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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纸笔相合,得遇“字中之天”,是傅山对写字一道的最大期许。他感言道,有时武将、蒙童,无意为之,反出奇古,而自诩为书家之人,因作字“卑鄙捏捉”,反而难遇“字中之天”。于是,傅山喟叹:“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当或遇之。”(傅山《杂记》)又曰:“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傅山《家训》)无论是“神至而笔至”,抑或“笔不至而神至”,至与不至,皆为天意。此“字中之天”,唯有“积月累岁”,才可于不经意中获得。
一、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1607年8月11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更多,有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松、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蘖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居阳曲县黄花山时,别号侨黄;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崛山。傅山安家于崛崛山下土堂村,避世于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偻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峰青。”在这首诗中,傅山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常在书画的落款署“真山”。“真山”则是其道号。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靜中为师,还阳真人郭静中赐道号“真山”。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抱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日“观化翁”。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22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5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见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15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饷的廪生。
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而且为其赢得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成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际,进行压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鸿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成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明崇祯九年(1636),袁继成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300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就展露出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党派之争的牵连,袁继成遭到政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成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成,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明崇祯十年(1637)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成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清朝建立,傅山坚持气节,成为明遗民,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后因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国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下令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考试,由各地荐举180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虽然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科考试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终得返乡。傅山保持遗民气节,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傅山在清初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二、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那年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团小坐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傅山《甲申守岁·其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政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之年,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傅山《自顾》)
于是,傅山不僅出家为道,逃避剃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1659)53岁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军早已败退,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军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颌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优优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着如饥怒,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选择做明遗民,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傅山《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贰、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书风依然趋于颜体。