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善良挺着肚子，腰带扎得高高的，头略朝后仰，有些皱的黑西装敞开着，像一个煞有介事的老将军。他的老伴穿着大红的外衣、玫红的鞋子，喜气洋洋地站在他身旁。
　　我走过去的时候，这对老夫妻正站在廉租房一楼的空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节日降临于新的一天。
　　这的确是堪称愉悦的一天，一顿心满意足的早餐刚刚结束。在兴国县城郊，廉租房小区的天空显得开阔清朗。已是冬天，南方的风却依旧温温地撩人，房屋边上的绿化树也精神抖擞地摇晃着枝叶。因为事先约好，他们显然没有安排别的事情，单为等我的到来。或者，即便有事情也毫不犹豫地往后延了。
　　然而头一天，别人都劝我，还是不要去的好。因为王善良已经七十八岁了，耳朵有些背，听不清话，普通话也说不好，一个外地人和他交流起来甚是困难。但是我有我的执拗，徐盛久去世之后，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生的王善良，成为唯一一个在世的兴国山歌国家级传承人。当然，我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由于电话交流不畅，跑了好几栋楼，才准确地锁定目标。
　　眼下，王善良握住我的手，哈哈地朗笑着，自顾自地讲着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欢迎词。直觉告诉我，这是个经历过许多人和事的可爱老头儿。
　　廉租房只有一间，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密密地拢在一个长方块里。成堆成堆的杂物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一张上下铺的床上歪坐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握着遥控器将电视开得震天响。声音进入物体，又覆盖物体，将仅有的一点儿剩余空间全都填满了。而他们，似乎并未觉出逼仄，只是如此欢天喜地地活着。
　　王善良的老家，在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高岭下组。那里有山有水有田地，有猪有牛有鸡鸭，有听他唱山歌的无数的万物生灵。他曾经怎样在广阔的天地里亮开喉咙啊，放牛的时候唱给老牛和绿莹莹的青草听，割柴禾的时候唱给山岭和软绵绵的白云听，插秧的时候唱给秧苗和亮晃晃的水田听。
　　那时候唱山歌哪里需要专门的传承人呢？八九十岁的老爷爷会唱，刚过门的新媳妇会唱，才学会说话的两三岁小娃娃也会唱，村里的每个人都会唱。高兴了唱，难过了也唱;热闹时唱，寂寞时也唱。
　　山民们在田野山林的相互唱和，原是兴国山歌最初的状貌。兴国的山歌手，历来尊崇木客为祖师，渊源可往上远溯两千多年。
　　自古山歌始于劳动，而伐木者尤其善歌。他们的劳作之处密林幽深，各种或凶险或敦厚或畏怯的动物随处隐伏，他们需要在斧头的铿锵声中亮开歌喉，让歌声像鸟儿一样飞越丛林，冲向蓝天。有时是自我的宽慰，解除疲乏和对危险的恐惧;有时是讲和的信号，提醒各路野生动物各走各道;有时是讯息的传递，与分散各处的同伴遥相呼应。
　　正如《诗经·小雅·伐木》所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说这其中的“伐木丁丁”，便起源于木客的号子。
　　二
　　在兴国，我听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伐木客的故事。
　　相传秦末年间，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一群以六国遗民为主的伐木工为逃避采木的劳役，溯赣江而上，遁入兴国县上洛山，隐居下来。
　　赣南，自古便有“五岭之要冲”的显重地理位置，在逶迤的崇山峻岭间，水源丰沛，气候温暖，经年生长着繁茂多样的林木，也垂挂着不计其数的果物。赣南的物产之丰饶，为木客的到来提供了隐遁和生存的极佳条件。
　　翻看兴国县志，同治县志重印本第五百一十二页则清楚地记载了他们的踪迹：“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语亦似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实得不死。能砍杉枋，与人交市，易人刀斧。交关者，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山有石墨可书。”
　　直到今天，兴国县西南的永丰乡、隆坪乡一带，还有不少村民自称为“木客人家”。
　　无论如何，这一批伐木客最终留在了兴国，与更多中原南迁的客家人融为一体。他们将唱和回响于林间的山歌流传了下来，直到形成了我们后來所熟知的一个独特分支——兴国山歌。
　　据说，兴国山歌的发端语起兴词“哎呀嘞——”就是伐木工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伸腰舒气的感叹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伐木客的歌声与中原客家的民谣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并与当地方言不断磨合，不断改造演化，最终在兴国山区这片沃土中扎下根来，开出一朵奇丽之花。
