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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徐迟抗战直至“文革”前创作的诗歌在内容题材、思想指向和艺术品质等方面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革命战士的风貌”、“以格律诗的形式来表达内心感受”、“唱着颂歌，使诗歌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载体”等明显的时代共性；与此同时，又葆有“幻想”、“唯美主义的艺术倾向”、“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等突出的审美个性。原因在于徐迟始终将个人的创作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
关键词： 徐迟 诗歌创作 时代共性 审美个性
徐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风度、诗人的襟怀、诗人的才学、诗人的个性，还有诗人的激情。他是那样地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热爱人类与世界。读徐迟的诗，有如泛舟于闪光的河流之中，无时不惊异它的丰富多彩。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所创作的《最强音》、《一代一代又一代》、《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和《共和国的歌》等诗集，无论就内容题材、思想指向而言，还是就艺术品质、审美风格来说，既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有着明显的时代共性，又具有其突出的独特性、差异性。
一、时代共性
徐迟的诗歌创作明显地断裂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濡染西方现代风、沉醉于自我生命体验的呢喃的私语。”[1]抗战的爆发，中国诗歌会兴起，使诗歌的价值判断极度改变，审美功能明显减弱，它所倡导的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风靡文坛，成为不同流派诗人们共同的发展趋势。诗人徐迟真实地感受到“个人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渺小的火光；大风起兮，怎么办？”（《政治的眼睛》），在愈演愈烈的抗战形势的感召下，在接受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后，徐迟说：“时代感或时代精神，对于文学与艺术而言，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件文学作品或艺术创作，可以脱离它的时代而创作出来。”徐迟毅然“放逐”了前期那个扩大了的抒情自我，真诚而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摇旗呐喊。在徐迟这里，“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被代之以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和梦想”。[1]徐迟完成了一个具有自我生命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诗学立场的主动转型，成为时代的号角。正如同诗人邵燕祥所说：“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
1.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革命战士的风貌。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开启了诗人的眼睛和灵魂，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2]徐迟在《中国的故乡》一诗中，起头就提出了问题，并回答了中国的故乡在西北：“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哪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又说：“黄帝的子孙要回去，回到文明的摇篮，回到中国的故乡。”因为那里“城头底下有城，枕头底下有金”。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所以诗人用满腔的热血，讴歌大后方美丽的大自然，颂扬了西北的牧场、羊群、煤、铁等丰富的矿藏。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塞北江南”的图画，呼唤众志成城，把西北建设好，以抵御敌人，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诗人作为《人民中国》的特约记者两次赴朝，深入部队调查访问，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娴熟的文笔写出了《朝鲜之夜》：“风雪大极了，有时雪片，有时雪珠，雪珠投掷在帽子上，发出呖呖声”的酷寒天气，充分地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渲染了气氛，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我们战士的身影，默默地摇摆着前进，……奔向前方”。在这决定胜负的飞雪的朝鲜之夜，“战斗的号角又吹响，祖国的安危，悬于天秤。第一个胜利传遍世界，我们痛击着美骑师……”[3]诗人由此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品质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新中国诞生后，诗人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到钢铁基地和重工业城市采访，为沸腾的建设生活所鼓舞写下了：“我所攀登的山脉，在雨雪云雾笼罩下，……有斑斓的铜绿，红黄的铁锈，……钻机的声音还在轰轰响，铁路轨道已蜿蜒而来，山风传送着火车的吼叫。”（《我所攀登的山脉》）诗人正如一位探寻宝藏的勘探队员向人迹罕至的高峰攀登，把富饶的祖国展现给读者，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面貌。
徐迟在抗战后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似一部诗史，从诗歌中可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潮汐起落”，[3]体现了诗歌的心灵性情感性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2.以格律诗的形式来表达内心感受。
