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格非最早以“先锋”姿态初出茅庐，他的写作一直被冠以“先锋小说”的标记，早期的先锋小说蓄意营造“叙事迷宫”以达到先锋的特征。90年代先锋小说家纷纷转型，格非也未能逃脱这个既定的宿命。在表述当下现实和古典靠近的两条路中，格非选择了二者交融，又有“先锋小说”的残留。《江南三部曲》即是明证。以古为喻，描写了几代人的跌宕沉浮，显示了格氏的大气磅礴。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转型
格非于2004年陆续发表新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合称《江南三部曲》），并凭借这三部作品问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格非在九十年代究竟是随着先锋作家群们胜利大逃亡还是继续坚守写作初衷，在《江南三部曲》中已经寻找到了答案。格非用他穿透历史迷雾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江南三部曲》所营造的乌托邦寓言。
与古典小说相遇的“新先锋”
博尔赫斯在《布洛迪的报告》中提供了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开放性结构，即空缺的小说结构，开头缺失，结局的不可达，结尾缺失，多重结尾。先锋作家们早年师法拉美魔幻主义派，这种创作结构在格非早年著作《褐色鸟群》、《迷舟》以及其他先锋作家们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还是保存了对于这种形式的迷恋。这在《江南三部曲》中主要见于对于事情起因发展的来龙去脉交代不详，叙事的有意遮掩给了文本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考虑详尽的写作策略，同时也有意无意增加了文本的多样性。
《江南三部曲》以线性叙事为主，讲述了家族三代人追寻、建构乌托邦的历程和轨迹，时间在作品中并没有出现断裂。但因果链的空缺与进程的空缺却在第一部《人面桃花》中较为明显。这也显示此时的格非并未完全摆脱旧日的书写痕迹。开头写道“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从此为全书埋下了伏笔，由此开启了三代人的“桃源梦”：父亲出走之谜、父亲的不寻常的举动、父亲建构桃花源的梦想。父亲的出走众说纷纭；“父亲是否因《桃源图》发疯？父亲去了哪里？”父亲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意外出走，这一因果链的空缺成为萦绕在众人心中的谜团。同时，笔墨之间又提到了“现在的问题是，父亲下楼来了”。在陆秀米回国之后于阁楼之上呆了一段时日，又有同样的描写，引发了对于“楼上”的探究。阁楼承载了陆侃对于桃源梦的追寻，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的构想、陆秀米的革命蓝图的规划。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将三人的精神轨迹汇聚于阁楼这一个精神场所。“这些’空缺’作为某种反历史的书写方式，作为抗拒文本的统一的和深度的意义构成的装置，它产生的结果却颠覆了产生它的动机。在这里，由叙述作用产生的’空缺’——一种非符号化的意指作用，却转化为含义复杂的’象征代码’，它具有了多重的意指作用。①三人对于乌托邦的构建均来源于此，“下楼来了”前因不搭后果的神来一笔，表达的是三人的乌托邦梦想由构思到实施的过程。而“阁楼”作为高蹈之物，又象征着三人梦想难以企及，不可实现。
格非对于悬念的运用出神入化，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人面桃花》开头和结尾部分显示了他非凡的能力，他潜心吸取《红楼梦》等中国优秀古典小说的技法中，同时又将西方小说的蒙太奇技法巧妙结合。以秀米的血缘父亲陆侃的出走为引，中间穿插了龙守备欲向陆家巧取抢夺传说中的“凤凰冰花”神物，却突然掠过不提，实为下文设悬，小说结尾，濒临死亡的陆秀米通过这一神物，看到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父亲和一出生便不知所踪的儿子谭功达，祖孙三代通过非现实的方式团圆，为本部书做结，也为下一部书布局，“江南三部曲”之二《山河如梦》即由此开篇。但这已与格非的早期创作不同，前期小说意在营造一种叙事迷宫的形式感，其中带着一种展示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的自足。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的叙事意在指向一种出路，精妙的叙事织成了一张节点繁多的大网，此时的格非告别了之前的展示技巧的角色，将他笔下的诸多人物网罗在故事网中，彼此的行动、人物关系互相影响、彼此牵制。格非曾说：“世界本身就是无限丰富的，是断裂而无序的，是非因果性的，它的意义尚未被穷尽。”②这样的写观念可谓贯穿格非整个写作生涯，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江南三部曲”所呈现的某些先锋特征了。格非并非特意钟情某种写作手法，而是忠实一以贯之的对于世界的体认。
圆形叙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了布恩蒂亚家族七代的故事和他们生活的马贡多小镇从开辟、发展、繁荣到衰亡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圆形叙述框架。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中直言道：“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恋”。 但是格非的圆形叙事在师法他的欧美前辈的同时又有所不同。格非的圆形叙事更多的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宿命论”影响，小说并非是大团圆结局，人物甫一出场，清零的气氛就预示了人物的悲剧结局。