　　王善良是不是木客的后人，我们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和木客一样爱唱山歌。他唱了一辈子山歌，唱着唱着，就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山里娃唱成了职业山歌手;唱着唱着，又从山林村野中一路走来，唱到了城市和校园;唱着唱着，他恍然发觉，不知从何时开始，山歌成了越来越小众的技艺，直到变成需要人为保护和发展的非遗。
　　2009年，王善良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仅为表达个人的情绪，或作为谋生的手段去歌唱，而是带着传承的使命，为着一种单靠自然传递无法再流传于后世的艺术而歌唱，为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河水不至于断流而歌唱。
　　三
　　现在，王善良是促使兴国山歌进校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在兴国县第四小学，他教了一年的山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挎着小锣，迈着年老却依然昂扬的步子，风雨无阻地来到校园，对着一群稚童亮开他已不再清脆圆润的歌喉。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老人，有嘻嘻发笑的，有自顾玩闹的，也有和他打趣捣乱的。他没有生气，也不会气馁。他一直记得儿时开口学唱第一句山歌的情形，就像学说第一句话那样自然。山歌从来都是一种传染，一种吸引。山歌不是撬开人的口唱，而是等待人张开口唱。于是，他敲响了小锣，铿锵的调子越过黑压压的小脑袋，越过那间充满了自由和欢乐的教室。
　　我笑着问他：“孩子们学得好吗？”王善良抬起眼睛，几根特别长的睫毛得意地立了起来：“学得可以，虽然不敢打包票，但学生们真心喜欢学。” 　　一年，会唱和爱唱山歌的孩子越来越多，山歌几乎已经成为他们课余问答的一种娱乐。然而孩子毕竟是调皮的，一下课还没等他收拾好东西，人就跑光了。如果不是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他也许会在这里一直教下去。
　　因为身上牵系着太多和山歌相关的事务，王善良带着老伴，把家搬到了城里。没有房子，就申请了一间廉租房。开会、表演、比赛、带徒、教学，乃至接受采访，都是他需要应对的日常。
　　年轻人纷纷奔向城市，山村说空就空了下来。田间地头、河坝水圳，即兴对歌的大姑娘小伙子再也不会见到了。林间的小路渐渐湮没，砍柴伐木的人亦不见了影踪。曾经久久飘荡在蓝天下的山歌，终于从室外唱进了室内。
　　王善良就这样从乡村唱到了城市，他想着，自己这一辈子唱山歌的历程，不正和时代朝前行走的历程一个样么？与其说他是跟随着山歌移动自己的家，不如说时代的潮流一程程将他送到了这样的现实里。
　　正如他兜兜转转与山歌结缘的一生，似乎每一步都是宿命的必然。
　　四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王善良应该是一个技术不错的园艺师。
　　他上过初中，读过跃进班，又上了两年农业学校，在那个文盲众多的年月，王善良无疑算是个学有所成的知识青年。1959年下半年，王善良毕业，被分配到兴国县埠头草坪园艺场工作，担任助理技术员。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像一阵龙卷风，疾速地改变了生活的面貌。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袭击了城市，也袭击了乡村。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发展生产，多种粮食才是生存的当务之急。那些为着美化环境躬耕于草木的园艺师，自然成了最无用的人。
　　1961年，一纸文件宣告了王善良园艺师职业生涯的结束。回家种田，是唯一的选择。“一刀切”，王善良用了三个字来形容那一场命运的转折。
　　时间是一往无前的大江，人只是裹挟其中的无数微小水滴。一朵水花将流向何处，搁浅于何处，能由自己把握的部分其实不多。
　　幸而，王善良还有从小酷爱的山歌。他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去烧窑烧瓦，他跟着去看新奇，窑瓦工人劳动的号子和歌声吸引着他。村里经常有人来跳觋，整夜整夜地唱山歌，他总是最积极围观的那一个。
　　山歌，是他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也是他用以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不是诗人的王善良，不经意说出了诗一样的语言：“我们喜欢边走边唱，唱给自己听，唱给大自然听。”
　　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八岁时就被选到乡里唱山歌庆祝解放。在本村念私塾时，他跟着当地著名的山歌手余忠禄、谢文棱、刘承达等人，学唱了许多山歌。从苏区时期开始，兴国山歌已经从乡民的自我娱乐转变为宣传的重要媒介。
　　宣传活动多，王善良登台唱山歌的机会便多。小小年纪，他就成了乡里有名的娃娃山歌手。他参加山歌擂台赛，也参加慰问演出，十五岁开始，就进入了歌师的行列。