在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强烈呼声下，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改造受到了重视。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形成了各种形式来宣传抗战的热潮，出现了诗朗诵运动。而有节奏的、跳跃性的格律诗特别适合朗诵，和抗战时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氛是十分合拍的。
徐迟、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以格律诗的形式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和对现实的不满。郭沫若的《五一天安门之夜》：“来自/四十/几国的/嘉宾，一个个/都在/谈笑/风生，欣赏着/火药的/和平/利用，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这首诗一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三顿或四顿，格律很严密。同样，徐迟创作于一九四零年描写抗战：“经过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经过了/铁蹄/蹂躏的/敌后方，阳关下/熙攘的/腹地/城市，月关下/秀丽的/山河/和原野……”（《持久、冷静、坚强》）已能读出顿来，朗读起来很顺口，体会到诗人对侵略者的痛恨和深沉的爱国热忱及压抑不住的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眷恋与热爱。创作于一九四四年，写了湘桂大撤退时的重庆：“秋色/虽然象/开屏的/孔雀，山城/却成了/沉沦的/地狱。欺骗/织成了/天罗/地网，到处是/贪污的/虎豹/豺狼。上将/挂满了/叛国的/勋章，纯良的/少女/也在/经商，一片/鞭声，一片/哀哭声，回响/在我/咒诅的/山城……”（《山城的咒诅》此诗歌四行一节，每行四顿，两行一韵（但“孔雀”和“地狱”是不成韵的）。 徐迟认为：“我们应该提倡诗歌的格律，古典诗词和民歌都有格律，新诗也可以有。”[2]诗人提出格律诗应该四行一节；每行三顿或四顿，或者有些变化，三顿四顿相间；一二四行押脚韵，或两行一韵，或两行间韵，短诗一韵到底。诗是热情的产物，是热情之花。而格律诗适合于朗诵，也有利于表达内心独特的情感。从格律诗中感受得到徐迟拥有古今中外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状态——热情。
3.唱着颂歌，使诗歌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载体。
当五星红旗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历史的新开端，新时代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着社会生活，也改造着文学。诗，像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且形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特有的艺术规范。
活跃于中国现代的徐迟等诗人们已经深刻地体验了黑暗，当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已经站起来了”时，诗人便合着时代情绪的波涛一起，唱起了“我要祝贺一个人。祝贺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我自己：新中国人。”（《我要祝贺一个人》）“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开端，又一个春天降临祖国河川，谁能不感到这气息温暖，谁能不感到这春天的欢乐？”（《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开端》）的颂歌，从各个方面汇集到五星红旗下的诗人们（郭沫若、艾青等）齐声唱起了献给新中国的颂歌。随着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国诗人的政治意识一步步强化，个人的独特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声音“解放后的北京全是新事物：……毛泽东宣布了人民民主专政，惊雷为新中国催生”（徐迟的《春天来了》）、“人民领袖站立在城楼，他魁梧、慈祥而含笑……”（徐迟的《在明亮的阳关下》）、“新的工厂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工厂建成了，欢呼着第一根无缝钢管……”（徐迟的《新的工厂建成了》）如何与时代的共性及政治的要求相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诗歌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写诗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为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成为人们对于诗歌共同的理解和追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新的时代，歌颂带来新的时代的革命，成为当时诗歌的重要主题。”[4]“共和国初期的颂歌浪潮既源于新中国诞生所唤起的时代情绪，又源于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时代情绪和政治要求共同造就了这一诗歌现象。”[4]
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共性。诗人的诗歌在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同时奉献着鲜丽的花朵，甘美的果实，茂密的森林和纯洁的灵魂。
二、审美个性
徐迟的诗歌创作转型固然是和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然而，诗人前后期截然不同的诗歌路向之间还是有着内在的扭结和线索，有着属于徐迟个人一以贯之的审美个性。
1.“幻想”是诗人诗歌的核心元素。