“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傅山《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条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便源自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形,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扦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此诗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效果,之后墨色逐写逐淡,整幅作品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形成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傅山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傅山《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的《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三、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一批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宋儒好缠理字杂记》)。
面对反清复明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傅山《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莺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头?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傅山《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成为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的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1653)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山西博物院藏傅山《庄子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册前题识),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瞳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在这般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并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性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吸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傅山《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清廷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充满了奴物,需要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忱,可从其—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变革中,在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书家辈出的书坛,傅山之所以能以鲜明的自身面貌独立于世,实现“我来添尔一峰青”的宏愿,源于其为人治学上的坚守。傅山认为身外之事不妨交与后人评说,正如其所言:“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之。”(傅山《啬庐妙翰》)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一、来历行事奇——傅山生平
作为横跨明末清初的一代奇人,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1607年8月11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
傅山一生拥有诸多名号,来源于其不同时期的身份与心境,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变换使用。他最初名鼎臣,后名山,字青主,又字啬庐。而其别号更多,有真山、公它、公之它、浊翁、石老人、石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朱衣道人、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松、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蘖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等数十个。
傅山出生于山西阳曲西村,明亡之后曾几次搬家,并且根据住地不同而变换别号。其居阳曲县黄花山时,别号侨黄;居太原城东松庄时,别号侨松。在经历过“朱衣道人案”后,其大部分时间住在现太原市北郊汾河西岸的崛崛山。傅山安家于崛崛山下土堂村,避世于山中读书写作、精研学问,山中多福寺正殿旁窑洞即为其“读书处”。山中旧时有楼,曰红叶楼,山顶处还隐藏着傅山行医问诊之处——青羊庵。傅山“红叶偻主”“青羊庵主”等名号也由此而来。
世人常以“傅青主”之名称呼傅山,其“青主”之号便可能来自其所居住的青羊庵。在傅山《霜红龛集》中,收录了一首《青羊庵》,诗文这样写道:“芟苍凿翠一庵经,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峰青。”在这首诗中,傅山名为描绘住所,实则阐发心声:老道隐居于此,并非只为修禅悟道,更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于这纷乱世道中再添一座不肯同流合污的青峰。
“公它”之号语出《诗经》,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时人常在诗文中用以称呼傅山。另外,傅山常在书画的落款署“真山”。“真山”则是其道号。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清兵攻占太原,傅山在寿阳山中避乱,拜五峰山五峰寺道士郭靜中为师,还阳真人郭静中赐道号“真山”。而在明末清初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的傅山,在活动渐趋消沉之时,还抱有对人心世道改变的奢望,于是为自己取别号日“观化翁”。
傅山的先祖颇有声望,其祖上原居山西大同。至傅山六世祖傅天锡,移居太原府下的忻州。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并因此迁居阳曲。祖父傅霖中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战功赫赫。父亲傅之谟不曾出仕,共有三子,傅山排行第二。
虽然早已迁出忻州,但傅家在忻州仍然拥有土地并得以坐收田租,直至傅山一代。祖上的渊源也使得傅山在22岁时得以迎娶忻州籍官员张泮之女张静君为妻,生子傅眉。傅眉5岁时,张静君亡故,此后傅山一直未曾再娶,只与儿子相依为命。傅眉生子傅莲苏,小名莲和尚;生女傅莲宝,小名班班。
傅山对于经史的研究也传自家学。六世祖傅天锡以研究《左传》见长。祖父傅霖虽为武将,却对文史颇有兴趣,专攻《汉书》。不曾取得功名的父亲傅之谟则以教书为业。书香世家的氛围使得傅山自小便博览群书,“遂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15岁时,应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又通过考试,成为领取政府薪饷的廪生。
