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8年10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而险些被本国政府驱逐出国一事，曾在当时的苏联和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几十年来人们虽对这一事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因苏联当局对有关资料的严密封锁而未能得知其详，现在随着这些资料的解密该事件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曾为托尔斯泰的《复活》作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钢琴家。小说《日瓦戈医生》大致在1949年初写毕，其主人公是一个在革命时期茫然彷徨，既反对白色恐怖，又反对革命暴力的知识分子。因未能获准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在朋友间进行了传阅。斯大林逝世后，他感到形势有变，遂把小说投给了《新世界》杂志，但该杂志却迟迟没有回音。自此帕斯捷尔纳克对国内出版该小说不再抱有幻想，1956年5月他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德安捷洛将手稿转交给了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同年11月小说用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此后小说的知音纷至沓来，到1957年在意大利已印行八版，接着又在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版。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作出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围绕《日瓦戈医生》一书及其在国外出版一事掀起了一场嘈杂的喧闹。如说社会主义“不人道”，知识分子既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也不赞成十月革命，等等。苏共领导对此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小说在国外引起的反响可谓喜忧参半，喜忧何来，自不待言。尽管如此，当10月23日他得到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消息后还是兴高采烈地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不仅他感到高兴，并且苏联政府也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正是苏联社会的一员获得了这项崇高的荣誉。虽然他也考虑过“有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但他在这方面的估计毕竟不足。
也就在10月23日这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苏斯洛夫的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作出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小说的决定》。《决定》说：
1、认为：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在煽动冷战的手段。
2、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1956年9月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
3、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4、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此后，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的抨击铺天盖地而来，称小说是“一株文学大毒草”，小说的作者是“颓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所有丧失理性的玩世不恭者的同伙”、“叛徒”，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道德上畸形发展的怪物”等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内和《真理报》甚至公然要求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11月1日，面临重重压力的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赫鲁晓夫，信中说：“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无论我的过失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同一天，塔斯社授权就该信发表声明，称“如果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到国外领取发给他的奖金，苏联国家机构方面将不进行任何阻挠。资产阶级报纸造谣说，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剥夺出国的权利!这是拙劣的捏造。”尽管如此，帕斯捷尔纳克仍于11月5日在《真理报》上作了公开检讨，说“《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我说：这部长篇小说可能被读者们理解为是一部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作品。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为此后悔不已。”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一方面当局没有因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态、检讨和拒绝受奖而将他放过，而是利用警察手段对他进行了侦查和监控，另一方面帕斯捷尔纳克无法理解和接受当局对他的批判和迫害，暗中发了一些牢骚，进行了某些抵制。譬如，1959年1月3日他在给一个名叫马可·格列戈尔的人的信中写道：“我徒劳地期待着我的两封公开发表的信件给予宽容和体谅的回答。宽厚和容忍不是我的收信人的性格，侮辱和欺凌仍将继续下去。在我脖子上拉得越来越紧的那个无法弄清的套索，其目的在于用强制方法从物质上使我屈膝臣服，但这永远做不到。我是带着面临自杀的心情和愤怒情绪跨越这个新年的。”再如，2月初他在会见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时，曾交给了这位记者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题为《诺贝尔奖》的诗，而这首诗很快又于2月11日发表在了《每日邮报》上。早在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侦查和监控的苏联当局在毫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些情况后，对他的迫害自然就更加严重了。
2月20日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令人毛骨悚然地指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初期，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总的特点是歌颂个人主义和脱离苏维埃现实。按照其哲学观点，他是一名虔诚的唯心主义者。”“根据情报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亲属中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反苏情绪，特别是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文艺政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在卫国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在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后，他又表现出失望，因为战争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变化。他说：‘和以前一样，统治我们生活的仍将是横施暴虐和为所欲为，统治我们心灵与思想的，仍将是暴政和专制。’”报告还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妇伊温斯卡娅(翻译家)是一个出身贵族、道德堕落的女人，1949年因表现为反苏情绪且又与一伙诈骗犯相勾结而被逮捕。目前她仍经常表现出反苏情绪，并挑拨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离婚而与她到国外定居。除这个女人外，具有反苏情绪或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国家文艺出版社主任编辑班尼科夫、作家弗·伊万诺夫及其妻子、女诗人玛·茨韦塔耶娃的女儿埃夫朗。
同一天，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以下的惩治措施：
1、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前来苏联检察院进行正式询问；
2、在询问开始前，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他的行动——表现为撰写和在国外传播反动文学作品：包含有玷污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反苏臆造，成为国际反动势力进行反苏敌对活动手段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和诗《诺贝尔奖》——是同苏联公民的行为准则不相符合的，构成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根据法律应承担刑事责任；
3、同时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据联盟检察院掌握的材料证明，他辜负了苏联政府对他的人道态度，而且尽管公开保证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他(帕斯捷尔纳克)走上了进行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进行自觉的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反人民活动；
4、5(略)
6、询问结束后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联盟检察院将对他的行动进行相应的侦查；
7、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的刑事责任，也不对他的案件进行审判；
8、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做出了背叛苏联人民的行为，而且由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堕落使自己背离了苏联社会，因此，更合适的做法是作出决定褫夺他的苏联国籍，并驱逐出苏联。
以上各条除第8条遭到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否决外，其他几条均得到了贯彻实施。