徐迟早期受冰心、戴望舒等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及同时期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以感觉、情思作为表现中心，善于捕“风”捉“影”，情感充沛，色彩丰富，意象新奇，想象跳跃。“总体上看，徐迟的诗歌风格比较明丽、轻快，无论是早期生命的情歌恋歌，还是后期时代的战歌颂歌，都离不开幻想这个核心元素。”[1]诗人毫不讳言自己对幻想的热忱和痴迷：“我只赞颂了幻想！还是只赞颂幻想的。幻想是如此之遥远而又是如此之接近的。”（《明丽之歌﹒自拔》）在徐迟这里，“诗就是一片幻想的天空，是现实世界中受压抑的生命冲动的自由释放。”[1]徐迟主要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集《二十岁人》和《明丽之歌》就带有诗人的出生之地江南水乡的幻梦色彩，充满了生命的幻想和热情。
徐迟的诗歌创作转型之后，江南的诗性文化空间还是诗人幻想的发源地。当徐迟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被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和梦想所代替后，自觉地把诗歌作为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这一时期的诗歌融入了土地、人民和国家的元素，那是诗人对新中国充满了美好的幻想。诗人用其独特的思维把幻想与真理相联系。诗人说：“真理，不是别的；真理，就是幻想。当一个人在梦幻，他是在梦幻中寻找什么的。他寻找的就是真理。”诗人认为世上很多人都有过梦幻，而梦幻都达到了相对的真理，如：哥伦布的梦幻，果真发现一个新大陆；肯尼迪的梦幻，把人送上月球又请回来；爱因斯坦的梦幻，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光电子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
徐迟首先是个诗人，一个追求真实的诗人，一生忠贞的诗人，是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诗人。
2.唯美主义的艺术倾向。
徐迟的诗歌诗意盎然，结构精巧。他总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唯美主义的艺术境界。
徐迟怀着对江南原野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温馨的眷恋之情，写下了美丽的《江南》诗篇：“火车在雨下飞奔，车窗上都是水珠，模糊了窗外景色。”透过雨水迷蒙的车窗，诗人遥想春雨时节江南原野上如画的美景，虚实结合，别有一番意境美。诗人独具匠心地选取了火车车窗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去感受醉人的江南，觉得火车车窗是“最好的画框”，想象着画框里呈现的春雨江南是“世界上最好的画”。这不仅使这首诗获得了容万里之景于尺幅之内的艺术效果，而且为读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触发点。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开得如火如荼，与天相接，为大地点缀出生命的活力。还有葱绿的麦田和灿烂的紫云英轮番装扮江南的原野，使它显得美丽而不单调。“透过最好的画框，江南旋转着身子，让我们从后影看到前身”，诗人由想象回到实景，用拟人的手法将江南的美姿定格在了画中。
1956年，徐迟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地上漫游。魂牵梦萦的云南，美丽迷人的云南，四季如春的云南，使他欲罢不能，留下了一本诗集《美丽、神奇、丰富》。云南因彩云而得名，诗人在《云赞》中写道：“花固然好，云却也一样，花开得像云，云却美得像花。这儿，云既多得像走进花房，又像名贵花朵的美丽夺目。”他借花来细腻地描写出天空云彩的绚烂多姿，如绽放的花朵般惹人怜爱，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深蓝色背景的美丽云彩画，色彩丰富，想象跳跃。诗人还将云比作“多么像雪，多么像高高的连绵的雪山。太阳像射上了雪一样耀眼，云是太阳最喜欢的娱乐场。”最后又呼吁读者与之共赴云里承受光明，可见诗人自由鲜活的想象酿就了其斑斓色彩的诗歌。 诗人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仍保留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意。其诗歌善于虚实结合、情景交融，追求意象的内涵、感觉的活跃，因而带给读者的是意外的惊喜和无穷的向往，从中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美的享受。
3.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
徐迟出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至上海、香港、桂林、重庆，或为记者、或任翻译，始终积极追随共产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政治思想和文学风格有很大改变，诗人在诗歌中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融合在一起。
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欢乐与希望弥漫整个山城。向往共产党、倾心毛泽东的徐迟心情格外激动。8月28日，他抑制不住亢奋的心情，漏夜挥笔，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赞颂毛泽东的诗歌《毛泽东颂》：“毛泽东，毛泽东，我一生的光荣，是能够给你颂扬，金鸡样高亢嘹亮。你的名声霹雳样，惊骇法西斯鬼魂。你的名声江河样，奔流南北城市乡村。……我们歌唱你，毛泽东，是冰天雪地里歌唱春季。……你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从艺术角度来看，这首即兴之作显然没有写出徐迟的水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里，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徐迟第一个采用诗歌的形式公开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写出了大众的心声和人民的愿望，因此在山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的精神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他的风格绝不能与平庸、庸俗相容。
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风格。我爱他的诗，也爱在时代的合唱中把握自己的诗人——徐迟。
参考文献：
[1]张立新.诗人徐迟：从生命的幻想到现实的梦想.名作欣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11）.
[2]王凤伯，孙露茜编.徐迟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2.
