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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纸笔相合，得遇“字中之天”，是傅山对写字一道的最大期许。他感言道，有时武将、蒙童，无意为之，反出奇古，而自诩为书家之人，因作字“卑鄙捏捉”，反而难遇“字中之天”。于是，傅山喟叹：“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当或遇之。”（傅山《杂记》）又曰：“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傅山《家训》）无论是“神至而笔至”，抑或“笔不至而神至”，至与不至，皆为天意。此“字中之天”，唯有“积月累岁”，才可于不经意中获得。
一、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1607年8月11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更多，有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松、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蘖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居阳曲县黄花山时，别号侨黄;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崛山。傅山安家于崛崛山下土堂村，避世于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偻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峰青。”在这首诗中，傅山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常在书画的落款署“真山”。“真山”则是其道号。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靜中为师，还阳真人郭静中赐道号“真山”。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抱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日“观化翁”。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22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5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见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15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饷的廪生。
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而且为其赢得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成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际，进行压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鸿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成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明崇祯九年（1636），袁继成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300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就展露出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党派之争的牵连，袁继成遭到政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成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成，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明崇祯十年（1637）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成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清朝建立，傅山坚持气节，成为明遗民，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后因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国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下令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考试，由各地荐举180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虽然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科考试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终得返乡。傅山保持遗民气节，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傅山在清初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二、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那年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团小坐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傅山《甲申守岁·其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政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之年，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傅山《自顾》）
于是，傅山不僅出家为道，逃避剃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1659）53岁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军早已败退，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军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颌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优优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着如饥怒，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选择做明遗民，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傅山《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贰、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书风依然趋于颜体。“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傅山《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条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便源自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形，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扦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此诗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效果，之后墨色逐写逐淡，整幅作品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形成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傅山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傅山《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的《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三、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一批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宋儒好缠理字杂记》）。
面对反清复明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傅山《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莺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头？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傅山《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成为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的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1653）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山西博物院藏傅山《庄子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册前题识），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瞳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在这般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并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性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吸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傅山《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清廷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充满了奴物，需要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忱，可从其—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变革中，在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书家辈出的书坛，傅山之所以能以鲜明的自身面貌独立于世，实现“我来添尔一峰青”的宏愿，源于其为人治学上的坚守。傅山认为身外之事不妨交与后人评说，正如其所言：“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之。”（傅山《啬庐妙翰》）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一、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1607年8月11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更多，有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松、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蘖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居阳曲县黄花山时，别号侨黄;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崛山。傅山安家于崛崛山下土堂村，避世于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偻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峰青。”在这首诗中，傅山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常在书画的落款署“真山”。“真山”则是其道号。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靜中为师，还阳真人郭静中赐道号“真山”。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抱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日“观化翁”。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22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5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见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15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饷的廪生。
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而且为其赢得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成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际，进行压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鸿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成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明崇祯九年（1636），袁继成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300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就展露出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党派之争的牵连，袁继成遭到政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成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成，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明崇祯十年（1637）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成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清朝建立，傅山坚持气节，成为明遗民，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后因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国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下令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考试，由各地荐举180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虽然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科考试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终得返乡。傅山保持遗民气节，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傅山在清初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二、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那年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团小坐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傅山《甲申守岁·其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政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之年，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傅山《自顾》）
于是，傅山不僅出家为道，逃避剃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1659）53岁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军早已败退，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军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颌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优优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着如饥怒，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选择做明遗民，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傅山《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贰、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书风依然趋于颜体。“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傅山《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条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便源自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形，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扦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此诗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效果，之后墨色逐写逐淡，整幅作品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形成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傅山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傅山《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的《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三、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一批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宋儒好缠理字杂记》）。
面对反清复明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傅山《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莺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头？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傅山《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成为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的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1653）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山西博物院藏傅山《庄子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册前题识），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瞳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在这般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并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性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吸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傅山《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清廷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充满了奴物，需要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忱，可从其—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变革中，在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书家辈出的书坛，傅山之所以能以鲜明的自身面貌独立于世，实现“我来添尔一峰青”的宏愿，源于其为人治学上的坚守。傅山认为身外之事不妨交与后人评说，正如其所言：“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之。”（傅山《啬庐妙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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