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北边陲、古丝绸之路，有一颗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璀璨明珠、世界文化遗产瑰宝，她就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
　　敦煌城东南30多公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上世纪初，由于藏经洞的发现，里面藏有数以万计的关于中国、中亚和佛教历史的手稿等等，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并从此声名鹊起、蜚声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研究美术的、音乐的、舞蹈的、服饰的;从事社会学、宗教、考古的专家、学者等等，都想前去一睹她的芳容，但终因不通路、不通车、不通电，只好中途折返。多少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怀揣“此生必要去敦煌看一看”的美好愿望，但终因路途遥远，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等等，最后打消了念头。可因此，敦煌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
　　一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92年5月。单位领导派我们一行三人赴甘肃考察文化立法执法情况。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兰州，向省文化厅汇报了此行目的。接待我们的领导很热情，旋即给我们安排了考察的地方和路线，唯独没有我们想去的敦煌。虽然我们清楚，当年去一趟敦煌很不容易，据说坐小车需5-6天，乘火车需2-3天。但总有些不甘心。晚饭后3人坐在一起聊着聊着，一行的小王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原来，每年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她作为西北片简报组成员，与各省厅领导娴熟。于是我们敲开了老厅长的家门。老厅长见了我们很高兴，和我们聊工作聊家常，和蔼可亲的像个长辈。聊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敦煌给你们安排了没有？我们只好如实回答：没有。但非常想去。老厅长说：“搞文化工作的，一定要去敦煌看看”。
　　第二天一早，行程立即有了变化。省文化厅安排我们当日去敦煌参观考察。然而，老天爷好像有意考验我们去“西天取经”的心诚不诚、意志坚定不坚定，当我们一行四人兴致勃勃赶到兰州火车站时傻了眼，火车早已开出十几个小时。怎么办？赶快改签吧。我们乘上一列过路车，稍稍喘口气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原来从兰州到敦煌必经之地的柳园火车站与北京至兰州的火车时间差不多，需3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改签后，硬卧变成硬座，需要坐3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大家的身体行不行？我作为领队，感觉责任很大。正在我冥思苦想解决办法时，突然发现列车员之间都说家乡话，便有了主意。拿出名片向列车员诉说4人因火车误点后遇到的困难。列车员见是老乡，又确实遇到困难，经与列车长商量，解决了我们2张硬卧票。就这样，我们4人轮流休息，缓解了30多小时的车舟劳顿之苦。
　　火车驶过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后，两旁全是寸草不长的戈壁滩和绵延起伏的祁连山脉。唐代诗人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气概油然而生。突然，火车像被电击了一下，吭哧吭哧地晃动得非常厉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有旅客说这是火车在爬坡，一个火车头拉，一个火车头在后面推，就像当年詹天佑设计修建的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一样。他还说，河西走廊是中国最著名的风口之一，早些年大风甚至把整节列车都吹翻过。我们都认为他有些言过其实，几千吨重的火车需要多大的风才能把它掀倒啊？多年后才知道，这种狂风叫沙尘暴，刮起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威力非常大。就这样，我们一路颠簸，一路闲聊，于第2天傍晚到达一个叫柳園的小火车站。
　　柳园火车站是去敦煌的必经之地。但当年两天才有一趟列车停靠这里。因此，刚刚还是熙熙攘攘的旅客，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车站没剩几个人。我们走到车站门口一看，一个接站的人都没有。陪同的小伙子十分沮丧，我劝他不要着急，说咱们借车站办公室电话给敦煌研究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小伙子摇了摇头说，敦煌研究院虽然有电话，但声音非常不清楚。因此，平时他们与设在敦煌市和兰州市的后方基地都是通过无线电台互相联络的。此时，我倒反而冷静起来，心想负责接站的同志一定遇到了什么情况，肯定比我们还要着急。于是吩咐大家把行李集中在一起，4人靠着行李躺在椅子上准备将就一晚，等天亮再做打算。刚躺了一会儿，只听门外一个声音由远到近“北京的客人到了没有？”我们起身一看，一位中年男子急匆匆跑进候车室。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敦煌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是来接我们的。刚才汽车在路上抛锚了，修车耽误了一些时间，让大家久等，非常不好意思。来，大家快上车吧！
