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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是人情而仅非风景”。
80多年前，赵元任携夫人杨步伟回常州省亲。第一次来到婆家的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城里有河，多少小船来来去去的，像维纳思（威尼斯）的内河一样……”现在读起这样的文字，恍惚间，仿佛在小心翼翼从水中捞起一些梦的残片。
不仅是杨步伟，在许多描写常州的当年文字中，这座江南小城充斥着沉静安稳的气息。
周有光这样回忆青果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杨步伟这里提到的“河”，是运河行经常州老城区的那段。赵家的老宅，就在临河的青果巷。
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听过多个版本的演唱，最有味道的是当属赵本人数十年前留存在钢丝录音带上的旋律。可是我学唱了好多次，却始终都学不会。或许是不曾离家，自然也就无法理喻别人的思乡之渴。
好多次去过那个在拆迁大潮中苟活下来的、已略显破败的青果巷。赵元任故居的老宅子里,被人踩踏过一百年的门槛，早已凹凸如光滑的波浪。我想他漂泊异国的乡愁是有根的,那个根就在青果巷,在古运河边,木楼上,奶奶教他背唐诗,垂下篮子,从货郎的船上买糖果。
青果巷，这条区区几百米长的狭小街巷，现在俨然成为老少常州人对这座城市较为重要的记忆线索。
建于1581年的青果巷，是常州城里最古老的街巷之一，运河由文亨桥入西水关，经东西下塘，穿城后出东水关蜿蜒向东。青果巷窗下的河面上，当时船舶云集，是南北果品集散地，沿岸开设各类果品店铺，旧有“千果巷”之称。常州方言“千”、“青”难辨，才有了现在的“青果巷”。
“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百岁老人周有光回忆说，“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叫周有光老人掩不住一些得意的，是一条小巷子里出了“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其实，走出这条青果巷，常州还有两位“和汉字有关”的常州老乡：一位是南门外的吴稚晖，另一位，则是更早的金坛人段玉裁——“乾嘉学派”里占重要地位的训诂大家。
民国建立后，蔡元培力主文字改革，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聘请吴稚晖主持该项工作。1920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正式颁行全国。
常州人瞿秋白主张的“文字改革”，历来颇受质疑。作为职业革命者的瞿秋白，在主张“消灭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时，发出的声音显得火爆而夸张猛烈：“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对汉字的辱骂可以称得上“刻毒”了。
而多年以后，周有光参与的汉语拼音方案，由于官方强有力的推动，获得了大面积普及。在周家，笔者亲耳聆听了这样一段对话：
见小保姆在用拼音输入法在手机上发短信，老人问：“谁教的？”保姆笑了：“这谁不会啊，小学老师教的呗。”听罢保姆言，老人孩童般一脸坏笑。新来周家的她只管精心照料老人饮食起居，哪里知道眼前的老爷爷跟拼音有什么关系呢。
周有光称自己青果巷里的近邻赵元任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人”。赵元任也对女儿说过，搞语言学也是为了好玩儿，“好玩儿”三个字，羡煞了天下的语言学家。
后人说，元任先生一生的研究充满了欢乐，在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赵元任写出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自称只是一份草稿，但是这个草稿却比当时任何一套拉丁字母方案都要完善。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这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发展而来的。
“有了这个汉语拼音，就成了一个‘拐棒’。”有趣的是，周有光现在的住所，就叫拐棒胡同。
