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变民族命运和改造中国民众的身体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胡宜博士的《送医下乡》一书，就以送医下乡为题来探讨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
　　疾病与救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将其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却要以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现代中国为典型。诚如作者所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然疫病时有发生，但基本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灾害救治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爆发的疫病就因与殖民者间的纠葛不断被“政治化”，即所谓“疾病政治”。简言之，疾病救治不再局限于民众的强身健体，而在更大程度上延伸到国家民族的政治抗争。
　　鸦片战争后中国“疾病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其政治隐喻的对象（西方列强）并非简单的抗争，也伴随着学步其后。而在学习过程中，中国逐渐实现了自身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其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复杂缠绕。本书所着力揭示的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应放置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的民族国家转型中理解。
　　作者所述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送医下乡实现的。国家政权把医疗送到了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乡村中国，把民族国家的权力意志带到了乡村社会。于是，在救治民众身体的同时也在逐渐实现对他们生活和思想世界的规训。送医下乡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医人”与“医国”的重要途径，更为中、西医这两种可以作为表征文明形态的医疗模式提供了斗争场域，也展示现代中国转型中的困境与努力。
　　在现代中国，西医的成果很长时间内局限在城市社会，广大基础社会始终呈现“缺医少药”的状态。西医未能完全肩负起“医人”“医国”的使命。1905年科举废除后，广大的农村社会渐渐沦为各种资源的单纯输出地，城乡二元社会秩序形成。而西方文明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影响多以间接方式显现，较城市无疑要迟缓得多。中国的基础社会长期游离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伴随的现代医学之外，这里依然是中医的天地。
　　近代以来，历次废除中医的言论多与西医推崇者相关，两者表面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然而吊诡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现实和现代西方医学的特质本身也给中医留下了继续存在的空间。
　　作者接着讨论了1949年之后的医疗政治。中共是一个有明确阶级自觉的政党，其所主导建立的新中国为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是新中国的标志性语汇，具有阶级性，同样具有甄别与区分的意涵。“人民”话语赋予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以“国家基础”的地位，这必然在医疗政治中有所体现。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确定为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工农兵的绝对主导地位决定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基本方向与路径选择，也影响到了中、西医间的关系。中医在“面向工农兵”的政治要求下最终获得正式的法律庇护和生存发展空间。此后，中医主管部门卫生部中医司、学术团体中医学术委员会、中医院校等在政府力量的介入下相继成立。1978年，保护中医的内容被写入宪法。
　　“送医下乡”是一条至今依然延续的医疗政治之路，它不仅见证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竞争，也展示了国家命运的变迁。1949年以后，近代以来疾病政治的逻辑仍在继续，建国后所开展的消灭血吸虫、疟疾、天花、瘟疫、“四害”、禁毒、取消娼妓，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延续——且在更大程度上表达了与过去告别的决绝。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中国在经济上站起来的步伐，逐利性经济成为最大的现实政治。先前“面向工农兵”导向下的赤脚医生、巡回医疗、城市医生下放等逐渐式微，国家政权的力量不经意间淡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也实现了作者所谓的从“仁术”到“掘金术”之转变。于是，一部分人在先富起来的同时，他们的疾病也随之先好了起来。市场化医疗成本高昂让广大农村社会无力承担，尽管国家力量被迫复归重建农村医疗制度，但业已卷入市场、加速流动的基层民众使这一切变得复杂而艰难。
　　百余年的现代中国疾病政治中，“病人”经历了子民、国民、人民再到公民的身份变迁，政权也由皇清而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不同政权在疾病政治中整合民众的用心相似，其成效却高下有别。原因无他，对于整合者和被整合者而言，权利和义务本为一体，在得不到救治的身体面前，再庄严的疾病政治隐喻都是会被现实解构的神话。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胡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