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得到太多，终有一天会偿还。”韩寒说，但他没想到，是用一场闹剧的方式。整个春节，微博上口水阵阵、硝烟滚滚，真理却越辩越乱。白岩松说：微博干掉了那些深入思考的精英者，造就了一批热衷于使用浮夸煽动语言的所谓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微博上，人人都想扮演意见领袖，但领袖早已消亡。微博这架话语的机器，已经不再是那件趁手得令公知叫绝的兵器，事实上，它才是统治者。
　　
　　不止是两个人的战斗
　　有了微博的推波助澜，公共事件发酵得快也腐败得快。
　　遥控器从来不由一人掌握，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事件发展的规律。
　　
　　微博世界大战
　　“很多人已经不再信他了，也许他还能够继续赚钱，但是他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跟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方舟子理了理身上的西服说道。西服应该是被细心熨烫过，清晰的轮廓线将方舟子衬得精神干练。他扬起一只手，继续说下去，“有人说方舟子还是那个方舟子，但韩寒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韩寒了。”
　　韩寒出现在凤凰网视频中，一脸疲惫，标志性的浅笑凝固在脸上，但桀骜与戏谑已无踪影。他缓缓摇着头，像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如果再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可能不会再想当一个作家了。”后来，他承认这是一时太过失望造成的冲动发言。
　　2012年2月3日，韩寒发布新的博客，宣布对方韩论战不再回应，且表示“我将用各种各样的作品，让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同路人是多么的骄傲。”语气依然是高傲的，却有了以往难见的对粉丝示好的意味。被视为挺韩派的公共知识分子刘瑜在这一天悄悄清空了自己的微博，只留下一句：“去冰岛了。大家玩好。”韩寒好友、出版人路金波则抓住了一月份的尾巴，早早宣布戒网退出战斗。一直关注论战的宪政学者萧瀚在被删号再注册再被删号数次之后，如今已经变成微博敏感词。网络名人王小山宣布不再对此事发表意见，甚至告诉其手下的员工，避免在微博上对此事做评论。只有窦文涛、梁文道、许子东主持的《锵锵三人行》来了个迟到的讨论，但梁文道显然兴趣寥寥：“我真觉得有点无聊，关我什么事。”
　　几天前还沸反盈天，被人冠之“第一次微博世界大战”的方韩论战，如今已现颓势。但这并不让我们意外，我们早已习惯网络的节奏。从“定点爆破”到“步步惊心”，随之而来的“全民狂欢”，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将要失控的时候，它往往又悄然隐匿。但方韩论战的影响力还是超乎了许多人的想象，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沙利文案”，甚至说这是一场中国民主的大演练。论战的混乱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纷涌而来的站队、粉丝之间的谩骂攻击、当事人一次又一次的隔空对战、媒体的火上浇油，公共知识分子利用论战发表观点，惯于消费公共事件的网民做了恶搞视频，口水、观点、娱乐、考据癖、谩骂党、骑墙派，大家各取所需，各投所好。但喧嚣过后，我们还能从瓦砾中挖出什么？
　　“其实在论战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知识界对这一事件本身的反思。”社会学者郭于华这样评价方韩论战的意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的确让论战变得更有看头，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也更加深入。但论战与混战之间，只有一字之差，中国的公知群体从未如此大范围集体发声，但公众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厌倦“公知”。一不小心，方韩论战成为一个万花筒，折射出公知的尴尬。而公知的含金量，也在网民舆论的试金石上，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
　　不看春晚看公知
　　201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让许多人意兴阑珊，赵本山的退出、王菲的走音让这顿娱乐年夜饭乏善可陈，更多人将注意力投向网络，投向韩寒的博客与方舟子的微博。
　　“好多人在我微博留言，说今年不看春晚了，专看方舟子打韩寒。”方舟子语气中透出几分得意。在他眼中，这场论战始于韩寒发布的博客《小破文章一篇》，在这篇博客里，韩寒悬赏两千万寻找代笔证据。“我看不惯韩寒拿钱砸人的态度，于是发了几条微博。”方舟子描述自己论战的兴趣是怎样被慢慢培养起来的，“你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开始有点兴趣，然后他写了一篇长篇文章来骂我，捏造了一些我没说过的话，那我就不得不应战了。”