除了搞“文字改革”的，还有试图通过文字来鞭挞社会的。《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的家，离赵家、周家仅数十步。不知是出于何种禁忌，常州官方的外宣资料鲜少提及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谴责小说作家。
而盛宣怀，这位叫常州人有着复杂情感的老乡，年少时也在青果巷留下踪迹。
500年前的抗倭英雄、散文大家唐荆川科举中榜之后，在青果巷造了一座大宅，为了表达对自己“折桂”的庆贺，宅子里栽了八棵桂花树，号称“八桂堂”。
有意思的是：凡曾在“八桂堂”住过的，多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有名气的：清朝实业家庄楷，状元及画家钱维城和弟弟钱维乔，清萍乡煤矿、汉阳铁厂总办张赞辰及其侄儿张太雷，以及著名民族实业家刘国均……青果巷口，则是民国知名女律师史良的老宅。
几百米的青果巷，几百年的风流过往。
有必要补记一笔的是：当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时，礼聘“四大台柱”主持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四大研究组：陈寅恪、赵元任、吴定良、李济。其中赵元任和吴定良二位，皆与青果巷有缘。
我是迷信花间有心绪的，我总固执地认定所有静止或运动着的草木、河流、云雾，哪怕是最破旧的街巷如青果巷，都会有暧昧或凝眸。
于是每一次经过青果巷，我都感觉是一次最普通也是最奢侈的对视或对话。
你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常州方言确实和苏州话、上海话有着显著区别：“更硬”、“更有棱角”。
雨巷、石桥，流水人家，吴地概有的景致风情，常州照例周全。“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微醉且湿润的江南意蕴，常州笔笔到位。
但无论是常州本地人，还是周遭紧邻的无锡人、苏州人，总觉得这个城市隐约有独属自己的神秘符号。
屠岸，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被称为“中国十四行诗最严谨的楷模”。和周有光一样，他现在又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吟诵”的代表性传人，近年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常州吟诵”做录音。
2011年6月，屠岸带着十多位子孙回常州寻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教我如何不想她”，家乡的运河夜色里，望着对岸的篦梁灯火，89岁的屠岸老人在我车上，用常州方言轻轻哼着《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告诉从未到过故乡的儿子，“这是关于我们常州的小夜曲，多么美丽。”诗人心里，故乡就在童年的那头。
“不用奏哀乐。哀乐，在我心里……”屠岸至今记得母亲1975年临终时的最后这句话，“母亲给予我的一切之中，最使我的心灵震颤的，是她那抑扬顿挫、喜悦或忧伤、凄怆或激越的诗文吟诵的音乐。”在老人的记忆中，母亲这样吟读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用普通话，“回”与“衰”、“来”不押韵，用常州音，“回”读wai，“衰”读cuai，就与“来”押韵了。可见常州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音，用常州吟诵读某些古诗，更接近古时的音韵。
语言学者金丽藻教授说，“在吴方言区，常州方言中古音‘入声’和‘浊音’是保留最完整的。”“常州吟诵”和“天宁寺梵呗”（吟唱一般的诵经），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北方朋友耳中，吴方言大致都差不多，吴侬软语咿咿呀呀的。但你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常州方言确实和苏州话、上海话有着显著区别：“更硬”、“更有棱角”。
与其他地区的吴语相比，常州方言的一些词汇与江淮官话相似，而与其他吴语区不同。比如常州人说：锅子、脚盆、穿衣裳、东西等，与江淮官话词汇相似，吴语其他地区则一般说：镬子、脚桶、着衣裳、么事。常州有人讲“假妈拉鬼”(装模作样)、“唉呆”，这些话都是与邻近的江淮官话区共有的方言词汇。
