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立世，孔子说应“君子坦荡荡”，岂有不可与人言之事？所谓不可言，无非是于己不利罢了。而真正的君子，敢于畅快地奉献自己，言所谓“不可言”。
　　嵇康的朋友山巨源投靠司马氏后平步青云，人世的荣华与富贵尽有，于是他也写信给嵇康，邀他出来一同为官。但是司马氏的冷血弑君上位，是嵇康一直以之为耻的，而昔日友人的变节上位的行径更让他痛心不已，于是他愤然提笔写下字句铿锵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彻底地撕开了对方糊上的颜面，最终嵇康遭陷害时因信中出现“薄汤武，非孔周”而罪加一等，英年早逝，《广陵散》亦成绝响。
　　我想嵇康一字字地写下绝交书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徒劳的吗？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已经放下名节操守的人又怎会迷途知返呢？但他依然蘸墨疾书，罔顾其他，真是畅快啊！
　　明知是已不可言了，言无利于人而有害于己，他依旧落笔，只为已经礼崩乐坏、士人蝇营狗苟的时代中能多一丝正直之气，便牺牲自己又何妨？世人所谓的魏晋风骨，岂不正在这不可言亦言的畅快中吗？
　　反观阮籍，迫于压力屡次出仕，至于曾任“步兵校尉”而有了“阮步兵”之名。后人仰其诗名，但我以为若论对时代的贡献，无疑要论嵇康。
　　伯夷、叔齐亦如是。以下易上是不仁不义的，这是他们的信念所在。于是他们明知言而无益，却仍在路上拦住武王的军队，慷慨陈言。武王的不听从未曾使他们产生过应当不言这种不可言之事的念头。
　　不言不可言之事，或谓之处世之哲学，而言不可言之事情，当谓之无畏之勇也。
　　世事浑浊，能为心中礼乐，直言心中愤慨的人，四海这么大，又有几人呢？
　　是啊，鲁迅说青年人可以先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行，忘掉一切利害。时至今日，中国已不乏颇有处世之智慧的人，而独缺像嵇康、伯夷、叔齐那样敢直言不宜言、不应言、不可言的人。
　　如果我们新一代的青年大胆放声，敢于畅快直言，为中国的进步做那些“孺子牛”，中国梦当已不远于吾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