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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照“自然”给人类文化下定义，在西方是习以为常的事。本文将探讨近年来出现于欧美的关于人类文化与在文化上常定义为自然界的一个方面的动物“他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关键词：自然；动物；文化；他者
19世纪之前，在欧美人们对动物主要持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但是随着人们对与自然密切相连的浪漫主义的观点的改变，这种动物实用主义观也随之改变。浪漫主义本身与推动现代社会到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密不可分。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逐渐认识到动物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人类的附庸。
达尔文相继在1859年，1871年，187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这些著作的问世使已为广泛接受的以神学为基础的物种稳定性的假设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质的差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同一时期和继后发展起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动物学研究变成了伪科学社会政治理论。在这一理论之下，自然界被描绘成一幅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的场景，这与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竞争极为相似。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人类与动物或者人类文化与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纷繁复杂，这也导致了达尔文的著作《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时至今日才得到科学家和大众文化的接受。
到了19世纪末，尽管有些行业的人，如牲畜饲养者或者农场主，对动物依旧持实用主义观点，但动物实用主义已成为历史。然而自达尔文以来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始终没有定论。
欧美文学史上自然主义的兴起(英国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是对科学达尔文主义和伪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出的缩小或消除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的差别的一种回应。自然主义作家常常将人的外貌和行为描述得像动物，这些人只具备最基本的“人”的意识。这一关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带来的另一个成果是加拿大和美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相继出版了现代动物小说，加拿大以查尔斯·G·D·罗伯茨为代表，美国以厄内斯特·汤姆逊·赛顿为代表。这些动物故事都是基于动物野外真实行为的仔细考察，可以说是自然主义意象的一面镜子。自然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人的意识和欧美文化中的动物意识非常相似；现代动物故事则给我们提供的是动物的意识几乎上升到了人的基本意识，如克莱恩·斯蒂芬的小说《街头女梅吉》中人的意识。《街头女梅吉》中的人还没有罗伯茨或者赛顿小说中的动物反应快，只不过比动物更有思考能力、记忆能力和预见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程度上。此外，罗伯茨或赛顿作品中的动物有着直接而又清楚的意识，比自然主义小说中意识模糊不清的人更有吸引力。
在文学界，即便在赛顿或罗伯茨的最佳小说里，关于动物的准确观察和了解动物的思维过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然而在科学界，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初已悄然兴起，并以其自己的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动物“他者”。我这里所讲的学科是动物行为学，这是一门系统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由欧洲学者卡尔·冯·弗里希、尼古拉斯·廷伯根、康拉德·洛伦兹共同建立的。1973年当他们都进入老年时才共同分享了迟到的诺贝尔奖。这也意味着动物行为学得到了“科学”承认，对于困惑人们已久的动物行为与人的行为和意识差异的问题也有了很深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和传播已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也意味着在西方(还不仅仅在西方)该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
在这一问题上，现代大众欧美文化通常试图去“占有”动物“他者”并消除“动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冲突。这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本文将以熊这一特殊的动物在欧美文化中的意象为例。熊在欧美文化和其他人类文化都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有着重要意义。熊首先是一种装满填充物的动物玩具，从1902、1903年开始“泰迪熊”玩具非常受欢迎；其次：熊又是一种卡通形象，在迪斯尼公司发行的很多经典动画片中都有熊的形象；同时熊还是一种象征，很多运动队以熊来命名，作为一个象征印在国旗上等等。