陆秀米之子谭功达重回母亲的故地普济便心生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此外，小说叙事在空间上也呈现一种圆形结构。姚佩佩受辱之后愤而杀人，奔波逃亡竟然发现她的逃亡线路竟是一个圆圈，冥冥之中，她看到了“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怪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佛教偈语曰：“缘起缘灭，自有定数。”这种缘法也表现在格非的叙述中。这样也符合佛教的“轮回说”、“循环说”。格非在从现代主义撤离的道路上，汲取了大量古典的传统写法。透过虚幻看结局，类似手法本就借自《红楼梦》“宝玉游太虚幻境”，张清华就认为格非“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几近中断的’中国故事’——从观念、结构、写法、语言乃至美感神韵上，在很多微妙的方方面面。在他的手上，一种久远的气脉正在悄然恢复”。③
无尽的虚空：“乌托邦”的寓言
格非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得相对比较狠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提供现实生活那么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个喘息休息的作用。所以，在一个正常时代里，包括小说里考虑的比如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或者是50年代甚至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个脉络，从历史的延续过程中我能看到，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中的知识分子想要探寻的是大制度层面上的国家乌托邦，第二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等人要创造的是既有制度下的社会乌托邦，末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庞家玉等人面对不可逆转的潮流，开始了个人乌托邦的追逐。小说的写作意旨还是在解救个人，庞家玉的演变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在社会浪潮中，面对着变与不变的艰难抉择，凸显了人性的弱点。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与世隔绝，没有战争和侵扰。在这里，陆秀米父亲所构想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世界”。可在和谐背后暗藏的却是花家舍当家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心的阴暗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部《山河入梦》中，花家舍是一个拥有先进制度的人民公社，人无恒产，所得均分。在一切物质满足的条件下却是检举之风大行其道，看似宁静的乌托邦的世界实则波涛暗涌。《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则退变成了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之地。格非用三部长篇，讲述晚清至二十一世纪长达百年几代知识分子为建构“乌托邦”所做的努力，目的就是要叙述“乌托邦”的不可靠性，其存在即幻灭，比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拯救人心。格非这种由大及小，由国家至个人的转变正说明了他的文字和思考逐步落脚社会现实。九十年代开始，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社会上的风气也日益浮躁，人人都沉浸在“唯物质”、“金钱至上”的怪圈中，道德滑坡，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当中，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无所适从，包括格非在内的先锋作家们意识到过去的想法或许是错误的：文学一味寄托于过去的描述和对虚拟的想象已经不适合目前的情境了。过去、未来、现在只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表达方式，而当下是如此得亟需表达。知识分子企图拯救社会，可又是最为需要自救的群体。格非在写作的同时又不小心偶得一本“知识分子的自白。”陈晓明认为，正是在“寓言式”的刻意书写里，“复古的共同记忆”进入我们年代的深处，在历史最后岁月的纪念碑上写下震撼人心的墓志铭，在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当代性”情境中，产生类似本雅明所说的“震惊”的美学效果。 格非将三部书命名为“江南三部曲”，“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它象征着人们对烟柳青青、水墨江南的“人间桃花源”的向往。作家通常是将人生之不可实现投诸文学，格非一方面希望构筑这样一个实体的“乌托邦”和“精神乌托邦”，另一方面又宣告了它的破灭。最后一部书名“春尽江南”大有人间芳菲飘尽的凋零之感，“乌托邦”轰然坍塌。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完书历时十余年，在不断的思考与阅历中将人事巨变、世态沧桑揉为一味，化合西方现代主义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技法，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先锋大师的功力。在褒贬不一之后，用这部鸿篇著作说明了他写作转型的成功，不再是盲目地迷醉西方，而是从中国传统里吐纳吸收，结合中国现实，叙述“中国故事”。
注释：
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第86页。
②格非：《标记》[J]，《今日先锋》1994年第11期。
