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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对人生虚无的体悟，颇近于佛老，但苏轼没有因此而走向一个更深的寂静。他的书法也没有因此呈现出如后世弘一法师笔下那种万象皆空的意象。相反的是苏轼书法动人之处正是其间的郁郁生气。苏轼笔下，总涌动着一种激情，即使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苏轼的书法仍不乏神采。苏子不朽。他的不朽在于不遏，更在于他不遏后的超越。他对于人世万物的透彻理解，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最终都是走向一种超脱，何况于书法乎?
关键词 苏轼 寓意 书法美学
在中国书法史上，能够创作与理论并进，两方面都能达到一流水准的大家实在不多，王右军的老师卫夫人就曾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笔阵图》)。宋代的苏东坡却能够做到理论与创作珠联璧合，二者相促相长。
一、“寓意”思想的提出
苏轼的书法思想内容丰富，他在《宝绘堂记》关于“寓意”与“留意”的一段论述，虽然概论书画，如果单从书法方面来看，我们大可将其看作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代表：“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东坡所谓“寓意”是指主体把书法作品当作一种寄托情感的工具，而不是深陷于对物的“留”而不能自拔。寓意于书法，则可以“悦人”，这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书法艺术，超然物外，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说到底因为它是人情感的外化。寄情于书法，宣泄情感，作者和观者都能从中得到人生体验。但如果过于执着，反成为人生苦役，这违背了艺术本意。
其实苏轼这种“寓意”而不“留意”的观念，是他怡然自适人生哲学的体现。所谓“寓意于物”是指在审美过程中排除功利目的，把感情寄托于外物，借助外物来抒发感情，从获得审美的愉悦。在整个过程中，外物只是中介而已。而“留意于物”则是把外物作为了主体，这样人就成了外物的奴隶，审美反而成了次要，也就是为物所役了。
二、“寓意”思想的渊源
“寓意”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苏轼的“寓意”思想，既有儒家的经世致用，又有道家的超然物外，还渗透佛家禅宗的无执无求思想。
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虽然也讲“乐”，但更多的是从“乐”对修身能起作用方面考虑的。艺术的目的正是为修身，儒家从根本上反对因为痴爱艺术而不顾其余式的“玩物丧志”。苏轼“寓意”思想，也不赞成人们对待书法艺术执本末倒置的态度，认为书法之外，尚有“身”，尚有“国”。苏轼说“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也就是说书法与人品有着的密切联系。苏轼本人就十分推崇唐朝忠臣颜真卿的书法，认为“书止于颜鲁公”。除了颜字本身的艺术价值外，更赞叹的是颜鲁公的忠义贯通日月。
苏轼的思想自然少不了道家的影响。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那里是道教的发源地，历来就有很浓厚的道家氛围。而父亲苏洵对道家颇感兴趣，这不能不影响到苏轼。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也强调“顺物自然”。苏轼无疑从中得到启示。正因为书法是“寓意”的工具，苏轼提出了天真自然、无意求工的创作观，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密切相关。苏轼把书法作为怡情养性的方式，当作一种摆脱世事烦恼。达到自我完善的手段。其《石苍舒醉墨堂》诗云：“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这种以书自乐、以适意为宜的思想与道家的主张不无关系，“逍遥游”是庄子毕生所追求的境界，同样也是苏轼欲达到的至乐之境。
参禅之风在宋代士大夫当中日趋盛行，苏轼一生热衷佛教，多与僧人交游，著名者如佛印等。苏轼的“寓意”思想与禅宗的“于诸境上心不染”的“无住”观有着极相似的地方。“无住”是在接触外境时，心不染著境界，如同明镜，物来则现。物去则无。苏轼并没有否定书法的“悦人”功用，人具有喜好书法的本性，只有不过分沉溺其中，才能真正享受的书法带来的快乐，如果是心留于此，反而有害。这样的观念，很难说不是受到禅宗的影响。
三、“寓意”思想对苏轼书法的影响