熊是“占有物”的象征这在“高雅”文化中也是如此。易经学者称之为“影子”一如将自我所抛弃的那部分本我物化并影射到其他生命身上。德尔莫·施瓦茨的诗“和我同去的笨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诗中，“熊”再现了施瓦茨和他的同类“人”的身心行为的各个方面，而这些行为却是施瓦茨所憎恶的。
同时，人们发现“高雅”文化中对熊的认识有着更加细微的差别。在加理·斯奈德，一位深谙印第安传统和禅学的诗人1961年的一首诗中蕴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声音，值得读者认识、理解：①印第安人基于对熊在野外生活的细致观察而发出的声音；②印第安人讲述一个古老的印第安熊的神话的声音；③来自欧美的一种从科学观察到诗一般的想象再到熊的神话与荷马式的欧洲文学开端的自然结合的声音；④重申神话的印地安人声音。最后，以一种天真、热烈而又极富美国色彩的声音对以上内容做出回应－“我要去捕熊了!”，然而这种声音立即受到了几乎在同时代的另一种声音的怀疑、嘲弄和打击，因而给全诗蒙上了一层讽刺的色彩。一方面，这首诗试图在欧美文化中保留部分印地安传统，包括人和熊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其中动物并不被视为“他者”，而是世界生命的另一面，或者是一种与我们自身没有本质差别的另一类生命。另一面，这首诗似乎又“砰”地关上了刚刚打开的大门，否认现代的欧美国人士，无论作为猎人还是诗人，都不可能象印地安人那样对待动物。尽管欧美人士在读了这首诗以后，对欧美文化与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无论是想象的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发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在德国人沃纳·赫佐格最近执导的记录片《灰熊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主人公，一个叫做蒂莫西特雷·特雷德韦尔的美国人，跟一群阿拉斯加大灰熊一起度过了13个夏天。他作为一个环保教师，四处游说人们要保护熊以及所有的动物。尽管最后他被灰熊杀死，但他却拍摄了10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记录了他和熊的生活，他时而和熊一起交谈，时而又独自一人。这些录像带不仅可以作为拍摄电影的原始材料，而其中一些片段更可以视为特雷德韦尔本人的日记，记录了他的内心思想和感情。
赫佐格的记录片表明，其主人公虽然与灰熊能够亲密接触，但他最终还是将灰熊视为“他者”，同时，他又深深地远离了人类文化。和熊生活在一起，他能够逃离“文明”，也能从自身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熊给了他生命，在发现熊之前他从来没有过生命。和熊一起生活，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大自然给他的伴侣一熊(和狐狸)一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电影观众是看不到这 层神圣的光环的，但从特雷德韦尔的语言和脸上的表情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层光环的温暖。
特雷德韦尔的故事只代表了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转化的一个方面。首先，无论是受过教育的游客，还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并以自然为生的普通民众，他们在自然世界的经历被赋予了一种特殊而有益的价值，这种价值经常与那种在过度“人文化”的城市中的腐朽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文的自然世界观向浪漫主义提出了疑问，强调变化的主宰性，竞争，以及动物生命的死亡。尽管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仍然被视为欧美文化的一个选项，然而在20世纪，来自各类团体和个人的反对欧美文明，事实上是反对现代化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了。在有些人看来，比如特雷德韦尔，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之间紧张的关系可以通过放弃前者，拥抱后者来解决，即使事实上不能完全如此，但至少在精神上应该这样做。的确，特雷德韦尔最后并没有象大众欧美文化和大多数正统欧美文化那样，利用熊来达到人类的目的，而是让熊严格地来适应自己。
梭罗的《华尔腾，或林中生活》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天色很晚了，我拿着鱼杆和一串鱼从森林中归来。我看到一只花白旱獭从小路上溜过，顿时感到一阵野性的喜悦，很想把它抓来生吃了。我并不饿，只不过出于一种它所代表的野性。(引自《华尔腾，或林中生活》中的“高等法则”部分)
该段代表了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对动物的态度逐渐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方面的观点与特雷德韦尔所代表的看法不同，却类似斯奈德在诗中所描绘(或戏称)的想去捕熊的冲动。在这段文章中，梭罗设想用某种仪式性活动来缓解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即通过生食野生动物的肉和血来吸收“野性”，这种仪式性活动给“与自然交流”一个全新的意义。
这里梭罗所戏玩的并不是猎人(如斯奈德)的角色，而是一种食肉动物——只黄鼠狼、或许是一匹狼，甚至是一头熊。他主张不仅要离开人类文化，而且要将人类自身抛入脑后，在别的动物中成为一种动物。
梭罗对现代欧美文化，或是其中的某些部分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1846年的预言性著作《华尔腾，或林中生活》即使在现在看来也远远超越了那种文化。在《灰熊人》中，赫佐格讲述了主人公特雷德韦尔如何跨越了一条“无形的边界”。当前，特雷德韦尔的故事也许是实际人类行为中的一个“特例”，但梭罗却展示了一个未曾探索但可以想象的领域。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去探索梭罗戏玩的领域，但我预言随着人类现代化的发展，会出现更多象特雷德韦尔一样的流亡者，也许他们会装备比摄影机更基本的技术，远离他们的人类“他者”，去寻找动物性的自我。