[3]徐迟.徐迟文集（卷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8.
[4]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4.
[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5.
本论文为湖州师范学院2012年度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重点项目成果，指导老师：杜瑞华。
关键词： 徐迟 诗歌创作 时代共性 审美个性
徐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风度、诗人的襟怀、诗人的才学、诗人的个性，还有诗人的激情。他是那样地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热爱人类与世界。读徐迟的诗，有如泛舟于闪光的河流之中，无时不惊异它的丰富多彩。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所创作的《最强音》、《一代一代又一代》、《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和《共和国的歌》等诗集，无论就内容题材、思想指向而言，还是就艺术品质、审美风格来说，既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有着明显的时代共性，又具有其突出的独特性、差异性。
一、时代共性
徐迟的诗歌创作明显地断裂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濡染西方现代风、沉醉于自我生命体验的呢喃的私语。”[1]抗战的爆发，中国诗歌会兴起，使诗歌的价值判断极度改变，审美功能明显减弱，它所倡导的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风靡文坛，成为不同流派诗人们共同的发展趋势。诗人徐迟真实地感受到“个人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渺小的火光；大风起兮，怎么办？”（《政治的眼睛》），在愈演愈烈的抗战形势的感召下，在接受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后，徐迟说：“时代感或时代精神，对于文学与艺术而言，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件文学作品或艺术创作，可以脱离它的时代而创作出来。”徐迟毅然“放逐”了前期那个扩大了的抒情自我，真诚而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摇旗呐喊。在徐迟这里，“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被代之以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和梦想”。[1]徐迟完成了一个具有自我生命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诗学立场的主动转型，成为时代的号角。正如同诗人邵燕祥所说：“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
1.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革命战士的风貌。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开启了诗人的眼睛和灵魂，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2]徐迟在《中国的故乡》一诗中，起头就提出了问题，并回答了中国的故乡在西北：“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哪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又说：“黄帝的子孙要回去，回到文明的摇篮，回到中国的故乡。”因为那里“城头底下有城，枕头底下有金”。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所以诗人用满腔的热血，讴歌大后方美丽的大自然，颂扬了西北的牧场、羊群、煤、铁等丰富的矿藏。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塞北江南”的图画，呼唤众志成城，把西北建设好，以抵御敌人，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诗人作为《人民中国》的特约记者两次赴朝，深入部队调查访问，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娴熟的文笔写出了《朝鲜之夜》：“风雪大极了，有时雪片，有时雪珠，雪珠投掷在帽子上，发出呖呖声”的酷寒天气，充分地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渲染了气氛，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我们战士的身影，默默地摇摆着前进，……奔向前方”。在这决定胜负的飞雪的朝鲜之夜，“战斗的号角又吹响，祖国的安危，悬于天秤。第一个胜利传遍世界，我们痛击着美骑师……”[3]诗人由此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品质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新中国诞生后，诗人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到钢铁基地和重工业城市采访，为沸腾的建设生活所鼓舞写下了：“我所攀登的山脉，在雨雪云雾笼罩下，……有斑斓的铜绿，红黄的铁锈，……钻机的声音还在轰轰响，铁路轨道已蜿蜒而来，山风传送着火车的吼叫。”（《我所攀登的山脉》）诗人正如一位探寻宝藏的勘探队员向人迹罕至的高峰攀登，把富饶的祖国展现给读者，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面貌。
徐迟在抗战后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似一部诗史，从诗歌中可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潮汐起落”，[3]体现了诗歌的心灵性情感性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2.以格律诗的形式来表达内心感受。
在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强烈呼声下，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改造受到了重视。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形成了各种形式来宣传抗战的热潮，出现了诗朗诵运动。而有节奏的、跳跃性的格律诗特别适合朗诵，和抗战时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氛是十分合拍的。