傅山一生中发生过三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而且为其赢得声望。其一为明亡前,进京为老师袁继成鸣冤的学潮运动;其二为鼎革之际,进行压清复明活动引发的“朱衣道人案”事件;其三为入清后,为保持气节而拒征博学鸿词科考试。
为老师袁继成鸣冤源自傅山早年于三立书院读书的经历。明崇祯九年(1636),袁继成修复了山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三立书院,并邀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傅山及其他来自山西各地300余名生员入学读书。在书院中,傅山很快就展露出才华,成为个中翘楚。但在书院成立的同年,因受到朝廷党派之争的牵连,袁继成遭到政敌张孙振以贿赂之罪弹劾。十月,袁继成被捕入狱,送至北京受审。为营救老师袁继成,傅山不仅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还与薛宗周一同率领山西学子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在京城,傅山及学子们起草疏文,印制揭帖,为袁氏申冤,很快扩大了此事的影响。随后,明崇祯十年(1637)一月,张孙振被捕受审,四月袁继成被判无罪获释。傅山所带头的这次请愿行为可谓最早的学生运动,获得时人赞誉一片。马世奇所撰写的《山右二义士记》以及傅山自作的《因人私记》等文中都详细记述了此事经过。自此,年轻的傅山被视为山西士林之领袖。
明亡之后,清朝建立,傅山坚持气节,成为明遗民,亦成为山西反清复明的一员领袖。他四处奔走,以期复国。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湖广黄州府蓟州生员宋谦在山西、河南一带因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后因事泄被捕。傅山被其供出为知情人,于六月被捕下狱。在狱中时,傅山几经刑讯,拒不承认与宋谦有过任何往来。后经清廷中同情明遗民的汉族官僚龚鼎孳、魏一鳌、孙茂兰等人的鼎力相助,以及傅山友人弟子白孕彩、陈谧等人的从中斡旋,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在身陷囹国一年有余后获释,史称“朱衣道人案”。案中与傅山一同被捕的其他三位涉案人士萧峰、朱振宇、张锜都受到了绞刑或流放的惩处,唯有傅山未予判刑。其作为山西文化领袖的社会影响,使得傅山成为重点营救对象。
康熙年间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成为傅山晚年又一世所瞩目的作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下令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考试,由各地荐举180余位学者参加。这些学者虽然背景、身份不一,但无疑都是各地最有名望的士人精英,其中也包括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康熙帝想借助特科考试这一手段拉拢汉族文人为其效力。在时人看来,参加考试无疑是一种仕清行为。作为坚定的明遗民,傅山最初称病拒绝赴京,后因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车辇极力劝行,而不得不勉强启程。但到达北京的傅山并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外荒寺中,并称老病拒绝参加考试,终得返乡。傅山保持遗民气节,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可以说,傅山生平遭遇种种奇事,皆出于不共流俗的自我性情。正如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所主张的那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也正因为“心正笔正”的信仰,傅山在清初有奇士之誉。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谓:“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友人毕振姬亦感叹,傅山“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
二、忽出奇古——遗民与草书
虽然在甲申国变之前,傅山已是誉满山西的学人,但其书画艺术、学问研究的成就高峰形成于入清之后。这不能不归结于明清鼎革为傅山所带来的心境与思想上的变化。
身处乱世,面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现状,天下汉族士人皆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共同问题:忠于先朝,抑或出仕新朝?面对这样两难的历史困境,傅山给出的答案是做一名明遗民。
在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的那年除夕,满腔愤懑无处宣泄的傅山还在为明王朝兢业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团小坐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傅山《甲申守岁·其一》)也许他在追思朱明王朝,也许还在期盼南明政权的复兴。总之,在傅山看来,身处这样一个国变之年,自顾生计是可耻的,应该有所作为——“自顾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闾。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傅山《自顾》)
于是,傅山不僅出家为道,逃避剃发,参与了山西的反清活动,还在顺治十六年(1659)53岁时下江南、渡江淮、赴金陵,既兴奋又急迫地试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反清队伍会合。只不过未待其抵达故都,郑军早已败退,傅山满眼所见仅是清军的战船战卒,失望与懊恼瞬时占据其心胸。于是,傅山悲怆地写下《金陵不怀古》《朝沐赋》等诗文,并在《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颌之》一诗中感叹如大梦一场:“北马久无性,南船也不情。优优凭战卒,泛泛信风撑。想着如饥怒,经过即厌生。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为了坚持遗民立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选择做明遗民,也促使傅山在书法风格上形成转变。年轻时的傅山醉心于赵孟頫书风,但改朝换代之后,赵孟頫“贰臣”的身份为傅山所不齿,进而对其“熟媚绰约”之书风感到厌烦。傅山认为写字与做人一样,不能带有奴俗气:“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傅山《家训》)傅山认为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做法,使得其书法浅薄无骨,带有奴俗之气。
为臣忠心不贰、书风雄秀刚健的颜真卿,成为傅山自明亡之后的学书楷模。“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作字示儿孙》)国变之后,因家贫而无钱买笔的傅山偶然以柳枝代笔:“折来菀菀秋风叶,削去亭亭冷玉苕”,居然写成丑拙奇字,书风依然趋于颜体。“腕拙临池不曾柔,锋枝秃硬独相求。公权骨力生来足,张绪风流老渐收。隶饿严家却萧散,树枯冬月突颠由。插花舞女当嫌丑,乞米颜公青许留。”(傅山《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其一》)这一时期,傅山书法作品如为老友曹伟寿辰所书《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条屏,其连绵行草的笔法便源自颜真卿。
正是在比较颜真卿、赵孟頫二人书法风格后,傅山进一步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傅山《作字示儿孙》)在傅山看来,颜真卿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喷涌磅礴、连绵不绝的草书逐渐成形,成为傅山最具辨识性的代表书体之一。