　　春节长假给了方舟子时间，没有媒体的打扰，手头也没有别的工作，他每天抽三到四个小时来看韩寒过去发表的文章，并找出文章中的疑点。事情的进展显然让他感到惊讶，很快，他在博客上公布了对《三重门》的质疑，又接连发布对《求医》《书店》等几篇文章的质疑证据。随着韩寒的回应，范冰冰、姚晨等明星的参与，事件很快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等到初七媒体大规模开工以后，方舟子的时间表已经被采访计划排满了。
　　在这段时间里，公共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不常见的后知后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论战早在“韩三篇”发布以后便已打响，而话题的突转多少令他们有些手足无措。
　　真伪韩寒
　　2011年末，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布《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以从未有过的磅礴之势介入宏大命题。习惯杀戮权贵的他这次将炮火也对准了民众。《南都周刊》用“公敌韩寒”来描述“韩三篇”发布以后韩寒所面对的质疑，恰恰回应其2009年冠以韩寒的“公民”头衔。“韩三篇”的出炉让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讨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在很多右派公知眼中，这一次韩寒玩砸了。
　　媒体评论员魏英杰这样解释“韩三篇”与方韩论战之间的关系：“韩三篇才是这场论战的起源，麦田和方舟子的思想光谱没那么明显，但如果光是他们摇旗呐喊，下面没有追随者，没有起哄的，也没办法闹出这么大声势。”
　　“韩三篇”让许多公知眼中的“公民韩寒”回归为“不读书的韩寒”，但方舟子更进一步，他要尝试证明的，是“伪韩寒”。
　　当还执着于政治理念分歧之争的公知们发现事情有了新的突破口，复杂的形势也让他们变得彷徨起来。“真伪韩寒”这个更深层的争论明显触及到他们更敏感的地方，它关系到被他们一手推上“青年领袖”地位的韩寒，是否只是一个海市蜃楼的泡影。此刻的站队表态，也变得尤其重要。
　　但在方舟子的眼中，以上的考虑似乎只存在于挺韩派中，“倒韩派都是没有利益相关的，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彼此没有任何私交，甚至以前还有恩怨。”方舟子话锋一转，“而挺韩派一方面与韩寒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圈子的问题。有一些公知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还想维持韩寒这个形象，利用他的话语权。”
　　在经典动漫《攻壳机动队》中，“个别十一人”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他们互不相识，却基于某件事实共识之上的自觉结为一体。在方舟子看来，倒韩派正是建立在对“打假韩寒”共识之上的自觉，他们以一种独立的方式结盟，既无利益关系，也无政治诉求。而关于倒韩派的成员结构，方舟子认为主要由学者、教授、媒体人三部分组成，“（他们）不希望有导向，希望大家有独立思考能力。”
　　当方韩之间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各方势力也逐渐明朗。挺韩一方有学者萧瀚质疑方舟子侵犯韩寒私权，刘瑜称方舟子的“打假”将使中国的文字工作者陷入恐怖主义氛围，张鸣教授干脆站出来与方舟子现场激辩。倒韩一方则有彭晓芸坚持不懈地做文本分析，王志安告诉韩寒他反对的正在成为他自己，教授张放不小心跳进韩寒挖下的坑，拍拍身上的土继续战斗。另一边媒体人林楚方则与刘戈一起，悄无声息地骑上了墙……公知们的参与极大地拓展了话题，却也让公众变得更加迷惑：究竟什么才是这场论战的意义所在？论战又为何变成了一场公知混战？
　　公知变公姿？
　　从2005年开始，每到10月，高先生都会整理出一份名单，名单中是他挑出的年度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候选人。在整理好这份名单后，他将它发到一个私人BBS上，高先生与另外十几个朋友会花两个月的时间讨论名单，其间不乏针锋相对。直到12月30日，高先生将最终敲定的名单在网上公布。
　　对于高先生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力量：“他们一方面具有专业的素养，一方面勇于向公众发声，对公众产生正面的影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高先生的兴趣，他希望能够借自己的研究，让更多的人关注公知群体。
