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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体制或将迎来新一轮变革。此前的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在这次国家整体性的科技体制变革中，作为积累了大量科技资源和进行了多年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经验的国家级高新区，其过往的探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提供借鉴，很值得关注。
而且，对于高新区尤其是国家级高新区自身发展而言，新的时期下，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要求高新区做出具体应对，重新思考国家高新区的未来将向何处去。
具体到西安高新区，作为1991年3月经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区，21年来，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迅猛，综合指标位于全国80多家国家级高新区前列，科技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是位居全国高新区最前列。这使得对西安高新区的考察具有很明显的样本价值。
在此背景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红专，话题涉及高新区的未来、统筹科技资源等。
高新区将向何处去？
“未来十年西安高新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示范引领作用”
《21世纪》：这几年西安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成都高新区上升势头非常快，西安高新区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认为首先是人力资源优势。我们关心的是在西安高新区，科技、人才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将为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提供什么借鉴？
赵红专：我非常赞同你们的观点。西安最大的优势的确是人才优势，这些科研人才都需要有发展平台，中兴和华为每年招收几千名大学毕业生，这就是接纳吸引西安人才最好的载体。华为之所以走向世界，靠的就是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动力从哪里来，这与其将西安作为重要的研发点是分不开的。
西安的大学生毕业后稳定性好、流动性低、素质高，这种能量释放出来之后让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也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自身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还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
在西安高新区有1.6万家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中有些创新能力很强。在我们看来，西安高新区如果有两三万家初创型企业，那就形成了创新基地，而这背后依托的就是西安众多大专院校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
我曾经在高新区工作过8年，中间去了西安贸促会和国家级航天基地工作，回到高新区之后，感觉这里的基础还是比较好。但是“火炬计划”已经实行20多年了，下一步高新区要往何处去，高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示范引领作用，包括高新区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都需要认真审视。从全国看，80多家国家级高新区，在过去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各个城市都发挥了作用。西部的高新区，在示范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和带动城市国际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未来高新区要探索新的路子。
去年，在西安高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提出西安高新区新起点、新征程、新跨越，未来十年西安高新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示范引领作用。
高新区应引领企业创新
“西安市在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的战略背景下做了一个科技大市场”
《21世纪》：西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很多，他们自己的创业热情怎样？
赵红专：客观地讲，这几年稍有弱化的趋势。我认为这与社会环境有关，之所以创业热情不高，和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比较求稳，相对缺乏承担压力的精神。另外就是社会氛围问题，缺乏创业的引导环境。 《21世纪》：除了高校资源，西安另一个广受关注的科技资源就是军工技术资源，西安虽有丰富的军工资源，但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些资源在推动地方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明显优势。
赵红专：这是体制问题，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我国现在的创新主体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兴、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比重还较低。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有一些弊端，不利于科技创新，而高新区的环境、体制有利于促进更多的企业进行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21世纪》：这也是我们特别想问的，在整个国家创新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园区比如西安高新区能否在次区域范围内，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
赵红专：中央这次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实也是看到我国科技创新在体制上面临的问题，西安高新区与全国的高新区应该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伴随着中央决定的出台，应该加强高新区在引领企业创新、统筹科技资源方面的作用。
现在大学、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存在条块分割，统筹这些科技资源地方政府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当然，西安市在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的战略背景下做了一个科技大市场，试图利用市场的平台来释放一部分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和国有研究院所的科研潜能，比如通过技术平台、仪器设备、科技文献、专家人才等资源的共享，实现科技资源的开放整合与高效利用等。
《21世纪》：这在体制上具备足够的开放性吗？
赵红专：现在有一部分可以，大学的积极性很高。但总体而言，这件事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还是很难，所以，国家可以考虑提高国家级高新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能力，可以搞一些功能示范区。
再造高新区
“这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考评体制，使得我们干部员工"人人肩上有担子"”
《21世纪》：高新区想用这个平台进行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创新体制改革的探索，但是高新区本身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创新的欲望已经不强烈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让它重新焕发活力？
赵红专：我曾经听到一些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说过高新区这样那样的问题，重新回到高新区工作之后，也感觉到在少数干部身上原来倡导的效率优先没有真正落实，存在一些扯皮、推诿的现象。
基于此，目前我们西安高新区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第一，干部职工要进行轮岗交流，从去年开始，我们实行分批分期对中层和员工进行轮岗交流，每个人到一个新岗位就要学习。
第二，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向在建企业派驻项目代表，就像军代表一样，解决大项目建设初期及过程中需要的政府支持。
第三，下半年进行流程再造优化，初步想引进国际知名公司的管理方法，不断增强每一个人的创新活力和创造热情。
第四，进行培训，先从处级干部开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培训，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再和实际工作结合，这是系统的培训。
《21世纪》：我们看到前不久，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班子调整力度很大。但我们认为关键还是中层干部的执行力，很多地方政府中层干部的执行力不够。
赵红专：西安高新区干部管理实行“聘任制”、“合同制”，和国家公务员管理体制不一样。高新区干部聘任时限只有三年，其间每年还要进行综合考评，如果连续两年综合考评处于后10%，正处干部就要调整为副处，副处就要调整为员工，员工则要考虑解聘的事。这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考评体制，使得我们干部员工“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尤其是中层干部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 “想事、干事、干成事”的创新动力和强大的执行力，从而有利于我们打造一支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团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这次国家整体性的科技体制变革中，作为积累了大量科技资源和进行了多年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经验的国家级高新区，其过往的探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提供借鉴，很值得关注。