其实苏轼这种超然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自己也是逐渐从“留意”到“寄意”的。《宝绘堂记》写到：“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指书、画)，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苏轼少年时对于法书名画，贪恋不已，此种心态，正是滞留于物的表现。而到后来，却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这样真正超脱思想的修炼成功，跟他本人不平的际遇有莫大关系。政治上的不合时宜，甚至于“乌台诗案”入狱，“险些断送老头皮”，一贬再贬，零落天涯海角，使得他更多的参禅问道，思想更偏向佛老。以求精神的解脱。
比照苏的书法，早期行书有对右军《兰亭》笔法的执着，楷书有对颜鲁公《东方朔画赞》的借鉴，许多作品都留有很深的学习前人的痕迹。黄庭坚就说过：“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岁喜学颜鲁公”。而苏轼被贬黄州后，书风突变，苏体书法自家面目日显，正是其自身思想发生重大改变的表现。从此，苏轼从有法而出，达到无法，高唱：“我书意造本无法”，从对法的执着到追求书法的适意、寄情。只有眼中无成法，胸中无成法。方能不为法所拘束。才能“寓意”、“寄情”。法为我所用。不再是对思想的限制，这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理想。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只不过少有的几个天才才能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即自由。
四、“寓意”思想美学意义
李泽厚《美的历程》对于这点有过精彩的概括：“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宋代美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追求平淡。宋人重视日常生活情趣。在审美上，从前人的“味”转换为“悟”；从魏晋名士对高风绝尘境界的追求，唐人对包容广大境界的追求，转向对平淡境界的崇尚。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可以说是领导这一风气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平淡”口号的提出，自然也关系到他的书法思想及创作。
苏轼对人生虚无的体悟，的确颇近于佛老。但苏轼没有因此而走向一个更深的寂静。他的书法也没有因此呈现出如后世弘一法师笔下那种万象皆空的意象。相反的是苏轼书法动人之处正是其间的郁郁生气。苏轼笔下，总涌动着一种激情。即使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苏轼的书法仍不乏神采。
苏子不朽。他的不朽在于不遇，更在于他不遇后的超越。他对于人世万物的透彻理解。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最终都是走向一种超脱。何况于书法乎?
关键词 苏轼 寓意 书法美学
在中国书法史上，能够创作与理论并进，两方面都能达到一流水准的大家实在不多，王右军的老师卫夫人就曾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笔阵图》)。宋代的苏东坡却能够做到理论与创作珠联璧合，二者相促相长。
一、“寓意”思想的提出
苏轼的书法思想内容丰富，他在《宝绘堂记》关于“寓意”与“留意”的一段论述，虽然概论书画，如果单从书法方面来看，我们大可将其看作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代表：“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东坡所谓“寓意”是指主体把书法作品当作一种寄托情感的工具，而不是深陷于对物的“留”而不能自拔。寓意于书法，则可以“悦人”，这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书法艺术，超然物外，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说到底因为它是人情感的外化。寄情于书法，宣泄情感，作者和观者都能从中得到人生体验。但如果过于执着，反成为人生苦役，这违背了艺术本意。
其实苏轼这种“寓意”而不“留意”的观念，是他怡然自适人生哲学的体现。所谓“寓意于物”是指在审美过程中排除功利目的，把感情寄托于外物，借助外物来抒发感情，从获得审美的愉悦。在整个过程中，外物只是中介而已。而“留意于物”则是把外物作为了主体，这样人就成了外物的奴隶，审美反而成了次要，也就是为物所役了。
二、“寓意”思想的渊源
“寓意”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苏轼的“寓意”思想，既有儒家的经世致用，又有道家的超然物外，还渗透佛家禅宗的无执无求思想。
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虽然也讲“乐”，但更多的是从“乐”对修身能起作用方面考虑的。艺术的目的正是为修身，儒家从根本上反对因为痴爱艺术而不顾其余式的“玩物丧志”。苏轼“寓意”思想，也不赞成人们对待书法艺术执本末倒置的态度，认为书法之外，尚有“身”，尚有“国”。苏轼说“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也就是说书法与人品有着的密切联系。苏轼本人就十分推崇唐朝忠臣颜真卿的书法，认为“书止于颜鲁公”。除了颜字本身的艺术价值外，更赞叹的是颜鲁公的忠义贯通日月。
