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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斯比特夫妇很恩爱，无论在哪个场合，夫妇俩都会携手出现。他的妻子多丽丝为奈斯比特打点生活和工作上的一切，包括接受采访，在与本刊记者交流的近两个小时内，两人谈吐互相衔接、互为补充，默契非常，珠联璧合。看得出来，他们既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伉俪。
夫妇俩就中国的经济模式、政府职责、解放思想三大领域，畅所欲言。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对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功不可没，但需要更注重公平，他們对成都废除户口制度的做法非常赞赏，称这有利于扩大公共服务，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他们建议遏制地产行业、扶持私营部门、改革教育制度，并呼吁向当年的邓小平学习，首先要解放思想，为深化改革做精神准备。
奈斯比特夫妇还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感兴趣，长期关注基层民主，并根据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号召中国领导人提高透明度，认为这将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最后在“软实力”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中国缺乏向世界说故事的能力，能见度也不高。
关于经济模式：财富集中在开发商手里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已经不再符合当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我们不可能依靠大量的出口和效率低下的投资来拉动增长。您认为中国应如何调整自己，度过目前的危机？
奈斯比特夫妇：中国只用了30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发挥的作用。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解决这么多人的贫困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30年前可以说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有些发展阶段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度过的。关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我不认为你只参照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中国是如此之大，某种模式可能在发达地区导致资源错配或投资的浪费，但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它却能有效地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相当不错，这证明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更重视私营部门所扮演的角色。中国需要向私营部门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和政策扶持。中国还需要平衡其区域经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内陆地区。在这点上，可以借鉴美国，在美国，私营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几乎达到100%。
此外，中国需要做出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过去，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价值是通过出售土地、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的，这些财富都集中在开发商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较底层的群体包括农民工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分配，贫富差距被拉大。我们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无所获。但是，农民在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中所获得的份额的确最小。
除了收入公平，中国政府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件事是如何将这些农民工和青年白领整合到当地社会，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户籍改革，以使他们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成都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个城市废除了户口的限制，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都想留在成都，因为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公平的公共服务。
遏制楼市价格是明智之举
CBF：虽然中国各地都建起了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但年轻人仍然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了。他们无法负担得起上海、北京等城市的高房价。为了创建一个更自由、公平的社会，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呢？
奈斯比特夫妇：在住房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社会保障房工程。然而，大多数的保障房都远离市中心，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住在那里的人们上下班通勤会很困难，甚至连购物也不方便。在欧洲国家，它们的社会保障房，多分布在城市各个中心，而不是集中在某个边远的郊区。这方便了居民日常的通勤，也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性和多样性。在欧洲，穷人和富人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在中国，地产和建筑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增长是不成比例的，产生了大量泡沫和经济失衡。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投机而不是真正的买家。更多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中国急需的研发和创新，因为当企业家发现可以通过盖楼轻松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麻烦地在科研上花太多时间。最终，市场将崩溃，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认为政府遏制楼市价格是明智之举。
关于政府的职责：政府职责不在刺激经济
CBF：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转变增长方式。没有足够的增长保障就业，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但如果我们继续刺激经济，我们或许会酝酿更大的“哈耶克风险”。您觉得政府应不应该继续刺激经济？
奈斯比特夫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是越小越好，中国政府的4万亿刺激资金大多流向了国有部门，所谓的“哈耶克风险”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势力太大导致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仍然不愿做出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潜力的战略决策。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大学生，想从银行获得贷款，很可能遭到拒绝，因为他们只希望贷款给国有大企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刺激增长，而是要创造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环境。邓小平深谙此道，所以他首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设立经济特区，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自由地开展经济活动。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要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改造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这些都不是靠直接刺激就能达到目标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民权利
CBF：我听到经济学家对向弱势群体扩大公共服务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像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这些国家无一幸免都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他们担心如果我们走上同样的道路，类似的危机会发生在中国。
奈斯比特夫妇：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福利的过剩，而是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被户口分裂的社会。在户口制度下，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口居民被当作二等公民，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很高兴看到成都取消了这种制度，其他城市也正在寻找方法，在不给当地公共服务和财政造成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废除户口。
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不像欧洲普遍施行优厚的福利制度，在美国，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社会最低标准的保障网络，在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提供最基本的帮助，这实际上是作为公民应享受的权利而不是福利。
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政治生活