而且，对于高新区尤其是国家级高新区自身发展而言，新的时期下，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要求高新区做出具体应对，重新思考国家高新区的未来将向何处去。
具体到西安高新区，作为1991年3月经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区，21年来，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迅猛，综合指标位于全国80多家国家级高新区前列，科技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是位居全国高新区最前列。这使得对西安高新区的考察具有很明显的样本价值。
在此背景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红专，话题涉及高新区的未来、统筹科技资源等。
高新区将向何处去？
“未来十年西安高新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示范引领作用”
《21世纪》：这几年西安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成都高新区上升势头非常快，西安高新区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认为首先是人力资源优势。我们关心的是在西安高新区，科技、人才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将为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提供什么借鉴？
赵红专：我非常赞同你们的观点。西安最大的优势的确是人才优势，这些科研人才都需要有发展平台，中兴和华为每年招收几千名大学毕业生，这就是接纳吸引西安人才最好的载体。华为之所以走向世界，靠的就是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动力从哪里来，这与其将西安作为重要的研发点是分不开的。
西安的大学生毕业后稳定性好、流动性低、素质高，这种能量释放出来之后让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也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自身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还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
在西安高新区有1.6万家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中有些创新能力很强。在我们看来，西安高新区如果有两三万家初创型企业，那就形成了创新基地，而这背后依托的就是西安众多大专院校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
我曾经在高新区工作过8年，中间去了西安贸促会和国家级航天基地工作，回到高新区之后，感觉这里的基础还是比较好。但是“火炬计划”已经实行20多年了，下一步高新区要往何处去，高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示范引领作用，包括高新区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都需要认真审视。从全国看，80多家国家级高新区，在过去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各个城市都发挥了作用。西部的高新区，在示范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和带动城市国际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未来高新区要探索新的路子。
去年，在西安高新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提出西安高新区新起点、新征程、新跨越，未来十年西安高新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示范引领作用。
高新区应引领企业创新
“西安市在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的战略背景下做了一个科技大市场”
《21世纪》：西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很多，他们自己的创业热情怎样？
赵红专：客观地讲，这几年稍有弱化的趋势。我认为这与社会环境有关，之所以创业热情不高，和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比较求稳，相对缺乏承担压力的精神。另外就是社会氛围问题，缺乏创业的引导环境。 《21世纪》：除了高校资源，西安另一个广受关注的科技资源就是军工技术资源，西安虽有丰富的军工资源，但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些资源在推动地方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明显优势。
赵红专：这是体制问题，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我国现在的创新主体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兴、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比重还较低。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有一些弊端，不利于科技创新，而高新区的环境、体制有利于促进更多的企业进行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21世纪》：这也是我们特别想问的，在整个国家创新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园区比如西安高新区能否在次区域范围内，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
赵红专：中央这次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实也是看到我国科技创新在体制上面临的问题，西安高新区与全国的高新区应该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伴随着中央决定的出台，应该加强高新区在引领企业创新、统筹科技资源方面的作用。
现在大学、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存在条块分割，统筹这些科技资源地方政府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当然，西安市在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的战略背景下做了一个科技大市场，试图利用市场的平台来释放一部分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和国有研究院所的科研潜能，比如通过技术平台、仪器设备、科技文献、专家人才等资源的共享，实现科技资源的开放整合与高效利用等。
《21世纪》：这在体制上具备足够的开放性吗？
赵红专：现在有一部分可以，大学的积极性很高。但总体而言，这件事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还是很难，所以，国家可以考虑提高国家级高新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能力，可以搞一些功能示范区。
再造高新区
“这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考评体制，使得我们干部员工"人人肩上有担子"”
《21世纪》：高新区想用这个平台进行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创新体制改革的探索，但是高新区本身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创新的欲望已经不强烈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让它重新焕发活力？
赵红专：我曾经听到一些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说过高新区这样那样的问题，重新回到高新区工作之后，也感觉到在少数干部身上原来倡导的效率优先没有真正落实，存在一些扯皮、推诿的现象。
基于此，目前我们西安高新区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第一，干部职工要进行轮岗交流，从去年开始，我们实行分批分期对中层和员工进行轮岗交流，每个人到一个新岗位就要学习。
第二，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向在建企业派驻项目代表，就像军代表一样，解决大项目建设初期及过程中需要的政府支持。
第三，下半年进行流程再造优化，初步想引进国际知名公司的管理方法，不断增强每一个人的创新活力和创造热情。
第四，进行培训，先从处级干部开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培训，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再和实际工作结合，这是系统的培训。
《21世纪》：我们看到前不久，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班子调整力度很大。但我们认为关键还是中层干部的执行力，很多地方政府中层干部的执行力不够。
赵红专：西安高新区干部管理实行“聘任制”、“合同制”，和国家公务员管理体制不一样。高新区干部聘任时限只有三年，其间每年还要进行综合考评，如果连续两年综合考评处于后10%，正处干部就要调整为副处，副处就要调整为员工，员工则要考虑解聘的事。这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考评体制，使得我们干部员工“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尤其是中层干部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 “想事、干事、干成事”的创新动力和强大的执行力，从而有利于我们打造一支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团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