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聚会，总是聊起一个话题：孩子上学问题。这在过去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随着近年北京各区县入学政策的调整，把限制子女入学当成了驱赶外来人口的政策，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了。
　　行政权力并非万能，总是有限度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世纪美国的禁酒令。这直接刺激了地下酿酒产业以及走私市场的勃兴，最终禁酒令以失败告终。孩子上学、喝酒都是基本需求，在这类事项上设置门槛，可能会抬高市场交易成本，但是并不会消灭市场交易。市场总会以各种令管制者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供需双方找到解决方案。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动辄以行政手段干预大城市的人口，除了指令经济的强大体制惯性，也就是政策的路径依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惯用计划、指令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京沪等地大城市病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往往将矛头指向了长期以来的政策倾斜、资源倾斜。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一观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近年来大城市扩张的市场化因素。
　　以北京为例，人口增长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因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打破了配给制、价格闯关等，让原来和户籍相捆绑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复存在，从而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所以为市场所青睐，并不仅仅因为其有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更是因为，这些城市同时也是得改革开放之先，无论市场环境还是法治环境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地方。
　　从本质上来说，城市本身就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效果。陌生人的环境同样也更有利于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也更有利于形成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与市场文明。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确实更易于避开熟人社会以及权力的干扰，而形成较高程度的市场文明，也就更易于吸引资本和人口的聚集。
　　所以说，不论是高端人才还是所谓的低端人口，涌入大城市，本身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仅能够自动调节价格，而且，也能自动调节就业结构。
　　很多市长都喜欢引进高端人才，他们往往为高端人才设置了种种政策优惠，又为低端人口在城市生活设置了种种障碍。可是，他们没有想到，高端人才并不生活在真空中，一个高端人才的衣食住行则需要低端人员来满足。引进的高端人才越多，低端人口的需求其实就越大。
　　另外，就是通过产业转移来转移外来人口。现在，北京正在把服装批发等低端产业、污染产业转移到外地。这可能会转移走一部分人口。不过，北京一方面又在发展IT、文化创意产业。原来的批发市场、工厂腾笼换鸟，变成了孵化基地、写字楼，还是会吸引其他的人群过来。只要不是把批发市场变成公共绿地与公共设施，其本质上只是提高了城市有限土地的使用效率，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和人口的聚集。
　　外来人口赶是赶不走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土著，都应该适应这个基本的现实。正如同中国经济的繁荣本质上乃是市场自由、开放的结果，现今几个大城市的繁荣，同样也是市场的产物。
　　现在，中国大城市的问题似乎千头万绪，空气污染、拥堵、房价、用水紧张、外来人口等等，但最要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即城市计划管理体制与市场自发演进不匹配的问题，市场走在了前头，市长落在了后头。有问题总归是要解决，但思路不应该是，命令市场停下来等市长，这是没用的，而是想办法“让市长追上市场”。（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