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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能力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普通话和外语能力均为培养的重点，而方言资源保护是语言生态中的重要环节。本项目通过调查本校师生语言使用现状，分析普通话、外语及方言间关系及影响因素，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工科高校;语言能力;语言生态;语言政策
现代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表达自我，如果表达能力低下，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适应现代生活与社会竞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高低对个人的发展、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占当代大学生比重超过85%的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究竟如何，是否能够从容应对现代社会的竞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随机抽取了某高校183名理工科学生作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专业涉及应用化学、金属材料、土木工程、电子信息等，以此发现工科高校师生的语言面貌存在各种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PSC）是考查被测试者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熟练程度的口语考试，是对被测试者掌握和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规范程度的测查和评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有134位学生参与了关于“是否参加过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问题的调查，只有6%的学生参加过测试并且已取得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有68%的学生不准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原因是此权威测试与专业学习无关。由此可见，工科高校的学生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缺乏自主性意识，对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意识较为薄弱，也侧面反映了工科高校重理轻文，对于学生普通话情况不甚重视。
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中，师生普通话和方言的交织情况更为复杂，教师普通话授课程度不高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习得。在被调查的183位学生中，有46%的学生表示在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时，遇到过由方言发音和方言词汇带来的问题，77%的学生都曾遇到过带有口音的普通话的专业课教师，有34%的学生在遇到普通话水平不高的专业课教师会感到焦虑不安。这些都表明了方言在工科高校语言生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反而大大限制了专业知识的习得。这表明了方言表意功能逐渐弱化，在工科高校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命力。
中央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也就是说，推广普通话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并不矛盾，更不是以消灭方言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促进汉语语言文字合理化使用和发展。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niar Haugen）于1972年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把语言濒危比喻为生物物种的灭绝，首次在语言系统加入生态概念，这种“隐喻模式”更多地关注语言存亡和语言多样化发展[1]。因此，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文化双管齐下的大环境中，工科高校如何平衡二者，维持语言生态平衡，保留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丹青（2018）指出：“差别化的语文政策是当前最迫切的要务”，并且强调了方言的表达能力是语码活力的重要体现[2]。差异化政策一般是指空间维度的差别化，包括社会结构维度的差别化，具体是指当各地语文生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用不同时期的语文政策来应对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工科高校的语言生态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对其也应实行差别化的语言政策。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加强和调整：第一，学校应强化普通话在工科高校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普通话水平不高的老教师给予单独培训，并在新教师招聘和学生毕业要求中加入有关普通话水平这一项重要指标;第二，在保证学校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前提下，学校应尽力提倡并鼓励学生方言的使用，并且提供师生方言交流的空间，如有关学生组织可以组织相关方言活动等。
国内外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熟练掌握相关外语是市场经济下技术型人才的必备技能。作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语言服务人才供应方，高校外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外语人才培养和储备。然而，董伟（2010）指出，“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3]
在183位被调查者中，70%的学生表示自己每天学习外语的时间不到1小时，94%的学生偶尔或几乎不参加外语类知识竞赛，60%的学生几乎不使用外语与同学朋友交流或参加外语社团活动，这些都说明了工科高校学生都缺乏提高外语能力的自主意识，对自己的外语能力并不重视。
在参与讨论“除英语外，你是否学习过其他语言”的问题的学生中，72%的学生表明自己只学过英语，在183位被调查者中，有68%的学生未曾使用外语进行本专业课题研究。文秋芳（2014）通过分析“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高校外语专业招生情况，指出小语种人才的匮乏是“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重大瓶颈。这说明工科高校在外语教学方面存在着语种单一化、布局不平衡、外语人才缺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经济热潮中必将阻碍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4]。
高健（2014）提出了有关国家外语能力的行动方案：一是改变“英语独大”模式，增加可供学生学习的小语种的数量;二是培养更多具有能源、交通、物流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关键语言人才;三是建设好关键语言人才库，了解人才储备状况，以便调整未来的外语规划和政策;四是建设好关键语言语料库，更好的满足关键语言的教学、研究、资政、兴商之需求[5]。
工科高校师生是“一带一路”“新工科”倡议下科技交流的主力军，培养“语言+X”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工科高校的最重要任务。工科高校不仅应当鼓励、支持相关外语选修课的开设，以及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相关活动的举办，如外语演讲比赛、辩论比赛、主持人大赛等，增强学生的外语表达自信与表达能力;更应当将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外语水平直接挂钩，提倡专业外语素质的提高，如教师在选编教材时，应尽可能将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外语相结合，由浅入深，從简到难，层层深入。
熟练掌握并且能够科学运用普通话、方言以及外语的理工科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部队。提高理工科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通过政府、学校的支持以及学生自身的努力，语言表达能力是可以明显提高的。
参考文献：
[1]Haug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72.
[2]刘丹青.差别化政策是语言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R].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2018.
[3]董伟.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N].中国青年报，2010-07-08（6）.
[4]文秋芳.亟待制定“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教育部咨政报告，2014.