苏轼的思想自然少不了道家的影响。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那里是道教的发源地，历来就有很浓厚的道家氛围。而父亲苏洵对道家颇感兴趣，这不能不影响到苏轼。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也强调“顺物自然”。苏轼无疑从中得到启示。正因为书法是“寓意”的工具，苏轼提出了天真自然、无意求工的创作观，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密切相关。苏轼把书法作为怡情养性的方式，当作一种摆脱世事烦恼。达到自我完善的手段。其《石苍舒醉墨堂》诗云：“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这种以书自乐、以适意为宜的思想与道家的主张不无关系，“逍遥游”是庄子毕生所追求的境界，同样也是苏轼欲达到的至乐之境。
参禅之风在宋代士大夫当中日趋盛行，苏轼一生热衷佛教，多与僧人交游，著名者如佛印等。苏轼的“寓意”思想与禅宗的“于诸境上心不染”的“无住”观有着极相似的地方。“无住”是在接触外境时，心不染著境界，如同明镜，物来则现。物去则无。苏轼并没有否定书法的“悦人”功用，人具有喜好书法的本性，只有不过分沉溺其中，才能真正享受的书法带来的快乐，如果是心留于此，反而有害。这样的观念，很难说不是受到禅宗的影响。
三、“寓意”思想对苏轼书法的影响
其实苏轼这种超然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自己也是逐渐从“留意”到“寄意”的。《宝绘堂记》写到：“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指书、画)，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苏轼少年时对于法书名画，贪恋不已，此种心态，正是滞留于物的表现。而到后来，却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这样真正超脱思想的修炼成功，跟他本人不平的际遇有莫大关系。政治上的不合时宜，甚至于“乌台诗案”入狱，“险些断送老头皮”，一贬再贬，零落天涯海角，使得他更多的参禅问道，思想更偏向佛老。以求精神的解脱。
比照苏的书法，早期行书有对右军《兰亭》笔法的执着，楷书有对颜鲁公《东方朔画赞》的借鉴，许多作品都留有很深的学习前人的痕迹。黄庭坚就说过：“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岁喜学颜鲁公”。而苏轼被贬黄州后，书风突变，苏体书法自家面目日显，正是其自身思想发生重大改变的表现。从此，苏轼从有法而出，达到无法，高唱：“我书意造本无法”，从对法的执着到追求书法的适意、寄情。只有眼中无成法，胸中无成法。方能不为法所拘束。才能“寓意”、“寄情”。法为我所用。不再是对思想的限制，这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理想。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只不过少有的几个天才才能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即自由。
四、“寓意”思想美学意义
李泽厚《美的历程》对于这点有过精彩的概括：“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宋代美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追求平淡。宋人重视日常生活情趣。在审美上，从前人的“味”转换为“悟”；从魏晋名士对高风绝尘境界的追求，唐人对包容广大境界的追求，转向对平淡境界的崇尚。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可以说是领导这一风气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平淡”口号的提出，自然也关系到他的书法思想及创作。
苏轼对人生虚无的体悟，的确颇近于佛老。但苏轼没有因此而走向一个更深的寂静。他的书法也没有因此呈现出如后世弘一法师笔下那种万象皆空的意象。相反的是苏轼书法动人之处正是其间的郁郁生气。苏轼笔下，总涌动着一种激情。即使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苏轼的书法仍不乏神采。
苏子不朽。他的不朽在于不遇，更在于他不遇后的超越。他对于人世万物的透彻理解。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最终都是走向一种超脱。何况于书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