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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贬谪岭南而在后世声名显著影响深远的，唐代韩愈之后，当推宋代的苏轼与明代的汤显祖。他们的入粤，一路经行居停，所见所感，所吟所咏，悲歡异致，既有境遇之别，也客观上反映了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变迁。
一、苏轼的岭海悲慨
熙宁四年（1071），苏轼（1037-1101）因上书论新法之弊，出任杭州通判，从此辗转各地：先调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后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到湖州循例上表谢恩，却被深文周纳，大兴文字之狱，酿成“乌台诗案”，几致绝境，卒赖宋室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始免，出降黄州团练副使，后量移汝州，并求居常州期以终老。宋哲宗即位，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起官还朝，却又上书批评当道，不为所容，于元祐四年（1089）求外调杭州知州。元祐六年回朝未几，即再出为颖州知州，改扬州知州、定州知州。元祐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遭进一步清算，先降爵知英州，再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诚可谓一夕数贬，且措词殊为严厉：“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濒老投荒惠州，原也不存北返的念想，遂置地建房，有终老之意焉，却于四年之后，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海南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以登极恩”内移廉州安置，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北返途中再获授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然而这不过是其仕途也是生命的回光返照而已，次年六月十八日即卒于常州道途，尚未抵达其遗愿中的归葬之地汝州。
如此，岭南七年，即其人生最后的苦难与光辉岁月，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实是无奈的解嘲。个中辛酸，于其岭南行吟，即可见出。
苏轼南贬广州，虽是万里投荒，然已属久历外贬，所以一路南下，入岭之前，形诸诗篇，并无多少哀戚之色。只是迹近岭南，到江西的惶恐滩、郁孤台，触动谪情，略示悲慨。如《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然亦不过尔尔。而一入岭南，作《过大庾岭》，则是身入蛮瘴，心亦顿异：“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因为哀戚，岭南行驿之中，所作数量也很有限，从入岭至广州，仅得七首，但伤感却无所不在。过岭之后，近曲江，才有《宿建封寺，晓登尽善亭，望韶石三首》。
过曲江南行至南华寺，自然不可无诗，然仍难以有超脱释然的心态：“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再南行，至英州，游碧落洞，作《碧落洞诗》，先叙风景，而归以道家的解脱，恰显出内心的郁积：“我行畏人知，恐为仙者迎。……策杖归去来，治具烦方平。”稍后游清远峡山，作《峡山寺》，起势雄奇：“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而结句惆怅：“林深不可见，雾雨霾髻鬟。”至清远，作《舟行至清远，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或系客套，却也足慰客心：“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驿路未尽，诗却已尽;临近广州也曾游览小金山，却是等到七年之后遇赦北归才有诗作，其心绪之不佳，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在广州也只作诗四首，三首皆关乎蒲涧寺，借以解脱之意显明。即便居惠州四年，所作数量也有限。《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虽然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意即如临故地，以示心安，接着说“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比以极寒极苦之地，且不望有归去之日，内心之苦，溢于言表;结以“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似乎唯酒（万户春）方可安顿身心。所以下一首写初寓之地的《寓居合江楼》，也是以酒作结：“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初到惠州，即已料理后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岭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与王敏仲》之十八）则其心境之苦绝可以想见。再如《朝云诗并引》曰：“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诚所谓子丧妻离，转增其悲。
谪居岭南七年间，苏轼写酒的诗特别多，和陶渊明的诗也特别多，当然也多与酒有关。其实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本不宜饮酒;他被再贬海南，与弟苏辙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渡海前夕，“病痔呻吟，终夕不寐”，苏辙便劝他停止饮酒以期愈病，他也曾作如是之想，可是终究做不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轼寓居岭南七年，并无多少诗文像汤显祖那样，表彰岭南文物，而是处处留下蛮瘴字眼。他在《寄虎儿》中说：“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辞形甚是悲凉。他得土人之教，酿成桂酒，却说“可惜风流在蛮村”。他携子游罗浮道院禅堂，欣见花繁果盛，却出以“瘴花已繁红”“蛮果粲蕉荔”，偏要加上蛮瘴字眼。事实上他也时时担忧提防瘴疫之兴，如在他的表兄程正辅至惠州察灾时，作诗迎之，有曰：“目听不任耳，踵息殆废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黄茅秋。”所谓黄茅之秋，即东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谓瘴疫大作之时。更兼惠州四境不宁，竟至兴动兵灾。苏轼在与当朝太守詹范的唱和诗《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一首》中就有“江干白骨已衔恩”之句，光绪惠州府志本传认为系指其时“兵荒之后，野多暴骨，范取而掩之为丛冢焉”。