　　直到现在，王善良仍时常将宣传二字挂在嘴边。他说：“我们做宣传的人，要谦虚谨慎，态度要好。”这话，他从前是说给他的徒弟听的。
　　从园艺场返乡务农的王善良，并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而是在全县各地四处奔忙着唱山歌。没有编制的职业山歌手，在兴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活跃在村民小组，田间地头，唱《忆苦思甜》，唱《表彰好人好事》，唱《反对买卖婚姻》……或宣传政策，或批评落后懒散，或鼓励农民搞好生产。
　　在饥饿与贫困交加、娱乐方式极其匮乏的年代，山歌成为了人们的重要精神支柱，陪伴他们度过劳苦的日子，为他们的内心注入了一缕阳光。
　　山歌手也乐于以较为轻松的方式，挣得一份口粮。那时候，唱一天山歌能挣一块七毛五，而在生产队做工只有两到三毛钱。王善良是越唱越有甜头。他的家里人口多，夫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加上父母和奶奶，共十口人吃饭，能挣钱养家的就他一个人。“要不是我能唱歌，全家就得挨饿。”他说。
　　1976年，公社成立山歌组，县文化馆专门组建了山歌手培训班。王善良被招进了培训班，只不过，他是去当师傅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对自己亲手带过的徒弟，仍旧如数家珍：郭德京、谢观莲、张继贵、李正香……他们后来都成了县里有名的山歌手。尤其是郭德京，王善良说起他来，特别动感情：“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毛毛躁躁，什么都不懂，是我带着他一组，去村里唱山歌。唱歌、生活、做人，都是我教他。”现在，郭德京是省级传承人，踩着王善良的步履，走在和他一样的人生路上。
　　日子像一条链子，一环扣着一环往长里拉。后辈们一个个地长大了，甚至也变老了。王善良在七十多年从幼稚到成熟，从精力旺盛到力不从心的歌唱生涯中，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老。
　　五
　　一本手抄的歌本，摆在小餐桌上，封面上一只小狗天真地望着人。厚厚的内页里，密密麻麻地抄写着山歌歌词。第一页，赫然是《砍柴歌》：“唱支山歌过横排，一头芦芨一头柴……”他哼着樵夫的调子，仿佛伐木歌起，山鸣谷应，仿佛木客的过往又一次在山歌中复活。
　　王善良总是随身带着它，时不时翻开来温习。纸页揉得很旧，有一部分已经脱页了。歌本，是兩三年前置下的。在那以前，他的歌都是装在肚子里，或者即兴编唱，根本不用抄记下来。他说：“人就不能老，老了就不行，一是嗓子变得不行了，二是记忆力不行了。”
　　慨叹间，王善良又自豪地说起文化部派人下来拍摄他唱山歌的事情。那时候，他一个人唱了六七天，没有一首重复的，愣是没有把肚子里装的山歌唱完。
　　谁能够阻截时间前行的方向呢？雪白的稀疏的头发，残损的焦黑的牙齿，哪一样不是在提醒着一个人已经老去的事实。
　　王善良咳咳地清了清嗓子，从包里掏出已经磨得锃亮的小锣，要为我现编现唱一段山歌。作为山歌演唱必备的乐器，这面小锣，他总是随身带着。他说，唱山歌，不打锣不文明。被摸得滑溜溜的小锣，和兴国山歌一样，都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我屏气凝神，好奇他要唱什么。“叮叮当——”，小锣敲起，我看见他瞬间扬起了眉毛，目光中流露出奕奕神采，似有一股精气神自身体里涌流而出。他从一声悠长的“哎呀嘞”起兴，开启了长达六分钟的说唱。
　　我静静地注视着他，试图将每一句歌词都捕捉下来。我发现，如果撇除个人的谦虚之词和对客人的欢迎与祝福语，他更多的是歌唱时间的流逝，歌唱一个人对于老去的无力和无奈：
　　“哎呀嘞，你看高山流水跌落窝，流来流去下大河。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同织布梭。当前标致的细妹子，不觉变成老太婆。几多精神的小伙子，不觉之间变老头。”
　　他耐心地叙述着一个山歌手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每个阶段身体和心灵的变化，诉说着肉身的日愈沉重，物质和精神负担的日愈沉重，他如同调侃他人一样调侃着自己：“年纪到了七八十，想唱山歌背又驼。你看牙齿漏风声音哑，同志格，活像打一面烂铜锣。”如此风趣，又如此沧桑。
　　唱完最后一句，他离开凳子站起身，将手中的小锣“咣当当、咣当当”欢快地敲了许久，同时爆发出无比豪放的呵呵大笑声。
　　笑着笑着，他的眼角竟漾出了泪光。像山间的落木，风一起，秋叶簌簌而下。
　　作者简介：朝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在 《人民文学》 《青年文学》 《散文》 《美文》 《散文选刊》 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获 《民族文学》 年度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作品入选 《21世纪散文年选》 《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 等选本。出版散文集 《天空下的麦菜岭》 《陪审员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