总还是有消逝的，如风无痕。常州以前的建筑群弄堂多，老人们对风的称谓，也有当时的特征，如：穿堂风，捉弄风，撞墙风，人来风，今天这些称谓在年轻一代口中已经听不到了。
此岸彼岸，如果时间和空间是一条隔岸相望的河，何以渡？金丽藻教授说，区分常州人和其他吴地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唯有方言。
沪宁线上诸多城市中，常州的“美食业”是出了名的。虽然常州并没有自成体系的菜系，但不管什么风格的菜系，在这里都能生根，各式大小饭店历来开得红红火火。
这个城市的“胃口”和“消化力”极强！粤菜、鲁菜、川菜、淮扬菜、杭帮菜……同样让人惊奇的是，不管是什么菜系，到常州立足不会太久，很快就会不动声色被常州本土口味改良。
常州方言中有 “和调”一说，大概意思和北方话中的“和稀泥”差不多。但“和调”，何尝不可理解为常州人擅长的百味“调和”？先是接纳和改造，最终成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独有的本领。
曾在常州本地文化部门履职的退休官员邵志强，被评价成“官员队伍中有文化的一位”；邵志强说，方言里的南北交融特征，暗喻着常州人及这个城市的 “南人北相”个性：温婉却不失豪爽、厚道，“和常州人比酒量，北方人未必会占了多少便宜。”
据本地的文化学者们考证：项羽八千子弟，其间十有八九是延陵（常州古名）子弟，郑和下西洋，征用的水手，一半以上是延陵子弟。
不仅崇文，而且尚武。常州人喜欢引用的一个颇有意味的例证是：现在广州军区陆海空三军的主帅都是常州人。
另外一个不无特殊的例子似乎也印证了常州人血液里的“热气”：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从政界黯然归乡之后，在常州获得了他余年最后的温情：
最普通的老式澡堂里，一些并不熟悉的普通常州市民主动为他搓背、陪他唠嗑；原先的老伙计们毫不避嫌地拉他下乡垂钓，四处散心；走在大街上，会有常州老汉用手指轻轻弹一下这位前高官的肚子，“哎呀老程啊，肚子太大啦，赶紧减肥、赶紧减肥”……人们记得他主政这座城市时留下的每一点好处。
“哼哼，当年你无锡还是我常州府的呢！”
南京号称沾了“六朝”王气，但常州人可以底气十足地告诉他们，其中有两朝是从我们常州出发的：南朝的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是常州萧整的后人。
常州的历史自应该是从太伯奔吴算起，晋、唐、宋，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北方知识精英大批南下，带来了知识、资金、先进生产力，也带来了北地的豪情。而常州作为南北交汇的“中间点”，首得风气之更新。
吴地历来有“三吴”之说，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常州一直被称作“八邑名都”，清代常州府辖管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等八个县，是名副其实的吴地中心地带，衔东接西，兼得南北风尚。
体现在常州文化上，曾经的品牌也是层出不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200年，建城2500年来，常州的诗派、词牌、文派、医派、画派……皆来而有源，最后也皆独树一帜。
常州南郊有一处“淹城”，这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老地面城池遗址，距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关于淹城的来历，一说是周初山东曲阜以东的奄国君主，为了和周对抗，率残部逃亡到此，凿沟为堑堆土为城，因古代奄和淹通用，故名淹城。另一说是吴公子季札因为阖闾刺杀王僚夺去王位，决定“终身不入吴”，便在封地挖河筑城，以示“淹国”之决心。淹城故址出土的一艘独木舟，是用质地坚硬的楠木挖凿而成，船身显然经过火烤后再用斧凿，这正与《易经•系辞》中的“刳木为舟”记载相印证。
毫无疑问，常州是个很好的出发地。苏南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锡剧”，就发端于常州的“滩簧”，后来被称作 “常锡文戏”。上世纪50年代，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江苏文化主管部门嫌“常锡文戏”太啰嗦，干脆去掉了“常”字，成了“锡剧”，这让常州的戏迷们一直沮丧至今。