③张清华：《知识，稀有知识，知识分子与中国故事》，《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3]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转型
格非于2004年陆续发表新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合称《江南三部曲》），并凭借这三部作品问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格非在九十年代究竟是随着先锋作家群们胜利大逃亡还是继续坚守写作初衷，在《江南三部曲》中已经寻找到了答案。格非用他穿透历史迷雾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江南三部曲》所营造的乌托邦寓言。
与古典小说相遇的“新先锋”
博尔赫斯在《布洛迪的报告》中提供了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开放性结构，即空缺的小说结构，开头缺失，结局的不可达，结尾缺失，多重结尾。先锋作家们早年师法拉美魔幻主义派，这种创作结构在格非早年著作《褐色鸟群》、《迷舟》以及其他先锋作家们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还是保存了对于这种形式的迷恋。这在《江南三部曲》中主要见于对于事情起因发展的来龙去脉交代不详，叙事的有意遮掩给了文本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考虑详尽的写作策略，同时也有意无意增加了文本的多样性。
《江南三部曲》以线性叙事为主，讲述了家族三代人追寻、建构乌托邦的历程和轨迹，时间在作品中并没有出现断裂。但因果链的空缺与进程的空缺却在第一部《人面桃花》中较为明显。这也显示此时的格非并未完全摆脱旧日的书写痕迹。开头写道“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从此为全书埋下了伏笔，由此开启了三代人的“桃源梦”：父亲出走之谜、父亲的不寻常的举动、父亲建构桃花源的梦想。父亲的出走众说纷纭；“父亲是否因《桃源图》发疯？父亲去了哪里？”父亲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意外出走，这一因果链的空缺成为萦绕在众人心中的谜团。同时，笔墨之间又提到了“现在的问题是，父亲下楼来了”。在陆秀米回国之后于阁楼之上呆了一段时日，又有同样的描写，引发了对于“楼上”的探究。阁楼承载了陆侃对于桃源梦的追寻，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的构想、陆秀米的革命蓝图的规划。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将三人的精神轨迹汇聚于阁楼这一个精神场所。“这些’空缺’作为某种反历史的书写方式，作为抗拒文本的统一的和深度的意义构成的装置，它产生的结果却颠覆了产生它的动机。在这里，由叙述作用产生的’空缺’——一种非符号化的意指作用，却转化为含义复杂的’象征代码’，它具有了多重的意指作用。①三人对于乌托邦的构建均来源于此，“下楼来了”前因不搭后果的神来一笔，表达的是三人的乌托邦梦想由构思到实施的过程。而“阁楼”作为高蹈之物，又象征着三人梦想难以企及，不可实现。
格非对于悬念的运用出神入化，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人面桃花》开头和结尾部分显示了他非凡的能力，他潜心吸取《红楼梦》等中国优秀古典小说的技法中，同时又将西方小说的蒙太奇技法巧妙结合。以秀米的血缘父亲陆侃的出走为引，中间穿插了龙守备欲向陆家巧取抢夺传说中的“凤凰冰花”神物，却突然掠过不提，实为下文设悬，小说结尾，濒临死亡的陆秀米通过这一神物，看到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父亲和一出生便不知所踪的儿子谭功达，祖孙三代通过非现实的方式团圆，为本部书做结，也为下一部书布局，“江南三部曲”之二《山河如梦》即由此开篇。但这已与格非的早期创作不同，前期小说意在营造一种叙事迷宫的形式感，其中带着一种展示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的自足。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的叙事意在指向一种出路，精妙的叙事织成了一张节点繁多的大网，此时的格非告别了之前的展示技巧的角色，将他笔下的诸多人物网罗在故事网中，彼此的行动、人物关系互相影响、彼此牵制。格非曾说：“世界本身就是无限丰富的，是断裂而无序的，是非因果性的，它的意义尚未被穷尽。”②这样的写观念可谓贯穿格非整个写作生涯，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江南三部曲”所呈现的某些先锋特征了。格非并非特意钟情某种写作手法，而是忠实一以贯之的对于世界的体认。
圆形叙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了布恩蒂亚家族七代的故事和他们生活的马贡多小镇从开辟、发展、繁荣到衰亡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圆形叙述框架。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中直言道：“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恋”。 但是格非的圆形叙事在师法他的欧美前辈的同时又有所不同。格非的圆形叙事更多的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宿命论”影响，小说并非是大团圆结局，人物甫一出场，清零的气氛就预示了人物的悲剧结局。陆秀米之子谭功达重回母亲的故地普济便心生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此外，小说叙事在空间上也呈现一种圆形结构。姚佩佩受辱之后愤而杀人，奔波逃亡竟然发现她的逃亡线路竟是一个圆圈，冥冥之中，她看到了“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怪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佛教偈语曰：“缘起缘灭，自有定数。”这种缘法也表现在格非的叙述中。这样也符合佛教的“轮回说”、“循环说”。格非在从现代主义撤离的道路上，汲取了大量古典的传统写法。透过虚幻看结局，类似手法本就借自《红楼梦》“宝玉游太虚幻境”，张清华就认为格非“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几近中断的’中国故事’——从观念、结构、写法、语言乃至美感神韵上，在很多微妙的方方面面。在他的手上，一种久远的气脉正在悄然恢复”。③