CBF：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变。政治改革的落后被认为是导致既得利益出现的一个主要根源。随着经济放缓和十八大的即将召开，不少专家开始呼吁政治改革，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很高兴见证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这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发展。在村民对决策过程有发言权的村子里，财富的分布较为均匀，公共服务也发展的相对比较完善，但这些村子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定快，总体来说，普通百姓受益最大。另一方面，在没有实行村民选举的村子里，钱更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他们能集中资源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让政府更加开放和透明，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因为中国人民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如何规划这个国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用西方民主，有许多途径来实现民主的目标。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仍然是封闭的，迫切需要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让中国人民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中国不会采用西方的政党政治，但仍然可以在经济决策方面采用民主协商的机制。
关于解放思想：中国人要再次解放思想
CBF：要打造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除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政策环境以外，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人才供应，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怎样的改革，以鼓励创新，并提升我们的经济结构呢？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而他的妻子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他们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很活泼、健谈，但在中国的学校，她的老师却要求她保持沉默和服从老师的教导。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与培养创造性和创新理念是相违背的。他们应该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和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要再次解放，摒弃对权威的盲从，具有批判性思维。政府需要更加宽容不同的声音，他们应该允许人们有自由思想和表达的空间，这也是邓小平当年解放思想的初衷。为了成功地实施改革，中国必须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学会说好中国的故事
CBF：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价值观的缺位和文化产品输出落后，和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而不同”的主张，这又让中国在“软实力”上加分，您对此怎么想的？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确实欣赏中国“和而不同”的主张，它使得中国在非洲国家比美国更受欢迎。但是，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中国“不干预”的政策并没有给中国加分，中国的软实力仍然落后。中国一直积极推广自己的形象，最近还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不过这些给美国民众的感觉更像是政治宣传，而不是软实力。中国高价聘请当地的广告公司，这些公司对美国观众非常了解，但中国没有利用它们的优势，而是给它们设定各种条条框框，扼杀了创造性，忘记了受众的需要。当我们在中国开展研究，在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问题。
对外国人来说，在中国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总会遇到干涉，此外，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也非常糟糕，甚至是誤导性的。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外界对真实中国的了解，不利于软实力。中国需要提高它的能见度，用别人都能懂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来使自己得到理解和尊重。例如，关于钓鱼岛争端，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立场知之甚少。
我曾经会见过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我告诉他，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岛，但它成功地向世界说了一个伟大的“台湾故事”，反观大陆，虽然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但你们没有把“中国故事”说好。所以，要打造“软实力”，中国必须要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来说好自己的故事。
夫妇俩就中国的经济模式、政府职责、解放思想三大领域，畅所欲言。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对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功不可没，但需要更注重公平，他們对成都废除户口制度的做法非常赞赏，称这有利于扩大公共服务，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他们建议遏制地产行业、扶持私营部门、改革教育制度，并呼吁向当年的邓小平学习，首先要解放思想，为深化改革做精神准备。
奈斯比特夫妇还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感兴趣，长期关注基层民主，并根据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号召中国领导人提高透明度，认为这将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最后在“软实力”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中国缺乏向世界说故事的能力，能见度也不高。
关于经济模式：财富集中在开发商手里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已经不再符合当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我们不可能依靠大量的出口和效率低下的投资来拉动增长。您认为中国应如何调整自己，度过目前的危机？
奈斯比特夫妇：中国只用了30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发挥的作用。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解决这么多人的贫困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30年前可以说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有些发展阶段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度过的。关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我不认为你只参照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中国是如此之大，某种模式可能在发达地区导致资源错配或投资的浪费，但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它却能有效地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相当不错，这证明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更重视私营部门所扮演的角色。中国需要向私营部门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和政策扶持。中国还需要平衡其区域经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内陆地区。在这点上，可以借鉴美国，在美国，私营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几乎达到100%。
此外，中国需要做出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过去，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价值是通过出售土地、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的，这些财富都集中在开发商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较底层的群体包括农民工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分配，贫富差距被拉大。我们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无所获。但是，农民在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中所获得的份额的确最小。
除了收入公平，中国政府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件事是如何将这些农民工和青年白领整合到当地社会，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户籍改革，以使他们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成都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个城市废除了户口的限制，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都想留在成都，因为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公平的公共服务。
遏制楼市价格是明智之举
CBF：虽然中国各地都建起了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但年轻人仍然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了。他们无法负担得起上海、北京等城市的高房价。为了创建一个更自由、公平的社会，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呢？