但常州人安慰自己的本领也是一流的：几口老酒下肚，“哼哼，当年你无锡还是我常州府的呢！”于是一切安然。
许多常州人都“从来就把无锡看作是常州的一部分”。同样，江阴的刘半农也一直自认赵元任为“常州老乡”。 所以当无锡在大造舆论证实“阖闾古城”就在无锡的热闹劲头上，常州人笑了，“除了解放后立的一块水泥碑，你那‘古城’，跑得出我武进区的地盘么？”
常州人总会寻得一些如此安然，称之为“内敛、低调”，从常州园林的名字中便可见一斑：约园、半园、近园、未园、止园、寄园、韵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园子，多少含着些缱倦温婉和不与人争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看，常州人还是会不由自主流露出江南文人的矫情。
事实上，苏州园林中不乏常州人的设计、施工，有些园林的主人，甚至就是常州人。
与苏州园林大多是官僚为退养休息而造稍有不同，常州的园林多半是因文人雅集而设：聊园，是常州士子专为吟诵而造，吴地风流人物多曾留迹；半园，是恽南田向唐荆川后人切磋丹青场所，是“没骨画法”的孕育地；寄园，谢稚柳从小习画之地……即便耗费巨资营建了苏州“忠王府”，李秀成仍不时来到常州，将桫椤巷口的韵园作为自己的行辕。他说他能够在韵园构思精巧的水流声中获得指挥作战的灵感。
邵志强说，他已经“挖出超过60多个自汉以来、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常州园林”。
新政权建立后，“八邑名都”中有五个后来都属于无锡，对于怀旧的常州人来说，无锡几乎是从他们心头活生生挖去的一块肥肉。常州现在管辖的金坛和溧阳，明清时代却都是隶属于镇江府。
在一般人眼里，狭义的江南，大抵指的就是“苏锡常”。行政区划的改变，让这个区域内原本不分上下的经济地位有了分化。苏州倚靠上海，自不待说；无锡因为有了宜兴和江阴的加盟，力胜一筹；而常州，经济总量显然与其他两位有了差距。
红梅牌照相机、金狮自行车、幸福电视机……这些当年响当当的品牌，曾经领风气之先；苏南模式，武进的乡镇企业是发端之一；“中小城市学常州”，改革之初的辉煌至今仍被常州人津津乐道。
但若用“人均”和“市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说话，常州人倒也有足够坦然：不仅不比苏州无锡差，一些指标甚至超过了另外俩兄弟。
而常州的民生建设，毫无疑问在全国都是拿得出手的：公园，率先在全国免费开放；公交，全国最便宜的快捷BRT公交系统；再加上一个免费使用的“公厕”，前任市长王伟成被市民不无善意地称作“三公市长”。
但也有一些“改造”也会叫常州人忍无可忍。
代表常州文脉的白云溪，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填埋。白云溪旁，矗立着一些“新造的老院子”，都是些原地翻建的“新货”。
站在院落里，我仍有某种极熟稔的感觉，尽管面目已经全非，尽管白云溪早被填埋，但我仍和许多常州市民一样，心存侥幸地希冀官员们在下一次的城市建设中，规避“改造的生硬和粗暴”。
苏东坡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是人情而仅非风景”。
2011年10月初，已从常州园林局副局长岗位上卸任的邵志强，被请到“苏东坡公园”为同样已经卸任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岚清讲解。
邵志强这样向客人描述：黄州的湿柴把苏东坡的心郁结成冰之后不久，他乘坐的客船刚一抵近运河码头，就受到了常州人群黑压压站立两岸的热情招呼，这情景让他非常感慨，因为天气太热，竟忘了整衣，袒胸露腹地就走了出来，伫立在船头上，频频向常州父老兄弟拱手致意，还对同船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同时心底一声长叹：“此邦多君子也。”
在苏东坡公园，借苏子写给朝廷的《乞常州居住表》，邵志强稍玩了一下噱头：他煞有介事地向李岚清推出了苏子在900多年前为这个城市做的一条广告：“常州，最适合我居住的地方。”曾在省城南京有过新闻从业经历的常州代市长姚晓东，立刻敏感地接上话茬：“多好的一张常州名片啊！”
我们无法获知：两位地位悬殊的卸任官员，在同样是卸任后客居常州的苏东坡这里，是否获得了一些隐约的共鸣。
但邵志强很笃定地告诉李岚清，苏东坡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是人情而仅非风景”。
