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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杨绛先生的相识，始于上个世纪末。1997年我来到清华图书馆，负责清华特藏资源建设工作。清华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众多大家学者，他们的著作是我重点收藏的资源，于是我联系到众多著名校友，征集他们的签名本赠书，其中也包括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们一起北上京华，考入燕京大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六十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源于1912年建立的小图书室，1916年建设新馆舍，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1931年进行扩建，由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设计。杨绛先生到清华不久，图书馆就成了她的最爱。1999年，我为了编写《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向杨绛先生约稿，希望她写点纪念清华图书馆的文字，杨绛先生以耄耋之年欣然命笔，寄来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嘱我署名一定要写她在校时用的名字“杨季康”，以表达她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杨绛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第一次到清华图书馆的情形，在中学同学蒋恩钿的带领下，她拉开图书馆沉重的铜门走进去，“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书库里安装的是玻璃地板，上楼时“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她回忆道：“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图书馆允许读者自由进书库查阅资料，杨绛先生记得，解放后的新北大图书馆“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因此她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先于杨绛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与杨绛结识，嗜书如命的钱钟书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与美丽知性的才女杨绛成为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最耀眼的伉俪。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杨绛先生将钱钟书的《围城》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并在书上签名“钱钟书赠杨绛代”，表达了对钱先生无限的思念和对母校深深的爱。她还用稿酬代表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材报国。
2000年12月27日，我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秘书长承宪康老师一起去看望杨绛先生。杨绛先生一家自改革开放后搬入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以来，一直住在那里。室内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但简朴至极，水泥地面，油漆的木窗框，简单的白墙，老式的沙发，透着主人清雅、高洁的品性，小茶几上绽放的鲜花，透着主人热爱生活的雅趣。室内最显眼的是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了的贺年卡，足有上百份，贺年卡大小不等、形制不一，有序地展开，排列得井井有条，寓示主人很重视这种淡如水的问候。杨绛先生还专门把我寄的贺年卡摆在前面，并欣然与我合影留念。
在谈话间，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出版社打来的。原来，钱钟书先生的新版《围城》刚刚出版，出版社想举办签名售书活动。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去世，出版社希望杨绛先生能够出席活动，并签名售书。杨绛先生静静地听完对方的陈述后，以她特有的、稳重的声音回答对方：“读者买书出于自愿，如果他认为这本书对他有帮助，自然会买的，如果他不需要，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他买书。”杨绛先生拒绝出席签名售书活动，这种高风亮节令我由衷敬佩，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清华人不重虚名重实干的精神。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完了她105岁的旅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为了寄托哀思，清华学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前摆放了杨绛先生的巨幅照片，照片前放着洁白的菊花，照片上方是清华学子精心制作的千纸鹤，照片边上写着杨绛先生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生与死》，这首诗也正好反映了杨绛先生高洁的一生。
1998年钱钟书先生离世时，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2016年5月26日，清华大学又飞起了千纸鹤，不过这次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门前，在杨绛先生最爱的图书馆前。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面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无数次出入这个大门，她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她将永远与她最爱的图书馆同在。
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们一起北上京华，考入燕京大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六十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源于1912年建立的小图书室，1916年建设新馆舍，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1931年进行扩建，由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设计。杨绛先生到清华不久，图书馆就成了她的最爱。1999年，我为了编写《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向杨绛先生约稿，希望她写点纪念清华图书馆的文字，杨绛先生以耄耋之年欣然命笔，寄来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嘱我署名一定要写她在校时用的名字“杨季康”，以表达她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杨绛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第一次到清华图书馆的情形，在中学同学蒋恩钿的带领下，她拉开图书馆沉重的铜门走进去，“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书库里安装的是玻璃地板，上楼时“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她回忆道：“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图书馆允许读者自由进书库查阅资料，杨绛先生记得，解放后的新北大图书馆“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因此她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先于杨绛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与杨绛结识，嗜书如命的钱钟书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与美丽知性的才女杨绛成为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最耀眼的伉俪。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杨绛先生将钱钟书的《围城》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并在书上签名“钱钟书赠杨绛代”，表达了对钱先生无限的思念和对母校深深的爱。她还用稿酬代表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材报国。
2000年12月27日，我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秘书长承宪康老师一起去看望杨绛先生。杨绛先生一家自改革开放后搬入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以来，一直住在那里。室内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但简朴至极，水泥地面，油漆的木窗框，简单的白墙，老式的沙发，透着主人清雅、高洁的品性，小茶几上绽放的鲜花，透着主人热爱生活的雅趣。室内最显眼的是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了的贺年卡，足有上百份，贺年卡大小不等、形制不一，有序地展开，排列得井井有条，寓示主人很重视这种淡如水的问候。杨绛先生还专门把我寄的贺年卡摆在前面，并欣然与我合影留念。
在谈话间，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出版社打来的。原来，钱钟书先生的新版《围城》刚刚出版，出版社想举办签名售书活动。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去世，出版社希望杨绛先生能够出席活动，并签名售书。杨绛先生静静地听完对方的陈述后，以她特有的、稳重的声音回答对方：“读者买书出于自愿，如果他认为这本书对他有帮助，自然会买的，如果他不需要，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他买书。”杨绛先生拒绝出席签名售书活动，这种高风亮节令我由衷敬佩，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清华人不重虚名重实干的精神。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完了她105岁的旅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为了寄托哀思，清华学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前摆放了杨绛先生的巨幅照片，照片前放着洁白的菊花，照片上方是清华学子精心制作的千纸鹤，照片边上写着杨绛先生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生与死》，这首诗也正好反映了杨绛先生高洁的一生。
1998年钱钟书先生离世时，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2016年5月26日，清华大学又飞起了千纸鹤，不过这次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门前，在杨绛先生最爱的图书馆前。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面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无数次出入这个大门，她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她将永远与她最爱的图书馆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