治、现行体制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等诸多的问题。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引起关注，《博览群书》决定组织由作者、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共同对之展开讨论；而对这个讨论的把握，来自体制内部的党政官员的声音又是重要的。为此，常先生专程拜会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同志。
　　一个月后，《社会各界看向农民道歉》的评论特稿刊登出来。张全景同志、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栗战书等同志为代表的党政官员在文章中，对本书和书中讲述的马银录同志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一个人向农民道歉的声音得到了传播和放大。在随后一年左右，近三十种报刊五十余篇文章，对该书报道、评论或转载，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也多次对作者进行专访。在地方基层政府的决策层也引起了回应。据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决策参考》杂志报道，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将本书反映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印发辖区党政官员，并指示在工作中给予充分的重视；新华网(四川频道)报道，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批示，要求全省组工干部以实际行动向马银录同志学习，切实践行“三个代表”，并将该书近五万串内容复印转发全省各级组工干部。
　　一部图书社会价值的多角度开掘，在媒体的社会承当中得到实现。著名学者荣敬本先生讲，你们共同创造了关于三农问题的新的话语，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社会思考。
　　2003年，当《向农民道歉》作者马银录因其写书的作为而在地方处于尴尬境地时，常先生尽其所能为之奔走。
　　对这本书的关注到对这个作者的关心，这是作为书业媒体的《博览群书》由学术而人文、而道义，超越责任范围的社会承当。
　　近三年来，我社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直把“三农”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治类的图书出版作为一条主线，现已出版二十余种此类图书，在这条主线的深化和延伸上，常先生多次与我们就这些问题讨论磋商。2004年6月，在我社《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之际，《博览群书》又以其独立书评人的身份刊出了“乡村民主价值的有限性”一组学术讨论文章，这是在社会承当前提下，学术的有所指、有所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问题间的有所为。
　　我们看到，面对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书业和学术之间重要媒体的《博览群书》在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坚守着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