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作系统的讨论和研究,应该是“西学东渐”后才开始的。不是说中国人此前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讲法,而是与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相对,讲述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则一定是近代才有的事。以前,文化是只此一家的中原文化,除此以外就是化外之民的蛮夷。那是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分别,而不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当然自西方文明挟船坚炮利,叩我中华大门始,中国人就渐渐明白中国文化原来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由此,一系列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烈讨论也相继而起。回首此段历史,就知道中国文化的研究是起于民族危机底下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他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应该是当时很多讨论中国文化的人的想法。
　　然而一般人都承认文化不容易研究,毕竟太过虚无飘纱。我们当然可以讲风俗、习惯、历史、社会制度,但这些就足够吗?特别是那些要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核心是什么的人,他们是不愿意埋首于这些深入考察的。看看讨论文化的书籍,往往只见高度概括的讲法,例如重感情、泛道德主义、家庭本位,以至服从权威、怕事、封闭、愚昧等等。先不论是褒是贬,这些讲法都有两大预设,分别是本质主义和化约主义。
　　因为本质主义,所以一两个历史事件就足以让人下极重的判断。在作者而言,中国人就必然是某个样子,很难有什么改变。对制造文明冲突论或有关文明的电玩的人而言,那的确十分方便,一切都简洁分明。又因为化约主义,所以可以靠一两个核心的概念去把握整个文化。以孝为先是因为家庭本位,服从权威又是因为家庭本位。难不成没有现代科学、资本主义和自由思想又是因为家庭本位?
　　以一两个概念把握一个文化自然是直接了当,但却不能使我们见到事情的复杂面貌。要消解本质主义和化约主义,最简单莫如读历史。读历史可以知古今之变,知道世界并非从来如此,也知道眼前的不会永恒。只要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从来一个样子,难言本质。读历史又可以知万事万物各有其理,没有单一的原因。不过读史也会读坏,就是抱着已有的信念,往历史里找证据,而不是让历史自己呈现。那所谓历史只变成今日信念的附庸。
　　余英时是当代重要史家,一方面对传统学问浸淫甚深,同时受现代史学训练,对方法学非常认真。他认为历史的研究一定要有事实的基础,而且有一分说一分,绝不作过份的推测,更不可胡乱比附。《中国文化史通释》虽然只是作者近年的文章结集,但也绝对符合史学的严格要求。从史家的立场出发,所有高度概括的讲法都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我们只能从可征的历史资料中分析,就各个文化的面向作讨论。本书收录了十二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各个方面。这种分门别类的文化史研究,与之前那些捕捉要义和概略的研究可谓大异其趣。作者十分强调不同文化领域皆有自主性,因此认为对文化的研究一定要有足够的广度,对应文化中的不同部分。但这并不表示不同领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不同领域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存,所以一定会互为影响。至于有多少自主,有多少相互影响,则要在研究中显示。
　　例如讨论明清商业发展时,我们发现当时的儒学思想也与之互动。一方面士商的界线开始模糊,有商人读书考功名,也有文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儒家学者也开始尊重商人的社会地位,于是有“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与以往士人抑商的心态迥异。同时民间文化也受影响。因为更多士人从商,让社会上的阅读人口增加,为小说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宗教上佛教与道教的改革鼓励信徒入世修行,则为商人谋利提供道德根据。
　　正因为不作简单的化约,不以一两个概念把握整个文化,所以余英时的研究可以深入考察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看出不同领域的互动关系。就此,中国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僵化的典范,而是一个各部分互相激荡,活泼流动,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明夫此,我们才真正认识老中国。又因为文化是活的,所以我们才能开创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