[5]高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外语政策思考[R].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本研究为南京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实践开放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9DC0923）。
关键词：工科高校;语言能力;语言生态;语言政策
现代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表达自我，如果表达能力低下，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适应现代生活与社会竞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高低对个人的发展、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占当代大学生比重超过85%的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究竟如何，是否能够从容应对现代社会的竞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随机抽取了某高校183名理工科学生作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专业涉及应用化学、金属材料、土木工程、电子信息等，以此发现工科高校师生的语言面貌存在各种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PSC）是考查被测试者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熟练程度的口语考试，是对被测试者掌握和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规范程度的测查和评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有134位学生参与了关于“是否参加过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问题的调查，只有6%的学生参加过测试并且已取得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有68%的学生不准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原因是此权威测试与专业学习无关。由此可见，工科高校的学生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缺乏自主性意识，对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意识较为薄弱，也侧面反映了工科高校重理轻文，对于学生普通话情况不甚重视。
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中，师生普通话和方言的交织情况更为复杂，教师普通话授课程度不高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习得。在被调查的183位学生中，有46%的学生表示在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时，遇到过由方言发音和方言词汇带来的问题，77%的学生都曾遇到过带有口音的普通话的专业课教师，有34%的学生在遇到普通话水平不高的专业课教师会感到焦虑不安。这些都表明了方言在工科高校语言生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反而大大限制了专业知识的习得。这表明了方言表意功能逐渐弱化，在工科高校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命力。
中央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也就是说，推广普通话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并不矛盾，更不是以消灭方言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促进汉语语言文字合理化使用和发展。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niar Haugen）于1972年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把语言濒危比喻为生物物种的灭绝，首次在语言系统加入生态概念，这种“隐喻模式”更多地关注语言存亡和语言多样化发展[1]。因此，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文化双管齐下的大环境中，工科高校如何平衡二者，维持语言生态平衡，保留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丹青（2018）指出：“差别化的语文政策是当前最迫切的要务”，并且强调了方言的表达能力是语码活力的重要体现[2]。差异化政策一般是指空间维度的差别化，包括社会结构维度的差别化，具体是指当各地语文生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用不同时期的语文政策来应对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工科高校的语言生态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对其也应实行差别化的语言政策。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加强和调整：第一，学校应强化普通话在工科高校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普通话水平不高的老教师给予单独培训，并在新教师招聘和学生毕业要求中加入有关普通话水平这一项重要指标;第二，在保证学校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前提下，学校应尽力提倡并鼓励学生方言的使用，并且提供师生方言交流的空间，如有关学生组织可以组织相关方言活动等。
国内外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熟练掌握相关外语是市场经济下技术型人才的必备技能。作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语言服务人才供应方，高校外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外语人才培养和储备。然而，董伟（2010）指出，“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3]
在183位被调查者中，70%的学生表示自己每天学习外语的时间不到1小时，94%的学生偶尔或几乎不参加外语类知识竞赛，60%的学生几乎不使用外语与同学朋友交流或参加外语社团活动，这些都说明了工科高校学生都缺乏提高外语能力的自主意识，对自己的外语能力并不重视。
在参与讨论“除英语外，你是否学习过其他语言”的问题的学生中，72%的学生表明自己只学过英语，在183位被调查者中，有68%的学生未曾使用外语进行本专业课题研究。文秋芳（2014）通过分析“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高校外语专业招生情况，指出小语种人才的匮乏是“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重大瓶颈。这说明工科高校在外语教学方面存在着语种单一化、布局不平衡、外语人才缺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经济热潮中必将阻碍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4]。
高健（2014）提出了有关国家外语能力的行动方案：一是改变“英语独大”模式，增加可供学生学习的小语种的数量;二是培养更多具有能源、交通、物流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关键语言人才;三是建设好关键语言人才库，了解人才储备状况，以便调整未来的外语规划和政策;四是建设好关键语言语料库，更好的满足关键语言的教学、研究、资政、兴商之需求[5]。
工科高校师生是“一带一路”“新工科”倡议下科技交流的主力军，培养“语言+X”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工科高校的最重要任务。工科高校不仅应当鼓励、支持相关外语选修课的开设，以及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相关活动的举办，如外语演讲比赛、辩论比赛、主持人大赛等，增强学生的外语表达自信与表达能力;更应当将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外语水平直接挂钩，提倡专业外语素质的提高，如教师在选编教材时，应尽可能将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外语相结合，由浅入深，從简到难，层层深入。
熟练掌握并且能够科学运用普通话、方言以及外语的理工科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部队。提高理工科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通过政府、学校的支持以及学生自身的努力，语言表达能力是可以明显提高的。
参考文献：
[1]Haug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72.
[2]刘丹青.差别化政策是语言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R].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2018.
[3]董伟.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N].中国青年报，2010-07-08（6）.
[4]文秋芳.亟待制定“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教育部咨政报告，2014.
[5]高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外语政策思考[R].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本研究为南京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实践开放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9DC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