作于绍圣三年的《食荔枝二首》，其二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乃就惠州太守东堂祠前所种荔枝的应酬之作，三百颗之说有人认为乃转借于王子敬“黄柑三百颗”与韦应物诗“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益增应酬之意，也与其时苏轼已觉北归无望，欲营新居以终老的心态有关，实不可解为对岭南对惠州的热爱之情。明瞿佑《归田诗话》更认为是“傲世自得”“中含戏侮”的抗争之辞—你们把我远贬到蛮瘴之地，我却过得好好的！ 苏轼在海南，情形更苦，在《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小引中竟说：“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在海南，喝不起酒，肉也更少有得吃，在《闻子由瘦》中自注曰：“儋耳至难得肉食。”诗曰：“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花猪肉，《本草纲目》说是不能吃的，却还是五日才能吃一次，比起昔日在京城，顿顿厌肥羜，相去何啻天壤，对于一个创制东坡肉的人来说，又是何其难忍。无奈之下，虾蟆也渐成盘中之荤。营养不继，读书耗神头晕，自是常情，故弟弟苏辙劝他保重身体不要读书，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又是多么难以忍受：“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使君不复怜乌攫，属国方将掘鼠余。老去独收人所弃，游哉时到物之初。从今免被孙郎笑，绛帕蒙头读道书。”（《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没肉吃可以忍，没米吃更难忍：“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米贵如珠，半月不得一饱，酒更无由得酿，只能发白日梦般希望有人以只鸡斗酒相招。为了买米，更写到“典衣剩买河源米”（《庚辰岁人日作》）。如此至于典衣卖酒器以为活，何其可怜！
待到奉赦北返，苏轼一些更经典的诗作出现了。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先写“倦客愁闻归路遥”，已经年迈体衰，即使遇赦北归这样的大喜事，也未能激起他像杜甫那样“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热情;再则是本拟“余生欲老海南村”，遇赦反如“帝遣巫阳招我魂”。尽管如此，北望中原，“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低徊之中，终显壮阔，令人想起盛唐的边塞诗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更是历来盛为人称道的杰作。须知苏轼作此，有二重意蕴在焉：一是有乌台诗案的阴影在，他绝不敢再轻易言“恨”;二是如同今人所说苦难成就辉煌，并不能说苦难就值得留恋，值得甘之如饴！瞿佑也同样认为这是“傲世自得”“中含戏侮”的抗争之辞。所以，他难免迷茫：“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他也绝不像汤显祖那样恋恋岭南，而是始终以蛮夷视之;行至藤州，见江月清亮，竟说：“峤南瘴疠地，有此江月寒！”（《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赠邵道士》）忧伤嗟老的迷茫更是无处不在：“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次韵郑介夫二首》）“华发萧萧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北归再经大庾岭，“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读之更不免令人神恻心伤。贬谪岭南七年，对比韩愈，自己能留下什么—“當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过岭二首》）思前想后，更是伤神！越过大庾岭，心绪才变得更为平和淡然：“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也因为脱离了瘴海：“楚山微有霰，越瘴久无秋。”（《郁孤台》）“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
二、汤显祖的岭南欢歌
明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因为上《论科臣辅臣疏》触怒当道，被贬徐闻添注典史，但也颇有求仁得仁的味道，如好友梅鼎祚说：“仁兄去职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窜，贪夫濡尾不前，群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谓不效矣！”确实，先是被攻击的科臣杨文举被迫告病回籍，旋被降为边杂职，而后辅臣王锡爵、申时行和许国都相继辞职或家居。为此，汤显祖最好的朋友之一帅机更是作《喜汤义祠部奏弹权贵谪尉雷阳》诗“相贺”。兼之作为道教徒，汤显祖更是对蛮夷瘴疠的担忧有其“夷然不屑”的理由：“吾生平梦浮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丹井、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愿，何必减陆贾使南粤哉！”更关键的是，岭南到明代，经济文化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即便至今仍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徐闻，在当时也已被视为“善地”;获贬于此，还是朝中至交好友“运作”的结果，如其儿女亲家刘应秋在《与汤若士》中所说：“徐闻在广为善地，此出陆（光祖）太宰之意。”他自己也甚感欣慰：“海上尉当一二年，安心供职……逐臣无所忻，喜清人得政耳。”而且徐闻县令熊敏还是他的江西老乡，刘应秋早已为其联络安排：“作令者瑞郡人，聂惕吾谓有书先与言之。”
尽管如此，被贬徐闻，终究是汤显祖入仕以来最大的挫折，也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于心理的冲击可以想见;隐忍于日常言辞，而偶泄于梦中场景—《辛卯夏谪尉雷阳，归自南都，痁疟甚，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觉自身长仅尺，摸索门户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唤，霍然汗醒》：“幸好家公与留住，不须炎海更招魂。”他一路南行，在江西境内，心境颇为悲凉，在启程后所作的第一首诗《初发瑶湖次宿广溪》中，发出了“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的长叹。行将度岭入粤，仍是愁思郁结。如《秋发庾岭》说：“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杪秋度岭》诗也说：“五岭望超忽，丛山阻游夷。虫豸夹我吟，蜚翠拂兰漪。所思一箇臣，叹息绵蛮诗。”登上梅岭，更是千般滋味，一时不知所云，仿佛那无语枯禅：“马鸣牛呵三车地，水击云摇万里天。解向江南传信息，梅花岭上一枯禅。”（《梅花岭立僧》）与苏轼的相对淡定从容，颇为不同。
可是，与苏轼更为不同的是，当他正式进入岭南，仿佛同时也把他的悲情愁绪翻了过去，多唱欢歌：开始印证他的岭南想象，描述他的岭南印象;岭南的山川形胜，大不同于内地的社会风习，作为唯一对外的贸易口岸所形成的特殊经济形态，无不使其感到新奇和兴奋。特别是罗浮山作为道教圣地、广州作为佛教西来初地、新州作为六祖慧能的故乡、南华寺作为禅宗的祖庭，都使他感到无限的慰藉。所以，此后的一路经行，堪称快意之旅，写下了一首首充满欢乐情绪的诗篇。这也是友人所期许的：“岭徼山川有灵，假重奇游，一经品题，便称佳丽。”（刘应秋《与汤若士》）
