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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分为文化批判类、文化改良型和文化保守型三大类型，通过文本细读，挖掘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感受作家创作的“本土化体验”。
关键词：农村题材小说；文化批判；文化改良；文化保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始终是文学表现时代生活的“圣地”和“宝库”，它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成为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1]。早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就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等农村题材小说的佳作；到了四十年代。沈从文创作的《边城》被誉为是“牧歌式散文化小说”，它尽管是一种湘西梦幻的构建，但它也“变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2]，可以看作是对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传承；五十年代，赵树理为“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3]而写作的农村题材小说《三里湾》却有不少走向民间的创作趋向。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积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面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
笔者认为，决定农村题材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性问题。农民性问题是在中国现代社会不断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农民性问题对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关于城乡差别、农民待遇等主题的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当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反映。八十年代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把目光投向到城乡差别，但遗憾的是，没有揭示城乡差别差别产生的缘由与本质——农民待遇问题。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这一主题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对这一主题的创作是不完整的。
如果不追究具体作家复杂多元的文化意识，仅依据普遍性，笔者认为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种，即：文化批判类；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4]。由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亦可相应分为三种类型，即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和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笔者将对这三种类型的农村题材小说进行剖析，挖掘作家创作中流露的思想倾向，感受作家创作的“本土化体验”[5]。
一、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站在作家理想的立场上，以文化批判的态度审视农村的现实社会，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劣根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中，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6]小说极具代表性。
高晓声是一位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对鲁迅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传统的继承，真实地再现了极左思潮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深刻分析了农民生活穷困的根源，解释了农民因此而形成的精神创伤。“陈奂生系列”小说作为高晓声的代表作，较好地将“反思”的主题与“改革”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思想。
陈奂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麻木地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小说中写到：“按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的椽子呢。”[7]我们且看，当他被欺时，他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本着一种趋同的心理，看看别人是不是和他一样被欺，只要是和他一样被欺，他就能得到很好的心理平衡；反之，他也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宁可退居幕后，用一种“酸葡萄”似的心理来“超脱”世事的纷争。在我们惊叹他的“麻木地自欺欺人”之余，细细想想，这似乎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等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上，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农民历来是沉默的羔羊，他们习惯作为“看客”，而不习惯作为“演员”，除非迫不得已。这样看来，陈奂生有忍受的想法实属再正常不过了。说的高尚点，可以称赞他拥有宽大的平常心；说的实在点，是他“麻木地自欺欺人”的思想使他在面对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抗争时退却。退得万分彻底！陈奂生的身上还体现了中国农民“强烈的虚荣心”。我们且看：“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8]在这一段中，高晓声对陈奂生的内心活动做了丰富而细腻的刻画。从思想意义上来说，这是高晓声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立足于时代的批判。“精神胜利法”主要来源于“强烈的虚荣心”，为了面子找路子，只好忘却现实，先骗骗自己，再骗骗别人，在通过对别人的行骗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孔乙己和阿Q是这样的人，陈奂生也是这样的人，不同的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有所差异，没有差别的地方便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虚荣心”。陈奂生还可以作为中国农民“奴性”，即“官意识”劣根性的典型代表。陈奂生认为“干部比爹娘还大”[9]，可以说他对官员的态度是极尽恭维的，在对官员的顶礼膜拜中基本上是丧失了自我。高晓声在这里延续了鲁迅对“奴性”的批判，将这种“奴性”归结为一种“管意识”，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揭示出从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转业的过程中潜在的社会意识，以含泪的微笑唤醒人们清楚地认识自身。
二、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寻找其深层的优秀内涵，以民族传统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融合来择取创作的思想根源，使民族文化与时代潮流偕同并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中，汪曾祺的《受戒》堪称名家佳作的代表。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是一位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经验为基础，且“纳外来于传统”[10]，创作风格自成一家的作家。在汪曾祺自己看来，他从民间意识的角度去寻找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带着恬淡自然、清新质朴的审美风格，展现了一代名家的艺术风采。小说的开头介绍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在一个叫“庵赵庄”的地方上的一个住着和尚的“荸荠庵”。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汪曾祺在这里虚构了一个住着和尚的庵，这是对传统佛学的悖逆。但是这种悖逆并不是彻底的颠覆，而只是概念的模糊转换，可以算是对传统佛学中的“庙”和“庵”的概念的文化改良，使得原本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的东西多了些人性的色彩。另外，小说中明子和英子的爱情显得纯真而率直，有着回归人性的意味。