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分配一席之地，使之按照一种集体精神进行工作。在同一个组织里，诗人各自成为自己情感的孤独的扮演者，只能和自己说话，并回答自己的提问。周围到处都是拒绝的耳朵，写诗似乎越来越变得可疑和虚妄，因为真正的读者已经锐减，诗歌鉴赏的能力和风尚日益衰落。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一场大火，使希腊文学四分之三的作品付之一炬，而今天，诗歌的灭顶之灾不再是一场燎原大火，而是普遍的心灰意冷和激情的沦丧。
　　诗歌始终是既为所有的人，又不为任何一个人。诗人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真正读者，一方面，诗歌的最终完成正在于阅读;另一方面，诗歌从不寻找读者。一部优秀的诗歌在被严格意义上阅读之后，总是倾向于引起沉默，引起瞬间的停顿、再现、体谅和同意，甚至感激。就像在一幅难辨真伪的绘画作品面前，只有行家才能鉴定一样，诗歌和它的知音相遇的时候，突然间会变得明晰、无疑，既不需要论证，也无法论证。我们在抱怨诗歌被边缘化的同时，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激起诗歌的知音。谁都不会为写字台的抽屉、为所谓的小圈子写作。关闭一件作品和打开一件作品，前者是为了完整，为了不使它受到损害;而后者是为了加入，为了唤醒和照亮人们的心灵所沉浸的茫茫黑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关闭得太久、太严丝合缝，读者已经无法也不愿加入我们。大量的清一色的诗歌在漫无节制地增长，而真正的读者却与我们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基本的严酷的事实。当然，你会说诗歌是一项小众的事业，问题是，连诗人之间也缺乏真诚、认真的相互阅读，这一点我们都心知肚明。
　　至少有三种诗歌使我们陷入与读者完全对立的绝境：一是诗歌中的煽情和滥情。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情感、情绪、情怀是诗歌的催化剂和导火索，也是一首诗的起点和原材料。但抒情一旦开始，就必须进入“隐秘化和客观化”，必须加以节制。大量的诗歌先是心碎了，然后写到童年、故乡、飞鸟、月亮、落叶……完全个人化的情绪不加控制，即使写得完美和熟练，可和读者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此刻也许正在工地上搬砖、在会议室开会、在餐桌上喝酒、在风中凌乱……他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和他们毫不相干的诗呢？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帅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怆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波斯王的伤感无疑将煽情、抒情进行到了极致，这种胜利者的感怀，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岂不是也犹如一粒尘埃。大场面的苦心经营的抒情，貌似找到了诗歌的真核，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顾盼自怜和痛哭流涕，自以为能感动读者，其实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在诗歌中消解抒情，如何将个人的情怀置于大众化的日常叙事和情景当中，不动声色、缓缓说出而不是将此情此景强加、抓挠于人，是我们必须要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再者是诗歌中不着边际的想象，伴随着晦涩难懂的修辞、隐喻、歧义、典籍，市面上大量的诗人在书斋和图书馆一方面旁征博引，一方面尽情发挥，在想象中展翅飞翔，宛如言语的阴谋家和构造意象的匠人。痴迷于想象，从而使诗歌语言远离精准和精确，看起来更像诗，但仅仅只有诗歌的皮囊。翻译体是这类诗歌的分支之一，复制、模仿国外大师和自我复制、模仿，什么都写到了，就是不写自己的内心、不写落在地上的肉眼可见的鲜活的事实。而真正的诗歌恰恰是微小的、无限的、犹豫的，甚至是讥讽的、戏谑的、自嘲的。说穿了，诗歌就是直观本身。直接说出，既降低了阅读的成本，像手术刀一样抵达事物的本质和要害，又能让亲爱的读者会心一笑或表示同意。象征是一种比喻性的写作，据说只有当比喻是某种象征时，才能够深刻动人，因为最难以捉摸才最完美。象征主义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和晦涩，显然违背了诗歌的初衷，远离了诗歌的本质。波德莱尔的“象征的森林”难道不是对森林的剥夺和强加吗？森林在，我们也在，这就是我们和它的全部关系，谁也无法象征谁。象征主义大师庞德有过一首著名的《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当我们怀着极大的耐心和敬意阅读这首诗时，指望能从中找到一种惊人的美和某种不为人知的因素，但最终我们发现，这只是庞德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地铁车站里人们面孔的一丛“语言的迷雾”，使这些面孔更加模糊和难以辨认。无视当下、现场、事实和内心处境，滥用修辞，借助意象和象征，对想象力不加节制，刻意增加所谓“写作的难度”，使诗人成为人群中高深莫测、故弄玄虚的一小撮，从此诗人的形象被世人彻底误解和抛弃，有时甚至声名狼藉。
　　诗歌要不要讲道理？一大批诗歌是这样制作的，诗人似乎悟出了某种真谛，然后运用思辨、冥想、神秘等看似纯熟的技艺，把这些道理讲出来。这类意图明显的絮絮叨叨的分行文字，也许是哲学、文论、日记，但不是诗。诗歌是一种纯语言活动，诗歌一旦开始了，首先面临的是在一大堆字、词、词组中做出选择。优秀的诗人总能发现一种突如其来的语言方法，总能在诗歌中制造一种语言的险情，并设法保持语言的完整和誠实，使其不露痕迹、不受到任何人为的损害。有所言说，又等于什么都不说;不涉及诗歌中的文字说了什么，而仅仅涉及文字与文字相互间的关系。在一切意义和没有意义之间，诗歌激起了它的读者，迫使他们去读，实际上是读他们自己。谁也无法给诗歌制定国家标准，一首好诗的获得可能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我们至少知道，不预设目的、完全敞开的语言，打破规则和技巧，让诗歌的线条变得纯净、朴素、简洁和清澈，肯定是好诗。而那些讲道理的、说教的、思辨的诗歌，让语言服从于意图，使读者通过诗歌受到再教育，却不知道读者终其一生已经被教育得太多了。
　　尽管我们受到了太多的冷落和漠视，但诗歌毕竟不会消失，因为只有诗歌能够奇迹般地使整个时代和全部文化、语言完美地保存下来。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貌似诗歌、更像诗歌实际上在加速诗歌死亡的作品，正在世界范围内漫无节制地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却感受到了使诗歌再生的一线曙光，我们被它照彻，而一旦我们沉睡在内心的创造激情和旧的炽烈被它点燃，我们便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光荣所贯注，并确信我们值得毫不犹豫地把一生贡献给诗歌这种“荒诞”的事业。至今我们还没有失去诗歌，所以我们必须感激这个年代，是它向我们保证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优秀诗人的持续探索。尽管他们之间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他们在彼此孤立的漫漫长夜里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响应，但他们所进行的卓越努力却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