关键词：自然；动物；文化；他者
19世纪之前，在欧美人们对动物主要持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但是随着人们对与自然密切相连的浪漫主义的观点的改变，这种动物实用主义观也随之改变。浪漫主义本身与推动现代社会到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密不可分。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逐渐认识到动物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人类的附庸。
达尔文相继在1859年，1871年，187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这些著作的问世使已为广泛接受的以神学为基础的物种稳定性的假设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质的差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同一时期和继后发展起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动物学研究变成了伪科学社会政治理论。在这一理论之下，自然界被描绘成一幅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的场景，这与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竞争极为相似。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人类与动物或者人类文化与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纷繁复杂，这也导致了达尔文的著作《人类与动物的感情表达》时至今日才得到科学家和大众文化的接受。
到了19世纪末，尽管有些行业的人，如牲畜饲养者或者农场主，对动物依旧持实用主义观点，但动物实用主义已成为历史。然而自达尔文以来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始终没有定论。
欧美文学史上自然主义的兴起(英国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是对科学达尔文主义和伪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出的缩小或消除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的差别的一种回应。自然主义作家常常将人的外貌和行为描述得像动物，这些人只具备最基本的“人”的意识。这一关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带来的另一个成果是加拿大和美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相继出版了现代动物小说，加拿大以查尔斯·G·D·罗伯茨为代表，美国以厄内斯特·汤姆逊·赛顿为代表。这些动物故事都是基于动物野外真实行为的仔细考察，可以说是自然主义意象的一面镜子。自然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人的意识和欧美文化中的动物意识非常相似；现代动物故事则给我们提供的是动物的意识几乎上升到了人的基本意识，如克莱恩·斯蒂芬的小说《街头女梅吉》中人的意识。《街头女梅吉》中的人还没有罗伯茨或者赛顿小说中的动物反应快，只不过比动物更有思考能力、记忆能力和预见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程度上。此外，罗伯茨或赛顿作品中的动物有着直接而又清楚的意识，比自然主义小说中意识模糊不清的人更有吸引力。
在文学界，即便在赛顿或罗伯茨的最佳小说里，关于动物的准确观察和了解动物的思维过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然而在科学界，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初已悄然兴起，并以其自己的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动物“他者”。我这里所讲的学科是动物行为学，这是一门系统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由欧洲学者卡尔·冯·弗里希、尼古拉斯·廷伯根、康拉德·洛伦兹共同建立的。1973年当他们都进入老年时才共同分享了迟到的诺贝尔奖。这也意味着动物行为学得到了“科学”承认，对于困惑人们已久的动物行为与人的行为和意识差异的问题也有了很深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和传播已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也意味着在西方(还不仅仅在西方)该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
在这一问题上，现代大众欧美文化通常试图去“占有”动物“他者”并消除“动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冲突。这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本文将以熊这一特殊的动物在欧美文化中的意象为例。熊在欧美文化和其他人类文化都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有着重要意义。熊首先是一种装满填充物的动物玩具，从1902、1903年开始“泰迪熊”玩具非常受欢迎；其次：熊又是一种卡通形象，在迪斯尼公司发行的很多经典动画片中都有熊的形象；同时熊还是一种象征，很多运动队以熊来命名，作为一个象征印在国旗上等等。
熊是“占有物”的象征这在“高雅”文化中也是如此。易经学者称之为“影子”一如将自我所抛弃的那部分本我物化并影射到其他生命身上。德尔莫·施瓦茨的诗“和我同去的笨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诗中，“熊”再现了施瓦茨和他的同类“人”的身心行为的各个方面，而这些行为却是施瓦茨所憎恶的。