据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湖口县由江西城至广东水路”所示，我们发现汤显祖差不多每经一处，都忍不住诗兴大发。在保昌凌江驿下水舟行，有《保昌下水》《始兴舟中》。《夜泊金匙》诗中“丛祠海客饶歌舞”，是极其新鲜的意象;金匙并不是这条商旅要道上的重要驿站或知名城镇，却仍充满了“海客”—当然不会是海外客商，应该是往来广东买卖夷商所需求商品的客商。继续前行，继续作诗，有《九里》《打顿》《韶石》《曲江》《韶阳夜泊》《乳源道中》《曹溪》《南华寺二首》《子篙滩》《凭头滩》《泻洒滩》《英德水》《观世洞》《翻风燕滩》《翁源灵池口号》，几乎每至一处，都作诗纪之，诚可谓触手成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游翁源前后，夜宿浈阳驿，梦获挚友周宗镐死讯，然而锥心之痛，也不能抑止汤显祖对沿途胜景的抒写，足见其岭南之行是何等的快意。故出浈阳驿前行，作《浪石滩》《浈阳峡》《大庙峡》《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绀花》《飞来寺泉》《登飞来寺右绝岭》《过峡山微病示南华僧》《清远送客过零陵》《回岐驿》，其间另作有《岭外送客平乐下第》《岭南踏踏词》等。 从翻越梅岭南进入广东，再到清远结束山岭间旅程，短短数百里，寻常只需十来天，汤显祖却盘桓其间二十余日，几乎倍之。乐而忘行，并纪以诗，共作三十余首，为苏轼的四倍有余，所作之多，依笔者管见，在历代诗人中无出其右。由此可见他心绪之佳，笔力之健，诚属“快意岭南游”。而且这一路上的诗歌，无论就所写景致，还是具体笔触而言，与以往相比，皆有着焕然一新的面目—像《秋发庾岭》“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一联，就写得情味深长;《九里》（九里十三坡，沉沉烟翠多。钓台何用筑，吾自泛清波）、《曲江》（古驿芙蓉外，烟林晴欲开。曲江秋色晚，木末几徘徊）、《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绀花》（树光吹峡雨，苔色动江霞。泡影非全白，沾衣作绀花）等，无不一改其往常神情容色的局促踬顿，转而呈现出清新恬淡、自然疏朗、隽永悠长的风格。
抵达广州，作《五羊驿》：“五色纷何异，苍茫白石间。不见骑羊子，手持香穗还。”心绪之好，溢于辞章。时值十月下旬当时的“秋交会”举行，洋商夷舶及各省商人客船云集，繁华盛景，更令其大为震撼，促使其写下了堪称史上表现广州风貌的最佳诗篇之一《广城二首》：“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 在广州盘桓二十余日后，先赴东莞探抚好友祁衍曾遗孤，然后“朝圣”罗浮，探访澳门，始徐徐就道，过阳江后从海路前往徐闻。去东莞、罗浮，行走粤东驿路，并顺道参访南海神庙，沿途也多有诗作，如《湛林》《波罗庙》等，《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写所见外夷商船：“嶴舶自吞吐，楼橹成烟墟。飞金出荧火，明珠落鲸鱼。吾生非贾胡，万里握灵糈。”《南海江》诗所写外夷人：“病余扬粤夜，伏槛绕云烟。阁道晴穿屐，溪潮夜出船。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舶上兼灵药，吾生倘自全。”都是对广州外贸繁华的特别呈现。
汤显祖在罗浮山前后待了五日四夜，写下十八首（篇）诗赋，可谓极尽礼赞，其中《下飞云岭》（绝岭能清啸，下山浑欲愁。千山一回首，云气是罗浮）更是堪称史上写罗浮的最佳诗篇之一。而在飞云顶上竟夕写就的长达二千二百余字的《罗浮山赋》，对罗浮风景之殊丽悬奇，以及人文之丰富胜概，均详加铺叙，大兴赞颂，在笔者寓目的数百篇罗浮山赋中，也堪称最佳篇什。
其实，汤显祖在罗浮山中最精彩的故事，也堪称对前贤最美好的致意，当是“柳梦梅”的故事。罗浮山素以梅著，入山口即有梅花村，“人多以藝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醅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屈大均《广东新语》）这里也有许多关于梅花的轶闻佳话，像柳宗元《龙城录》之《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叩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
这故事，有梦有梅，作者又姓柳，当可视为后来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渊源和素材之一。如此美好的“柳梦梅”故事，先引起了苏东坡的感慨咏怀，其《（绍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结尾的意思是，你赵师雄可美着呢，能有梅花美人入梦！为此低徊不已，遂有《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唯有落蕊粘空樽。”继有《花落复次前韵》：“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暗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最后由物及人，由人及己，填《西江月》一阕，怀念已逝的爱妾朝云，堪称生死“梦”与“梅”：“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正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汤显祖游罗浮，当然也念念在此“柳梦梅”。进山当晚夜宿朱明观，次日出观观日，展开游程，即开始构想他的梅花美人梦的故事：“罗浮观日罢，出谷晚苍凉。壑去悬流寂，峰过倒影长。美云随望尽，仙草逐行香。消息梅花月，归舟兴不忘。”（《出朱明观》）入夜早早上床，祈求能有梅花美人入梦来：“夜酒朱明馆，参星倚户开。梅花须放蚤，欲梦美人来。”（《至月朔罗浮冲虚观夜坐》）可惜的是：“洞中隐风雨，梦蝶愁飞举。美人湿不来，暗与梅花语。”（《罗浮上帘泉避雨蝴蝶洞，迟南海崔子玉不至四首》）而在归来之后，遥想罗浮，仍是梅花作使：“更折梅花问耆旧，罗浮清隐最相闻。”
罗浮之梦，后来化进了《牡丹亭》中。先是将作为蓝本的话本小说《还魂记》中的柳衙内，改造成托名柳宗元后裔的穷书生，以明其姓氏所本。而其得名，也正源于梅花美人之梦：“小生……每日情思昏昏，忽然半月之前，作下一梦。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说道：‘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因此改名梦梅，春卿为字。”而柳梦梅的梦中美人杜丽娘在《惊梦》一出一上场即说：“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也即望断岭南。在《寻梦》一出中，则进一步寻往罗浮山：
[望介]呀，无人之处，忽见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
【二犯么令】偏则他暗香清远，伞儿般盖得周全。他趁这，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迸着苦仁儿里撒圆。爱煞这昼阴便，再得到罗浮梦边。
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此后，无论《写真》中杜丽娘的唱词：“[旦]谢半点江山，三分门户，一种人才，小小行乐，捻青梅闲厮调。”还是《诊祟》中杜丽娘的念白：“【行香子】……咳！ 咱弄梅心事，那折柳情人，梦淹渐暗老残春。”抑或《闹殇》中杜丽娘和杜母的对白：“[旦]是不是听女孩儿一言。这后花园中一株梅树，儿心所爱。但葬我梅树之下可矣。[老旦]这是怎的来？ [旦]做不的病婵娟桂窟里长生，则分的粉骷髅向梅花古洞。”无不一往而为“梅”情深，为“梅”暗老，为“梅”魂飞了。周育德先生认为这“梅花古洞”，就是汤显祖诗中的朱明洞。明代以前的戏曲小说，多具有世代累积型的创作特征，《牡丹亭》虽然是有鲜明个人创作特色的诗剧，但其沿袭也分明具在，从柳宗元到苏轼再到汤显祖的“柳梦梅”故事，也可谓世代累积型创作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其所创造的岭南才子柳梦梅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典型人物形象（柳梦梅的岭南特质，拙著《汤显祖的岭南行》曾有详细论证），更是岭南文学和文化弥足珍贵的财富。