无尽的虚空：“乌托邦”的寓言
格非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得相对比较狠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提供现实生活那么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个喘息休息的作用。所以，在一个正常时代里，包括小说里考虑的比如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或者是50年代甚至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个脉络，从历史的延续过程中我能看到，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中的知识分子想要探寻的是大制度层面上的国家乌托邦，第二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等人要创造的是既有制度下的社会乌托邦，末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庞家玉等人面对不可逆转的潮流，开始了个人乌托邦的追逐。小说的写作意旨还是在解救个人，庞家玉的演变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在社会浪潮中，面对着变与不变的艰难抉择，凸显了人性的弱点。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与世隔绝，没有战争和侵扰。在这里，陆秀米父亲所构想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世界”。可在和谐背后暗藏的却是花家舍当家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心的阴暗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部《山河入梦》中，花家舍是一个拥有先进制度的人民公社，人无恒产，所得均分。在一切物质满足的条件下却是检举之风大行其道，看似宁静的乌托邦的世界实则波涛暗涌。《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则退变成了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之地。格非用三部长篇，讲述晚清至二十一世纪长达百年几代知识分子为建构“乌托邦”所做的努力，目的就是要叙述“乌托邦”的不可靠性，其存在即幻灭，比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拯救人心。格非这种由大及小，由国家至个人的转变正说明了他的文字和思考逐步落脚社会现实。九十年代开始，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社会上的风气也日益浮躁，人人都沉浸在“唯物质”、“金钱至上”的怪圈中，道德滑坡，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当中，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无所适从，包括格非在内的先锋作家们意识到过去的想法或许是错误的：文学一味寄托于过去的描述和对虚拟的想象已经不适合目前的情境了。过去、未来、现在只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表达方式，而当下是如此得亟需表达。知识分子企图拯救社会，可又是最为需要自救的群体。格非在写作的同时又不小心偶得一本“知识分子的自白。”陈晓明认为，正是在“寓言式”的刻意书写里，“复古的共同记忆”进入我们年代的深处，在历史最后岁月的纪念碑上写下震撼人心的墓志铭，在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当代性”情境中，产生类似本雅明所说的“震惊”的美学效果。 格非将三部书命名为“江南三部曲”，“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它象征着人们对烟柳青青、水墨江南的“人间桃花源”的向往。作家通常是将人生之不可实现投诸文学，格非一方面希望构筑这样一个实体的“乌托邦”和“精神乌托邦”，另一方面又宣告了它的破灭。最后一部书名“春尽江南”大有人间芳菲飘尽的凋零之感，“乌托邦”轰然坍塌。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完书历时十余年，在不断的思考与阅历中将人事巨变、世态沧桑揉为一味，化合西方现代主义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技法，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先锋大师的功力。在褒贬不一之后，用这部鸿篇著作说明了他写作转型的成功，不再是盲目地迷醉西方，而是从中国传统里吐纳吸收，结合中国现实，叙述“中国故事”。
注释：
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第86页。
②格非：《标记》[J]，《今日先锋》1994年第11期。
③张清华：《知识，稀有知识，知识分子与中国故事》，《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3]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