　　但必须承认的是，从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影响中国的50大公共知识分子以来，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经过媒体的滥用，听上去已经不那么光彩。方舟子拒绝将公知的旗号安在自己头上，“现在的很多人名为公共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却没有体现这个公心。”在方舟子眼中，公知已经成为利益集团与圈子的代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已经变味了。
　　在媒体人林楚方心目中，公知是这样一种人：“发言慎重，只对自己的坚持发言，不会带有情绪性，也不会做站队性的发言，在石头和鸡蛋面前，他既不选择石头也不选择鸡蛋。”这该是一个备受尊重和信赖的群体，但林楚方也承认，“公知”这个词现在被妖魔化了，“其实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没有问题，但可能有些被打上‘公知’标签的人发言不是很谨慎，连累了这个词。”
　　这个词之所以变成贬义，林楚方认为原因有二：“应该欢迎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发言，但发言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水准。言论自由，你可以乱说话，但乱说话必然造成名誉下降，对公共事务发言错误或者拘于谣言和不正确信息得出结论，这样的人多了，经过炒作就形成了‘公知’一词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被标签化，我有独立的人格，你要给我扣标签我就给你扣回去，你说我是公知，我就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
　　与公知称号变质相伴的，是网络上大大小小的论战。2011年10月，评论家五岳散人与教授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干脆将论战变成决斗，只是决斗未遂，上演了一出闹剧。
　　有观点的地方就有论争。只是进入微博时代，公知论战转向短兵相接的阶段，赤膊相见，更易失控。公知找到了一个迅速有效的发声出口，但微博140字的限制，也让公知的言论流于口号和论断。一方面是积累足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保持理性与客观，在微博短平快的传播方式下，公知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困境。关于论战的时代特征，文学评论家白烨这样说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战，一般都发生于报纸、期刊，大都是深思熟虑的。论文发出来之后，赞同与不赞同的，都是仔细研究之后再写文章。现在网上的论战，学术的成分很淡薄，但又火药味十足，相互的回应很快，参与的人也多，这不仅是论述平台不一样了，包括文化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氛围都变了。”
　　对于公知圈在方韩论战中的表现，方舟子的评价是“非常糟糕”，网友似乎也对公知持续不断的口水战而感到厌倦。学者断桥认为微博论战不过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而展开的厮杀，比拼的不是逻辑和证据，而是传播力：“论战进入微博时代的特点就是比拼双方各人以及朋友圈子的影响力。一个粉丝只有1万的人，在没有其它有影响力的朋友协助传播的情况下，肯定吵不过一个粉丝有100万的人。因为传播能力到不了。说是论战，其实是个争夺话语权的游戏。”于是有人将公共知识分子戏称为公共姿势分子，知识水平不再重要，选择恰当的姿势迎合公众博取话语权才是关键。但众口难调，只要左右派之争依旧存在，口水便永远不会停息。断桥指出：“公众的兴趣来自于对丑闻的天然敏感。”话语权的夺取，也意味着垮台风险指数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公知的每一次公开发言，都是在网络舆论的平衡木上一次危险的行走。
　　
　　沙利文案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索赔。陷入绝境的《纽约时报》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批评官员的尺度》生动细致地回顾了新闻史上这一案例。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诽谤诉讼，不再是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这极大地增强了媒体信心。判决文甚至把批评官员确立为公民的职责。“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这一点，对于媒体来说意义重大。沙利文案后，美国媒体在揭露政治真相的战场上，更加骁勇善战，“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足称两大硕果，并为新闻记者赢得“无冕之王”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