“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汤显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吟咏澳门的大诗人，《香嶴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对“贾胡”全新的商品经济形态持完全正面的态度，前所未有;《看贾胡别》（金钗击鼓醉豪呼，桂树高楼啼夜乌。不信中秋月轮满，年年海上看明珠）中商人别离的豪迈场景，大异于中国传统的离怀别绪，更不用说商人的有家难顾，凄怀道中了。
三、从瘴海到乐途：岭南驿道的变迁
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宋到明，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跃迁的重要时代，也是岭南驿道大变迁的时代。苏轼和汤显祖贬谪岭南，都经大庾岭驿道。此驿道草创于秦，年深日久，近乎湮没，至唐张九龄重新开凿，后世虽予以高度评价，但在当时，仅仅只是入粤驿道之一小段，如果后续难行，同样令人生畏，影响交通往来。特别是下岭之后，山深林密，更易瘴气郁生，故《宋史·凌策传》载宋太祖时凌策主持改修此段时，就说：“广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侧面见出大庾岭驿道的作用其实有限。
再则，随着从唐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岭南的开发速度到宋代也在进一步加快，所以凌策改修驿道不久便显得不敷所用，宋仁宗时荣諲便进一步主持了对驿路南端的改建：“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林箐瘴毒。諲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涂。”（《宋史·荣諲传》）据张俞《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可知，荣諲新开之道，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大大缩短路程：“自英至广，减道里八十三。”而该文开头说：“度韶岭由英州济真江达广州三百八十里。”则所缩短之路程，实是十分可观！
稍后，蔡抗、蔡挺兄弟利用分别任南安知府、提点江西刑狱和广东转运使的便利，共同整修大庾岭南北驿道：“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宋史·蔡挺传》）所谓的梅关古道，至此始成;宋史本传的赞语“遐迩同风，非有前世南北之异”，最可表征广东自宋以来逐渐摆脱蛮夷状态的新气象，诚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同时，大庾岭入粤驿道，也逐渐地由陆路转向水路;后来汤显祖自南京入粤，一路经行皆以水路为主，因为陆路运输，实在成本太高。
如果说宋代开启了岭南从蛮裔到神州的转变，到明代，岭南则可笑傲神州了。这既是中国经济南移的大势所致，也是明代重农抑商，防倭禁海，广州长期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所致，从而形成了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局面，也就是明代“走广”时谚的内涵。
有明一代，海禁甚严，曾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广州几乎从未被禁过，尤其是嘉靖元年（1522）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地位。即便三口并存时，“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其他两处也远没有广州精彩。特别是万历八年（1580）以后，这种贸易需求应该更为强烈。因为西班牙马尼拉当局找到一条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通往墨西哥的贸易新航路，这就是史上驰名的持续两百多年的大帆船贸易—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同时也从澳门销往印度的果阿，再转销欧洲。在这种背景下，江南丝绸，便纷纷南下，其他诸多商品，亦复如是。于是江、浙商人就“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时任直浙总督胡宗宪《筹海篇》语）。不独江浙，其他省份也在纷纷“走广”;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有一篇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蒋世泽随丈人罗公走广：“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今人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说：“据该小说所载，可推知此事在明英宗重祚天顺二年（1458），广东当时已有‘集天下商贾之势’。”又有隆庆间安徽人叶权《贤博篇·游岭南记》说：“江西小民秋收毕，悉过梅岭就佣，广东地暖，可省寒衣，开春二三月复归东作，岁岁如之，广东人谓之使郎。”这种使郎，也可谓“走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广货”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和内输品牌。“粤缎之质密匀，其色鲜华，光輝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志》）。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另一种广东土产—铁器—也成为走广者北带的紧俏广货，如明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霍勉斋集·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因此， “走广”大军在携货南下的同时，也大量携带广货北上。早在永乐年间，为官江西的安徽人唐文凤即在《梧冈诗稿·清江镇》里说：“镇市清江（今江西樟树）上，居民栋宇连。淮盐堆客肆，广货集商船。草色春迷地，波光暖浸天。凌晨征棹发，万灶起炊烟。”明中叶江苏吴江人史鉴说大庾岭北侧的南安府：“居岭徼下，郡小土瘠，而广货所由，细民仰荷负为食，大姓则居积致货不资。”（《西村集》）与汤显祖同时代的王临亨也说：“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之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粤剑篇》）在他眼里，这条驿道，到明代才真正名满天下。
在这种盛景之下，行走岭驿，自然由畏途变成乐途了，诚如叶权《游岭南记》所说：“岭南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今观其岭，不及吴越间低小者，其下青松表道，豁然宽敞。南安至南雄，名为百二十里，早起半日可达，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途。余里中人岁一二至，未尝有触瘴气而死者，即他官长可知。何昔之难而今之易也？意者古昔升平，大抵不满百年，即南北阻隔。自南雄达省城，群蛮出没，无他陆路，舟行艰难，往来者少，故山岚之气盛，如大室久虚，即阴沉不可住，况山川有灵气者耶？客子在途，心摇摇多畏恐，触之而病，宜矣。我朝自平广以来，迨今承平二百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毒消，理也。”这也应当是汤显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纵情歌颂岭南的大诗人的重要客观因素之一。