同时，人们发现“高雅”文化中对熊的认识有着更加细微的差别。在加理·斯奈德，一位深谙印第安传统和禅学的诗人1961年的一首诗中蕴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声音，值得读者认识、理解：①印第安人基于对熊在野外生活的细致观察而发出的声音；②印第安人讲述一个古老的印第安熊的神话的声音；③来自欧美的一种从科学观察到诗一般的想象再到熊的神话与荷马式的欧洲文学开端的自然结合的声音；④重申神话的印地安人声音。最后，以一种天真、热烈而又极富美国色彩的声音对以上内容做出回应－“我要去捕熊了!”，然而这种声音立即受到了几乎在同时代的另一种声音的怀疑、嘲弄和打击，因而给全诗蒙上了一层讽刺的色彩。一方面，这首诗试图在欧美文化中保留部分印地安传统，包括人和熊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其中动物并不被视为“他者”，而是世界生命的另一面，或者是一种与我们自身没有本质差别的另一类生命。另一面，这首诗似乎又“砰”地关上了刚刚打开的大门，否认现代的欧美国人士，无论作为猎人还是诗人，都不可能象印地安人那样对待动物。尽管欧美人士在读了这首诗以后，对欧美文化与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无论是想象的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发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在德国人沃纳·赫佐格最近执导的记录片《灰熊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主人公，一个叫做蒂莫西特雷·特雷德韦尔的美国人，跟一群阿拉斯加大灰熊一起度过了13个夏天。他作为一个环保教师，四处游说人们要保护熊以及所有的动物。尽管最后他被灰熊杀死，但他却拍摄了10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记录了他和熊的生活，他时而和熊一起交谈，时而又独自一人。这些录像带不仅可以作为拍摄电影的原始材料，而其中一些片段更可以视为特雷德韦尔本人的日记，记录了他的内心思想和感情。
赫佐格的记录片表明，其主人公虽然与灰熊能够亲密接触，但他最终还是将灰熊视为“他者”，同时，他又深深地远离了人类文化。和熊生活在一起，他能够逃离“文明”，也能从自身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熊给了他生命，在发现熊之前他从来没有过生命。和熊一起生活，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大自然给他的伴侣一熊(和狐狸)一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电影观众是看不到这 层神圣的光环的，但从特雷德韦尔的语言和脸上的表情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层光环的温暖。
特雷德韦尔的故事只代表了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转化的一个方面。首先，无论是受过教育的游客，还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并以自然为生的普通民众，他们在自然世界的经历被赋予了一种特殊而有益的价值，这种价值经常与那种在过度“人文化”的城市中的腐朽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文的自然世界观向浪漫主义提出了疑问，强调变化的主宰性，竞争，以及动物生命的死亡。尽管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仍然被视为欧美文化的一个选项，然而在20世纪，来自各类团体和个人的反对欧美文明，事实上是反对现代化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了。在有些人看来，比如特雷德韦尔，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之间紧张的关系可以通过放弃前者，拥抱后者来解决，即使事实上不能完全如此，但至少在精神上应该这样做。的确，特雷德韦尔最后并没有象大众欧美文化和大多数正统欧美文化那样，利用熊来达到人类的目的，而是让熊严格地来适应自己。
梭罗的《华尔腾，或林中生活》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天色很晚了，我拿着鱼杆和一串鱼从森林中归来。我看到一只花白旱獭从小路上溜过，顿时感到一阵野性的喜悦，很想把它抓来生吃了。我并不饿，只不过出于一种它所代表的野性。(引自《华尔腾，或林中生活》中的“高等法则”部分)
该段代表了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对动物的态度逐渐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方面的观点与特雷德韦尔所代表的看法不同，却类似斯奈德在诗中所描绘(或戏称)的想去捕熊的冲动。在这段文章中，梭罗设想用某种仪式性活动来缓解人类文化和动物“他者”之间的关系，即通过生食野生动物的肉和血来吸收“野性”，这种仪式性活动给“与自然交流”一个全新的意义。
这里梭罗所戏玩的并不是猎人(如斯奈德)的角色，而是一种食肉动物——只黄鼠狼、或许是一匹狼，甚至是一头熊。他主张不仅要离开人类文化，而且要将人类自身抛入脑后，在别的动物中成为一种动物。
梭罗对现代欧美文化，或是其中的某些部分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1846年的预言性著作《华尔腾，或林中生活》即使在现在看来也远远超越了那种文化。在《灰熊人》中，赫佐格讲述了主人公特雷德韦尔如何跨越了一条“无形的边界”。当前，特雷德韦尔的故事也许是实际人类行为中的一个“特例”，但梭罗却展示了一个未曾探索但可以想象的领域。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去探索梭罗戏玩的领域，但我预言随着人类现代化的发展，会出现更多象特雷德韦尔一样的流亡者，也许他们会装备比摄影机更基本的技术，远离他们的人类“他者”，去寻找动物性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