80多年前，赵元任携夫人杨步伟回常州省亲。第一次来到婆家的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城里有河，多少小船来来去去的，像维纳思（威尼斯）的内河一样……”现在读起这样的文字，恍惚间，仿佛在小心翼翼从水中捞起一些梦的残片。
不仅是杨步伟，在许多描写常州的当年文字中，这座江南小城充斥着沉静安稳的气息。
周有光这样回忆青果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杨步伟这里提到的“河”，是运河行经常州老城区的那段。赵家的老宅，就在临河的青果巷。
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听过多个版本的演唱，最有味道的是当属赵本人数十年前留存在钢丝录音带上的旋律。可是我学唱了好多次，却始终都学不会。或许是不曾离家，自然也就无法理喻别人的思乡之渴。
好多次去过那个在拆迁大潮中苟活下来的、已略显破败的青果巷。赵元任故居的老宅子里,被人踩踏过一百年的门槛，早已凹凸如光滑的波浪。我想他漂泊异国的乡愁是有根的,那个根就在青果巷,在古运河边,木楼上,奶奶教他背唐诗,垂下篮子,从货郎的船上买糖果。
青果巷，这条区区几百米长的狭小街巷，现在俨然成为老少常州人对这座城市较为重要的记忆线索。
建于1581年的青果巷，是常州城里最古老的街巷之一，运河由文亨桥入西水关，经东西下塘，穿城后出东水关蜿蜒向东。青果巷窗下的河面上，当时船舶云集，是南北果品集散地，沿岸开设各类果品店铺，旧有“千果巷”之称。常州方言“千”、“青”难辨，才有了现在的“青果巷”。
“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百岁老人周有光回忆说，“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叫周有光老人掩不住一些得意的，是一条小巷子里出了“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其实，走出这条青果巷，常州还有两位“和汉字有关”的常州老乡：一位是南门外的吴稚晖，另一位，则是更早的金坛人段玉裁——“乾嘉学派”里占重要地位的训诂大家。
民国建立后，蔡元培力主文字改革，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聘请吴稚晖主持该项工作。1920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正式颁行全国。
常州人瞿秋白主张的“文字改革”，历来颇受质疑。作为职业革命者的瞿秋白，在主张“消灭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时，发出的声音显得火爆而夸张猛烈：“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对汉字的辱骂可以称得上“刻毒”了。
而多年以后，周有光参与的汉语拼音方案，由于官方强有力的推动，获得了大面积普及。在周家，笔者亲耳聆听了这样一段对话：
见小保姆在用拼音输入法在手机上发短信，老人问：“谁教的？”保姆笑了：“这谁不会啊，小学老师教的呗。”听罢保姆言，老人孩童般一脸坏笑。新来周家的她只管精心照料老人饮食起居，哪里知道眼前的老爷爷跟拼音有什么关系呢。
周有光称自己青果巷里的近邻赵元任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人”。赵元任也对女儿说过，搞语言学也是为了好玩儿，“好玩儿”三个字，羡煞了天下的语言学家。
后人说，元任先生一生的研究充满了欢乐，在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赵元任写出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自称只是一份草稿，但是这个草稿却比当时任何一套拉丁字母方案都要完善。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这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发展而来的。
“有了这个汉语拼音，就成了一个‘拐棒’。”有趣的是，周有光现在的住所，就叫拐棒胡同。