一、苏轼的岭海悲慨
熙宁四年（1071），苏轼（1037-1101）因上书论新法之弊，出任杭州通判，从此辗转各地：先调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后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到湖州循例上表谢恩，却被深文周纳，大兴文字之狱，酿成“乌台诗案”，几致绝境，卒赖宋室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始免，出降黄州团练副使，后量移汝州，并求居常州期以终老。宋哲宗即位，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起官还朝，却又上书批评当道，不为所容，于元祐四年（1089）求外调杭州知州。元祐六年回朝未几，即再出为颖州知州，改扬州知州、定州知州。元祐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遭进一步清算，先降爵知英州，再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诚可谓一夕数贬，且措词殊为严厉：“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濒老投荒惠州，原也不存北返的念想，遂置地建房，有终老之意焉，却于四年之后，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海南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以登极恩”内移廉州安置，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北返途中再获授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然而这不过是其仕途也是生命的回光返照而已，次年六月十八日即卒于常州道途，尚未抵达其遗愿中的归葬之地汝州。
如此，岭南七年，即其人生最后的苦难与光辉岁月，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实是无奈的解嘲。个中辛酸，于其岭南行吟，即可见出。
苏轼南贬广州，虽是万里投荒，然已属久历外贬，所以一路南下，入岭之前，形诸诗篇，并无多少哀戚之色。只是迹近岭南，到江西的惶恐滩、郁孤台，触动谪情，略示悲慨。如《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然亦不过尔尔。而一入岭南，作《过大庾岭》，则是身入蛮瘴，心亦顿异：“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因为哀戚，岭南行驿之中，所作数量也很有限，从入岭至广州，仅得七首，但伤感却无所不在。过岭之后，近曲江，才有《宿建封寺，晓登尽善亭，望韶石三首》。
过曲江南行至南华寺，自然不可无诗，然仍难以有超脱释然的心态：“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再南行，至英州，游碧落洞，作《碧落洞诗》，先叙风景，而归以道家的解脱，恰显出内心的郁积：“我行畏人知，恐为仙者迎。……策杖归去来，治具烦方平。”稍后游清远峡山，作《峡山寺》，起势雄奇：“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而结句惆怅：“林深不可见，雾雨霾髻鬟。”至清远，作《舟行至清远，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或系客套，却也足慰客心：“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驿路未尽，诗却已尽;临近广州也曾游览小金山，却是等到七年之后遇赦北归才有诗作，其心绪之不佳，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在广州也只作诗四首，三首皆关乎蒲涧寺，借以解脱之意显明。即便居惠州四年，所作数量也有限。《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虽然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意即如临故地，以示心安，接着说“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比以极寒极苦之地，且不望有归去之日，内心之苦，溢于言表;结以“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似乎唯酒（万户春）方可安顿身心。所以下一首写初寓之地的《寓居合江楼》，也是以酒作结：“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初到惠州，即已料理后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岭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与王敏仲》之十八）则其心境之苦绝可以想见。再如《朝云诗并引》曰：“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诚所谓子丧妻离，转增其悲。
谪居岭南七年间，苏轼写酒的诗特别多，和陶渊明的诗也特别多，当然也多与酒有关。其实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本不宜饮酒;他被再贬海南，与弟苏辙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渡海前夕，“病痔呻吟，终夕不寐”，苏辙便劝他停止饮酒以期愈病，他也曾作如是之想，可是终究做不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轼寓居岭南七年，并无多少诗文像汤显祖那样，表彰岭南文物，而是处处留下蛮瘴字眼。他在《寄虎儿》中说：“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辞形甚是悲凉。他得土人之教，酿成桂酒，却说“可惜风流在蛮村”。他携子游罗浮道院禅堂，欣见花繁果盛，却出以“瘴花已繁红”“蛮果粲蕉荔”，偏要加上蛮瘴字眼。事实上他也时时担忧提防瘴疫之兴，如在他的表兄程正辅至惠州察灾时，作诗迎之，有曰：“目听不任耳，踵息殆废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黄茅秋。”所谓黄茅之秋，即东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谓瘴疫大作之时。更兼惠州四境不宁，竟至兴动兵灾。苏轼在与当朝太守詹范的唱和诗《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一首》中就有“江干白骨已衔恩”之句，光绪惠州府志本传认为系指其时“兵荒之后，野多暴骨，范取而掩之为丛冢焉”。