《宿东海倒座崖》诗轴即是傅山连绵大草的代表书作。“关窗出海云,着被裹秋皓。半夜潮声来,鳌扦郁州倒。佛事要血性,此近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此诗作于傅山奔赴江南与反清队伍会合而未果之时,倒座崖是海州云台山东海边一座悬崖的名字。诗中以抗秦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为喻,暗指反清复明的将士,其中也隐含了起事失利、反清无望的忧患。整幅书法笔势圆曲,字字牵连,颇具激情澎湃的动势。同时,傅山将行距压缩,极尽繁密,又给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另外,傅山以浓墨重笔形成涨墨效果,之后墨色逐写逐淡,整幅作品笔画粗细、墨色浓淡反差极大,形成跳跃灵动的节奏感。
体现傅山心性的连绵大草还有《忠孝节义》《不觉》等书迹,傅山在诗文中一再强调了“忠孝节义,人之大根,不可不厚”的思想,并以变幻莫测、回旋盘转的草书用笔来体现。
对明亡的反思还反映在傅山读《宋史》后的有感而发:“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傅山《书(宋史)内》)傅山极其厌恶空谈而无实用的理学,并且指出“奴君子”比奴才更为可恶,必须扫除才行。无法亲身复国,身为遗民的傅山只能通过读史、写字的方式抒发心绪。这种读《宋史》而发的感慨,同样体现在傅山以草书写就的《读宋南渡后诸史传》等作品中。
三、读书观化——治学与楷书
由于受到晚明实学的影响,更因从民族身份的立场出发,如顾炎武等一批明朝遗民厌恶崇尚空谈的宋明理学,转而主张发展经世致用的实学。傅山亦是其中代表,认为“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傅山《宋儒好缠理字杂记》)。
面对反清复明无望的现实,傅山开始潜心读书、精研学问。傅山转向的是相对于经学而言的子学研究。所谓经学,无论其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六经”,还是《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诗》《书》《易》合称的“九经”,抑或是加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十三经”,都关涉的是训解儒家经典的学问。傅山认为“经子同等”,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诸子学问之一,亦是从子学中脱胎而出的,因此,应当平等看待子学,并对其进行阐释。 对待子学校注这般“学问事”,傅山的态度可谓精研至极,且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治学之乐即在于此。正如傅山在《赠太原段孔佳》文中所言:“学问之妙,莫过于深,故曰‘极深研’。”亦如其《杂记》所言:“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此语大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意。在如此深沉的陶醉中,傅山校注了诸多先秦诸子著作,如《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评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评注》,等等。
在诸子学问中,傅山最崇尚的莫过于老庄之学。傅山自称“学老庄者”,并曾言不读老庄之书便难以说话:“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
傅山一生将庄子奉为老师,称“吾师庄先生”。他曾感叹《庄子》之高妙不在“六经”之下:“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傅山《读(南华经)》)
傅山读《庄子》常发出人意表之声,如其认为“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莺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头?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傅山《读(南华经)》)在傅山看来,未必人人都要追求成为那前途无量的展翅鲲鹏,其实做个弱小卑微的蜩与鸴鸠,却能超脱世间的荣华富贵,清除奴俗龌龊之见,也未尝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将傅山放逐荒岛,且随身只准带一本书的话,那必定是《庄子》无疑。顺治十年(1653)冬天,傅山“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因为“时时目在,遂写此数篇”(山西博物院藏傅山《庄子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册前题识),诸如《逍遥游》《人间世》《则阳》《外物》《养生主》等。其中《逍遥游》一篇是傅山于“土堂大佛陶之南呵冻”写成,全篇采用精细的颜体小楷。这些小楷《庄子》册页家藏数十年,为傅山最为珍视、留以传世之作,在其晚年托孤时,送给了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
对于其他诸子之说,傅山亦多有评注研究。面对这些年代久远、一般人难以读瞳的“奥义奇文”,傅山首先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包括文字训诂、读音与考证等。在这般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傅山再予以评论、阐发一家之言,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些评注册页大多以颜体小楷精工写就,实为傅山呕心沥血之作。
除去子学研究,傅山还对史学颇有兴趣。傅山曾在其子傅眉的协助下编纂而成《两汉书姓名韵》一书,书中按韵部罗列《汉书》《后汉书》中所提及人物,并在每人名下附有简短小传。另外,作为傅氏后人,傅山还收集并整理了历代傅姓名人,编成《傅史》一书。《傅史》分上、下及补遗三部分,共收傅喜等94位傅性名人,傅山对他们逐个进行了评论。
明亡之后,身为遗民的傅山更加注重读史,并力求从史书中吸取教训。傅山训诫晚辈读书亦要明辨是非——“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左传》《国语》《管子》、骚、赋,皆须细读。……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史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傅山《训子侄》)傅山对《辽史》《金史》《元史》的不认同,正是对现实中清廷统治不认同的体现。正如其《读史》所言:“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宝鸡谁执雄?太和休妄颂,笔削笑王通。”在傅山看来,天地间充满了奴物,需要扫除一番才行。
傅山对研究及撰写历史的热忱,可从其—方印文为“太史公牛马走”的印章中看出,亦可从其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史笔中见出。傅山所撰写的诸多人物传记不仅遵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立的纪传体例,而且仿照司马迁的文末评论“太史公曰”,以“傅山曰”“丹崖子曰”“野史氏曰”“闾史氏曰”等来指摘历史人物。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变革中,在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书家辈出的书坛,傅山之所以能以鲜明的自身面貌独立于世,实现“我来添尔一峰青”的宏愿,源于其为人治学上的坚守。傅山认为身外之事不妨交与后人评说,正如其所言:“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之。”(傅山《啬庐妙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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