徐迟、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以格律诗的形式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和对现实的不满。郭沫若的《五一天安门之夜》：“来自/四十/几国的/嘉宾，一个个/都在/谈笑/风生，欣赏着/火药的/和平/利用，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这首诗一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三顿或四顿，格律很严密。同样，徐迟创作于一九四零年描写抗战：“经过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经过了/铁蹄/蹂躏的/敌后方，阳关下/熙攘的/腹地/城市，月关下/秀丽的/山河/和原野……”（《持久、冷静、坚强》）已能读出顿来，朗读起来很顺口，体会到诗人对侵略者的痛恨和深沉的爱国热忱及压抑不住的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眷恋与热爱。创作于一九四四年，写了湘桂大撤退时的重庆：“秋色/虽然象/开屏的/孔雀，山城/却成了/沉沦的/地狱。欺骗/织成了/天罗/地网，到处是/贪污的/虎豹/豺狼。上将/挂满了/叛国的/勋章，纯良的/少女/也在/经商，一片/鞭声，一片/哀哭声，回响/在我/咒诅的/山城……”（《山城的咒诅》此诗歌四行一节，每行四顿，两行一韵（但“孔雀”和“地狱”是不成韵的）。 徐迟认为：“我们应该提倡诗歌的格律，古典诗词和民歌都有格律，新诗也可以有。”[2]诗人提出格律诗应该四行一节；每行三顿或四顿，或者有些变化，三顿四顿相间；一二四行押脚韵，或两行一韵，或两行间韵，短诗一韵到底。诗是热情的产物，是热情之花。而格律诗适合于朗诵，也有利于表达内心独特的情感。从格律诗中感受得到徐迟拥有古今中外诗人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状态——热情。
3.唱着颂歌，使诗歌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载体。
当五星红旗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历史的新开端，新时代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着社会生活，也改造着文学。诗，像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且形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特有的艺术规范。
活跃于中国现代的徐迟等诗人们已经深刻地体验了黑暗，当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已经站起来了”时，诗人便合着时代情绪的波涛一起，唱起了“我要祝贺一个人。祝贺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我自己：新中国人。”（《我要祝贺一个人》）“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开端，又一个春天降临祖国河川，谁能不感到这气息温暖，谁能不感到这春天的欢乐？”（《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开端》）的颂歌，从各个方面汇集到五星红旗下的诗人们（郭沫若、艾青等）齐声唱起了献给新中国的颂歌。随着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国诗人的政治意识一步步强化，个人的独特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声音“解放后的北京全是新事物：……毛泽东宣布了人民民主专政，惊雷为新中国催生”（徐迟的《春天来了》）、“人民领袖站立在城楼，他魁梧、慈祥而含笑……”（徐迟的《在明亮的阳关下》）、“新的工厂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工厂建成了，欢呼着第一根无缝钢管……”（徐迟的《新的工厂建成了》）如何与时代的共性及政治的要求相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诗歌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写诗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为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成为人们对于诗歌共同的理解和追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新的时代，歌颂带来新的时代的革命，成为当时诗歌的重要主题。”[4]“共和国初期的颂歌浪潮既源于新中国诞生所唤起的时代情绪，又源于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时代情绪和政治要求共同造就了这一诗歌现象。”[4]
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共性。诗人的诗歌在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同时奉献着鲜丽的花朵，甘美的果实，茂密的森林和纯洁的灵魂。
二、审美个性
徐迟的诗歌创作转型固然是和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然而，诗人前后期截然不同的诗歌路向之间还是有着内在的扭结和线索，有着属于徐迟个人一以贯之的审美个性。
1.“幻想”是诗人诗歌的核心元素。
徐迟早期受冰心、戴望舒等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及同时期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以感觉、情思作为表现中心，善于捕“风”捉“影”，情感充沛，色彩丰富，意象新奇，想象跳跃。“总体上看，徐迟的诗歌风格比较明丽、轻快，无论是早期生命的情歌恋歌，还是后期时代的战歌颂歌，都离不开幻想这个核心元素。”[1]诗人毫不讳言自己对幻想的热忱和痴迷：“我只赞颂了幻想！还是只赞颂幻想的。幻想是如此之遥远而又是如此之接近的。”（《明丽之歌﹒自拔》）在徐迟这里，“诗就是一片幻想的天空，是现实世界中受压抑的生命冲动的自由释放。”[1]徐迟主要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集《二十岁人》和《明丽之歌》就带有诗人的出生之地江南水乡的幻梦色彩，充满了生命的幻想和热情。