作于绍圣三年的《食荔枝二首》，其二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乃就惠州太守东堂祠前所种荔枝的应酬之作，三百颗之说有人认为乃转借于王子敬“黄柑三百颗”与韦应物诗“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益增应酬之意，也与其时苏轼已觉北归无望，欲营新居以终老的心态有关，实不可解为对岭南对惠州的热爱之情。明瞿佑《归田诗话》更认为是“傲世自得”“中含戏侮”的抗争之辞—你们把我远贬到蛮瘴之地，我却过得好好的！ 苏轼在海南，情形更苦，在《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小引中竟说：“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在海南，喝不起酒，肉也更少有得吃，在《闻子由瘦》中自注曰：“儋耳至难得肉食。”诗曰：“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花猪肉，《本草纲目》说是不能吃的，却还是五日才能吃一次，比起昔日在京城，顿顿厌肥羜，相去何啻天壤，对于一个创制东坡肉的人来说，又是何其难忍。无奈之下，虾蟆也渐成盘中之荤。营养不继，读书耗神头晕，自是常情，故弟弟苏辙劝他保重身体不要读书，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又是多么难以忍受：“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使君不复怜乌攫，属国方将掘鼠余。老去独收人所弃，游哉时到物之初。从今免被孙郎笑，绛帕蒙头读道书。”（《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没肉吃可以忍，没米吃更难忍：“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米贵如珠，半月不得一饱，酒更无由得酿，只能发白日梦般希望有人以只鸡斗酒相招。为了买米，更写到“典衣剩买河源米”（《庚辰岁人日作》）。如此至于典衣卖酒器以为活，何其可怜！
待到奉赦北返，苏轼一些更经典的诗作出现了。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先写“倦客愁闻归路遥”，已经年迈体衰，即使遇赦北归这样的大喜事，也未能激起他像杜甫那样“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热情;再则是本拟“余生欲老海南村”，遇赦反如“帝遣巫阳招我魂”。尽管如此，北望中原，“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低徊之中，终显壮阔，令人想起盛唐的边塞诗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更是历来盛为人称道的杰作。须知苏轼作此，有二重意蕴在焉：一是有乌台诗案的阴影在，他绝不敢再轻易言“恨”;二是如同今人所说苦难成就辉煌，并不能说苦难就值得留恋，值得甘之如饴！瞿佑也同样认为这是“傲世自得”“中含戏侮”的抗争之辞。所以，他难免迷茫：“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他也绝不像汤显祖那样恋恋岭南，而是始终以蛮夷视之;行至藤州，见江月清亮，竟说：“峤南瘴疠地，有此江月寒！”（《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赠邵道士》）忧伤嗟老的迷茫更是无处不在：“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次韵郑介夫二首》）“华发萧萧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北归再经大庾岭，“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读之更不免令人神恻心伤。贬谪岭南七年，对比韩愈，自己能留下什么—“當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过岭二首》）思前想后，更是伤神！越过大庾岭，心绪才变得更为平和淡然：“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也因为脱离了瘴海：“楚山微有霰，越瘴久无秋。”（《郁孤台》）“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
二、汤显祖的岭南欢歌
明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因为上《论科臣辅臣疏》触怒当道，被贬徐闻添注典史，但也颇有求仁得仁的味道，如好友梅鼎祚说：“仁兄去职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窜，贪夫濡尾不前，群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谓不效矣！”确实，先是被攻击的科臣杨文举被迫告病回籍，旋被降为边杂职，而后辅臣王锡爵、申时行和许国都相继辞职或家居。为此，汤显祖最好的朋友之一帅机更是作《喜汤义祠部奏弹权贵谪尉雷阳》诗“相贺”。兼之作为道教徒，汤显祖更是对蛮夷瘴疠的担忧有其“夷然不屑”的理由：“吾生平梦浮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丹井、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愿，何必减陆贾使南粤哉！”更关键的是，岭南到明代，经济文化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即便至今仍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徐闻，在当时也已被视为“善地”;获贬于此，还是朝中至交好友“运作”的结果，如其儿女亲家刘应秋在《与汤若士》中所说：“徐闻在广为善地，此出陆（光祖）太宰之意。”他自己也甚感欣慰：“海上尉当一二年，安心供职……逐臣无所忻，喜清人得政耳。”而且徐闻县令熊敏还是他的江西老乡，刘应秋早已为其联络安排：“作令者瑞郡人，聂惕吾谓有书先与言之。”
尽管如此，被贬徐闻，终究是汤显祖入仕以来最大的挫折，也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于心理的冲击可以想见;隐忍于日常言辞，而偶泄于梦中场景—《辛卯夏谪尉雷阳，归自南都，痁疟甚，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觉自身长仅尺，摸索门户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唤，霍然汗醒》：“幸好家公与留住，不须炎海更招魂。”他一路南行，在江西境内，心境颇为悲凉，在启程后所作的第一首诗《初发瑶湖次宿广溪》中，发出了“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的长叹。行将度岭入粤，仍是愁思郁结。如《秋发庾岭》说：“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杪秋度岭》诗也说：“五岭望超忽，丛山阻游夷。虫豸夹我吟，蜚翠拂兰漪。所思一箇臣，叹息绵蛮诗。”登上梅岭，更是千般滋味，一时不知所云，仿佛那无语枯禅：“马鸣牛呵三车地，水击云摇万里天。解向江南传信息，梅花岭上一枯禅。”（《梅花岭立僧》）与苏轼的相对淡定从容，颇为不同。
可是，与苏轼更为不同的是，当他正式进入岭南，仿佛同时也把他的悲情愁绪翻了过去，多唱欢歌：开始印证他的岭南想象，描述他的岭南印象;岭南的山川形胜，大不同于内地的社会风习，作为唯一对外的贸易口岸所形成的特殊经济形态，无不使其感到新奇和兴奋。特别是罗浮山作为道教圣地、广州作为佛教西来初地、新州作为六祖慧能的故乡、南华寺作为禅宗的祖庭，都使他感到无限的慰藉。所以，此后的一路经行，堪称快意之旅，写下了一首首充满欢乐情绪的诗篇。这也是友人所期许的：“岭徼山川有灵，假重奇游，一经品题，便称佳丽。”（刘应秋《与汤若士》）