除了搞“文字改革”的，还有试图通过文字来鞭挞社会的。《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的家，离赵家、周家仅数十步。不知是出于何种禁忌，常州官方的外宣资料鲜少提及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谴责小说作家。
而盛宣怀，这位叫常州人有着复杂情感的老乡，年少时也在青果巷留下踪迹。
500年前的抗倭英雄、散文大家唐荆川科举中榜之后，在青果巷造了一座大宅，为了表达对自己“折桂”的庆贺，宅子里栽了八棵桂花树，号称“八桂堂”。
有意思的是：凡曾在“八桂堂”住过的，多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有名气的：清朝实业家庄楷，状元及画家钱维城和弟弟钱维乔，清萍乡煤矿、汉阳铁厂总办张赞辰及其侄儿张太雷，以及著名民族实业家刘国均……青果巷口，则是民国知名女律师史良的老宅。
几百米的青果巷，几百年的风流过往。
有必要补记一笔的是：当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时，礼聘“四大台柱”主持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四大研究组：陈寅恪、赵元任、吴定良、李济。其中赵元任和吴定良二位，皆与青果巷有缘。
我是迷信花间有心绪的，我总固执地认定所有静止或运动着的草木、河流、云雾，哪怕是最破旧的街巷如青果巷，都会有暧昧或凝眸。
于是每一次经过青果巷，我都感觉是一次最普通也是最奢侈的对视或对话。
你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常州方言确实和苏州话、上海话有着显著区别：“更硬”、“更有棱角”。
雨巷、石桥，流水人家，吴地概有的景致风情，常州照例周全。“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微醉且湿润的江南意蕴，常州笔笔到位。
但无论是常州本地人，还是周遭紧邻的无锡人、苏州人，总觉得这个城市隐约有独属自己的神秘符号。
屠岸，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被称为“中国十四行诗最严谨的楷模”。和周有光一样，他现在又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吟诵”的代表性传人，近年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常州吟诵”做录音。
2011年6月，屠岸带着十多位子孙回常州寻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教我如何不想她”，家乡的运河夜色里，望着对岸的篦梁灯火，89岁的屠岸老人在我车上，用常州方言轻轻哼着《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告诉从未到过故乡的儿子，“这是关于我们常州的小夜曲，多么美丽。”诗人心里，故乡就在童年的那头。
“不用奏哀乐。哀乐，在我心里……”屠岸至今记得母亲1975年临终时的最后这句话，“母亲给予我的一切之中，最使我的心灵震颤的，是她那抑扬顿挫、喜悦或忧伤、凄怆或激越的诗文吟诵的音乐。”在老人的记忆中，母亲这样吟读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用普通话，“回”与“衰”、“来”不押韵，用常州音，“回”读wai，“衰”读cuai，就与“来”押韵了。可见常州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音，用常州吟诵读某些古诗，更接近古时的音韵。
语言学者金丽藻教授说，“在吴方言区，常州方言中古音‘入声’和‘浊音’是保留最完整的。”“常州吟诵”和“天宁寺梵呗”（吟唱一般的诵经），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北方朋友耳中，吴方言大致都差不多，吴侬软语咿咿呀呀的。但你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常州方言确实和苏州话、上海话有着显著区别：“更硬”、“更有棱角”。
与其他地区的吴语相比，常州方言的一些词汇与江淮官话相似，而与其他吴语区不同。比如常州人说：锅子、脚盆、穿衣裳、东西等，与江淮官话词汇相似，吴语其他地区则一般说：镬子、脚桶、着衣裳、么事。常州有人讲“假妈拉鬼”(装模作样)、“唉呆”，这些话都是与邻近的江淮官话区共有的方言词汇。