两人爱情关系的白热化是以英子的表白引发的，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女子是不能像英子那样直接对男子示爱的。在这点上，汪曾祺把他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融入了作品中，使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爱情显得纯真而率直，这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一种改良。小说还将佛家庄严的“受戒”仪式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民以食为天，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偏远乡村尤其是这样。因此，在“庵赵庄”这个相对贫瘠的地方，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是不存在的，生存才是人们的第一需求。这也是人性本质的写照。汪曾祺把“受戒”庄严和人们生存的需要联系起来，在一定的荒诞叙述中展现了人性中的需要矛盾。汪曾祺解决这种需求矛盾的办法不是彻底废除无所谓的无所谓无的信仰，也不是严肃地谴责对生存需求的追求，却是顺其自然、见怪不怪，让矛盾隐形地存在着。 三、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并且在作品中极力赞扬乡村文明、小农经济和乡土文化，处处流露出对古老文明的留恋和向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史铁生所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史铁生是一位对人生哲理孜孜以求、具有哲人气质的作家，他所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一片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气息和陕北农村生活气息的小说。小说对清平湾这个地方的环境和主人公“我”的喂牛生活作了个大致的交代。陕北的清平湾到处都是黄的色调，没有山，到处都是一片萧瑟的黄土。黄色恰恰是中国最古老而且最神圣的颜色，陕北的黄土高原虽然显得荒凉，但是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源地。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地描绘悠远的乡村文明，表达了对乡村文明的缅怀之情。小说还描绘了艰苦的乡村生活、落后的乡村经济和过着最低生活水准的农民们。然而正是这种落后的乡村经济放慢了农民们的生活节奏，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作者对这种乡村小农经济是持着一种感激之情的，对这种经济模式下的村民们的“人情味”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总之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8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由于社会生活巨大变迁，小说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击，同时经受了西方文学流派和观念涌入、影视媒体的挑战。
由于文化转型和经济发展使80年代后的农村小说异彩纷呈。80年代以来，关注离土现象的农村小说逐渐成为农村小说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现象。由于对现实缺乏整体把握，相当部分作家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感到了困惑甚至惶惑；他们面对现实时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反映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1][5]张学昕.《“圣地”的缅怀和“乡土”的重建——近年乡土小说创作的观察与思考》[N].载自《人民日报》，2002，8，18.
[2]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载自《花城》，1980（5）.
[3]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485页.
[4]李运抟.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N].载自《光明日报》，2002，4，3.
[6]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7.
[7][8][9]高晓声.高晓声小说精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44-61+63.
[10]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33.
关键词：农村题材小说；文化批判；文化改良；文化保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始终是文学表现时代生活的“圣地”和“宝库”，它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成为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1]。早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就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等农村题材小说的佳作；到了四十年代。沈从文创作的《边城》被誉为是“牧歌式散文化小说”，它尽管是一种湘西梦幻的构建，但它也“变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2]，可以看作是对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传承；五十年代，赵树理为“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3]而写作的农村题材小说《三里湾》却有不少走向民间的创作趋向。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积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面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
笔者认为，决定农村题材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性问题。农民性问题是在中国现代社会不断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农民性问题对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关于城乡差别、农民待遇等主题的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当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反映。八十年代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把目光投向到城乡差别，但遗憾的是，没有揭示城乡差别差别产生的缘由与本质——农民待遇问题。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这一主题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对这一主题的创作是不完整的。
如果不追究具体作家复杂多元的文化意识，仅依据普遍性，笔者认为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种，即：文化批判类；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4]。由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亦可相应分为三种类型，即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和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笔者将对这三种类型的农村题材小说进行剖析，挖掘作家创作中流露的思想倾向，感受作家创作的“本土化体验”[5]。
一、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站在作家理想的立场上，以文化批判的态度审视农村的现实社会，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劣根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型农村题材小说中，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6]小说极具代表性。
高晓声是一位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对鲁迅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传统的继承，真实地再现了极左思潮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深刻分析了农民生活穷困的根源，解释了农民因此而形成的精神创伤。“陈奂生系列”小说作为高晓声的代表作，较好地将“反思”的主题与“改革”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思想。