据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湖口县由江西城至广东水路”所示，我们发现汤显祖差不多每经一处，都忍不住诗兴大发。在保昌凌江驿下水舟行，有《保昌下水》《始兴舟中》。《夜泊金匙》诗中“丛祠海客饶歌舞”，是极其新鲜的意象;金匙并不是这条商旅要道上的重要驿站或知名城镇，却仍充满了“海客”—当然不会是海外客商，应该是往来广东买卖夷商所需求商品的客商。继续前行，继续作诗，有《九里》《打顿》《韶石》《曲江》《韶阳夜泊》《乳源道中》《曹溪》《南华寺二首》《子篙滩》《凭头滩》《泻洒滩》《英德水》《观世洞》《翻风燕滩》《翁源灵池口号》，几乎每至一处，都作诗纪之，诚可谓触手成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游翁源前后，夜宿浈阳驿，梦获挚友周宗镐死讯，然而锥心之痛，也不能抑止汤显祖对沿途胜景的抒写，足见其岭南之行是何等的快意。故出浈阳驿前行，作《浪石滩》《浈阳峡》《大庙峡》《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绀花》《飞来寺泉》《登飞来寺右绝岭》《过峡山微病示南华僧》《清远送客过零陵》《回岐驿》，其间另作有《岭外送客平乐下第》《岭南踏踏词》等。 从翻越梅岭南进入广东，再到清远结束山岭间旅程，短短数百里，寻常只需十来天，汤显祖却盘桓其间二十余日，几乎倍之。乐而忘行，并纪以诗，共作三十余首，为苏轼的四倍有余，所作之多，依笔者管见，在历代诗人中无出其右。由此可见他心绪之佳，笔力之健，诚属“快意岭南游”。而且这一路上的诗歌，无论就所写景致，还是具体笔触而言，与以往相比，皆有着焕然一新的面目—像《秋发庾岭》“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一联，就写得情味深长;《九里》（九里十三坡，沉沉烟翠多。钓台何用筑，吾自泛清波）、《曲江》（古驿芙蓉外，烟林晴欲开。曲江秋色晚，木末几徘徊）、《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绀花》（树光吹峡雨，苔色动江霞。泡影非全白，沾衣作绀花）等，无不一改其往常神情容色的局促踬顿，转而呈现出清新恬淡、自然疏朗、隽永悠长的风格。
抵达广州，作《五羊驿》：“五色纷何异，苍茫白石间。不见骑羊子，手持香穗还。”心绪之好，溢于辞章。时值十月下旬当时的“秋交会”举行，洋商夷舶及各省商人客船云集，繁华盛景，更令其大为震撼，促使其写下了堪称史上表现广州风貌的最佳诗篇之一《广城二首》：“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 在广州盘桓二十余日后，先赴东莞探抚好友祁衍曾遗孤，然后“朝圣”罗浮，探访澳门，始徐徐就道，过阳江后从海路前往徐闻。去东莞、罗浮，行走粤东驿路，并顺道参访南海神庙，沿途也多有诗作，如《湛林》《波罗庙》等，《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写所见外夷商船：“嶴舶自吞吐，楼橹成烟墟。飞金出荧火，明珠落鲸鱼。吾生非贾胡，万里握灵糈。”《南海江》诗所写外夷人：“病余扬粤夜，伏槛绕云烟。阁道晴穿屐，溪潮夜出船。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舶上兼灵药，吾生倘自全。”都是对广州外贸繁华的特别呈现。
汤显祖在罗浮山前后待了五日四夜，写下十八首（篇）诗赋，可谓极尽礼赞，其中《下飞云岭》（绝岭能清啸，下山浑欲愁。千山一回首，云气是罗浮）更是堪称史上写罗浮的最佳诗篇之一。而在飞云顶上竟夕写就的长达二千二百余字的《罗浮山赋》，对罗浮风景之殊丽悬奇，以及人文之丰富胜概，均详加铺叙，大兴赞颂，在笔者寓目的数百篇罗浮山赋中，也堪称最佳篇什。
其实，汤显祖在罗浮山中最精彩的故事，也堪称对前贤最美好的致意，当是“柳梦梅”的故事。罗浮山素以梅著，入山口即有梅花村，“人多以藝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醅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屈大均《广东新语》）这里也有许多关于梅花的轶闻佳话，像柳宗元《龙城录》之《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叩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
这故事，有梦有梅，作者又姓柳，当可视为后来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渊源和素材之一。如此美好的“柳梦梅”故事，先引起了苏东坡的感慨咏怀，其《（绍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结尾的意思是，你赵师雄可美着呢，能有梅花美人入梦！为此低徊不已，遂有《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唯有落蕊粘空樽。”继有《花落复次前韵》：“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暗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最后由物及人，由人及己，填《西江月》一阕，怀念已逝的爱妾朝云，堪称生死“梦”与“梅”：“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正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汤显祖游罗浮，当然也念念在此“柳梦梅”。进山当晚夜宿朱明观，次日出观观日，展开游程，即开始构想他的梅花美人梦的故事：“罗浮观日罢，出谷晚苍凉。壑去悬流寂，峰过倒影长。美云随望尽，仙草逐行香。消息梅花月，归舟兴不忘。”（《出朱明观》）入夜早早上床，祈求能有梅花美人入梦来：“夜酒朱明馆，参星倚户开。梅花须放蚤，欲梦美人来。”（《至月朔罗浮冲虚观夜坐》）可惜的是：“洞中隐风雨，梦蝶愁飞举。美人湿不来，暗与梅花语。”（《罗浮上帘泉避雨蝴蝶洞，迟南海崔子玉不至四首》）而在归来之后，遥想罗浮，仍是梅花作使：“更折梅花问耆旧，罗浮清隐最相闻。”
罗浮之梦，后来化进了《牡丹亭》中。先是将作为蓝本的话本小说《还魂记》中的柳衙内，改造成托名柳宗元后裔的穷书生，以明其姓氏所本。而其得名，也正源于梅花美人之梦：“小生……每日情思昏昏，忽然半月之前，作下一梦。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说道：‘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因此改名梦梅，春卿为字。”而柳梦梅的梦中美人杜丽娘在《惊梦》一出一上场即说：“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也即望断岭南。在《寻梦》一出中，则进一步寻往罗浮山：
[望介]呀，无人之处，忽见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
【二犯么令】偏则他暗香清远，伞儿般盖得周全。他趁这，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迸着苦仁儿里撒圆。爱煞这昼阴便，再得到罗浮梦边。
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此后，无论《写真》中杜丽娘的唱词：“[旦]谢半点江山，三分门户，一种人才，小小行乐，捻青梅闲厮调。”还是《诊祟》中杜丽娘的念白：“【行香子】……咳！ 咱弄梅心事，那折柳情人，梦淹渐暗老残春。”抑或《闹殇》中杜丽娘和杜母的对白：“[旦]是不是听女孩儿一言。这后花园中一株梅树，儿心所爱。但葬我梅树之下可矣。[老旦]这是怎的来？ [旦]做不的病婵娟桂窟里长生，则分的粉骷髅向梅花古洞。”无不一往而为“梅”情深，为“梅”暗老，为“梅”魂飞了。周育德先生认为这“梅花古洞”，就是汤显祖诗中的朱明洞。明代以前的戏曲小说，多具有世代累积型的创作特征，《牡丹亭》虽然是有鲜明个人创作特色的诗剧，但其沿袭也分明具在，从柳宗元到苏轼再到汤显祖的“柳梦梅”故事，也可谓世代累积型创作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其所创造的岭南才子柳梦梅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典型人物形象（柳梦梅的岭南特质，拙著《汤显祖的岭南行》曾有详细论证），更是岭南文学和文化弥足珍贵的财富。