总还是有消逝的，如风无痕。常州以前的建筑群弄堂多，老人们对风的称谓，也有当时的特征，如：穿堂风，捉弄风，撞墙风，人来风，今天这些称谓在年轻一代口中已经听不到了。
此岸彼岸，如果时间和空间是一条隔岸相望的河，何以渡？金丽藻教授说，区分常州人和其他吴地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唯有方言。
沪宁线上诸多城市中，常州的“美食业”是出了名的。虽然常州并没有自成体系的菜系，但不管什么风格的菜系，在这里都能生根，各式大小饭店历来开得红红火火。
这个城市的“胃口”和“消化力”极强！粤菜、鲁菜、川菜、淮扬菜、杭帮菜……同样让人惊奇的是，不管是什么菜系，到常州立足不会太久，很快就会不动声色被常州本土口味改良。
常州方言中有 “和调”一说，大概意思和北方话中的“和稀泥”差不多。但“和调”，何尝不可理解为常州人擅长的百味“调和”？先是接纳和改造，最终成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独有的本领。
曾在常州本地文化部门履职的退休官员邵志强，被评价成“官员队伍中有文化的一位”；邵志强说，方言里的南北交融特征，暗喻着常州人及这个城市的 “南人北相”个性：温婉却不失豪爽、厚道，“和常州人比酒量，北方人未必会占了多少便宜。”
据本地的文化学者们考证：项羽八千子弟，其间十有八九是延陵（常州古名）子弟，郑和下西洋，征用的水手，一半以上是延陵子弟。
不仅崇文，而且尚武。常州人喜欢引用的一个颇有意味的例证是：现在广州军区陆海空三军的主帅都是常州人。
另外一个不无特殊的例子似乎也印证了常州人血液里的“热气”：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从政界黯然归乡之后，在常州获得了他余年最后的温情：
最普通的老式澡堂里，一些并不熟悉的普通常州市民主动为他搓背、陪他唠嗑；原先的老伙计们毫不避嫌地拉他下乡垂钓，四处散心；走在大街上，会有常州老汉用手指轻轻弹一下这位前高官的肚子，“哎呀老程啊，肚子太大啦，赶紧减肥、赶紧减肥”……人们记得他主政这座城市时留下的每一点好处。
“哼哼，当年你无锡还是我常州府的呢！”
南京号称沾了“六朝”王气，但常州人可以底气十足地告诉他们，其中有两朝是从我们常州出发的：南朝的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是常州萧整的后人。
常州的历史自应该是从太伯奔吴算起，晋、唐、宋，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北方知识精英大批南下，带来了知识、资金、先进生产力，也带来了北地的豪情。而常州作为南北交汇的“中间点”，首得风气之更新。
吴地历来有“三吴”之说，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常州一直被称作“八邑名都”，清代常州府辖管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等八个县，是名副其实的吴地中心地带，衔东接西，兼得南北风尚。
体现在常州文化上，曾经的品牌也是层出不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200年，建城2500年来，常州的诗派、词牌、文派、医派、画派……皆来而有源，最后也皆独树一帜。
常州南郊有一处“淹城”，这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老地面城池遗址，距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关于淹城的来历，一说是周初山东曲阜以东的奄国君主，为了和周对抗，率残部逃亡到此，凿沟为堑堆土为城，因古代奄和淹通用，故名淹城。另一说是吴公子季札因为阖闾刺杀王僚夺去王位，决定“终身不入吴”，便在封地挖河筑城，以示“淹国”之决心。淹城故址出土的一艘独木舟，是用质地坚硬的楠木挖凿而成，船身显然经过火烤后再用斧凿，这正与《易经•系辞》中的“刳木为舟”记载相印证。
毫无疑问，常州是个很好的出发地。苏南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锡剧”，就发端于常州的“滩簧”，后来被称作 “常锡文戏”。上世纪50年代，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江苏文化主管部门嫌“常锡文戏”太啰嗦，干脆去掉了“常”字，成了“锡剧”，这让常州的戏迷们一直沮丧至今。
但常州人安慰自己的本领也是一流的：几口老酒下肚，“哼哼，当年你无锡还是我常州府的呢！”于是一切安然。