奈斯比特夫妇：在住房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社会保障房工程。然而，大多数的保障房都远离市中心，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住在那里的人们上下班通勤会很困难，甚至连购物也不方便。在欧洲国家，它们的社会保障房，多分布在城市各个中心，而不是集中在某个边远的郊区。这方便了居民日常的通勤，也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性和多样性。在欧洲，穷人和富人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在中国，地产和建筑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增长是不成比例的，产生了大量泡沫和经济失衡。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投机而不是真正的买家。更多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中国急需的研发和创新，因为当企业家发现可以通过盖楼轻松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麻烦地在科研上花太多时间。最终，市场将崩溃，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认为政府遏制楼市价格是明智之举。
关于政府的职责：政府职责不在刺激经济
CBF：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转变增长方式。没有足够的增长保障就业，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但如果我们继续刺激经济，我们或许会酝酿更大的“哈耶克风险”。您觉得政府应不应该继续刺激经济？
奈斯比特夫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是越小越好，中国政府的4万亿刺激资金大多流向了国有部门，所谓的“哈耶克风险”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势力太大导致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仍然不愿做出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潜力的战略决策。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大学生，想从银行获得贷款，很可能遭到拒绝，因为他们只希望贷款给国有大企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刺激增长，而是要创造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环境。邓小平深谙此道，所以他首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设立经济特区，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自由地开展经济活动。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要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改造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这些都不是靠直接刺激就能达到目标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民权利
CBF：我听到经济学家对向弱势群体扩大公共服务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像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这些国家无一幸免都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他们担心如果我们走上同样的道路，类似的危机会发生在中国。
奈斯比特夫妇：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福利的过剩，而是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被户口分裂的社会。在户口制度下，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口居民被当作二等公民，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很高兴看到成都取消了这种制度，其他城市也正在寻找方法，在不给当地公共服务和财政造成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废除户口。
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不像欧洲普遍施行优厚的福利制度，在美国，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社会最低标准的保障网络，在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提供最基本的帮助，这实际上是作为公民应享受的权利而不是福利。
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政治生活
CBF：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变。政治改革的落后被认为是导致既得利益出现的一个主要根源。随着经济放缓和十八大的即将召开，不少专家开始呼吁政治改革，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很高兴见证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这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发展。在村民对决策过程有发言权的村子里，财富的分布较为均匀，公共服务也发展的相对比较完善，但这些村子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定快，总体来说，普通百姓受益最大。另一方面，在没有实行村民选举的村子里，钱更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他们能集中资源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让政府更加开放和透明，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因为中国人民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如何规划这个国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用西方民主，有许多途径来实现民主的目标。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仍然是封闭的，迫切需要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让中国人民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中国不会采用西方的政党政治，但仍然可以在经济决策方面采用民主协商的机制。
关于解放思想：中国人要再次解放思想
CBF：要打造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除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政策环境以外，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人才供应，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怎样的改革，以鼓励创新，并提升我们的经济结构呢？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而他的妻子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他们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很活泼、健谈，但在中国的学校，她的老师却要求她保持沉默和服从老师的教导。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与培养创造性和创新理念是相违背的。他们应该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和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要再次解放，摒弃对权威的盲从，具有批判性思维。政府需要更加宽容不同的声音，他们应该允许人们有自由思想和表达的空间，这也是邓小平当年解放思想的初衷。为了成功地实施改革，中国必须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学会说好中国的故事
CBF：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价值观的缺位和文化产品输出落后，和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而不同”的主张，这又让中国在“软实力”上加分，您对此怎么想的？
奈斯比特夫妇：我们确实欣赏中国“和而不同”的主张，它使得中国在非洲国家比美国更受欢迎。但是，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中国“不干预”的政策并没有给中国加分，中国的软实力仍然落后。中国一直积极推广自己的形象，最近还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不过这些给美国民众的感觉更像是政治宣传，而不是软实力。中国高价聘请当地的广告公司，这些公司对美国观众非常了解，但中国没有利用它们的优势，而是给它们设定各种条条框框，扼杀了创造性，忘记了受众的需要。当我们在中国开展研究，在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问题。
对外国人来说，在中国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总会遇到干涉，此外，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也非常糟糕，甚至是誤导性的。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外界对真实中国的了解，不利于软实力。中国需要提高它的能见度，用别人都能懂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来使自己得到理解和尊重。例如，关于钓鱼岛争端，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立场知之甚少。
我曾经会见过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我告诉他，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岛，但它成功地向世界说了一个伟大的“台湾故事”，反观大陆，虽然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但你们没有把“中国故事”说好。所以，要打造“软实力”，中国必须要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来说好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