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仍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孤独郁闷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病逝。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曾为托尔斯泰的《复活》作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钢琴家。小说《日瓦戈医生》大致在1949年初写毕，其主人公是一个在革命时期茫然彷徨，既反对白色恐怖，又反对革命暴力的知识分子。因未能获准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在朋友间进行了传阅。斯大林逝世后，他感到形势有变，遂把小说投给了《新世界》杂志，但该杂志却迟迟没有回音。自此帕斯捷尔纳克对国内出版该小说不再抱有幻想，1956年5月他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德安捷洛将手稿转交给了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同年11月小说用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此后小说的知音纷至沓来，到1957年在意大利已印行八版，接着又在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版。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作出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围绕《日瓦戈医生》一书及其在国外出版一事掀起了一场嘈杂的喧闹。如说社会主义“不人道”，知识分子既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也不赞成十月革命，等等。苏共领导对此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小说在国外引起的反响可谓喜忧参半，喜忧何来，自不待言。尽管如此，当10月23日他得到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消息后还是兴高采烈地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不仅他感到高兴，并且苏联政府也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正是苏联社会的一员获得了这项崇高的荣誉。虽然他也考虑过“有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但他在这方面的估计毕竟不足。
也就在10月23日这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苏斯洛夫的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作出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小说的决定》。《决定》说：
1、认为：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在煽动冷战的手段。
2、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1956年9月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
3、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4、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此后，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的抨击铺天盖地而来，称小说是“一株文学大毒草”，小说的作者是“颓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所有丧失理性的玩世不恭者的同伙”、“叛徒”，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道德上畸形发展的怪物”等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内和《真理报》甚至公然要求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11月1日，面临重重压力的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赫鲁晓夫，信中说：“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无论我的过失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同一天，塔斯社授权就该信发表声明，称“如果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到国外领取发给他的奖金，苏联国家机构方面将不进行任何阻挠。资产阶级报纸造谣说，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剥夺出国的权利!这是拙劣的捏造。”尽管如此，帕斯捷尔纳克仍于11月5日在《真理报》上作了公开检讨，说“《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我说：这部长篇小说可能被读者们理解为是一部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作品。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为此后悔不已。”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一方面当局没有因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态、检讨和拒绝受奖而将他放过，而是利用警察手段对他进行了侦查和监控，另一方面帕斯捷尔纳克无法理解和接受当局对他的批判和迫害，暗中发了一些牢骚，进行了某些抵制。譬如，1959年1月3日他在给一个名叫马可·格列戈尔的人的信中写道：“我徒劳地期待着我的两封公开发表的信件给予宽容和体谅的回答。宽厚和容忍不是我的收信人的性格，侮辱和欺凌仍将继续下去。在我脖子上拉得越来越紧的那个无法弄清的套索，其目的在于用强制方法从物质上使我屈膝臣服，但这永远做不到。我是带着面临自杀的心情和愤怒情绪跨越这个新年的。”再如，2月初他在会见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时，曾交给了这位记者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题为《诺贝尔奖》的诗，而这首诗很快又于2月11日发表在了《每日邮报》上。早在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侦查和监控的苏联当局在毫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些情况后，对他的迫害自然就更加严重了。
2月20日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令人毛骨悚然地指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初期，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总的特点是歌颂个人主义和脱离苏维埃现实。按照其哲学观点，他是一名虔诚的唯心主义者。”“根据情报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亲属中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反苏情绪，特别是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文艺政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在卫国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在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后，他又表现出失望，因为战争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变化。他说：‘和以前一样，统治我们生活的仍将是横施暴虐和为所欲为，统治我们心灵与思想的，仍将是暴政和专制。’”报告还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妇伊温斯卡娅(翻译家)是一个出身贵族、道德堕落的女人，1949年因表现为反苏情绪且又与一伙诈骗犯相勾结而被逮捕。目前她仍经常表现出反苏情绪，并挑拨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离婚而与她到国外定居。除这个女人外，具有反苏情绪或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国家文艺出版社主任编辑班尼科夫、作家弗·伊万诺夫及其妻子、女诗人玛·茨韦塔耶娃的女儿埃夫朗。
同一天，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以下的惩治措施：
1、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前来苏联检察院进行正式询问；
2、在询问开始前，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他的行动——表现为撰写和在国外传播反动文学作品：包含有玷污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反苏臆造，成为国际反动势力进行反苏敌对活动手段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和诗《诺贝尔奖》——是同苏联公民的行为准则不相符合的，构成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根据法律应承担刑事责任；
3、同时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据联盟检察院掌握的材料证明，他辜负了苏联政府对他的人道态度，而且尽管公开保证恪守爱国主义和谴责自己的‘过失和迷误’，他(帕斯捷尔纳克)走上了进行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进行自觉的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反人民活动；
4、5(略)
6、询问结束后向帕斯捷尔纳克宣布，联盟检察院将对他的行动进行相应的侦查；
7、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的刑事责任，也不对他的案件进行审判；
8、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做出了背叛苏联人民的行为，而且由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堕落使自己背离了苏联社会，因此，更合适的做法是作出决定褫夺他的苏联国籍，并驱逐出苏联。
以上各条除第8条遭到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否决外，其他几条均得到了贯彻实施。
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仍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孤独郁闷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