陈奂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麻木地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小说中写到：“按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的椽子呢。”[7]我们且看，当他被欺时，他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本着一种趋同的心理，看看别人是不是和他一样被欺，只要是和他一样被欺，他就能得到很好的心理平衡；反之，他也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宁可退居幕后，用一种“酸葡萄”似的心理来“超脱”世事的纷争。在我们惊叹他的“麻木地自欺欺人”之余，细细想想，这似乎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等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上，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农民历来是沉默的羔羊，他们习惯作为“看客”，而不习惯作为“演员”，除非迫不得已。这样看来，陈奂生有忍受的想法实属再正常不过了。说的高尚点，可以称赞他拥有宽大的平常心；说的实在点，是他“麻木地自欺欺人”的思想使他在面对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抗争时退却。退得万分彻底！陈奂生的身上还体现了中国农民“强烈的虚荣心”。我们且看：“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8]在这一段中，高晓声对陈奂生的内心活动做了丰富而细腻的刻画。从思想意义上来说，这是高晓声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立足于时代的批判。“精神胜利法”主要来源于“强烈的虚荣心”，为了面子找路子，只好忘却现实，先骗骗自己，再骗骗别人，在通过对别人的行骗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孔乙己和阿Q是这样的人，陈奂生也是这样的人，不同的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有所差异，没有差别的地方便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虚荣心”。陈奂生还可以作为中国农民“奴性”，即“官意识”劣根性的典型代表。陈奂生认为“干部比爹娘还大”[9]，可以说他对官员的态度是极尽恭维的，在对官员的顶礼膜拜中基本上是丧失了自我。高晓声在这里延续了鲁迅对“奴性”的批判，将这种“奴性”归结为一种“管意识”，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揭示出从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转业的过程中潜在的社会意识，以含泪的微笑唤醒人们清楚地认识自身。
二、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寻找其深层的优秀内涵，以民族传统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融合来择取创作的思想根源，使民族文化与时代潮流偕同并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改良型农村题材小说中，汪曾祺的《受戒》堪称名家佳作的代表。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是一位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经验为基础，且“纳外来于传统”[10]，创作风格自成一家的作家。在汪曾祺自己看来，他从民间意识的角度去寻找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带着恬淡自然、清新质朴的审美风格，展现了一代名家的艺术风采。小说的开头介绍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在一个叫“庵赵庄”的地方上的一个住着和尚的“荸荠庵”。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汪曾祺在这里虚构了一个住着和尚的庵，这是对传统佛学的悖逆。但是这种悖逆并不是彻底的颠覆，而只是概念的模糊转换，可以算是对传统佛学中的“庙”和“庵”的概念的文化改良，使得原本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的东西多了些人性的色彩。另外，小说中明子和英子的爱情显得纯真而率直，有着回归人性的意味。两人爱情关系的白热化是以英子的表白引发的，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女子是不能像英子那样直接对男子示爱的。在这点上，汪曾祺把他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融入了作品中，使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爱情显得纯真而率直，这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一种改良。小说还将佛家庄严的“受戒”仪式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民以食为天，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偏远乡村尤其是这样。因此，在“庵赵庄”这个相对贫瘠的地方，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是不存在的，生存才是人们的第一需求。这也是人性本质的写照。汪曾祺把“受戒”庄严和人们生存的需要联系起来，在一定的荒诞叙述中展现了人性中的需要矛盾。汪曾祺解决这种需求矛盾的办法不是彻底废除无所谓的无所谓无的信仰，也不是严肃地谴责对生存需求的追求，却是顺其自然、见怪不怪，让矛盾隐形地存在着。 三、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
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并且在作品中极力赞扬乡村文明、小农经济和乡土文化，处处流露出对古老文明的留恋和向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保守型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史铁生所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史铁生是一位对人生哲理孜孜以求、具有哲人气质的作家，他所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一片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气息和陕北农村生活气息的小说。小说对清平湾这个地方的环境和主人公“我”的喂牛生活作了个大致的交代。陕北的清平湾到处都是黄的色调，没有山，到处都是一片萧瑟的黄土。黄色恰恰是中国最古老而且最神圣的颜色，陕北的黄土高原虽然显得荒凉，但是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源地。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地描绘悠远的乡村文明，表达了对乡村文明的缅怀之情。小说还描绘了艰苦的乡村生活、落后的乡村经济和过着最低生活水准的农民们。然而正是这种落后的乡村经济放慢了农民们的生活节奏，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作者对这种乡村小农经济是持着一种感激之情的，对这种经济模式下的村民们的“人情味”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总之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8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由于社会生活巨大变迁，小说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击，同时经受了西方文学流派和观念涌入、影视媒体的挑战。
由于文化转型和经济发展使80年代后的农村小说异彩纷呈。80年代以来，关注离土现象的农村小说逐渐成为农村小说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现象。由于对现实缺乏整体把握，相当部分作家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感到了困惑甚至惶惑；他们面对现实时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反映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1][5]张学昕.《“圣地”的缅怀和“乡土”的重建——近年乡土小说创作的观察与思考》[N].载自《人民日报》，2002，8，18.
[2]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载自《花城》，1980（5）.
[3]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485页.
[4]李运抟.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N].载自《光明日报》，2002，4，3.
[6]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7.
[7][8][9]高晓声.高晓声小说精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44-61+63.
[10]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33.