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编辑是谁？他发现和扶植了那个最有名的作家？他的编辑风格是怎样的？文学园地出现了崭新的奇葩，这和他的辛勤劳动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读完董鼎山先生，刊在《读书》八○年第五期“纽约通讯”《编辑与作家之间》以后，首先想到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的很多编辑，就经验而论，大概决不亚于通讯中提到的那些外国编辑。但由于没人提到，我们知道得很不够。相反，十年动乱时期，编辑们过的日子很苦，他们必须用“政治标准”去衡量一切。结果，在那些“标准”后面，充满了“瞒”和“骗”，文艺成了维持某些人特权和宝座的手段。作家们受到压力，回避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不敢进行艺术探索，只能为阿Q的秃疮脑袋上添置花环。即使今天，这种思想方法仍窒息着某些人，还不能说已完全绝迹。
　　前几天，遇到一位作家，他很苦恼。因为个别编辑读不懂他的东西，却又要他砍掉这儿，删掉那儿。他们总问他：“你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的主题是什么？”他说，逢到这时候，他非常尴尬。我们谈到，要作者把一个作品的所有问题、细节都事先想清楚，未免有些外行。且不谈作家创作个性和风格，单就创作规律而言，有些作家创作时，自己并不十分明白自己要说明什么。中外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卡夫卡，对自己的东西就“模糊不清”，他的《判决》是五小时内一气呵成的，但过了将近五个月，他才清楚它的意思。从我们看出，这里文艺创作是一种很复杂的活动，不能用“懂”、“不懂”，或在没理解作品时，劝作者写得“通俗”一点。
　　作家创作往往象春蚕吐丝一样，因之，霍浦金斯才象“护理孕妇的医生”，对作家的创作欲念，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和照料。董鼎山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说：“一个出色的编辑，将作家的初稿熟读之后提出意见，务求在内容、风格、情节三方面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玛丽安·伍德“会详细分析这个、那个角色的刻划为何不够深刻；或这一段、那一段的情节为何不合理；或是这里不够紧张，那里有些重复”。“她着重指出作者的错误”。……
　　而我们有些编辑，往往从艺术上分析作品不够全面，于是就出现了笑话。例如，北京某刊物登出一篇某著名作家反映土改的小说。作者描写地主对抗土改，半夜杀鸡，借以表现地主的垂死挣扎。显然，这在描写中却犯了绝大的错误：他描写一只大公鸡如何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到鸡血，又如何在黑暗里认准了老地主的眼睛，拚命地啄。最后地主的老婆、儿子、女儿、女婿，都跑来捉鸡，可这只鸡竟能看到他们从那边扑来，处处都飞离了他们。最后它飞出房间，飞上房顶，黑夜里逃跑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鸡在夜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而在这篇里，却违背了生活真实去大加描写。这样的错误，编辑竟然没看出来！还在小说前边加个“编者按”，大大吹嘘一通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这样的例子在过去的刊物里是不少见的。
　　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尤其对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去理解。千万不能只去理解我们早已习惯理解的那些，走我们一直走的老路。这样就没发展了。有人说，“读不懂， 就不读”。我不赞成。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不断通过学习，把不懂的东西搞懂，把不会的东西学会，并在多方面的探索中比较、尝试、优选，才能突破，才能前进。
　　我们要加倍努力学习。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就是一股新鲜空气。它能启发我们思考很多东西。文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就今天的中国文学而言，还不能说已经赶上和超过世界文坛的先进水平。很多干扰文学的因素，还阻碍着世界上更多的人喜爱读我们作家们写的东西。这些因素是什么？症结在那里？期望我们的编辑和作家共同探讨，使我国文学事业，在这种难逢的大好时光里，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