许多常州人都“从来就把无锡看作是常州的一部分”。同样，江阴的刘半农也一直自认赵元任为“常州老乡”。 所以当无锡在大造舆论证实“阖闾古城”就在无锡的热闹劲头上，常州人笑了，“除了解放后立的一块水泥碑，你那‘古城’，跑得出我武进区的地盘么？”
常州人总会寻得一些如此安然，称之为“内敛、低调”，从常州园林的名字中便可见一斑：约园、半园、近园、未园、止园、寄园、韵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园子，多少含着些缱倦温婉和不与人争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看，常州人还是会不由自主流露出江南文人的矫情。
事实上，苏州园林中不乏常州人的设计、施工，有些园林的主人，甚至就是常州人。
与苏州园林大多是官僚为退养休息而造稍有不同，常州的园林多半是因文人雅集而设：聊园，是常州士子专为吟诵而造，吴地风流人物多曾留迹；半园，是恽南田向唐荆川后人切磋丹青场所，是“没骨画法”的孕育地；寄园，谢稚柳从小习画之地……即便耗费巨资营建了苏州“忠王府”，李秀成仍不时来到常州，将桫椤巷口的韵园作为自己的行辕。他说他能够在韵园构思精巧的水流声中获得指挥作战的灵感。
邵志强说，他已经“挖出超过60多个自汉以来、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常州园林”。
新政权建立后，“八邑名都”中有五个后来都属于无锡，对于怀旧的常州人来说，无锡几乎是从他们心头活生生挖去的一块肥肉。常州现在管辖的金坛和溧阳，明清时代却都是隶属于镇江府。
在一般人眼里，狭义的江南，大抵指的就是“苏锡常”。行政区划的改变，让这个区域内原本不分上下的经济地位有了分化。苏州倚靠上海，自不待说；无锡因为有了宜兴和江阴的加盟，力胜一筹；而常州，经济总量显然与其他两位有了差距。
红梅牌照相机、金狮自行车、幸福电视机……这些当年响当当的品牌，曾经领风气之先；苏南模式，武进的乡镇企业是发端之一；“中小城市学常州”，改革之初的辉煌至今仍被常州人津津乐道。
但若用“人均”和“市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说话，常州人倒也有足够坦然：不仅不比苏州无锡差，一些指标甚至超过了另外俩兄弟。
而常州的民生建设，毫无疑问在全国都是拿得出手的：公园，率先在全国免费开放；公交，全国最便宜的快捷BRT公交系统；再加上一个免费使用的“公厕”，前任市长王伟成被市民不无善意地称作“三公市长”。
但也有一些“改造”也会叫常州人忍无可忍。
代表常州文脉的白云溪，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填埋。白云溪旁，矗立着一些“新造的老院子”，都是些原地翻建的“新货”。
站在院落里，我仍有某种极熟稔的感觉，尽管面目已经全非，尽管白云溪早被填埋，但我仍和许多常州市民一样，心存侥幸地希冀官员们在下一次的城市建设中，规避“改造的生硬和粗暴”。
苏东坡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是人情而仅非风景”。
2011年10月初，已从常州园林局副局长岗位上卸任的邵志强，被请到“苏东坡公园”为同样已经卸任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岚清讲解。
邵志强这样向客人描述：黄州的湿柴把苏东坡的心郁结成冰之后不久，他乘坐的客船刚一抵近运河码头，就受到了常州人群黑压压站立两岸的热情招呼，这情景让他非常感慨，因为天气太热，竟忘了整衣，袒胸露腹地就走了出来，伫立在船头上，频频向常州父老兄弟拱手致意，还对同船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同时心底一声长叹：“此邦多君子也。”
在苏东坡公园，借苏子写给朝廷的《乞常州居住表》，邵志强稍玩了一下噱头：他煞有介事地向李岚清推出了苏子在900多年前为这个城市做的一条广告：“常州，最适合我居住的地方。”曾在省城南京有过新闻从业经历的常州代市长姚晓东，立刻敏感地接上话茬：“多好的一张常州名片啊！”
我们无法获知：两位地位悬殊的卸任官员，在同样是卸任后客居常州的苏东坡这里，是否获得了一些隐约的共鸣。
但邵志强很笃定地告诉李岚清，苏东坡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是人情而仅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