徐迟的诗歌创作转型之后，江南的诗性文化空间还是诗人幻想的发源地。当徐迟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被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和梦想所代替后，自觉地把诗歌作为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这一时期的诗歌融入了土地、人民和国家的元素，那是诗人对新中国充满了美好的幻想。诗人用其独特的思维把幻想与真理相联系。诗人说：“真理，不是别的；真理，就是幻想。当一个人在梦幻，他是在梦幻中寻找什么的。他寻找的就是真理。”诗人认为世上很多人都有过梦幻，而梦幻都达到了相对的真理，如：哥伦布的梦幻，果真发现一个新大陆；肯尼迪的梦幻，把人送上月球又请回来；爱因斯坦的梦幻，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光电子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
徐迟首先是个诗人，一个追求真实的诗人，一生忠贞的诗人，是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诗人。
2.唯美主义的艺术倾向。
徐迟的诗歌诗意盎然，结构精巧。他总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唯美主义的艺术境界。
徐迟怀着对江南原野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温馨的眷恋之情，写下了美丽的《江南》诗篇：“火车在雨下飞奔，车窗上都是水珠，模糊了窗外景色。”透过雨水迷蒙的车窗，诗人遥想春雨时节江南原野上如画的美景，虚实结合，别有一番意境美。诗人独具匠心地选取了火车车窗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去感受醉人的江南，觉得火车车窗是“最好的画框”，想象着画框里呈现的春雨江南是“世界上最好的画”。这不仅使这首诗获得了容万里之景于尺幅之内的艺术效果，而且为读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触发点。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开得如火如荼，与天相接，为大地点缀出生命的活力。还有葱绿的麦田和灿烂的紫云英轮番装扮江南的原野，使它显得美丽而不单调。“透过最好的画框，江南旋转着身子，让我们从后影看到前身”，诗人由想象回到实景，用拟人的手法将江南的美姿定格在了画中。
1956年，徐迟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地上漫游。魂牵梦萦的云南，美丽迷人的云南，四季如春的云南，使他欲罢不能，留下了一本诗集《美丽、神奇、丰富》。云南因彩云而得名，诗人在《云赞》中写道：“花固然好，云却也一样，花开得像云，云却美得像花。这儿，云既多得像走进花房，又像名贵花朵的美丽夺目。”他借花来细腻地描写出天空云彩的绚烂多姿，如绽放的花朵般惹人怜爱，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深蓝色背景的美丽云彩画，色彩丰富，想象跳跃。诗人还将云比作“多么像雪，多么像高高的连绵的雪山。太阳像射上了雪一样耀眼，云是太阳最喜欢的娱乐场。”最后又呼吁读者与之共赴云里承受光明，可见诗人自由鲜活的想象酿就了其斑斓色彩的诗歌。 诗人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仍保留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意。其诗歌善于虚实结合、情景交融，追求意象的内涵、感觉的活跃，因而带给读者的是意外的惊喜和无穷的向往，从中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美的享受。
3.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
徐迟出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至上海、香港、桂林、重庆，或为记者、或任翻译，始终积极追随共产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政治思想和文学风格有很大改变，诗人在诗歌中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融合在一起。
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欢乐与希望弥漫整个山城。向往共产党、倾心毛泽东的徐迟心情格外激动。8月28日，他抑制不住亢奋的心情，漏夜挥笔，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赞颂毛泽东的诗歌《毛泽东颂》：“毛泽东，毛泽东，我一生的光荣，是能够给你颂扬，金鸡样高亢嘹亮。你的名声霹雳样，惊骇法西斯鬼魂。你的名声江河样，奔流南北城市乡村。……我们歌唱你，毛泽东，是冰天雪地里歌唱春季。……你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从艺术角度来看，这首即兴之作显然没有写出徐迟的水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里，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徐迟第一个采用诗歌的形式公开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写出了大众的心声和人民的愿望，因此在山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的精神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他的风格绝不能与平庸、庸俗相容。
徐迟在抗战直至“文革”前的诗歌与同期其他诗人同类诗歌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风格。我爱他的诗，也爱在时代的合唱中把握自己的诗人——徐迟。
参考文献：
[1]张立新.诗人徐迟：从生命的幻想到现实的梦想.名作欣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11）.
[2]王凤伯，孙露茜编.徐迟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2.
[3]徐迟.徐迟文集（卷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8.
[4]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4.
[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5.
本论文为湖州师范学院2012年度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重点项目成果，指导老师：杜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