“广州诸泊口，最是澳门雄。”汤显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吟咏澳门的大诗人，《香嶴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对“贾胡”全新的商品经济形态持完全正面的态度，前所未有;《看贾胡别》（金钗击鼓醉豪呼，桂树高楼啼夜乌。不信中秋月轮满，年年海上看明珠）中商人别离的豪迈场景，大异于中国传统的离怀别绪，更不用说商人的有家难顾，凄怀道中了。
三、从瘴海到乐途：岭南驿道的变迁
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宋到明，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跃迁的重要时代，也是岭南驿道大变迁的时代。苏轼和汤显祖贬谪岭南，都经大庾岭驿道。此驿道草创于秦，年深日久，近乎湮没，至唐张九龄重新开凿，后世虽予以高度评价，但在当时，仅仅只是入粤驿道之一小段，如果后续难行，同样令人生畏，影响交通往来。特别是下岭之后，山深林密，更易瘴气郁生，故《宋史·凌策传》载宋太祖时凌策主持改修此段时，就说：“广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侧面见出大庾岭驿道的作用其实有限。
再则，随着从唐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岭南的开发速度到宋代也在进一步加快，所以凌策改修驿道不久便显得不敷所用，宋仁宗时荣諲便进一步主持了对驿路南端的改建：“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林箐瘴毒。諲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涂。”（《宋史·荣諲传》）据张俞《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可知，荣諲新开之道，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大大缩短路程：“自英至广，减道里八十三。”而该文开头说：“度韶岭由英州济真江达广州三百八十里。”则所缩短之路程，实是十分可观！
稍后，蔡抗、蔡挺兄弟利用分别任南安知府、提点江西刑狱和广东转运使的便利，共同整修大庾岭南北驿道：“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宋史·蔡挺传》）所谓的梅关古道，至此始成;宋史本传的赞语“遐迩同风，非有前世南北之异”，最可表征广东自宋以来逐渐摆脱蛮夷状态的新气象，诚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同时，大庾岭入粤驿道，也逐渐地由陆路转向水路;后来汤显祖自南京入粤，一路经行皆以水路为主，因为陆路运输，实在成本太高。
如果说宋代开启了岭南从蛮裔到神州的转变，到明代，岭南则可笑傲神州了。这既是中国经济南移的大势所致，也是明代重农抑商，防倭禁海，广州长期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所致，从而形成了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局面，也就是明代“走广”时谚的内涵。
有明一代，海禁甚严，曾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广州几乎从未被禁过，尤其是嘉靖元年（1522）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地位。即便三口并存时，“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其他两处也远没有广州精彩。特别是万历八年（1580）以后，这种贸易需求应该更为强烈。因为西班牙马尼拉当局找到一条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通往墨西哥的贸易新航路，这就是史上驰名的持续两百多年的大帆船贸易—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同时也从澳门销往印度的果阿，再转销欧洲。在这种背景下，江南丝绸，便纷纷南下，其他诸多商品，亦复如是。于是江、浙商人就“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时任直浙总督胡宗宪《筹海篇》语）。不独江浙，其他省份也在纷纷“走广”;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有一篇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蒋世泽随丈人罗公走广：“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今人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说：“据该小说所载，可推知此事在明英宗重祚天顺二年（1458），广东当时已有‘集天下商贾之势’。”又有隆庆间安徽人叶权《贤博篇·游岭南记》说：“江西小民秋收毕，悉过梅岭就佣，广东地暖，可省寒衣，开春二三月复归东作，岁岁如之，广东人谓之使郎。”这种使郎，也可谓“走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广货”也成长为重要的外销和内输品牌。“粤缎之质密匀，其色鲜华，光輝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志》）。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另一种广东土产—铁器—也成为走广者北带的紧俏广货，如明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霍勉斋集·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因此， “走广”大军在携货南下的同时，也大量携带广货北上。早在永乐年间，为官江西的安徽人唐文凤即在《梧冈诗稿·清江镇》里说：“镇市清江（今江西樟树）上，居民栋宇连。淮盐堆客肆，广货集商船。草色春迷地，波光暖浸天。凌晨征棹发，万灶起炊烟。”明中叶江苏吴江人史鉴说大庾岭北侧的南安府：“居岭徼下，郡小土瘠，而广货所由，细民仰荷负为食，大姓则居积致货不资。”（《西村集》）与汤显祖同时代的王临亨也说：“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之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粤剑篇》）在他眼里，这条驿道，到明代才真正名满天下。
在这种盛景之下，行走岭驿，自然由畏途变成乐途了，诚如叶权《游岭南记》所说：“岭南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今观其岭，不及吴越间低小者，其下青松表道，豁然宽敞。南安至南雄，名为百二十里，早起半日可达，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途。余里中人岁一二至，未尝有触瘴气而死者，即他官长可知。何昔之难而今之易也？意者古昔升平，大抵不满百年，即南北阻隔。自南雄达省城，群蛮出没，无他陆路，舟行艰难，往来者少，故山岚之气盛，如大室久虚，即阴沉不可住，况山川有灵气者耶？客子在途，心摇摇多畏恐，触之而病，宜矣。我朝自平广以来，迨今承平二百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毒消，理也。”这也应当是汤显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纵情歌颂岭南的大诗人的重要客观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