　　北京吉普驶出柳园火车站，一会儿四周全是黑漆漆的戈壁滩，只有两盏车灯像两把利刃穿破黑暗，引导着汽车安全地行驶在路面上。我问主任，柳园车站距敦煌市有多远？主任答：100多公里吧！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我脑前。要是汽车再抛锚，全车人不都得喂了狼。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睡意劳累全无，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见主任一根接一根抽烟提神，我担心劳累了一天的他犯困把车开到沟里怎么办？于是开动脑海，搜肠刮肚找话题和主任聊天。天南海北，一问一答，足足聊了2个多小时，主任说，到敦煌市了。我通过车灯一看，全是一幢一幢的土坯房，和我当年下乡老乡住的房子差不多。我又问主任，敦煌市离研究院还有多远？主任答：30多公里。就这样，吉普车跌跌撞撞，又摸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吱嘎”一声停在了一排小平房前。时间已是第3天凌晨2-3点。
　　二
　　也许是乍到敦煌莫高窟的亢奋，也许是年轻力壮？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喔，魂牵梦绕了多少年的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间楼就在眼前。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清扫昨晚被风吹落下来的沙粒，为即将开园接待来自国内国外、四面八方的游客做准备。我们为能居住在莫高窟核心区，近距离欣赏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敦煌壁画和彩塑，触摸这段被封尘千年的历史而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吃完早饭，一位女讲解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一个手电筒，便领着我们按照参观路线进洞窟参观。据说，我们是敦煌研究院邀请的贵宾，经院长特批，比普通游客多看了几个洞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参观形式：讲解员用手电筒照到那幅壁画或彩塑，大家的手电筒跟着照那幅壁画或彩塑，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事先也没做功课，但一经讲解，壁画上的飞天栩栩如生，一个个鲜活起来。至于一共看了多少个洞窟，多少幅壁画或彩塑，现已记不清了。 　　傍晚，莫高窟园区送走最后一批游客，渐渐寂静起来。越到后来越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商店、没有娱乐设施，唯有漆黑一片的夜空下，3层小楼的那几扇窗户透出的亮光，仿佛告诉天上的星星，这里还有人类居住。大概是留守人员和值班人员在灯下看书学习吧？我们4人不约而同走出房间，沿着招待所左侧的戈壁滩往前走。四周静得出奇，连虫叫声都没有，仿佛“咚咚咚”的心跳声都能听见。我们谁也没说话，在一块较平缓的地上或躺或坐，仰望满天的星星，我想起几千公里外在北京的夫人和儿子。今年正好是儿子小升初时间，当初领导决定派我带队出这趟差时，夫人还颇有微词，埋怨我到了关键时刻还全国到处跑。然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家在敦煌、兰州，甚至更远的地方。老人也需要照顾，儿女也需要陪伴和辅导。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大城市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节假日陪陪老人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幸福生活？他们仅凭一句“要把敦煌研究重回故里”的承诺，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像苦行僧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坚守、坚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时间不早了，该回房间休息了。”小傅的一句话，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三
　　我有幸第2次去敦煌，是2007年5月，不仅通了飞机，铁路、汽车都很便捷。整个敦煌城好像变了个样，街上游人如梭，霓虹灯、卡拉OK声，热闹非凡。莫高窟的游客更是逐年攀升，由最初每天限定3000人次翻了一倍，达到每天限量6000人次。为了解决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正计划在园内建一个数字化展示中心，让游客不进洞或少进洞就可以欣赏到每个洞窟里的壁画和彩塑。特别是最近观看了中央芭蕾舞团新创作上演的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其中片段还上了2019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让亿万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提前欣赏了这部用西方芭蕾艺术演绎中国的敦煌人痴情保护千年文化的故事，更促使我把这篇构思了很长时间和曾经历过的往事忠实地记录下来，从而告诉读者和现在的年轻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绵不尽，从未中断过，就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大义，“坚守大漠，勇于擔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被后人总结为“莫高精神”，他们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永远激励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责任编辑|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